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节女邬氏

    中华邬氏网 2012年3月2日 邬氏家族


    在民国《定海县志》中,我们查到舟山自宋以来有姓无名的节孝之女 (又称烈女)名录。这些节孝女尽管为家庭乃至社会和谐作出了很多牺牲,但在男权社会,她们也仅仅被抽象成一个个殉道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在史页里、在牌坊上、在墓碑上、在家谱里……却无法令后人看清她们的真实面容,甚至她们的名字,同社会底层无数的血肉之躯一起,也被忽略不计或轻轻抹去……
   岱山高亭石马岙的邬氏,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本文试图通过她的故事,去接近历史真相,理解烈女们当年的选择。

   1 邬氏权衡:到底是再嫁,还是为亡夫守节好呢?

   200年前的某一天(大约嘉庆十五年即1810年前),岱山高亭石马岙於家走马楼内,张灯结彩,煞是热闹。这一天,於氏第6房、乾隆朝太学生於景富儿子於嘉芰,与泥峙大户人家邬氏女,喜结良缘。
   於家与邬家,都是当地望族,婚配门当户对。看上去很美。话说回来,那个时代的婚姻不像现在是个性情活儿——离离合合蛮正常。那时的邬氏是由不得自己的——少女时,她即由父母作主许配给了於家——便成了“生煞的人,订煞的亲”。清朝的三从四德、家规族规,厉害着呢,订好的亲事,就像放进锅里煮的鸭子,一般是不可能飞走的。
   悲剧也在这里。本来,也就那么回事,嫁就嫁了吧。不料,於嘉芰却是个病病歪歪的病秧子,坊间流传是得了“野病”,按中医说法,大概属早泄不能储精的男科虚症。问题是病情严重,药石都无效了。可性命攸关,死马都当活马医,何况是人,又是个有钱有脸人家的男人,且是个没“做”过“人”的有钱有脸人家的男人——续香火光门庭的大事还得指望他呢,大笔的家产还得有人继承呢。现在不也有句流行语说“世上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人死了,钱还没花了”吗?当然得尽最大努力挽救延长他的性命。于是,快快完婚冲喜,以此提升新郎的精神,或可起死回生——冲喜,这是中国民间的一种治病绝招,结果如何那要看其造化了。
可惜,奇迹没有降临在於嘉芰头上。这个婚礼上都得靠一根手杖支撑虚弱不堪的身子,才勉强完成拜堂仪式的可怜男子,没出2年还是撇下如花似玉的妻子,撒手人寰。据说因为病得厉害,无夫妻之实,更莫说留下一子半女。
   年轻的邬氏就这样成了寡妇。那一年,她24岁,正是生命力旺盛的季节。只是,这份青春多半算是搁在了一座坟头上——诚然,这是现代人自作多情的感叹而已,当年的邬氏也许并不这么想。她面临的是生存困境,所以权衡的会是另一个现实问题:丈夫“走”了,我无依无靠,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到底是再嫁,还是为亡夫守节好呢?

