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姓当代人物 农林生物学家、教育家——乐天宇

    中华乐氏网 2009年3月14日 乐程


 乐天宇(1901—1984),农林生物学家、教育家。早年投身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革命老区举办农业教育,实行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培养新型科技人才,创建延安中国农学会,倡议开垦南泥湾,对革命老区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以后,对农业教育改革和发展橡胶种植业作出一定贡献。晚年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失去正式工作机会,在家从事著述。冤案昭雪后,以全部补发给他的工资和月工资的85%用于创办九嶷山学院,为开发贫困山区培养建设人才。
  乐天宇原名天愚,又称天燏、天遇。1901年2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宁远县官桥乡蔴池塘村。自幼聪慧,勤奋好学。1916年考入长沙市立第一中学,开始接触社会,并接受进步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抵制日货和由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驱汤”(汤芗铭),“驱张”(张敬尧)等爱国运动。
  1921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结识邓中夏、何孟雄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成为李大钊组织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追随者。1922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出任团支部书记。1923年3月8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前身)。1924年1月,北农大团支部和全体团员经批准转为中共党支部和党员,乐天宇任第一任中共北农大党支部书记。在北农大学习期间,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林学家梁希教授对他非常器重,常以“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绿荫护夏,红叶迎秋”、“四时花香,万壑鸟鸣”相勉。乐天宇也以此为奋斗终生的目标。
  1925年,乐天宇在北农大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察哈尔、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为革命奔走,出任过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张家口地委农委书记。在张家口,他以西北督办署实业厅林业技术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600余人。同年秋,因冯玉祥将军主持的国民军西撤,农运受挫。他不得不离开张家口,到安徽省六安农校执教。
  1927年初,南方革命运动高涨,组织上派乐天宇回到湖南宁远,开展农民运动,他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并被推选为宁远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正当全县农民运动高涨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农民协会遭受血腥镇压,为保存革命力量,组织上要乐天宇离开宁远,辗转回安徽六安农校。“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后,国共两党彻底分裂,乐天宇到达六安不久,就被捕并押回长沙,投入监狱。
  1930年7月,工农红军攻打长沙,乐天宇与难友趁机越狱时负伤,不得不潜赴衡阳养伤。同年底,伤愈离开衡阳,先后任河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推广部主任、河南省第五区农林局局长、湖北省文化研究院导师、甘肃省庆阳县县长、湖南省衡阳船山高级农校主事等职。1939年7月“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半壁河山,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全国人民奋起投入抗日救国战争。乐天宇决心离开较为优裕的生活和妻子儿女,于1939年冬只身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乐天宇到达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他一面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兼课,一面组织酝酿农校教师和学员,对边区林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当时,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双重封锁和包围下,经济十分艰难。中共中央号召边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持久抗战。乐天宇于1940年4月,提出《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计划》,得到党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的重视和提供480元经费支持。1940年6月,组成6人的考察团,成员为林山、江心、郝笑天、曹达、王清华等,由乐天宇率领,乃于6月14日从延安出发,途经甘泉、志丹等15个县,东自固临、西至曲子、南至淳耀、西北到志丹,考察了九源、洛南、华池、分水岭、南桥山、关中、曲西等6个林区,于7月30日返回延安。了解了南泥湾、槐树庄、金盆湾一带的植物资源和自然条件,并收集重要植物标本2000余件,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边区森林资源和可垦荒地的情况,提出了开垦南泥湾,以增产粮食的建议。报告还对陕甘宁边区“五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的农业环境,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边区森林改善边区农业气候的观点。认为:一是北面大沙漠的干燥寒冷气候的影响,二是西边甘肃台地大陆性气候的影响,三是南面桥山平台地的小高原气候的影响。还有,我国东部沿海的海风吹入内地,第一步为河南大平原的大陆性气候所吸收,第二步为太行山、吕梁山所阻隔。南面向北来的重湿度的空气,第一步为秦岭、太白山、终南山阻隔,第二步为桥山台地所吸收。这样,在边区境内,便成为外部恶劣气候影响的焦点……说不上农业气候,所幸的是有千万平方里的森林,与各方面的恶劣气候进行着抗争,从而改善了边区的气候。考察发现,在较大的林区内,便有优美的农业环境,气候变动小,农作物长势必好,从多方面论述:保护好这千万平方里宝贵的森林,充分发挥它的调节气候的作用,是边区农业发展的关键。 
