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氏是稀姓，《中国家谱综合目录》收录的茅氏家谱仅八种，谱籍在上海、江苏镇江、浙江鄞县、余姚，其中就包括民国七年和民国三十七年二种前后递修的《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我手头上的这一部《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是民国三十七年敬爱堂木活字本，二十卷首一卷尾一卷十册，是我较早得到的本地区家谱。九十年代的时候，在姚北古玩城，家谱少有人问津，当这部品相奇佳，带有原配谱箱的《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摆在地摊上时，人家只要了四百元，我还赚贵，原打算再还上一点，恰好这时有二安徽书商上来问价，我一看事不我待，付了钱拿了谱赶紧就走，那俩安徽客还跟了我一段路，问我加点价能不能让给他们。直到现在，姓茅的家谱，我还没有碰到第二部。如果那时我稍有些优柔寡断，到现在恐怕还得在后悔。

黄山湖，本地俗称黄沙湖。茅氏始祖三七公，世居河南开封府郑州，到了三世百三七公，宋建炎时扈跸南渡，家于绍兴路云门之绕门山。九世迁余公，自绕门山迁居余姚龙泉乡，至元季十世祖宁一公，行二千九，自龙泉乡始卜居于此地，后裔析为西房、良房、茂房、东大房、东二房、东三房、廷房各支。茅氏在此虽繁衍生息历数百余年，但仍算不上是望族，嘉庆元年创修家谱时，二十五世孙茅瑞在《序》中说：“至元季十世祖宁一公始卜居于云柯之黄山湖，迄今门祚虽微，除迁居各方外，娶族而外者，尚二百有余家焉。”可知到了清朝嘉庆年间，也不过区区二百余户人家而已。

不过，到了现在，茅氏家族可谓声名鹊起，有一次我在“百度”上输入“茅氏”二字，跳出一万余条相关网页来，大部分，都是涉及了创说“茅氏理论”的方太集团茅理翔、茅忠群父子。而茅理翔、茅忠群父子，恰恰就出于这个黄山湖茅氏家族，世系记载在卷十六第九十叶。

在这里，我无意于茅理翔、茅忠群父子企业家，而是想说与茅理翔先生同在“东房下二房”，又是同辈第三十世，却比茅理翔年长许多的茅可人。

前段时间看到王振忠先生的《平民莫笑堕民低》一文，他在文中说：“数年前，笔者在徽州歙南觅得一部装订成册的报纸，为民国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八日《浙江商报》的合订本，从中可见，在鲁迅《我谈‘堕民’》之前近十年，茅可人就写有《堕民》一文。可能是作者名头不大，这篇短文亦少人提及，就连目前辑录堕民文献较为完备的《绍兴市志》等也未曾收录。该文虽似小说家言，却颇显珍贵……经查，茅可人曾参与续纂1948年的《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据此可知作者当系旧属绍兴府的余姚县人，这一带正是明清以来堕民集中分布的地区，文中的‘茅家二相公’，或许也正是茅可人的夫子自道。短文的最后这样写道：‘他们没有走进自己的村子，月亮从西山落下去了，仿佛是不愿看他们一般没志气的人。’这大概也就是鲁迅所谓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

看得出来，王振忠先生是查过茅可人的资料的，但茅可人还没达到名人辞典或市志、县志收录的资格，要查他的生平资料，还真有点不容易。

《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从议修、编辑、校刊、统计、总采访、各房采访、缮稿共计二十六人，但实际主修的，就是这个在本谱中担任“编辑”的茅可人。家谱的最末，有“戊子中秋可人自跋”的《跋》，云：“余以养疴家居，受葺谱之命，常惴惴自惧。今剞劂将竣，装潢有日矣，宗族咸为余庆，顾余有深感者六焉。”他在跋中“深感者六”分为一曰经费、二曰服务、三曰采访、四曰校雠、五曰印刷、六曰庋藏。这与古人感叹的“修谱难”一脉相承，如“三曰采访。登门查询，在同居一处，尚无若何艰阻，一至遐方，以蓦不相识之人，叩以水木渊源，苟非善于词令，处以耐心，往往拒而不纳，又以方言殊异，率然下笔，如戊午谱之舛讹，兹役或亦不免，以是知斯职之非等闲所能胜任也。”

茅可人于修谱，可谓劳苦功高，谱载《天台访宗记》、《虞越访宗记》、《新湖张斌桥二谱访阅记》，都是他亲至其地后的访问记，要知此次修谱是他在养病期间完成的，他在《虞越访宗记》中说：“而病后不胜舟车，因循未果。重九游牟山湖，试脚力觉尚可，乃邀宗叔锡纯、宗侄忠烈于望日起程，期会于郡城。”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或许还不足于令人肃然起敬，但从家谱卷一《图表》所罗列的章节，如太平军之役各房流亡比较表、道光以来历任宗长一览表、抗日出征军人一览表、现代成年男子职业比较图、现代嫁女适姓比较图、现代嫁女适所比较图、现代配妇本姓比较图、现代配妇原址比较图等，却令我大大的肃然起敬了，诸如此类极有创意的图表，以我经眼的家谱之众，也是第一次看到！

