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外有天联想

贵州习水县唐村半坎半坎非物质文化材料之二
贵州遵义 任毅

古往今来，一个充满诱惑的现象就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倘若一个人在某些方面有突出的表现，但长江总是后浪推前浪的，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人不是孤立存在的，最重要的是学会尊重他人，切不可高高在上。
翻开贵州省史，自明初置贵州都指挥使，旋改为布政司。其间，就任姓而言，以任伯东迄至艮郎祖，是为重庆始祖。越七世（智祖五房寿全子），伦公任贵州巡抚都察院，越八世朝琏公为弘治（1500年前后）举人，先任松江、上海教谕，旋升贵州巡抚；朝珎任贵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越九世任辙，嘉靖丙戌（1526）进士，任贵州都察院御史；越十二世，立相公（多以立、方、思为字辈，兄弟计48人）明甲午科（1534）举人，任务川知县，后升姚安（今云南大姚县北）知府，入籍綦江，以上均出自智祖寿全祖房，如果这个时候完全包括艮郎祖各房可能有一千人以上。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正常情况下，川、渝、黔每一人后裔在今天就可能有一万多人。实际上除出自同宗更远的任占国公、还更远的任不齐后裔从江苏迁贵州任礼公、出自湖南麻阳始祖任覃兴后裔迁黎平县任姓外，还有湖广填四川、少数随吴三桂入云贵外者组成。
第一节、遵义历史名城缘由
历史名城遵义，因一九三五年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里召开遵义会议而扬名。
最早可追溯至王莽篡政、赤眉绿林起义时。当时公孙述割据四川，自称天子。一道旨意下来，要牂牁听他号令。然而牂牁郡的龙、傅、尹、董等大姓在功曹谢暹的带领下，不愿服从公孙述的统治，于是派出使者，绕道广西，不远万里至河北见光武帝，奉上贡物，表示决心。刘秀帝很高兴，封谢暹为“遵义郎”。意思是尊王拥汉，义气高远。
事隔不久，公孙述败亡，一晃千年过去，到了明末，杨应龙在内外诸多因素的逼迫下起兵反抗，平播之役（1600年）结束了杨氏数百年的统治，明朝廷把播州一分为二。一部分叫平越府，辖今福泉、黄平、瓮安、重安江等地，属贵州，达到贵州当时平播愿望；另一部分今遵义府，辖今遵义县、桐梓、仁怀、正安等州、厅、县，属四川。
当时的播州，具浙江大学的谭其骧先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考察，任姓人口占第十二位，多为任占国公后裔。寿全房的任宣因张献忠据成都曾在播州避难。平播之役，播州人死难二万余人，事隔二十一年即明天启元年，奢崇明起事，据重庆，破泸州、遵义，次年安邦彦应之，在习水温水、土城均发生激烈战斗，十里路上无人烟。
而今天的道真是从正安划出，赤水、习水是从仁怀划出。清朝初年贵州始升格为省，到了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朝廷，为了弥补贵州钱粮不足，雍正帝准奏，次年为贵州管辖。这以前的历史要从四川或重庆查找，黔北至此在贵州政治、经济、文化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遵义因此而得名。
第二节、习水沿革及其任姓
清时李元《蠕范·物匹》云：“鰌，鰼也，泥鳅也。”《山海经·北山经》云：“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嚣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中多鰼鰼之鱼，其状如鹊而十翼，鳞皆在羽端，可以御火，食之不瘅。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棕壃”。
