著名的政治家——李斯

    中华李氏网 2012-5-10 10:13:16 李氏家族


   秦朝丞相,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协助秦始皇帝统一天下。秦统一之后,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秦始皇死后与赵高合谋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为赵高所忌,腰斩于市。

生平简介

  李斯(约前284年—前208年),姓李,名斯,字通古(其实应该是氏李名斯。先秦的男子称氏而不称姓,女子才称姓)。战国末年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 秦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司马迁著《史记》,设有《李斯列传》,是现今研究李斯事迹的主要史料来源。
  李斯早年为郡小吏,后从荀子学帝王之术,学成入秦。初被吕不韦任以为郎。后劝说秦王政灭诸侯、成帝业,被任为长史。秦王采纳其计谋,遣谋士持金玉游说关东六国,离间各国君臣,又任其为客卿。秦王政十年(前237年)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上《谏逐客书》阻止,被秦王所采纳,不久官为廷尉。在秦王政灭六国的事业中起了较大作用。秦统一天下后,与王绾、冯劫议定尊秦王政为皇帝,并制定有关的礼仪制度。被任为丞相。他建议拆除郡县城墙,销毁民间的兵器;反对分封制,坚持郡县制;又主张焚烧民间收藏的《诗》、《书》等百家语,禁止私学,以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还参与制定了法律,统一车轨、文字、度量衡制度。
  秦始皇死后,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后为赵高所忌,于秦二世二年(前208年)被腰斩于咸阳闹市,并夷三族。
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秦统一前,因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形成了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始皇一直期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划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当时,人们对小篆的结构不太熟悉,很难写得称心如意。李斯就和赵高、胡毋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县西南)人,年轻时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司马迁在《史记•李斯列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看到厕所里吃大便的老鼠,遇人或狗到厕所来,它们都赶快逃走;但在米仓看到的老鼠,一只只吃得又大又肥,悠哉游哉地在米堆中嬉戏交配,没有人或狗带来的威胁和惊恐。于是,他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他认为人无所谓能干不能干,聪明才智本来就差不多,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荀卿是当时著名的儒学大师,他是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学的,但是,他不像孟子那样墨守成规,而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出发,对孔子的儒学进行了发挥和改造,因而很适合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荀子的思想很接近法家的主张,也是研究如何治理国家的学问,即所谓的“帝王之术”。李斯学完之后,反复思考应该到哪个地方才能显露才干,得到荣华富贵呢?经过对各国情况的分析和比较,他认为楚王无所作为,其它各国也在走下坡路,决定到秦国去。
临行之前,荀卿问李斯为什么要到秦国去,李斯回答说:“干事业都有一个时机问题,现在各国都在争雄,这正是立功成名的好机会。秦国雄心勃勃,想奋力一统天下,到那里可以大干一场。人生在世,卑贱是最大的耻辱,穷困是莫大的悲哀。一个人总处于卑贱穷困的地位,那是会令人讥笑的。不爱名利,无所作为,并不是读书人的想法。所以,我要到秦国去。”李斯告别了老师,到秦国去实现自己的愿望了。