   2 邬氏选择:将守节进行到底

   邬氏最后还是选择了守节。
   做出这个重大决定之前,她的内心肯定有过一番挣扎。不可能轻松得像回一趟娘家。毕竟,这个决定意味着她在漫长的后半生,不能有男欢女爱的正常生活,说白点,等于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一座牌坊——贞节牌坊。
   当然,像国外大学评终身教授那样,这块牌坊立起来也不是件容易事。大清律规定,凡守寡满25年以上,白首完贞,其间未传绯闻、年龄不超过50岁的节烈之女,经地方官上报、朝廷考察核实后,由皇上亲自御批下旨(朝廷拨银30两、不足部分族里负担),才可立此贞节牌坊。这是皇上恩赐节孝女的荣耀,也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啊。有了牌坊,头上等于多了一道光环,皇恩浩荡,自然,大家也会对她倍加尊重和爱戴。大户人家出身,又作为太学生媳妇的邬氏,自小受礼教熏陶,不会不明此理。
   这是名分上的好处。邬氏肯定想到了。接下来,还有更现实的考虑。从当时妇女既不能从政(唐武则天时代除外),又不能从商,也不能外出打工,而田头农活也不懂的现状,一个大小姐出身的小脚女人,要她学草根一族到美容院做皮肉生意糊口,是无论如何抹不下脸面的——这还不如拿刀抹她的脖子好呢。至于回娘家,已经是“嫁出去的囡,泼出去的水”了,也不靠谱。比较现实的路主要是三条:
   要么招男人上门重起炉灶;要么趁早外嫁图口饭吃;要么从一而终孤守夫家——“活是你家人,死是你家鬼”,将守节进行到底。
   前一条路显然行不通,因为族规规定,丧夫媳妇不得招上门男人,硬来的话,轻则遭白眼吐口沫没好脸色看,重则受族规处置逐出家门。
   第二条路可行,但一个寡妇改嫁,身份已大跌,除非嫁贫民贱民流民地痞二流子,跟着过吃馒头少挨拳头多的苦日子;若是嫁个老实巴交的老光棍或拖儿带女的二婚头,也是清水寡汤、烦这烦那的没舒心日子好过。
   横竖是煎熬,倒不如心一横,做节妇立牌坊——皇上亲赐的妇德最高荣誉啊,是大清庶民们学习的典范,又是终身荣誉,比评上其他全国什么先进分子的含金量高且分量也重。
   邬氏会想:索性活出个名节,活出个“人样”,活得个风光!
   还有一层隐秘其实是最重要的考虑,就是——居家守节,身份未变,就能完美继承家产——守着一大堆现成的房产外加船业田租,一直可以坐吃享用到老死,如果不顾一切地为了投奔一个很可能让她吃馒头少吃拳头多的男人而舍弃它们,那不是脑子进水吗?想要儿孙,也可以,族规规定只可过继亲房儿子。甭管是谁,过来就是了,反正都不是自己生的,管他介多。能有个精神寄托,老了养老送终,做了鬼,清明有人上坟,祭祀羹饭有得吃,就行了。
   这样的选择,显然比前两种情况要好得多。不就是响应董仲舒老夫子号召的“存天理灭人欲”吗?但毕竟是得大于失的。
   这笔账算来,也是名利双收。所以,邬氏的选择,不能不说是明智的。且充分体现了她足够的生存智慧。
   不少国人在清理历史老账时,要么习惯于简单的控诉,要么就是泛泛的同情,却往往漠视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深层次原因,或者忽略人性的现实需求和生存要素。至于反思,就更不耐烦了,大概也怕反思出什么问题来,前后就牵扯不清了。所以历史一路走来,给人感觉,似乎人的反思神经元还停留在土著部落阶段。至于忏悔,更是没门。
   而我们只想去理解历史,并试图接近或还原真实。如此而已。