《抗日出征军人一览表》中有三十五人出征抗日，而最终未能回归家乡的达到了二十人之多。一个仅二百余户小小的乡村家族，参与抗日的人员如此之从，最主要的因素，就在于茅可人的动员，以至于乡中有了‘出了茅可人，壮丁抽干净’的民谣。

家谱卷九，有茅耆伦所撰《倭难记》一篇，茅耆伦字锡纯，长茅可人一辈，却以茅可人为师，称之为“可人师”，把茅可人的夫人称作“鲁师母”、“鲁夫人”（把茅可人的儿子茅蔚然称之为“侄孙”），可见对茅可人的尊重。且先看他在《倭难记》中所记载的日军暴行：“民（国）三十一年四月三十日，寇自城率伪浙江保安队一排，闯入余家，勒缴枪械，余未在，缚余妻，翻箱倒箧，搜索殆遍，邻人亦有遭劫者。既系余妻至城，设法营救，越十八日始获生还，遍体鳞伤，至不能行动。或谓奸人告密，与余名同，敌伪不察，直指余家，致遭无妄之灾。至七月五日，寇又过我村，搜索游击队。九月廿四日，方演秧歌，大索鸡鸭，居民饱受虚惊。嗣此按保勒索粮糈，不能幸免。是年冬，蔚然、昌德二侄孙皆自江西为浒山流动区署联络军事，蔚然与某队不洽，深宵被逮，几遭不测，翌日营救之得免。昌德旋入某游击队司谍报会，其弟续弦归宿家内，强为强徒登门挟之去，失踪四十日，尸浮黄山湖内，天寒未腐，弹痕自胸穿背出。民三十二年二月三日，寇攻我游击队于湖南山，吾村亦在火线内，青年男女皆远避，仅留老弱。四月十八日傍晚，周行（巷）、庵东、浒山之寇，分西北东三路冲入我村，伪保长出问，故谓有游击队窟吾村，既搜索无所得，分道返入，晚，村人以为无事矣，而邑城之寇又自南来，宗弟毅夫方伏月谷麦陇间，为所执，视为便衣，兵曳至可人师家逼供，搒掠备至，毅夫始终无所承，寇缚之走，毅夫见同难者曰：‘我已矣，为国家，故无所恨，然不知死于何寇。’既远去，家人始觉。明晨有自横河来者，见有青年尸陈市上，刃胸至数十痕。家人趋视之，果毅夫也，后始知为伪军陆某所诬报云。三十三年二月七日，寇又踞湖堤，伏击湖南山之游击队，闸口村妇有被辱失身者。自此至民三十四年秋光复，寇之为祸荦荦可记者具如此。”

后又继续说道：“宗弟含英游击浙皖边陲，今年始归；宗侄孙忠尧远戍西康，战后仅通一书；长儿去年守河北石家庄，石家庄陷后，音讯告阻，存亡未卜；他如寓鄞县双钱街之红伦宗兄及其子根发，于民国三十一年春被掳不返；民国三十二年九月三日柘岙同宗二十六户以抗缴粮糈，居室被毁过半；庆公享堂一火而尽；居上下河兜之同宗迭被匪劫，小户亦遭厄，盖铁蹄所至，不能幸免焉。”

国土家乡遭受如此劫难，身为“余姚抗日自卫委员会委员”的茅可人满腔热血，如何不喷勃而出，拍案而起：“当七七抗战之肇始也，南方乡村犹在梦中，可人师方服务于‘浒山民众教育馆’，与同志立‘抗敌宣传会’，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并编印《先民御侮史略》数千册，以资警惕。其夫人鲁师母耳濡目染，亦以是激励同族妇孺。及八一三上海战作，敌机盘旋上空无虚日，族人之经商沪上者，多歇业回里，族中始受巨大影响。时省县禀中央命，有‘抗战后援会’之组织，操纵于少数人，门户之见犹深，不能使全民奋袂而起。可人师乃密合抗建民团于乡里，以五人为一小组，集一村各小组为一支团，统各支团为一总团，自率领之组*****，以周支团*****，以月总团*****，以季总团之会，以人众藉故掩护。廿七年三月十二日开国父逝世纪念大会于浒山，五月五日开摔角比赛大会于历山，皆总团大会之化身也。是团以吾族为策源地，族中青年多归之时，各乡村皆有帮会广收门徒，藉势横行，独吾族无一人执贽进香堂，帮会徒众亦不敢陵虐吾族。二十八年可人师复发动团员志愿从军入伍者凡四十人，乡中有‘出了茅可人，壮丁抽干净’之谣。”
茅可人的这种公而无私的行为，却招致了某些人的不满，甚至告到了官府，说他有异图，有野心，幸亏时任余姚县长的林泽，“尝与可人师议论于抗日自卫委员会浒区团练，方资倚畀，为之声剖，得以无事。”虽无事，终不免令人齿凉，以至于“可人师见浙局方转逆流，乃复归教育界”，据查得的一些资料，茅可人曾任余姚康节小学教师，在1943和1944年又任天台县立中学教师，还是印学家柴子英的幼年蒙师呢。