“鰼鰼之鱼”是古鰼国人对中央朝廷的上佳贡品，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下：“涿光山下嚣水，多鰼鰼之鱼，如鹊而十翼，捕之可以御火。”可见鰼水在中原的影响和需求之大，由于过度捕猎而今不为多见。同时也是古鰼国早在春秋定王时（公元前600年许）灭亡的主要原因。
习氏家族由鰼国而得姓，东汉（公元25-220）建武年前，沿长江流域为迁徙之路，从长江上游（今贵州习水）地区逐渐迁徙到长江的中下游，聚居于襄阳郡，（今湖北襄樊）。
习水建制，秦曰巴郡，汉曰犍为郡，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曾经过土城、良村、温水。隋曰泸州，唐曰剑南道泸州郡；宋也同唐，而良村、温水、寨坝等地属南平军南川县（今綦江），公元1291年习水隶四川播州宣抚司辖，元未播州称仁怀、习水、赤水为怀阳，平定杨应龙（1601年）后，始置仁怀直隶厅，清道光二十年（1838年）建温水经政厅，分管仁怀的丁山、小溪、吼滩三里，时称下县。一九一四年拨入赤水厅的下赤水里官渡、长沙两地正式设县，次年迁官渡，定名“鰼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一九五一年三月迁到东皇殿，又经一九六五年行政区调整，形成今天所辖行政区域。
伯东祖迄四十七世任公让祖，约在明天顺四年（1460）前军垦兼剿匪两方面因素入籍怀阳，这时的镇罗汉（拌）坝，荒蛮而陌生。他们在这里垦荒种地，辟路造田，苦心经营自己的家园，山外的世界对他们没多大影响，子弟一般都有苦读圣贤书的习惯。
自艮郎祖历十一世，任鉴（曰牧祖古山房）在明魏国公部下任左提督。明魏国公因平吴封信国公，至洪武三年（1730）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进封魏国公，禄五千担，世袭。鉴公任左提督，是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许，其任务是守备南京。鉴公字肇池，穆氏生朝龙、朝钦。朝龙公袭父职在隆庆（1568）年许，即魏国公八世邦瑞时代，去职后入籍遵义县西坪；朝钦先授夔府协台，后升南京总镇旋升后宰门（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历城县志》中记载为“百花桥街德府后”。因大明湖南门路南有一池名百花洲，百花洲以南有一座百花桥，桥以百花洲而得名，百花桥街又以桥而得名。明成化二年（1466年），德王朱见潾修建德王府，王府共有四门，南为端礼门，东为体仁门，西为导义门，而依照元、明时的惯例，王府的北门一般叫做厚载门，“厚载”一词见《易经》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此街在厚载门之外，清代称厚载门街，后又讹传为后宰门街。），入籍江苏太仓。
“天造罗拌鱼米香，任姓发祥数十庄”自让祖历三世，曰绳祖任吼滩里里官，辖今习水县良村镇、延伸到仁怀的永安（今习水其中一镇）、三合、火石岗、高大坪等部分地区，因习水建县而变迁。
吼滩里所在地在良村镇吼滩村小地名唐村，并设有吼滩寨，今新寨头是吼滩里末期所置，位于茶园、吼滩、半坎交界处，常年有三、五个兵丁镇守。
第三节、任曜父子为什么不爱高官爱故里？
任曜是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虽比袁崇焕早三年中进士，因无钱笑纳阄党，仅授区区七品文林郎一闲职。离京返乡途中，眼见河南义军四起，绕道延绥，又遇河套诸部犯延绥，是故弃书入行伍，旋升陕西长茅隘游击。
明崇祯三年庚午(1630)年二月，王嘉胤起义军攻取延绥、庆阳，甘肃入卫之兵或溃或散，入义军者甚多。这时候，任曜在延绥、庆阳一带与王嘉胤大小数十战，居民四处逃窜，有孝廉某，为部卒所俘，供其食住，以礼待之，可见曜祖父子儒将之大手笔。战事相持六月，直至十月，洪承畴援兵赶到方解围。捷报传到京城，任曜封“武翼将军”，祖妣袁、谢氏封淑人；子任震逺荣升都督府参将，任震达为游击。
次年，延绥大饥，陕北义军神一魁陷保安、合水，围庆阳；紧接着李自成、高迎祥、张献忠先后起义，朝廷更加腐败，在内外交困下由此产生“念时事不可为”，自有明白之心，不露锋芒，不与人争，缷去金花腰带，放下虎皮朝服，以老祖母多病为由弃官回乡隐居。
