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蔡友兰应福建省建设厅之请，创办“福兴泉汽车运输公司”。因经营有术，业务不断扩大，车辆由原来的十余辆增至百余辆，规模颇大。其中他个人拥有汽车97辆，后由其长子蔡培锟出任理事长。蔡友兰经营汽车运输公司的特色是：在福兴泉公路沿线架设电话线，为每辆汽车配备话机和维修工，保证信息沟通和行车安全。这在当时是很先进的，对省城与闽南间的物资交流起了很大作用，他也因此成为省市商界有影响的人物。1939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明令疏散车辆至崇安。不久，该公司全部被接管，只留给蔡友兰4辆汽车。这对他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他并不灰心，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又自主经营崇安至江西河口的短途汽车运输业务，情况大不如前。

　　抗战期间，福州两次沦陷。第一次沦陷时，蔡友兰回莆田老家避难，停止了在福州商行的业务，以避免日伪的纠缠；第二次沦陷时，他毅然率福州商会同仁撤退到南平继续经商活动。此时，日伪密特紧盯他，以沟通福建蒋管区与沦陷区物资交流为由，到南平邀他回福州任日伪“调节处”处长，并表示日方愿意给他以3000两黄金补偿其企业疏散物资时的损失，遭到严词拒绝。日伪又骗说如他不愿回福州，日方打算在闽清口设“交换物资处”，由他主持其事。友兰当面直言不为日本侵略者效劳，充分表现了他不为金钱、地位利诱，不当汉奸的爱国商人的崇高民族气节。

　　1945年抗战胜利，蔡友兰在福州重操旧业，恢复了与湘赣两省的经商渠道。除主营鞭炮外，他还大宗采办土特产品和进出口业务，获得厚利。而后又拓展汽车运输业和轮船海运业，创立“福枫汽车运输公司”，自任董事长。但由于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治安混乱、交通不畅，他又陷入困境。加上1948年外国轮船业主失信违约，使他经营的海运业遭受较大损失。蔡友兰企业虽发展不顺，但他曾任福州海运公帮理事长、省市商会会长，是福州商界的领军人物，声望很高。解放前夕，国民党两次邀他到台湾，均被拒绝。这对稳定福州商界情绪，迎接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蔡友兰闯荡商海30年，十分重视社会慈善事业，为桑梓服务，体现了闽商的传统道德精神。1943年，福州鼠疫流行。他出资1．6万元购买疫苗500瓶，无偿给全市医院供患者注射，同时向商家募捐8000元，资助市医师公会与王灼祖等人开办的“时疫医院”，（后称“合组医院”，今市一医院前身）。并捐赠双杭救火会一辆消防车。1949年，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货币贬值，商家纷纷停业。他召集福州主要同业公会负责人开会，建议由市商会担保，发放以银元为本位的辅币流通券80万元以稳定币值。为迎接解放，蔡友兰协助萨镇冰筹建千人武装的“福州地方防护团”。解放后该团解散，枪支、弹药悉数交给人民政府。此外，他十分热心教育事业，曾筹资在下杭路“兴安会馆”内创办私立兴安小学，在莆田创办锦江中学和中山中学，并兼任这些学校的董事长。他十分重视文物保护，捐款修复莆田“东岳观”、“佑圣观”等古迹。

　　解放后，蔡友兰积极配合市军管会，以福州商会会长的名义发表公告，要求全市工商界照常营业并协助政府开展支前、劝募折实公债、推动工商界为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等工作。他在商界深孚众望，历任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顾问、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等职。改革开放后，他积极联系海外乡亲与好友，利用他们回榕朝拜“商神”张真君祖殿的机会，为招商引资作出贡献。1991年5月，蔡友兰溘然长逝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