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去病留下的文字

上疏
　　《史记•三王世家》
　　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诚见陛下忧劳天下，哀怜百姓以自忘，亏膳贬乐，损郎员。皇子赖天，能胜衣趋拜，至今无号位师傅官。陛下恭让不恤，群臣私望，不敢越职而言。臣窃不胜犬马心，昧死原陛下诏有司，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唯陛下幸察。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
注：此上疏出自 《史记•三王世家》，元狩六年，霍去病上疏请武帝封皇子刘闳、刘旦、刘胥（武帝六子，但时年尚有二子未生）三人为诸侯王，诸侯王必须“就国”（即去封地居住而不能留在长安），因此可以看出此次上疏是霍去病对表弟太子刘据地位的维护。

琴歌
　　【霍将军歌】（出自《古今乐录》）
　　〖霍将军歌者。霍去病之所作也。去病为讨寇校尉。为人少言。勇而有气。使击匈奴。斩首两千。后六出。斩首十馀万级。益封万五千户。秩禄与大将军等。於是志得意欢。乃援琴而鼓之曰：〗
　　四夷既获（我府作护。《诗纪》同。注云。一作获。）诸夏康兮。
　　国家安（广《文选》误作康。）宁乐无（乐府作水。对床夜语同。《诗纪》云。一作未。）央兮。
　　载戢干戈弓矢藏兮。
　　麒麟来臻凤皇翔兮。
　　与天相保永无疆兮。
　　亲亲百年各延长兮。
注：《古今乐录》成书于公元568年，因此琴歌是否是霍去病所作存疑。按序所言，此歌为霍去病在漠北之战后对汉匈之战大局已定的“志得意欢”，是兵家以战止战的情怀和豪迈，是对平定四夷，国家安宁的无限喜悦。

死亡原因

　　《史记》《汉书》等正史只对犯罪或横死的人才记载死因，对老死、病死等正常死亡的人往往只有简简单单一个“薨（或卒）”字。
褚少孙在《史记》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中补记：“光未死时上书曰：「臣兄骠骑将军去病从军有功，病死，赐谥景桓侯，绝无后，臣光愿以所封东武阳邑三千五百户分与山。」”这是历代史书中对霍去病 [死因的唯一记载。

　　现代说法：
　　1.据说是在漠北之战中匈奴人将病死的牛羊等牲口埋在水源中祭祀诅咒汉军，因此水源区产生了瘟疫。而霍去病在此处饮食了带有病菌的水，而后病倒；
　　2.因为他杀死李敢，而汉武帝为庇护他让他去朔方城避避风头，在他前往朔方的途中感染了瘟疫而死；
　　3.两千年前的医疗水平有限。数次领兵出征的劳累，长时间处于艰苦的环境，对霍去病的身体造成不可治愈的伤病。

历史评价

　　霍去病生为奴子，长于绮罗，却从来不曾沉溺于富贵豪华，他将国家安危和建功立业放在一切之前。汉武帝曾经为霍去病修建过一座豪华的府第，霍去病却拒绝收下，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短短的八个字，因为出自霍去病之口而言之有物、震撼人心，刻在历朝历代保家卫国将士们的心里。
　　霍去病少言多行，从不说空话。汉武帝曾经想亲自教他孙武兵法，他回答道：“打仗应该随机应变，而且时势变易，古代的兵法已不合适了。”
　　霍去病是霍仲孺的私生子。其父未曾尽过一天当父亲的责任，当霍去病长大后，知道了父亲的事，有次任骠骑将军出征时顺道到了平阳（今山西临汾），霍去病便命下属将霍仲孺请到休息的旅舍，跪拜道：“去病早先不知道自己是大人（大人：汉唐时指父亲）之子。”霍仲孺愧不敢应，匍匐叩头说：“老臣得托将军，此天力也。”随后，霍去病为霍仲孺置办田宅奴婢，并在领军归来后将同父异母的弟弟霍光带到长安栽培成材。
　　少年将军霍去病并不是完人，他曾经射杀李敢，也曾经御下严峻。然而再严峻他仍然是军神，所有的士兵都向往成为他的部下，跟随他杀敌立功。他一生四次领兵正式出击匈奴，都以大胜回师，灭敌十一万，降敌四万，开疆拓土，战功比他的舅舅卫青还要壮观。对于整部世界军事史和中国史来说，霍去病是彪炳千秋的传奇。
    霍去病的墓至今仍然矗立在茂陵旁边，墓前的“马踏匈奴”的石像，象征着他为国家立下的不朽功勋。千载之后，世人仍然遥想少年大将霍去病的绝世风采，为他的精神和智勇而倾倒，为他那不恋奢华保家卫国的壮志而热血沸腾。