策灭六国 书谏逐客

  李斯到了秦国以后,很快就得到秦相吕不韦的器重,当上了秦国的小官,有了接近秦王的机会。一次,他对秦王说:“凡是干成事业的人,都必须要抓住时机。过去秦穆公时虽然很强,但未能完成统一大业,原因是时机还不成熟。自秦孝公以来,周天子彻底衰落下来,各诸侯国之间连年战争,秦国才乘机强大起来。现在秦国力量强大,大王贤德,消灭六国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那样容易,现在是完成帝业,统一天下的最好时机,千万不能错过。”
  李斯的见解是正确的,秦王还听取了他离间各国君臣之计“诸侯名士可以下财者(接受其贿赂),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秦王乃使良将随其后 ”对于六国,他还提出了“先灭韩,以恐他国”的吞并顺序。于是他得到了秦王的赏识,因而被提拔为长吏。李斯劝秦王派人持金玉去各国收买、贿赂,离间六国的君臣,果然也收到了效果,他又被封为客卿。
  正当秦王下决心统一六国的时候,韩国怕被秦国灭掉,派水工郑国到秦鼓动修建水渠,目的是想削弱秦国的人力和物力,牵制秦的东进。后来,郑国修渠的目的暴露了。这时,东方各国也纷纷派间谍来到秦国做宾客,群臣对外来的客卿议论很大,对秦王说:“各国来秦国的人,大抵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来秦国做破坏工作的,请大王下令驱逐一切来客。”秦王下了逐客令,李斯也在被逐之列。
  李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他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对秦国才做出了贡献。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会使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也没有强大之名。”
  李斯还说,秦王的珍珠、宝玉都不产于秦国,美女、好马、财宝也都是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是秦国有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李斯还在信中反问: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就要逐,看起来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是加强了各国的力量,却不利于秦国的统一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为历史名作。
  秦王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
  这时,即将被杀的郑国也向秦王进言:韩国让秦国大兴水利建设工程,当初的目的是消耗秦国实力,但水渠修成之后,对秦国也是有利的。尽管兴修水利,减轻了秦国对东方各国的压力,让韩国多存在几年,但修好渠却“为秦建万代之功”。秦王觉得郑国的话有道理,决定不杀郑国,让他继续领导修完水渠,这就是后来闻名于史的郑国渠,它对发展繁荣秦国的经济,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经过这一次反复,秦国仍旧坚持招揽和重用外来客卿的传统,这些外来的客卿在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取消逐客令不久,魏国大梁人尉缭也来到了秦国。当时的形势是,秦王已经除掉内部的反对派吕不韦等,大权进一步集中,积极向外扩张,东方各国都个个自危。尉缭向秦王建议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消灭东方各国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如果各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结果就很难说了。因此,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他们的联合,只用三十万金,就可以达到兼并各个诸侯国的目的。秦王采纳了尉缭的计谋,在同各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少次是用此策而取得胜利的。当然,秦国的反间计是以武力为后盾的,正如李斯所讲:“不肯者,利剑刺之”。
秦国坚持接纳、使用客卿的政策,对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迅速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如秦始皇时代的客卿就有:茅焦、尉缭、李斯等。李斯的《谏逐客书》,对秦网罗天下人才是有功绩的。

