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面子的何绍基

　　                                    李黎

　　家里有一幅颇有年代的名家书法，被我随意卷了搁在橱柜里，虽然没有破损但陈旧皱折，品相实在不佳，而且问题还不是出在这里——这幅字背后有个故事，我才一直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

　　前些时结识了一位经营裱画装框店的画家曾先生。在美国能裱字画的人本来就不多，加上他本人是位艺术家，过目经手甚至收藏的字画不在少数，我便趁了请他为我裱两幅习作之便，把这幅家传的字带给他看，同时把故事讲给他听……他一听之下，直说有趣，就把这幅字为我用心地裱起来了。

　　就像是蓬头垢面的丫头忽然梳妆打扮起来，我细细端详这位“美女”半日，忍不住照了张相传给“海上陆公子”。他对书法的鉴赏力是我一向佩服的，之前家中寥寥几幅祖传的字都拍了照给他看过。但这一幅，我却生起个调皮的念头，想用个迂回曲折的方式跟他分享这幅字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条横幅（图①），原纸尺寸约为138×36厘米，正文五十五字：“蕴结之怀非一见不能解也见劝作诗本亦无固必自懒作耳如候虫时鸣自鸣而已何所损益不必作不必不作也如一两篇见寄当次韵尔”，款识“穆堂学使世大人属书何绍基”；两方钤印，阳文“何绍基印”，阴文“子贞”。

　　我查到正文的出处，乃引自苏轼写给表兄程正辅（程之才，南宋词人程垓的祖父）的书简“四十七首之三十四”：“某再启。承谕，感念至泣下，老弟亦免如此蕴结之怀，非一见，终不能解也。见劝作诗，本亦无固必，自懒作尔。如此候虫时鸣，自鸣而已，何所损益，不必作，不必不作也。吾兄作一两篇见寄，当次韵尔……”

　　何绍基（1799－1873年）以书法著称，盛名自然不在话下；而“属书”的这位“穆堂学使”则是我的五代高祖鲍源深（1811－1884年，字华潭，号穆堂）。对于这位老祖宗我所知不多，小时台湾家中客厅墙上挂的对联“似兰斯馨如松之盛；临川拟洁仰华思崇”，笔酣墨饱，年幼的我却是既看不懂更不会当成宝贝，根本没注意下款题字的人也姓鲍——我的本姓。直到第一次回大陆寻根，来到上海豫园“和煦堂”，题匾的人竟然就是鲍源深（图②），跟家中对联上的名字一样！上海的亲生父母亲告诉我：鲍源深是我的五代高祖。我才想起来很久以前，把我带到台湾的爸爸跟我提起过鲍家这位老祖宗，于是开始对他发生兴趣。后来互联网发达，“谷歌”或者“百度”都找得到几则有关他的词条。简单来说，我这位高祖是安徽和州（今和县）人（难怪自小填“籍贯”，大人就教我填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地方：“安徽和县”），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同治年间先后历任五部侍郎及许多其他族繁不及备载的官衔，同治十年（1871年）任山西巡抚。之前的咸丰年间还做过皇子亲王的“侍读”，所以家里还有一把道光帝五皇子惇亲王题字送他的折扇。光绪元年（1875）辞职归里，光绪十年病逝，享年73岁，谥号中丞公。传记里说他“善书法，工诗文”，著有《补竹轩诗文稿》等。

　　既然是何绍基书赠给穆堂鲍源深，又是我家传下来而不是从外头收购的，还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把字拍了照传给陆公子，附上这段话：“上海家里传下来的，多年前我回国时上海父亲给了我，刚才裱好取回。何绍基赠我的高祖鲍源深（穆堂）的字，家人竟不当回事，我也一直把它扔在一旁。你知道为什么吗？”

　　陆公子回：“好字！看不出奥妙在哪里。”真不愧是陆公子，如此温雅有礼，用了“奥妙”两字而不说“问题”——他当然知道我在卖关子。于是我说了这幅字的故事：

　　中丞公（家中长辈都以此称呼这位老祖宗）为子孙排辈，定下“孝友传家、诗书礼义”八个字；我的爷爷是“传”字辈，爸爸是“家”字辈。中丞公当然留下不少字画珍玩，但三辈、几“房”摊分下来，爷爷所得想来就有限了。爸爸是爷爷的独子，爷爷的几件祖传宝贝，爸爸大致是清楚的，无奈1949年爸爸带了妈妈、奶奶和我去了台湾，一口大樟木箱子装了一家四口的生活必需品，之外就搁不下多少东西了。所以童年记忆中，客厅挂的对联好像就只是老祖宗的那一对（不知为什么题了上款却没有送出去），和吴熙载（1799-1870）送他的一对“春花落地闲公案；野鸟啼枝小辩才”轮流着挂。

　　回到何绍基的那幅字。话说有一天——我猜想还是爸爸很年轻的时候，爷爷命爸爸将那幅字拿出去裱。取回来时，爷爷展卷一看之下，脸色大变。

　　“裱字匠欺负你年轻不懂，做了手脚了！”爷爷对爸爸叹道。

　　原来宣纸有一种厚的叫“夹宣”或者“双宣”，技术高超的匠人可以把纸张从中分两层揭开。传说掌握这个技术的裱画师傅可以把一幅字或画一剖为二，这种宣纸吸墨性强，墨水直透纸背，纵是下层也并不逊色，鉴定起来都是真迹。于是，艺高胆大又心怀不轨的匠人，遇上值钱的货色，就“上下其手”（这倒是个贴切的双关语），把上层留下将来当真迹牟利，下层装裱之后“还”给看不出端倪的客户。