《汉书》中的评价
   班固在《汉书 叙传》里是这样称赞卫霍的：长平桓桓，上将之元，薄伐猃允，恢我朔边，戎车七征，冲輣闲闲，合围单于，北登阗颜。票骑冠军，猋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祈连。述卫青霍去病传第二十五。

《何博士备论》
　　（宋）何去非
　　昔者，汉武之有事于匈奴也，其世家宿将交于塞下。而卫青起于贱隶，去病奋于骄童，转战万里，无向不克，声威功烈震于天下，虽古之名将无以过之。二人者之能，岂出于素习耶？亦天之所资也。是以汉武欲教去病以孙、吴之书，乃曰：“顾方略何如耳，不求学古兵法。”信哉，兵之不可以法传也。昔之人无言焉，而去病发之。此足知其为晓兵矣。
　　夫以兵可以无法，而人可以无学也。盖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然法之所得而传者，其粗也。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盖法之无得而传者，其妙也。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负之数戾矣。是以古之善为兵者，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常能缘法而生法，与夫离法而会法。顺求之于古，而逆施之于今；仰取之于人，而俯变之于己。人以之死，而我以之生；人以之败，而我以之胜。视之若拙，而卒为工；察之若愚，而适为智。运奇合变，既胜而不以语人，则人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去病之不求深学，而自顾方略之如何也。
　　夫“归师勿追”，曹公所以败张绣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国。“穷寇勿迫”，赵充国所以缓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杲。“百里而争利者蹶上将”，孙膑所以杀庞涓也，赵奢犯之而破秦军，贾诩犯之而破叛羌。“强而避之”，周亚夫所以不击吴军之锐也，光武犯之而破寻、邑，石勒犯之而败箕澹。“兵少而势分者败”，黥布所以覆楚军也，曹公用之，拒袁绍而斩颜良。“临敌而易将者危”，骑劫所以丧燕师也，秦君用之，将白起而破赵括。薛公策黥布以三计，知其必弃上、中而用其下。贾诩策张绣以精兵追退军而败，以败军击胜卒而胜。宋武先料谯纵我之出其不意，然后攻彼之所不意。李光弼暂出野次，忽焉而归，即降思明之二将。凡此者，皆非法之所得胶而书之所能教也。然而，善者用之，其巧如是。此果不在乎祖其绪余而专守也。赵括之能读父书详矣，而蔺相如谓徒能读之而不知合变也。故其于论兵，虽父奢无以难之，然奢不以为能，而逆知其必败赵军者，以书之无益于括。而妙之在我者，不特非书之所不能传，而亦非吾心之能逆定于未战之日也。
　　昔之以兵为书者，无若孙武。武之所可以教人者备矣，其所不可者，虽武亦无得而预言之，而唯人之所自求也。故其言曰：“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又曰：“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又曰：“人皆知我所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善学武者，因诸此而自求之，乃所谓方略也。去病之不求深学者，亦在乎此而已。嗟乎！执孙、吴之遗言，以程人之空言，求合乎其所以教，而不求其所不可教，乃因谓之善者，亦已妄矣。
　　至于赵云、岳飞都引用过霍去病的名言辞让皇上赐予的华屋美宅，也足见名将与名将之间的相互认同感，怕比王郎同志的评语来得更珍贵更有说服力。至于唐诗宋词中卫霍、汉家大将、封狼居胥更是用老了的典故。
戚将军纪效新书序（王世贞）：“余尝怪汉武帝时，下朝鲜，埽滇越，席卷瓯、闽、南三越，不旋踵而若承蜩然。其最难者匈奴耳，而大将军、骠骑将军以轻骑绝大漠，数得志焉。此岂尽出天幸，不至乏绝哉？而太史公传，自卤获封户外，略而不具载。意其人以文章高天下，怏怏奇数，不欲令武士见长耳。及读至帝欲以孙。吴兵法教骠骑，不肯受，曰：‘不至学古兵法，顾方略何如。’夫然后而知骠骑将军、大将军之微也。彼故长于技而短于法，即不尽出天幸，于后世何所见焉。”