   3 邬氏等待:终于等来万岁爷的圣旨

   就这样,熬啊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从嘉庆帝熬到道光帝,前后跨越二朝皇帝。从青葱乌丝熬到白发上头,守身如玉27个春秋,直到51岁那年,总算如愿以偿——等来了道光帝的褒奖圣旨,授予邬氏立石质节孝坊——俗称“贞节牌坊”,这是岱山独一无二的一处名胜古迹。据记载,石马岙的於氏先祖自康熙朝至清末的240多年间,被朝廷授予节孝匾的节烈之女共有6位,邬氏的石质节孝坊是规格最高的一位。《岱山镇志》记载,“节孝坊”在石马岙长墩,高4.0米,宽1.9米,深0.9米,用四根石柱立起,三面围石板,面前石栏门,用整体石雕顶,飞檐翘角,雕龙刻凤,坊中立一大碑——系道光十七年丁酉闽浙总督、浙江巡抚学政史题:“奉旨钦旌故民於嘉芰妻邬氏之碑”。石柱联曰:“玉洁冰清,千年不易;松贞柏操,万世流传。”
   可以说,从原始时期初民的生殖崇拜(除母系时期外),到儒文化达于极盛的明清时代,女性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其实并无实质进化,只不过多了一道文化装饰,而邬氏们的守节选择,是基于生存需要的自愿,也是皇权意志以理学形式达到控制地方的一种成功范式,结果则是双赢。
   不过,人性的本能毕竟是无法完全抹杀得了的,哪怕是立志殉道的高标者。
当年曾流传下来这样一个真实故事:当在建的节孝坊临近尾声,只剩把石顶合上,大功就可告成。可是工匠们将石顶装上后,却左合右合合不上,再量尺寸,完全正确。奇了,难道邬氏隐瞒了什么秘密,愧授此殊荣吗?工匠喊道,快传邬氏过来。邬氏匆匆来到坊前,问:“师傅何事?”
   工匠厉声喝问:“你是否有什么事隐藏,不应受此皇恩?”
   邬氏急道:“我没做亏心事啊。”
   工匠说:“那坊顶何以合不上? ”
   邬氏脸一红,说:“只有一次,我一姑丈,有次饭后酒醉,曾拉过我一次,企图不规,我犹豫一下,还是打脱了他的手,严正拒绝了,以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
   另一种版本说,有一次姑丈来她家干活,吃饭时,她看姑丈年轻力壮,就联想到丈夫,如果丈夫在世的话生活会美满幸福的。也仅仅是转了一下这个念头而已。
   话音刚落,听到顶盖“咔嚓”一声合上了。
   可以想象,当时,所有在场的人肯定是如释重负地透出了一口长长的气。
据说,邬氏后过继侄子於式尧为子,式尧生九子,邬氏晚年也算得上是“子孙满堂”。
   到如今,却是人去楼空,后裔云散,牌坊早已倒塌,只剩断檐残碑,没入尘土。
   而她的第六代孙媳妇朱兰花也已70多岁,住在於家走马楼残间,问及节妇先慈,却是茫然无知。
   呵呵,世事如烟,何来万古。满地瓦砾,一声叹息。

4 烈女们与被动人生

   当年的贞节女邬氏究竟叫啥名字,和於家其他5位节女一样,已无从考证,在民国《定海县志》中,我们查到舟山自宋以来有姓无名的节烈之女名录。尽管她们为家庭乃至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很多牺牲,但在男权社会,她们也仅仅被抽象成一个个殉道的文化符号,这些符号在史页里、在牌坊上、在墓碑上、在家谱里……却无法令后人看清她们的真实面容,至于她们的名字,同社会底层无数的血肉之躯一起,被忽略不计或轻轻抹去。
   想起著名的徽州那一座座高耸壮观的节孝牌坊。有意思的是,如今它们被作为当地旅游产业中的一道独特景观,为地方经济发展生发出源源不断的财富。
若牌坊下的节妇有灵,是不是该庆幸呢?
   问题的关键是,同样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符号,牌坊和当年的主人一样,也是被动的。
   不由想起一位名人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是的,历史在岁月演变中,不断地被改变着功能和作用,不断地被变换着脸面,历史总是被时间玩弄于股掌之上。于是,当你面对历史的时候,常常有一种无奈乃至无力的感觉。历史同样是被动的。
   时至今天,小至个体,大至群体或者说阶层,我们仍然不断地被动着,无从把握自我,最近网上出现频率很高的“被……什么着”,成了一种时尚流行句式,这是一种面对现实却无力挣扎的自我解嘲,也是出于生存无奈的自我调侃。
   当然,和邬氏这样的烈女们不同的是,我们总算能够表达或者说释放一点这种无奈或无力感了。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进步。
   只是,我们还要等待多久,才能在格式化的“被……什么着”句式中走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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