一九四五年八月，茅可人在乐清县政府秘书的任上，闻听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战已全面胜利，欣喜若狂，当即赋诗《乐清县署初闻虏降》：

忽闻顽虏望风降，掷笔高歌喜满腔；晞发遗诗翱羽哭，古人输我见兴邦。

一怀在手拟黄龙，醉后颓然难自容；独耻八年扶国战，未随壮士学横冲。

并又作《胜利日》一首：

令下倾城日夜欢，西山悬瀑亦争湍；不知故邑今何似，游子天涯终未安。

茅可人世系详卷十六第十六叶：“可人，更名废字，以今名行，历任中学教员，余姚抗日自卫委员会委员，乐清县政府秘书，余姚县临时参议会及第一届参议会参议员。生于光绪庚子年闰八月初九日亥时，配石堰鲁英才公第五女兰芳，生一子绍蔚，女一绍蔼，字东谢塘高氏。”

他的儿子绍蔚，世系详同叶：“学名蔚然，历任新闻记者，现任桐乡县立师范学校教职员，生于民国十二年癸亥正月二十五日子时，配历山翁氏，生一女孝柔，后离异，继娶桐乡石湾谭皓，上海市私立沪江女子中学校毕业，私立上海光华大学院外国语文系修业，现任桐乡县立师范学校教员，生于民国十五年丙寅三月十五日丑时。”

关于茅可人的儿子茅蔚然，我查了一下资料。解放前编辑过《长江日报》，自1949年以前至1951年7月任杭州第十二中学校长的，也叫做茅蔚然，著有《中国近现代各派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简史》（1985年《杭州教育与进修》增刊）、《中国近现代各派教育思想与教学方法简史》（1987年四川教育出版社）、《中小学历史教学法》（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中学历史教学法》等。博士生导师聂幼犁教授曾说：“82年8月，全国历史教学年会在太原举行，我在小组的发言就以《历史教学法必须科学化、规范化》为题，得到了吴景贤、周春元、茅蔚然、丁西岭、赵恒烈、于友西等老前辈，还有我的老师陆满堂、金相成的肯定。”1982年的时候，茅可人的儿子茅蔚然已有59岁，也当得起“老前辈”的称呼，加上茅姓为稀姓，我觉得这个茅蔚然就是那个茅蔚然，当然，还需再作进一步的考证。

《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创修于清嘉庆元年，民国七年续修家谱时，年仅十八岁的茅可人已担任了本谱的“校刊”，并撰写《元宵会序》，而他的父亲“二十九世孙凤山字芑生，”一名整伦，字芑生，号卓峰，别号文仙，郡庠生，学名凤山，是光绪庚辰六年钞修谱的二名“编辑”之一（此次修谱共六人，编辑二人、采访二人、缮写二人），另一个是二十六世的方涵字育渐，陈沅在《光绪庚辰钞修谱序》中说：“时兵燹初平，庚戌代谢，少君羹香、卓峰诸茂才尚未成立，意俟后起有人藉以佐编辑……客秋育渐姻丈来余家，出丙辰原谱见示，并为道孝兼父子之颠末如左，谓今已得羹香昆仲并绍箕裘，将克期举事矣。”此“羹香”，原来就是茅卓峰的亲哥，茅可人的亲大伯，谱名作梅，一名达伦，字惟和，号羹香，别号鹤仙，邑庠生，生于咸丰癸丑，到光绪八年就死了，《光绪庚辰钞修题目》中把他放在“采访”的名单中，可见最后主修光绪六年钞本谱的，还是茅可人的父亲茅卓峰。

茅卓峰、茅可人父子，于茅氏家族，居功至伟。

家谱第一册之首，有二张照片，除第一张 “宗祠前景”外，另一张为“民国戊子续修家谱同人合影”，共有二十二人。我想茅可人是一定在其中的，不知道左三那位穿了长衫、剃了平头、戴着圆形眼镜、长脸又略带些病容的，是不是茅可人先生。

家谱卷尾，有《宗谱记藏》一节：“……此次印连史纸三十二部，内九部分授各房，东房归董事执掌，西、茂、廷三房归值事执掌，均须随任移交，不得据为私有。余二十三部则由各房价领，亦须视同拱璧。其毛鹿纸一部，原为校样，迳名之曰‘样部’，以赠编者。兹将三谱藏户及存佚列表于左，俾后人有考焉。”《宗谱记藏》载明毛鹿纸的校样“样部”，归“可人房藏”，“以赠编者”的“编者”，当然就是茅可人先生。

经查，《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民国三十七年本，除我这一部外，余姚梨洲文献馆亦藏一部。去年宁波竺济法先生前来拜访老友茅理翔先生，邀我同往，谈起家谱，茅先生说他家也有一部。这样，现今可知民国三十七年本《余姚黄山湖茅氏家谱》至少尚有三部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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