　　这样的事还真给爷爷遇上了！其实，就算是行家，若只看那下层实在发现不出有什么破绽，但爷爷对那幅字想必是早已观摩得烂熟于胸，笔端墨色毫发之差便看出蹊跷来，加上见多识广，知道江湖上有这号手艺人物；可惜拿不出证据，只好当成给自己儿子的一场教训吧。

　　于是这幅“算是真迹但不是唯一真迹”的身份尴尬的书法，从此就被打入冷宫。爸爸当然不会把这个让他颜面尽失的“传家宝”带到台湾；而留在大陆的爷爷后来的日子过得相当潦倒，没等到爷爷死在十年混乱中，就已经一件不剩了——除了这幅字。

　　被打回“原籍”的爷爷惨死在乡下之后，他住在上海的女儿，也就是我的亲生母亲，收拾了寥寥几件遗物，包括这幅字，带回上海家中。

　　十几年过去了。忽然有一天，爷爷的女儿接到一个通知，说她的亲生女儿、1949年被她的哥哥嫂嫂带去台湾的，现在从美国回来了，要来寻根认亲。

　　这个被带去台湾后来又去了美国的“亲生女儿”就是我。

　　之后我常回上海探望亲生父母。有一天，我的生父从旧纸堆里掏出一幅字，带些歉意地说：“经过这些年头，家里已经拿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给你了。倒是这幅字，背后有个鲍家的故事，你就带回美国去做个念想吧。”

　　把我带到台湾的爸爸，是我生母的哥哥、生父的内兄；爸爸和我生父两人除了这层姻亲关系，又是复旦大学的同学、好友，当年爸爸一定是把这个上当受骗的故事当成笑话讲给我生父听的；而我在上海从生父听到的版本，已经是多年后的第二层转述了，其中是否有出入或夸张不得而知，但字是真迹无误，估计年代应该有一百五十年左右也不会有多大误差。我当时听着只觉得好玩，带回美国也就随手放进橱柜里，几乎忘得一干二净，直到前不久偶然翻出，动心起念取出装裱，才让这件一百五十年的旧物重见天日。

　　听完故事，陆公子告诉我：邓友梅的小说《寻访画儿韩》里就有这样一号人物。我找来小说读了，果然“画儿韩”正是此道高手，会将字画一揭为二，有一回遇上存心讹诈的骗局，这一手绝活救了他，否则就是一场既损了面子更伤了里子的灾祸。我津津有味地读完这个短篇，知道了“面子、里子”都算真迹，只是下层钤印的朱色稍微淡些。回头再摊开这幅字，朝它默默道了个歉：这些年委屈你了！

　　陆公子说这故事蛮好玩的，要不要写出来？我想好呀，配上原图，说不定那幅上层的“分身”就会出现来认亲呢。

　　字有分身，人却分身乏术。对于把我带去台湾、抚养我成人的爸爸妈妈，我是他们承欢膝下的女儿；而当年我的生母和生父把我托付给他们的兄嫂时，本以为不用多久就会重聚，万万没有料想到三十年后才得相见，而那时爸爸已经不在人世了。大时代的动荡让我有了两对父母，他们却只有我这一个女儿。

　　时光流逝，我的两双父母都已经先后离我而去。爸爸离开得最早，然后是生母，之后是妈妈，生父是最后一个走的。面对这幅字，又想起生父交给我时带着歉意的表情，其中有多少作为一个未能伴我长大的父亲的遗憾与无奈。每当想到他们，想到他们给我的爱，远远胜过世间任何珍宝，心中就充满感念。看着这幅说不上是传家宝的字，我也想到那位我在襁褓中“见”过一面的“传”字辈的爷爷；还有，那位出生在两百年前的高祖鲍源深。他们给我留下了无数隐形的、无价的遗产——记忆、文化、亲情、传承……我的生命我的根。

　　2019年5月，美国加州斯坦福

链接一 作者简介

作者原名鲍诗承，1948年5月生。小说、散文、专栏作家。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学系，70年代赴美，就读Purdue大学政治研究所，曾任编辑及教职，现旅居美国。专事写作，作品颇丰小说《最后夜车》获联合报 1982年度短篇小说奖，《倾城》 获联合报1988年度中篇小说奖，《袋鼠男人》电影剧本于1994年获台湾新闻局辅导金，《乐园不下雨》  于2001年获台湾新闻局优秀电影剧本奖。

链接二 鲍瑞云谈何绍基书法

   何绍基，清代书法大家，其书卓尔不群，开一代之先风。有清一代，进士甚多，多擅书法，鲜有能脱馆阁体之藩篱者，故其笔下多呈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之貌，鲍源深亦不例外。何绍基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名家舒同即传其衣钵者之一。何绍基书法的价值，在于它有着鲜明的自家风貌。启功和赵朴初，都擅长书法，启功的地位就比赵朴初高，原因是启功自成一体，而赵氏终其一生也摆脱不了“二王”书风之窠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