真正的隐居爱故里，表现在有孝廉“向所遣孝廉令仁怀，下车即访曜于唐村（吼滩里所在地），为建辕门二，刻图记一，属以治中一切词诉，见图记注销。固辞不许，箧而藏之，终未尝发也。初在陕，士卒尝获一幼女，其族属遭贼屠，无所归。携至家，抚育之，具奁遣嫁如己出。”由此可见，给予许多优惠条件而放弃，这种既不张扬又爱民如子，充满现代人道主义，思想多么高尚啊！
永历是明末桂王朱由榔的年号，公元1647—1661年桂王称帝，1647年已是甲申之变第四年。当孙可望将诏书传至仁怀厅吼滩里唐村，在这世乱岁月，“峰烟正报景山泪，末王着慌良将筹；高官难就明月夜，遐思退隐最为周。”想想自从崇祯三年（1630）以来，明军缺饷大哗，王嘉胤、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先后起义。崇祯六年（1634）。孔有德、高迎祥、尚可喜、先后降后金（清）。吴三桂、洪承畴等高级将领也先后降清，为后世所耻。
回首毛文龙、袁崇焕、杨鹤诸变往事，传统儒家政治理论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推崇为最高境界，然而文人从政总是在两难境地，刚直不阿为道所不容，曲阿附世为后世不齿，“将江山而快私念，操戈矛于同室”是明崇祯年间政治腐败现象。
进士出身的袁崇焕毕竟比行伍出身的毛文龙工于心计，而且督师的官衔和权力使他处于有利地位，精心策划了杀一代枭雄威震辽东大帅的借口，毛文龙没有死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手下，却是死在督师钦差的尚方宝剑之下，对于袁崇焕自己或者对明王朝而言，实在是走向灭亡的开端。正因为如此，后金（清）方面早就把毛文龙视为眼中钉，对他软硬兼施，但征讨与招降都没有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岂不是令亲者痛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后发生的“己巳之变”……后金军队突破长城边关，兵临北京城下。
袁崇焕字符素，号自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天启六年出任辽东巡抚，镇守宁远。曾败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遭魏忠贤忌恨，被迫辞官。崇祯即位后，为了扭转辽东局面，重新启用袁崇焕，任命他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添注左侍郎。由于袁崇焕一错再错，被后金（清）方面巧妙利用，阄党余孽上串下跳，掀起了清查阄党逆案以来第一次翻案风波，以致磔死没人为他鸣冤的惨剧。
和者双方以不伤害为前提，但是一旦分手却难以掩盖和颜悦色之下的刀光剑影，此为曜祖父子面心绝道的搏击意念。
诚者，为人守信义，但是伪君子不在此例，背信弃义是他们的家常便饭，此为曜祖父子戴面具防洪承畴伪君子之本。廉者可守住自己，不乱法度，这是做人之大要。曜祖小到“为建辕门二，刻图记一，属以治中一切词诉，见图记注销”而不许，不为名，不为利，强调清政，令人深思。
《易》云：“六六三十六，数中有数，阴阳燮变，机在其中。机不可没，没则不中。”这段话强调客观现实下酝藏着计谋，计谋的应用依赖于客观实际情况。掌握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的计谋也就在其中了。正如六六三十六，施计用谋，首先要正确处理“数”与“术”的关系。“数”指客观形势，是第一性的；“术”指主观计谋，是第二性的。就是说“数”决定“术”，“术”反映“数”，又反作用于“数”。六在易经中属阴，阴爻“坤”，含有六之数。借太阳之数，强调计谋之源在于事物之内的实质，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特征及其外部联系。这些特征和联系既有直接反映事物本质的真相，也有以歪曲的形式掩盖本质的假相。这样，就形成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亦幻亦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的认知情态就成为虚实兼施的变通“谋源”。