改革措施

废封建
  秦统一以后,丞相王绾首先提出全国地方太大,难以管理,要求像周代那样,封秦始皇诸子为王。秦始皇召开群臣会议讨论,群臣都赞同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封的子弟很多,后来一个个都疏远了,互相视为仇敌,经常发生战争,周天子也不能禁止。现在天下一统,应实行郡县,天下才得以安宁。秦始皇也认为,天下已经统一了,再立许多国,不利于统一,安宁也没有保障,所以支持李斯的意见。于是,他把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以下为县。郡县制比之分封制是一个进步,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这一整套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铲除了诸侯王国分裂割据的祸根,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所以,这一制度在秦以后的帝制社会里一直沿用了近两千年。
  源自高中历史教材:秦始皇确立的郡县制的内容中还包括设“道”。“道”是设置于少数名族聚居地的同级地方行政机构。
统一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接受丞相李斯“书同文字”的建议,命令全国禁用各诸侯国留下的古文字,一律以秦篆为统一书体。在此之前,中国的文字从新石器时代彩陶刻画文字的萌芽,经过商代的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成长到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战国时代由于群雄割据,“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因而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汉字形体产生了地域性的差异。原本只有一种写法的字,到了这时,往往齐秦有异,燕赵不同。因此,统一后的中国急需一种统一的官方文字。李斯便奉秦始皇之命制作这种标准字样,这便是小篆。而关于小篆的由来,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李斯等人在奉秦始皇之命制作标准字样时,“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而小篆的名称也是为了尊崇大篆而卑称其“小”的。紧接着,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李斯亲作《仓颉篇》七章,每四字为句,作为学习课本,供人临摹。不久,李斯又采用秦代一个叫程邈的小官吏创造的一种书体,打破了篆书曲屈回环的形体结构,形成新的书体———隶书。从此,隶书便作为官方正式书体,始于秦,盛于汉,直到魏晋楷书流行才渐被取而代之。但作为书法艺术,篆书、隶书因其独具一格,深受后人喜爱。中国书法四大书体真、草、隶、篆,隶、篆占其半壁江山,李斯之功,功及千秋。
统一度量衡
  秦统一之前,中国的度量衡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各国诸侯按照自己的喜好,制定了不同的计算单位和不同的计算进制。这种原始状态复杂多样的度量衡只适应于政治割据社会的需要。大一统的秦王朝建立后,为了不使其影响王朝的经济交流和发展,李斯上奏皇帝,建议废除六国旧制,把度量衡从混乱不清的状况下明确统一起来,得到了秦始皇的允许。于是,在李斯的亲自指挥下,把度制以寸、尺、丈引为单位,采用十进制计数;量制则以合、升、斗、桶为单位,也采用十进制计算;衡制则以铢、两、斤、钧、石为单位,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固定下来。为了有效地统一制式、划一器具,李斯又从制度上和法律上采取措施,以保证度量衡的精确实施。这是秦王统一中国,李斯位居丞相之后的又一惊世之作。而它的影响不言而喻。几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这种计量方法从无更改。甚至时至今日,我们的生活当中依然还有它的身影。
修驰道、车同轨
  公元前220年,统一中国一年有余的秦始皇渐感隐忧,庞大的中央集权要想在辽阔的疆域上政令畅通,物资交流便利,就必须改变以往的交通条件。此时,深谙皇上心思的李斯又立刻建议让全国的车轨统一,并在全国范围内修筑驰道。就这样,一场大规模的统一车轨、修筑驰道的运动在全国展开。李斯以京师咸阳为中心,陆续修建了两条驰道,一条向东通到过去的燕、齐地区(今河北、山东一带),一条向南,直达吴楚旧地(今湖北、湖南、江苏、浙江等地)。这种驰道路基坚固,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种青松一株。后又修筑“直道”,由九原郡直达咸阳,全长1800余里。又在今云南、贵州地区修筑“五尺道”,以便利中原和西南地区的交通。在湖南、江西一带,修筑攀越五岭的“新道”,便利通向两个地区的交通。就这样,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把全国各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为与道路配套,李斯还规定车轨的统一宽度为六尺,以此保证车辆的畅行无阻。
统一货币
  公元前210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在秦始皇最后一次出游,也就是命丧沙丘之前,李斯向秦始皇上了最后一道重要的奏折:废除原来秦以外通行的六国货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货币。这一行动被司马迁的《史记》称作“始皇三十七年,复行钱”。此举虽然对秦王朝的经济发展已无大用,但对后世的影响可谓大矣。当初,秦统一中国后虽大部改头换面,天下一统,但惟独货币依然沿袭过去的形式。市面上使用的货币包括布币、刀币、贝钱和圆钱等形式,使用起来十分不便。因此,统一货币及结算制度、统一货币铸造便成了当务之急。在李斯的主持下,货币规定了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每镒重二十四两,以铜半两钱为下币,一万铜钱折合一镒黄金。并严令珠玉、龟、贝、银、锡之类作为装饰品和宝藏,不得当作货币流通。同时,规定货币的铸造权归国家所有,私人不得铸币,违者定罪等。李斯此举被后人认为是经济史上的一个创举。而当初他所主持铸造的圆形方孔的半两钱(俗称秦半两)因其造型设计合理、使用携带方便,一直使用到清朝末年。
至此,李斯在他辅佐秦始皇匡扶天下的过程当中,完成了他最后一个使命。纵观李斯这些作为,可以这样说,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名相重臣比比皆是,累世之功不乏其主,但大多不过功在当朝,时过则境迁。而李斯几乎每干一件大事都能产生影响千年的效果,并荫及后代。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李斯时说:李斯作为一个普通平民事秦,利用机遇和能力辅佐秦始皇终成霸业。如果不是因为种种无法让人容忍的恶行(杀韩非、焚书、篡改圣旨)毁坏了他的声誉,那么他的功绩可与周公、召公媲美了。

