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谱源流】《参山二房黄氏族谱》华侨史料剖析

    中华黄氏网 2011年12月24日 吴远鹏


  

  
    泉州是我国著名的侨乡,有600多万祖籍泉州的华侨、华人分布在海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侨乡族谱中关于泉州人民买棹扬帆、播迁海外的记述浩如烟云,《参山二房黄氏族谱》[以下简称《黄氏族谱》,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重修抄本],即是这其中的一部。由于《黄氏族谱》中记载参山黄氏族人迁居台湾的史料繁多,达1000多人,因此谱中关于族人出洋的记载较易为人们所忽略。其实,《黄氏族谱》所载具有华侨出国早、跨越时间长、分布广等特点,尤为难得的是其中有大量华侨移居印度尼西亚的史料,这在侨乡族谱中是非常罕见的。本文拟就《黄氏族谱》中记载的华侨史料,特别是印尼华侨史料进行分析,以考察泉州人民充满艰辛、浸满血泪的移民历程。
一、参山黄氏族人的出国时间
    参山即参内乡,位于安溪县东部,距安溪县城6.7公里,与南安县接壤,晋江上游的蓝溪流经参内,水路可达泉州,交通便利。参内乡是安溪县的重点侨乡。参内黄氏属于泉州“紫云衍派”,唐垂拱二年(686年)黄守恭第三子黄纲奉严命到安溪东水门外葛磐开基,传至十一世黄孟仁始迁参山(今参内乡参山),为参内黄氏之祖,其后裔现在罗溪、南安、永春、德化、浙江、江西、广东、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印尼等地繁衍。
    族谱中的早期出国华侨一般都没有载明出洋的具体时间,《黄氏族谱》中记载出生时间最早的华侨是黄光倪,出生于清康熙戊戌年(1718年),我们按常情一般是在成年后出洋,即“弱冠南渡”,以出生年加20年为其出洋时间,那么,黄氏族人在清乾隆三年(1738年)左右就开始放洋谋生了。这是安溪人移居印尼的最早文字记载。
    为便于分析,我们对族谱中能大致判断其出洋时间的208人的出国时间进行统计(见部分华侨出国时间统计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18世纪中叶,黄氏族人还只是零星出洋。很快地,到了18世纪60年代,进入出国高潮时期,并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这一时期共有123名华侨出洋,占总数(208人)的59%,其中18世纪80年代是高峰期,出国华侨达到36人,平均每年就有3~4名族人出国。这一时期之后,华侨出国人数很快就衰减下来,虽有起伏,但变化已经不大。谱载最迟出国者黄鸣声在“光绪乙酉年”即光绪十一年(1885年)才买棹放洋,距离《族谱》编修时间仅仅一年。从表中还可以看出,参山华侨的出国时间跨度很大,从18世纪起至19世纪末,延绵达一个半世纪。
二、黄氏华侨在海外的分布
    而今,海外安溪籍华侨、华人将近70万人,分布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5%以上居住在东南亚各国,印尼是安溪籍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总数达22万多人。这是安溪华侨分布有别于泉州其他县份的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在《黄氏族谱》中有着明显的体现。
《黄氏族谱》中共有华侨史料252条301人,从14世迄20世,共涉及七代人。资料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数(条数)侨居地不明,仅以“往番邦”、“往外夷”入谱,明确记载侨居地的华侨人数共有195人,占总数的64.8%。在这195人中,绝大多数是前往印尼的,有167人,占85.6%。余者是马来西亚17人,新加坡7人,菲律宾1人,泰国1人,越南1人,缅甸1人。
    黄氏如此集中于印尼,这与国人“亲邻相携”、“聚族而居”的传统习惯有很大关系,谱中记载络绎南渡者或兄弟相率,或父子同往,或夫妻相携、举家迁徙,比比皆是。
    兄弟相率:如黄迪果长子黄光朝、次子黄光万,相率往吧邦(印尼雅加达);又如黄廷煌、黄廷煦、黄廷炽三兄弟,皆“往番殁”。
父子同往:如侨居吧城的黄光碧,“子凌专在番”;黄先统在吧,“长子福星,次子珍俱在吧郡”。
夫妻相携:如“人念……娶林氏,夫妻在吧亡,葬地在吧。”
三、华侨出国的原因
    《黄氏族谱》中关于华侨出国的具体原由,只有零星记载,我们很难从这些片言只语中考察到参山华侨出国的普遍性原因,只能通过华侨大规模出国的时间及当时安溪县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状况的综合分析来推断。