虚与实既有真与假、表与里、梦幻与现实的含义，也包括对立双方实力的强与弱、隐与显。从思维迂回变通的角度，如何充分利用这一“谋源”，是震远祖深得其父的弃官目的。一般说，从思维的切入先后手段来划分，虚实相间大体有四种基本类型；虚而实之，实而虚之，实而实之，虚而虚之。且看铮铮铁骨的岳飞，誓死精忠报国。战场上节节胜利十二道金牌召回，如果迎回皇帝老子，赵构的皇帝还能当得成吗？在这个节骨眼上赵构就不需要。
第四节、明清习水半坎文化初探
明清习水半坎文化，在黔北有着举足轻重的光辉一页。尽管明清统治者都是闭关锁国，文化上更是实行封建专制封锁，但依然开科取士，半坎私塾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办起来的。根据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的办学宗旨，从半坎山村里走出了任大行、任思正、任之楷等一批才情蜚声黔北的俊杰。
任思正之侄任铭鉮先中武举那一年，大年三十晚上被兄弟伯、侄奚落后，心里十分难过。后来发奋求学，留京十八载锲而不舍，最后走向成功。
儒家文化是办实事、不张扬、讲忠孝、有礼貌的和谐文化。他们叶落归根，百年到老之后不留碑记，主要是受明清文化影响极深。《续遵义府志》讲任之楷有文集二卷（未刊印），山岔河望乡台有袁锦道夫妻雕像和神像，任之楷作《望乡台遗赞并序》外，其他相应有益传承价值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破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不为多见。
明清文化在学风上，统治者文字狱成风，特别是雍正和乾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想方设法对有独立政治见解的臣僚进行羞辱。李绂就因性格刚强，个性突出而为雍正猜忌。雍正常训斥说：“你实不及朕远矣。何也？朕经历处多，动心则忍性菲止数年几载。若与朕一心一德，心悦诚服，朕再不教导玉成你的理。若自心谓记载数篇文章，念几句史册，心怀轻朕之心，恐将来悔之不及。当敬而慎之，五内感佩可也。朕非大言不惭，纵情傲物，以位尊胜人之庸王。莫将朕作等闲皇看，则永获益是也。”书生气十足的李绂，并未真正懂得雍正要他“心悦诚服”的本意是“是是非非惟是从”，竟然参劾雍正宠臣、河北巡抚田文镜。雍正为此愤怒不已，遂兴大狱，以相摧折。
乾隆在对待臣工上，也效仿父所为。乾隆十八年，河道总督高斌因河道决口被革职。乾隆念起“尚系旧人，不忍即置重典”，但“亦不可不使知警畏”，于是下令高斌和死囚一同押赴刑场，并严禁官员泄露将其免死的消息。高斌总以为必死无疑，一到刑场就昏死在地，待苏醒后方知被家恩释放，于是感恩戴德，誓死图报，不久卒于治河工地。
任法在留居京城国子监期间，和他人用八双筷子刻成皇印，嘉庆十一年（1806），直隶库司伪造印鉴案发，任铭献负荆请罪，“荷圣天子深恩”，最终剥除任法功名，保全性命，同样感恩戴德不尽。至此朝廷诸多案例层出不穷，半坎以致随着清王朝而没落，除了忠君思想外，没有自己的独立思维。为了明哲保身，较少有人著书立说，对清王朝灭亡同样持观望态度，由此没有赶上社会发展的历史洪流。
第五节、贵州任姓科举状况
为了解贵州任姓文化生活及其社会面貌，从《贵州通志·选举》、《遵义府志·选举》等古籍看，现录如下：
正德九年（1514），任相，思南籍官南溪知县，《康熙志》同《嘉靖志》作镇远籍。
嘉靖二十年（1541），任效廉，思南籍，官四川卢山知县；
嘉靖二十六年（1547），任效忠，印江籍，人物志有传；
嘉靖三十四年（1555），任懋官，宣尉籍官知县；
万历七年（1579），任谟，贵阳籍官知县；
万历七年（1579），任天瑞，贵阳籍官知县；
万历丙辰科（1616）年，任谠，清镇籍举人，贵阳推官；
万历丙辰科（1616）年，任曜，仁怀籍（半坎）进士，官封“武翼将军”，《遵义府志》载（习水以前为四川辖）。
万历 年， 任大鼎，《遵义府志》载。
天启 年，任震远，仁怀籍（半坎），《遵义府志》载“父擅将才，子贯儒术；”《遵义府志.列传二（１０９５页）》，“诏令袭父职不就，时称节士”（习水以前为四川辖）。