 李富春阅后,在《报告》上批注:“凡关心边区的人们不可不看……凡注意边区建设事业的人们不可不依据的材料。”不久,朱德总司令派邓洁会见乐天宇,专门了解南泥湾详细情况,并要他分别向毛泽东和朱德当面汇报。汇报中,他提出开垦南泥湾的建议,并三次陪同朱德总司令视察南泥湾。最后,朱德同志决心调一二○师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一面垦荒种粮,一面进行军训。边区政府建议厅也在南泥湾设置垦殖办事处,组织安排各单位和安置外来难民前往开荒,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基地。
  1941年春,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生物系,乐天宇任系主任兼陕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为了充分发挥农林技术人员的作用,他和边区政府建设厅的李世俊、边区农业学校的方悴农、光华农场的陈凌风等共同发起成立解放区的中国农学会,有会员30余人,乐天宇任第一届主任委员。农学会受到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的关注,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李富春、王首道等多次到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指导并支持他们的工作。农学会在开垦南泥湾,发放耕牛、农具和植棉贷款、改良作物品种、指导植棉、种稻、扑灭牛瘟、防治谷子螟虫以及发展养蚕等一一提出具体建议,并组织农林科技人员和农校学生到农村发放农贷,帮助春耕,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乐天宇转移到晋冀鲁豫边区首府长治,在那里负责筹建北方大学农学院并任院长。1948年夏,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由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乐天宇任农学院院长。
  解放战争期间,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生活异常艰苦。乐天宇带领全院师生发扬南泥湾精神,边学习边劳动,开荒种地,养猪种菜。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他根据延安引种甜菜熬糖的成功经验,创办糖业专科班,培养人才,并建立了22个糖业工作站。当年熬制了红糖数万斤,解决了解放区长期缺糖吃的困难。他还聘请民间有经验的中兽医为导师,创办兽医专修科,招收学生,边学边干,由师生自己动手上山采集和制作中草药,学习推广针灸等民间传统技术,办起了兽医院,不到两年时间,兽医院发展到34所。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农学院的教育事业,也从长治、太行山扩大到邯郸、石家庄、保定一直到刚解放的北平,都建立了华大农学院高级兽医教育工作站,实行教育、生产、研究三结合的体制,在民间中兽医传统技术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兽医科学技术,对猪瘟、牛瘟、炭疽病等流行疫病的防治,取得了明显效果。
  北方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还根据解放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展了评选和推广小麦、玉米等作物良种,总结群众经验,普及种麻、沤麻、种烟、烤烟、种蓝打靛等先进技术,对解放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949年5月,华北大学农学院院部,由石家庄迁到北京。同年9月,乐天宇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代表,参加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华北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以及辅仁大学农学系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由乐天宇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党总支书记。
  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新形势,他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进一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努力探索理论结合实践的改革之路。他提出学生参加农耕实习和组织教师参加生产实践。以便农大学生掌握从播种到收获的农事活动的全过程,提高学生实际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联系群众的作风;为农大教师提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专业配合、推动生产发展的条件,提高了教师素质和教学水平。1950年4月至5月,乐天宇组织农大农学、土壤、森林、畜牧、兽医、园艺、农业经济等7个系的教授、讲师参加的“东北工作团”前往哈尔滨、佳木斯、密山等垦区进行实地考察,协助当地驻军安排春耕,推广生产技术,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合理进行森林采伐、封山育林、荒山造林、建设草原和农田防护林带、兴建排灌系统以及发展畜牧业等。随后又组织“西北工作团”,对大西北进行了考察,提出了适合当地发展农林牧业的意见。这两次考察,不仅对教师是一次实际锻炼,而且也为今后培养新型农业人才创造了条件。