二世帮凶 腰斩灭族

  由于秦始皇的赏识,李斯不仅官运亨通,他的子女也都跟着沾光。李斯的长子李由做三川郡守,掌握了一定的军政大权,其他子女也都与帝室结了婚姻关系。有一次,李由回到咸阳,李斯摆设家宴,百官都来赴宴祝酒。在这种热烈的酒席上,李斯想起了他的老师荀卿告诫他的“物忌太盛”这句话,感慨地说:“我是个平民百姓,今天却做了丞相,可以说是富贵到了极点。但是,物盛则衰,我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由此可见,李斯并没有完全陶醉于高官厚禄之中,他对现实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行。
  这一次巡行,丞相李斯和秦始皇宠爱的小儿子胡亥等一同前往。巡行的路线是:从咸阳出发,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到云梦,再沿长江东下直至会稽(今浙江绍兴市南)。登会稽山,祭大禹,并刻石留念。在北归之时,秦始皇得了重病,不久死在沙丘(今河北钜鹿县东南)。
  秦始皇死后,李斯怕引起天下大乱,每日照常令人送水送饭,不让外人知道死讯,按照惯例,应由秦始皇长子扶苏继位。扶苏思想倾向于儒家,不同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当面提过意见,惹得秦始皇生气,把他派到西北大将蒙恬那里。这时,中车府令赵高也正在进行阴谋活动,他曾是胡亥的老师,极力想让胡亥称帝,他就可以大权在握了。唯一需要注意拉拢的是李斯,所以他就想方设法争取李斯也同意胡亥上台。赵高口才极好,善于雄辩,与李斯有这样的一段对话。
  赵高说:“皇帝临死前,曾召扶苏参加葬礼的这封信,没等送出去,皇帝就死了,这封信没有人知道,现在胡亥手里。决定由谁来继位;全由胡亥和我来决定丁,你认为如何?”这是探听的口气。
  李斯说:“这是亡国的言论,不是人臣应该议论的。”反映出李斯对赵高的不满。但赵高早就对李斯的为人了如指掌,他让李斯和蒙恬进行对比,李斯自觉不如蒙恬。于是,赵高乘机又说:扶苏刚毅面勇敢善战,他继位后必将任用蒙恬为丞相,这话很能抓住李斯当时的心情。赵高接着又威胁说,现在天下实际上掌握在胡亥和他的手里,扶苏、蒙恬、李斯的命运也全都攥在我们的手里。李斯见形势不妙,就只好听从赵高的调遣了。胡亥、赵高将秦始皇召扶苏来咸阳送葬的书信,改为斥责扶苏“无尺寸之功”、“不孝”的信,令他自杀;同时责备蒙恬“不忠”,也令他自杀。结果扶苏乖乖地自杀了,蒙恬不肯自杀,后被囚禁,还是服毒而死。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胡亥继承了帝位,开始了比秦始皇更加残忍的统治。李斯与胡亥、赵高的结合,是为了互相利用,所以后来他们之间勾心斗角,也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李斯是个不惜一切代价而想得到功名的政客,比昏庸无能的胡亥,当然要高明得多。他看到了秦王朝的危机,为了保存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不敢规劝胡亥。一次,胡亥责问李斯说:过去韩非曾经说过,古代的君王都是十分辛勤劳苦的,难道君王管理天下是为了受苦受累吗?这是因为他们无能。贤人有天下,就要让天下适应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满足,又如何治理天下呢?我想随心所欲,而又要永远统治天下,你李斯有什么办法吗?这时,李斯的儿子李由镇压农民起义进军不利,大将章邯要追查李由的责任,并讥讽李斯的无能。李斯因此心中恐惧,为得到秦二世胡亥的信任,提出一套“督责之术”。
  李斯在上书中说:贤主若能厉行“督责之术”,群臣不敢不全心全意为君王服务;不能行“督责之术”的君王,如尧、舜等比百姓还辛劳,简直是受罪。