天启七年，任之望，思州籍，人物志有传；
崇祯四年（1627），任宾臣，印江籍，人物志有传；
崇祯十七年（1644），任中凤；
康熙三十五年（1696）,任名世，镇宁籍官知县；
康熙三十九年（1700）,任卫，镇宁籍有传；
康熙四十八年（1709），任元淳，清镇籍；
康熙六十年（1721），任元灏，见进士；
康熙六十年（1721），任更生，贵筑籍；
雍正元年（1723），任觉世，思州籍，人物志有传；
雍正元年（1723），任元濬，思州籍，人物志有传；
乾隆二十六年（1761），任思正，仁怀籍（半坎），官什邡知县旋升州官，人物志有传；
乾隆三十一年（1766），任钟岐，普安籍，官云南呈贡知县；
乾隆三十一年（1766），任仪，瓮安籍，人物志有传；
乾隆四十年（1775）,任铭猷，仁怀籍 ；
乾隆四十三年（1778），任铭献，仁怀籍（半坎），高阳知县；
乾隆五十三年（1788），任睿，普安厅籍官广东永安知县；
乾隆六十年（1795），任铭鉮，仁怀籍（半坎），文武举人，官福建光泽知县；
乾隆六十年（1795）任谠，清镇籍学正；
嘉庆元年（1801），任之楷，仁怀籍（半坎），官湖南永新知县28年，南昌府官三年；
嘉庆十三年（1811），任珑，普安籍；
嘉庆十三年（1811），任铭谷，仁怀籍（半坎），岁进士
道光三年（1823），任恩培，清镇籍；
道光三年（1823），任中麟，遵义府武举；
道光三年（1823），任清臣，仁怀籍（半坎），官毕节儒学训导，印江籍有同名武举；
道光六年（1826），任之棨，仁怀籍（半坎），四川大邑县知县，家乡房屋赠送人，未归。
道光十三年（1833），任观，湄潭籍；
咸丰二年（1852），任文锦，思南籍；
咸丰十年（1860），任秋元，见进士，
光绪十六年（1890），任志儒，开泰籍；光绪十六年（1890），
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承纪，瓮安籍，见进士，湖北省兴山知县。
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作梅，平越府武举；
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文焕，贵筑籍；
光绪二十三年（1897），任文荣, 普安籍；后改名任可澄，抗日战争前曾任贵州省主席，1940年汪精卫在南京成立汉奸政府，要求复职贵州省主席不就，甚有气节。
以上情况不难看出，我们从侧面了解到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主要笼络一部分文人为其皇帝家天下服务。明清两代主要以八股文为考试文体，它格式死板，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出题、中股、束股、收股等部分组成，主要以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为内容。由于思想僵化，他们对社会贡献没起多大作用。特别是清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雍正前搞满汉两榜，而满人当官不必通过科举考试。
乾隆时大学士60人，汉人为25，占42%；旗人为35，占58%；汉人全是进士，旗人只有4个。清朝进士共有27178名，以江苏夺魁最多，达108人，浙江次之。贵州状元、探花各2名，多于四川（张献忠、白莲教因素）。方志未录的一些举人、进士一是行政区域关系，二是国子监的监生是直接同各省的举人参加春闱，就上列名单看，仁怀（今习水县良村镇半坎）约居多，思州次之。无论如何，任姓在国内百家姓人口中只占0.38%，历史名人只占0.3%，我们的祖先虽然做出许多表率，但已经成为历史。
第六节、天外有天联想
以小农经济立国的漫长社会里，人们除了皇帝家天下外，一个家族中有人一官半职而感到自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古人并不是见到有官就去做，早在汉时的任棠治水，本文所说任曜父子乃至任可澄都是持盈保泰的典范，较少沾染那种沽名钓誉的陋习。在国外，爱因斯坦宁愿做他的科学家，也不去当以色列的首任（1948年）总统。