  乐天宇早年在革命根据地工作,就重视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在延安时期,跑遍了边区的山山水水,了解实际情况,采集标本,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科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为党和人民培养了大批“能文能武”的建设人才。并与徐纬英合作完成《陕甘宁盆地植物志》一书,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边区自然状况、植物资源、森林资源,阐述了西北地区森林演变过程。书中主要内容曾在当时《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对根据地干部和群众,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增强科学观念,发挥有益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业出版社于1957年6月将它正式出版。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转入全面反攻,胜利在望。迎接新中国建设的任务,摆在解放区人民和共产党人的面前。正在这个时候,取得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的苏联,在斯大林鼓励下,大张旗鼓地宣扬李森科的关于《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颂扬米丘林学说在遗传学上的胜利。乐天宇在它的影响与鼓舞下,在石家庄发起成立米丘林学会,提倡学习和研究米丘林学说,并在他主持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大力推行米丘林遗传学。在这个时期他陆续撰写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哲学基础》、《新遗传学讲义》、《新遗传学讲话》、《自然规律的遗传法则》等论著,系统介绍了米丘林学术观点、内容、研究方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实行封锁包围,外交上不予承认,向苏联“一边倒”的形势,对学术界也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遗传学上发生米丘林与摩尔根两种不同学派的学术争论。乐天宇在主持北京农业大学工作期间,强调米丘林学派,排斥摩尔根学派,伤害了一些科学家,年轻的归国遗传学家李景均被迫出走。领导上发觉后,把他调离北京农业大学。
  1951年,乐天宇调离北京农大后,为使他在学术上有所发展,由他负责筹建并担任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馆(即后来的遗传研究所)馆长。1953年,为发展我国橡胶生产,乐天宇参加领导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的筹建任务,他为在海南岛开发种植橡胶,踏遍海南全岛的山山水水,收集数百种植物标本,系统调查研究橡胶的生长发育规律,提出在开垦种植橡胶的同时,要保护森林资源,营造防护林带和提高橡胶产量的综合治理方案,为发展我国橡胶生产,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4年,由于长期野外作业,乐天宇不幸罹患恶性疟疾,经送广州医院抢救治疗后,回到北京,安排在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并被推选为第三届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同年,他还出任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
  乐天宇历来重视森林保护工作。在延安经过调查研究,陕北本来是沃野千里,绿树成荫的好地方,物产丰富,人文荟萃。以后,由于战乱,放火烧山,滥伐森林,破坏植被,水土流失,沙漠进逼,耕地减少,如能植树造林,恢复“林相”(指现有适当密度的乔木,必有略为密集的亚乔木,在高低秆草本植物掩护下,还有羊齿等地被植物的生态而言),涵蓄水量的作用极大,水土保持效应极好,完全可以逐渐改善陕北等地的生态环境。为此,乐天宇不厌其烦,不断提出建议,供领导部门在制定森林政策时参考。但由于种种原因,森林保护政策累遭侵害。
  乐天宇在晚年仍然大声疾呼保护森林。他认为,人类从远古到现在曾经有过茂密的森林,后来被砍伐了。曾经吃尽了洪荒之苦,可是人们仍然不懂得去爱护树木。祖宗把灾难留给了我们,我们又把灾难加倍地留给了子孙。因此,他常呼吁:“救救森林,救救子孙!”
 乐天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被下放到广西邕宁“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70年农林两院合并,又被转至辽宁兴城“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批斗”。后来年老多病,成为佝偻,就让他回到过独身生活在街道小厂工作的大女儿家“休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乐天宇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和原工资级别待遇。也未安排工作,令其离休。这时,乐天宇已年逾七旬,由于他胸怀坦荡,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以党的事业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重,带上补发给他的全部工资,回到湖南宁远县家乡自费办学。他的创举得到萧克将军和各方友好人士的支持,并受到当地政府和山区人民的拥护和欢迎。
  1980年,乐天宇回到宁远的第二天,就到了离城70里的九嶷山(也称九疑山,又名苍梧山)选择校址。之后,他向当地政府提出了建设九嶷山旅游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并拿出补发给他的工资数万元,作为筹建九嶷山学院的经费。在各方面的积极支持下,1981年九嶷山学院正式开学,分设畜牧、林果、医学、文史4个系,学生200余人。建校初期,条件艰苦,乐天宇坚持与全校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以身作则,住破庙,吃粗菜淡饭,还将每月从原单位离休后照发的350元工资,除留50元生活费外,余均交给学院充作师生生活补贴和办公费用。他还不取报酬,亲自讲课,经常工作至深夜。
  九嶷山学院越办越兴旺,学生发展到500余人,来自19个省、市、自治区。他自费办学的事迹在《人民日报》、《湖南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上报道后,受到国内外很多人士的赞誉和支持。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寄来了有关科技资料,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湖南农学院等相继赠送大量图书仪器。大家无不为他爱国爱民的热忱所感动。
  1983年冬,乐天宇终因长期艰苦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积劳成疾。住院治疗3个多月后,病情略见好转,于1984年3月回到学院,又继续拼搏,终因心力交瘁,突患脑溢血,抢救不及,于1984年7月15日辞世。
  乐天宇献身革命事业,无私无畏,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道路上,为发展祖国的农林事业做出了贡献。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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