  什么是“督责之术”呢?实际上就是严刑酷法和君王的独断专行。李斯说:“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就是对臣下和百姓实行“轻罪重罚”,使人人不敢轻举妄动。君主对臣下要实行独断专行,要驾驭群臣,不能受臣下的影响。李斯认为,只有这样的君主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实行“督责之术”,群臣百姓也就不敢造反了,君王的地位才能牢靠。
  李斯关于“督责之术”的主张,既有取宠于秦二世的一面,也有他继承法家思想的一面。在上书中,他也是一再引申不害、韩非的话,来证实自己的看法。不过,李斯讲得更加露骨而已。秦二世不顾天下百姓的反抗,采纳了李斯的“督责之术”。此后,杀人多者为“忠臣”,残忍者为“明吏”,弄得天下怨声载道。
  在李斯,赵高的怂恿下,秦二世胡亥更加奢侈腐化,胡作非为。为了镇压农民起义,不断地从关中征发人民去打仗,给人民造成极大的负担,秦二世胡亥为了修好阿房宫,征发徭役,把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当时全国人民的反秦起义已经风起云涌,为了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李斯同右丞相去疾、将军冯劫劝秦二世胡亥停建阿房宫,减少一些徭役。当时,秦二世正与宫女宴饮作乐,见李斯等人上书十分恼怒,下令将他们逮捕入狱。李斯在狱中多次上书,都被赵高扣留。赵高借机说李斯与其儿子李由谋反,对李斯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李斯被迫承认谋反,在秦二世二年(前208年)七月被杀死。
编辑本段生平争议
妒杀韩非
  正当李斯步步高升的时候,秦王却十分喜爱韩非的才华。韩非和李斯是同学,他继承了荀子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把慎到的“势”,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结合起来,并加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君主专制理论。韩非是战国末期的一位大思想家,学问比李斯大得多。韩非因说话口吃,不善辩说,但善于著述。韩非回到韩国以后,看到韩国太弱,多次上书献策,但都未能被采纳。于是,韩非发愤著书,先后写出《孤愤》、《五蠹》、《说难》等。他的书传到秦国,由于讲的都是“尊主安国”的理论,秦王非常赞赏韩非的才华,并说:“我要是能见到此人,和他交往,死而无恨。”不久,因秦国攻韩,韩王不得不起用韩非,并派他出使秦国。秦王很喜欢韩非,但还没有决定是否留用。李斯知道韩非的本事比自己大,害怕秦王重用他,对自己的前途不利,就向秦王讲韩非的坏话。他说:“韩非是韩王的同族,大王要消灭各国,韩非爱韩不爱秦,这是人之常情。如果大王决定不用韩非,把他放走,对我们不利,不如把他杀掉。”秦王轻信李斯的话,把韩非抓起来。根据秦国法令的规定,狱中的囚犯无权上书申辩。韩非到秦国以后,又得罪了姚贾。姚贾为秦国立过功,深得秦王的重用,被任命为上卿。韩非却向秦王说,姚贾出身不高贵,当过大盗,在赵国做官时被赶跑了,认为用这样的人是很不应该的,使得秦王很扫兴。事后秦王又向姚贾问起韩非,姚贾当然不会讲韩非的好话。在李斯和姚贾的串通下,韩非没有办法,只好吃了李斯送来的毒药,自杀而死。从此以后,李斯没有对手,更可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为秦王统一六国出谋划策了。郡县制与焚书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秦王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割据局面,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一个东到大海,南达岭南,西至甘青高原,北至今内蒙古、辽东的空前的大一统国家。秦王,这时已称为秦始皇了。为了巩固这个统一的国家,李斯也是做了一定贡献的。