《易经》具有中国古代科学、哲学多重面孔，其二进制被莱布尼兹用在计算机上就变成他的发明专利。在数千年时间里，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古国，僵化的八股文取舍和闭关锁国的管理心态，靠吃四大发明的老本，迎来近两个世纪的落后挨打局面。而犹太人在2000多年的炼狱之路上，却造就了成千上万民族精英，不失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凝聚力。
我们不仅分享耶稣、马克思、爱因斯坦的智慧，在美国百万富翁中20%、科学家27%是犹太人，我们应该知道，有一天我国各方面成为第一，按人口计算差距依然很大。
年轻的以色列科学发展有目共睹，半沙漠农庄平均一个人能够养活90人。而他们在全世界的总人口不过1400万，远不足我国百家姓前十姓之一的人口，就是任姓人口在全世界已达700万。犹太人为什么聪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一次对以色列调查表明，14岁以上的人平均每月读懂一本书，在450万人中就有100万人办有借书证。看来后天的聪明，关键在于自我教育。而我们一生看了几本书，书里说了什么？究竟为什么？自己该做什么?
以任正非为例，他祖籍浙江，解放时其父随刘邓大军到贵州，出生于安顺关岭一个贫困县。在重庆邮电学院学习时，由于“文革”种种因素，生活受尽磨难；百万载军后到011系统（安顺）工作，46岁下海到深圳创业，被骗几万元，后创立华为公司，走贸、工、科发展道路。经常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国外，在中国业界举足轻重，偶尔发表文章，他的《华为的冬天》、《我的父亲母亲》使业界为之震动，而任正非从一个平民靠科技兴国走向成功，为我们树立了创新的榜样。
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元年”，恰好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唯中国沉着应对，在灾难面前不低头，取得了预期的良好效果。知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孔子学院发展顺利，西方有识之士都肯定古老的中华文化能够为世界纠偏，是人类未来的福音。在这个问题上，关键在于提高文化中的思维创新含量，祖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是随时就能拿到的，这需要我们发掘和整理，整合和创新才能有生命力。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命运问题上对中华文明寄予厚望，曾指出“现在各民族中最有充分准备的，是2000年来培育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和平崛起是中华民族每一个人千年难遇的大好时机，从道理上讲应该是自己去努力而不是别人为我而努力。2007年6月，比利时王储菲利普在清华大学演讲认为，在认识与自然相处方面，西方应向古老的中国学习。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中国的古老文明能帮助人类找到解决之道。这个解决之道并不是孔子说了什么就是什么，也不是老子、庄子说了什么就是什么，而是在他们精髓之上进行独立思维，在实践中取得共识，在文化中求得伟大复兴，一个幸福美满而稳定的软实力才能降临人间，在世界舞台上作出自己的贡献。
榜样的定位说到底就是对促进教育的事情，对促进创新、大胆求索的事情，有利于以人为本，对促进社会团结的事情，我们都要尽最大努力做好。每一个人都应该始终如一地履行对自己作出的承诺，科学而诚信的态度就不会因一时的冲动而动摇，也不会因他人的影响而改变。或许诺贝尔的成功，对于和平来说有几分内疚，后来无意中变成了追求知识、追求科学、追求和平造福人类的最高奖，也是天外有天联想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