    前已述及,参山华侨的出国高潮是清乾隆年间,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导因是“海禁”的解除。清初,郑成功据台抗清,朝廷为禁止沿海人民与郑成功的联系,在经济上封锁郑氏集团,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实行“海禁”,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下令“迁界”,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米不许越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派遣施琅平台,实现全国版图统一,翌年“海禁”撤销,准许沿海人民出洋谋生,此后虽时开时禁,但出国已成燎原之势,不可抵挡。可以说,“海禁”的解除,为参山黄氏族人的南播扫清了障碍。
    入清以来,特别是乾隆年间,安溪县人口急剧增长,由清初时的1万人左右增长到道光九年(1829年)的25万多人,但是农村耕地面积却没有相应增加,一直停留在15万亩左右。这时候的中国封建社会已经步入没落之秋,社会危机空前深重,随着激烈的土地兼并风潮的继续,越来越多的农民因失去土地而破产,农民为求温饱乃至生存,不得不谋求新的生活道路。处于安溪山区的参内乡更是农业发展缓慢,经济十分落后,人多地少的矛盾异常尖锐的地区,因此,出洋谋生的人就更多了。
    由此可见,人多地少加上农村经济破产,许多农民生活无着,这是参山黄氏华侨不得不往番求生、“经营四方,渡舫远海”的最主要原因。
当然,如此众多的华侨出国,原因也必然是多方面的。如族谱中黄士敏出国原由的记载,即是一例:“士敏,造轩三子,故儒士,学力深醇,品诣高超,惜不得获售其志,故往吧。”一介村坊寒儒,因苦苦追求的仕途理想幻灭,十年寒窗艰辛付之东流,心力交瘁,不忍在失落的环境中安身,而愤然弃本出洋,寄意他邦。
四、浸满血泪的移民之路
    华侨先民们要远渡重洋,饱经风浪,历尽艰辛,才能侥幸达到彼岸。在航海技术不甚发达的当时,在风色潮候变幻奇诡的茫茫大海中遭遇不测更是常事。《黄氏族谱》中的这类惨痛记录,俯拾即是。
    他们中有的刚刚登上船只,还没离开大陆沿海,就遭遇不测,如“先沛,……欲往吧,在同安渡溺死,葬海砂埔”;有的则像黄凌挑“渡船往吧,中途殁”;有的则是在回国途中遭风舟覆,身家性命连同几年来用艰辛劳作挣来的些许积蓄一起葬身鱼腹,如先量“往吧旋梓,溺船而亡”,先次“在吧回唐,七月廿二日渡舫至广东,被狂风飘去”;更有在茫茫大洋上惨遭海盗杀戮,如“人七……往吧旋梓,被海贼所害”,而血本无归,抛尸大海。至于谱中仅载“往吧无归”者,还有许多。
五、融入侨居地社会生活的历程
    华侨们筚路蓝缕,历尽艰辛到达海外后,为了站稳脚跟,为了生存和发展,必然要逐渐融入乃至融合到侨居国的社会中去,从《黄氏族谱》中可以看出华侨的融合历程。
    早先出国的黄氏族人多是单身出洋,眷属仍留在家乡,他们都十分眷念家乡、亲人,期望有朝一日能够归国返乡。因“不和水土,至成身故”等原因而卒葬夷地,实属万不得已。即便客死异域也要依泉州风俗,“引魂归故里”。《黄氏族谱》中黄胤仪“往吧邦无回,骸无归”,在家乡“有主(神主、牌位)无墓”,就是一个例证。
    黄氏华侨对家乡、亲人的眷念,表现在他们把在侨居地栉风沐雨、辛勤劳作的收入,点滴积攒起来,或汇寄回家赡养亲人,或整装旋梓,泽被亲朋乡里。如黄廷源“经营四方,渡舫远海,整装旋归,大振家计。所有田宅,均分仲叔,□钱尺布,未有所私。”再如“光朝,迪果长子,经营夷地,克成家业,不维隔海驰养双亲”,从印尼回国后更是“田宅均分兄弟,敦孝行而爱弟昆,亦乡闾可钦焉。”
    在侨居地娶妻生子,建立家庭,繁衍生息是黄氏族人融入侨居地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标志。参山黄氏从16世起就有族人在印尼娶妻生子,前面提到的黄廷源,先“在番娶杨氏”,杨氏殁后又“继娶林氏”。黄光昌“在吧娶陈氏……子二,荣宗、益奇,俱在吧。”族谱中还有如人日“娶□氏。有子八人,俱在吧”。不知其子姓名,也不知娶妻姓氏,此种情形亦非罕见,是否有娶番女(印尼原住民)为妻的,尚待考证。
    家乡贫困落后面貌得不到根本改变,加上航路的艰险,使许多意欲归国返乡的华侨望而却步,促使越来越多的黄氏族人在国外通婚定居,繁衍后代,一直到卒葬该地。
    通览全谱,明确记载在外国娶妻结婚的黄氏族人有10人,在国外出生的黄氏族人达41人,因传统族谱只记载男丁,黄氏华侨在国外结婚后所生女子在谱中均得不到反映,无从统计,因此以上数据是很不完整的,这还不包括谱中无明确记载,又不能大致判断的。我们再来看一个在印尼娶妻生子、安家落户、兴旺发达的典型家庭:“光像,生乾隆庚申年(1740年),卒道光乙酉年(1825年),往番邦、娶在吧。子四,随目,随榷、随菖、随斐,父母兄弟,俱在吧衍派。”他的四子随斐“妻并四子,俱在吧邦……子孙在吧兴旺。”
    一家四代,至少有几十人在印尼繁衍发展,足见已经完全融入侨居地的社会生活中了。


部分华侨出国时间统计表

 

(责任编辑:黄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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