  (另有一说,李斯一直想将韩非留在秦国,等秦灭韩之后再为秦国所用。但由于韩非之书《韩非子》对于帝王之术、统治之术的分析过于透彻,导致秦王赵政对其才华感到恐惧,加上韩非的三条不利于秦国发展的建议、姚贾的陷害,使秦王政将韩非下狱拷打。李斯实心欲救韩非,曾帮韩非呈韩非绝笔之作《初见秦》于秦王政,无奈秦王政铁心欲除韩非。后秦王政以韩非书中《八经》之三中除“阴奸”之术施于韩非:令李斯去处理韩非一案(结合之前所言即让李斯杀死韩非),嫁祸于李斯,从而不背骂名。李斯无奈,只得从命而下毒于韩非饮食,使韩非暴毙而亡。)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群臣聚集在咸阳宫称颂秦始皇时,博士淳于越很不知趣,向秦始皇说:殷周之所以存在千年,是因为它把天下分封给子弟和功臣。现在天下如此之大,宗室子弟没有封地,和百姓一样,万一发生了齐国陈恒、晋国六卿之变,又有谁来相救呢?凡是不以古为师而天下能长久的,没有听说过。淳于越是以儒家的立场来看待秦朝的政治,同秦始皇的思想和行动是格格不入的,使得秦始皇大为不满,把淳于越交给丞相李斯处理。李斯不赞同淳于越的看法,他向秦始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由于时代的变化,五帝三代的治国办法也不同。三代时期的做法,也并不值得效法。那时候诸侯并列,互相争夺,现在天下统一,情况完全不同,不必效法古代。现在的一些儒生总讲古代如何如何好,这是以古非今,搅乱民心。对于造谣惑众,不利于统一天下的言行必须禁止,否则将会影响政局的稳定,有损于皇帝的权威。最后,他又把这一切都归罪为读书的缘故,建议秦始皇下令焚书。
  按照李斯制定的法令,那是相当残苛的。凡是秦记以外的史书,不是博士(指掌管古今文史典籍的官)所藏的诗、书、百家语都要烧掉,只准留下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此后,如果有敢再谈论诗书者“弃市”(指在闹市区执行死刑,并将尸体暴露街头,称为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指一人有罪,父母兄弟妻子皆受刑,称为族)”;官吏如果知道而不检举者,与之同罪;令下后三十日仍不烧者,黥(意为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潦上墨为“城旦”(一种刑罚,输边筑长城四年)。有想学习法令的,要以吏为师。
  这次焚书的原因,是由于讨论是否分封的问题而引起的,无论是主张分封还是反对分封的大臣,都是为了秦始皇长久统治打算,他们并无根本利益上的对立。李斯借题发挥,最后竟造成焚书的结局,也不是没有缘由的。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一直是以法家理论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也是以法家治国的。在他当皇帝的九年中,主要精力是用在建立中央专制政权,划定全国疆域,统一文字度量衡,修筑长城等,对文化思想方面很少注意。淳于越以儒家思想为秦始皇出谋划策,是不利于秦的中央集权统治的。因此,善于领会秦始皇意图的李斯,为了打击儒家势力,巩固统一政权,提出了上述焚书的主张,得到了秦始皇的同意和批准。于是,秦始皇下令焚书,先秦许多文献古籍都被烧掉了,使中国文化遭到了巨大的损失。
在焚书的第二年,即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两个术士暗地里诽谤秦始皇,并亡命而去。秦始皇得知此事,大怒,派御史调查,审理下来,有四百六十余人因此被坑杀。这就是历史上的“坑儒”事件。虽然后世称此事为“坑儒”,但其实被坑杀的是术士,与儒生无关。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已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但自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赵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主要作品

谏逐客书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此五子者,不产于秦,而穆公用之,并国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张仪之计,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汉中,包九夷,制鄢郢,东据成皋之险,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国之从,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观之,客何负于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内,疏士而不用,是使国无富利之实,而秦无强大之名也。
  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官;而骏马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所以饰后官,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臣闻地广者粟多,国大者人众,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让士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无四方,民无异国,四时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今乃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
  今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雠,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无危,不可得也。
行督责书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梏”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夫以人徇己,则己贵而人贱;以己徇人,则己贱而人贵。故徇人者贱,而人所徇者贵,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为尊贤者,为其贵也;而所为恶不肖者,为其贱也。而尧、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随而尊之,则亦失所为尊贤之心矣,夫可谓大缪矣。谓之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责之过也。
  故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能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寻常之利深,而盗跖之欲浅也;又不以盗跖之行,为轻百镒之重也。搏必随手刑,则盗跖不搏百镒;而罚不必行也,则庸人不释寻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楼季不轻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夫楼季也而难五丈之限,岂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堑之势异也。明主圣王之所以能久处尊位,长执重势,而独擅天下之利者,非有异道也,能独断而审督责,必深罚,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也,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夫不能行圣人之术,则舍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
且夫俭节仁义之人立于朝,则荒肆之乐辍矣;谏说论理之臣间于侧,则流漫之志诎矣;烈士死节之行显于世,则淫康之虞废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独操主术以制听从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势重也。凡贤主者,必将能拂世磨俗,而废其所恶,立其所欲,故生则有尊重之势,死则有贤明之谥也。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则督责必,督责必则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及,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

文学贡献

  李斯在文学上以散文见长。其文上承战国荀卿,下启西汉邹阳、枚乘,不仅布局谋篇构思严密,而且设喻说理纵横驰骋,既重质实,又饶文采,往往文质互生,在寂寥的秦代文坛上一枝独秀。
  李斯散文现传四篇,计为《谏逐客书》、《论督责书》、《言赵高书》、《狱中上书》。其中作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的《谏逐客书》,是传诵千古的名篇。当时韩国为阻滞秦国的进攻,谋求耗蚀秦国的国力,故而派遣水工郑国入秦修灌渠。后被察觉,秦王嬴政遂在宗室大臣的怂恿下并不明智地颁布了逐客令。李斯为客卿,也在被逐之列,于是作此文,意欲谏止逐客。文章站在跨海内、制诸侯 , 成帝业 的战略高度,紧紧抓住秦国利弊得失这一要害立论,起首即开门见山: 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 言词委婉而意旨鲜明;接着就援引自春秋前期 缪公求士 至战国后期 昭王得范雎 ,四百余年间秦国发展壮大的史实,从正反两方面极论 以客之功 ;再以当前喜好非秦所产的四方享乐之物,而与取人则 非秦者去,为客者逐 作对比,指出 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 的错误,然后经过分析,顺势极警醒地强调这种错误的严重性: 此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也 , 求国无危,不可得矣.全文立意高远,议论恢宏,不尚空谈,笔锋犀利,说理透辟,首尾贯通,一气呵成。在语言上也极富文采,例如: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鼍之鼓。此数宝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说之,何也?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
  所以饰后宫,充下陈、娱心意、说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后可,则是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锦绣之饰不进于前,而随俗雅化、佳冶窈窕赵女不立于侧也。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韶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
  文章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时而排比,时而对偶,时而设问,既严密整饬,又灵动多变;既词采富丽,具观赏美,又抑扬铿锵,具音节美,有明显的辞赋化倾向。此谏书呈上后,立即打动了雄才大略同时也刚戾自专的秦王嬴政,遂取消逐客令,对以后顺利实现秦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谏逐客书》可以说是语言运用艺术的直接实用性与审美价值高度统一的力作,历来为人们所宝重。刘勰在《文心雕龙?论说》中曾赞誉: ……李斯之止逐客,并烦(顺)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 《谏逐客书》作于秦统一之前,故而表现为文采斐然的战国纵横家风韵;但秦统一之后,李斯以丞相身份,作为 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 的法家 刑名之学 文化专制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实施者,其文风也一改富丽华美而为简质峭刻。这从秦二世时所作《论督责书》、《言赵高书》中即可看出。然而当他受赵高陷害,自觉面临生命之危时,为自己辩诬之作的《狱中上书》,虽不为富赡华美,但全篇皆用反语宣泄受诬陷获罪的满腔怨愤,感情激荡,表现出了很强的感染力。
  李斯作品除上述散文外,还有碑铭。秦始皇先后曾五次巡行天下郡县,其中自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四次巡行中,都命李斯刻石记功,计有《邹峄山刻 石》、《泰山刻石》、《碣邪台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七通。这些刻石铭文从内容上看,全为歌 功颂德。例如作于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的最后一通《会稽刻石》: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长。卅有七年,亲巡天下,周览四方。遂登会稽,宣省习俗,黔首斋庄。群臣诵功,本原事迹,追首高明。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以立恒常。六王专倍,贪戾慠猛,率众自强。暴虐恣行,负力而骄,数动甲兵。阴通间使,以事合从,行为辟方。内饰诈谋,外来侵边,遂起祸殃。义威诛之,殄熄暴悖,乱贼灭亡。
  圣德广密,六合之中,被泽无疆。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后敬奉法,常治无极,舆舟不倾。从臣诵烈,请刻此石,光垂休铭。
全文以当时始皇帝 亲巡天下 至会稽 群臣诵功 写起,继而追颂因六国诸侯 暴虐恣行 、 数动甲兵 ,奋而以 义威 , 殄熄暴悖 ,使 六合之中,被泽无疆 的丰功,以及统一之后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建立法度,扭转陋俗,推行共同伦理, 嘉保太平 的伟绩,最后以随从臣僚 请刻此石 来光垂休铭 作结。全文虽然充满了溢美之辞,但言简意赅,褒扬充分。从写法上看,除《琅邪台刻石》前为每句四言,两句一韵的韵文,后为散体,韵散相续之外,其余六篇皆为每句四言,三句一韵的韵文,具有明显的承衔《诗经》中雅、颂体式的特点,虽然形式上不免板滞之嫌,缺乏文学形象的审美价值,但是体貌庄重,气度雄壮,也颇显朴质廉劲之风。这些铭文作为现传最早的功德碑铭,为后世历代相沿的此类文章的撰著提供了范本,影响所及还是相当深远的,故而历来颇受重视。刘勰的《文心雕龙》不止一处予以评论,其中《封禅》篇云: 秦皇铭岱,文自李斯,法家辞气,体乏弘润。然疏而能壮,亦彼时之绝采也。 《箴铭》篇云: 至于秦皇勒岳,政暴而文泽,亦有疏通之美焉。

历史评价

个人评价
  《史记》:太史公曰: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史记索隐》: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阳,人臣极位。一夫诳惑,变易神器。国丧身诛,本同末异。
  毛泽东: 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先法后王。
李斯的文学和文字的造艺令后人景仰。他的文章论证严密、气势贯通,洋洋洒洒,如江河奔流,鲁迅先生曾称赞李斯:“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然子文字,则有殊勋。”他的书法“小篆入神,大篆入妙”,被称为书法笔祖。

社会评价

  李斯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践着法家思想的。他重新受到秦王政的重用后,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辅助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秦朝建立以后,李斯升任丞相。他继续辅佐秦始皇,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建议秦始皇废除分封制, 实行郡县制。又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之后又在统一法律、货币、度量衡和车轨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些措施,都是以法家的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为指导的。李斯在他生平的后期,虽然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端化,但是他仅仅是一个提出者,而不是一个完全的执行者。并且,此时的李斯,已经彻底蜕变,他写《督责书》,很大的原因是为“阿二世意,欲求容”,此时的李斯,已经没有了“以法治国”的志向。他已经不再代表法家了。因此,李斯后期的思想是否应该归入法家的体系,是值得商榷的。因此,李斯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法家的最完全的执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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