《中国军事通史》
　　《西汉军事史》
　　记载 （作者：陈梧桐）
　　霍去病不是一个长于兵家理论的将领，他甚至对此不感兴趣。《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汉武帝曾经有心教他学习《孙子兵法》和《吴起兵法》，但霍去病却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霍去病也不是—个爱兵如子、能与部下同甘共苦的将领。相反，他在历史上又以“不省士”即不关心士卒的饥寒饱温而闻名。他出征之时，汉武帝曾遣太官将几十车食物送至军中，但在引军归来时，“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有时士兵粮食匮乏，甚至因饥饿而不能举手，但霍去病还在“穿域蹋鞠”，踢球健身。显而易见，霍去病不是一个完美的军事家。然而他却能够做到战无不胜，军功远远超乎那些熟知兵法又身经百战的沙场老将，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霍去病具有超乎寻常的英雄气概。司马迁说他“有气敢任”，即不避艰险，勇挑重担，英武果敢。从其作战记录可知，霍去病打仗有两大特点，一是敢于冒险，二是凶狠顽强。前者是说他敢于孤军深入，又经常是冲杀在前。例如，他为骠姚校尉时，居然仅率800骑兵而脱离大部队，追击数百里而与数倍于己的强敌（霍去病此战斩敌2028人。已是自己所率兵士的3倍多，当时与之交战的匈奴军人数肯定要多于此数）。又如，元狩二年秋，霍去病将兵迎接欲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匈奴军众“见汉军而多欲不降者。颇遁去”局势十分混乱。霍去病当机立断，率先“驰入”匈奴军中，“得与浑邪王相见，斩其欲亡者八干人”．控制了局势。由此可知《汉书•霍去病传》所记霍去病作战“常与壮骑先其大军”之言不虚。后者是说霍去病敢打硬仗、恶仗。如元狩二年第一次出征河西时，霍去病仅率骑兵1万人，孤军长驱直入．历经艰险，“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有余里”．杀敌数千。回师途中又以骑兵与敌“合短兵”鏖战于皋兰山下，虽然获胜还朝，但汉军“师大率减什七”，损失过半。这场战役进行的是何等艰苦与激烈，自可想见。
　　其次，霍去病绝不是只有意气之勇的匹夫，而是一员既勇且谋、能够决胜千里的战将。前引霍去病“不至学古兵法”语虽不无偏颇，但从中也可约略看出他的为将之道，这即是不拘泥于习俗常规，重视战前的“方略”即谋划，同时又注意根据战场实际而随机应变。霍去病非常善于运用骑兵集团在沙漠、草原地带机动作战，他可以指挥骑兵进行短程奇袭．也可以指挥骑兵进行长距离、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可以用骑兵打运动战，也可以用骑兵打遭遇战，表现出良好的战术素养和高超的临战指挥艺术。
　　再次，霍去病所率领的骑兵，无论是800人的“轻勇骑”，还是l万人、5万人的大军，都是精心挑选出来培养的优秀士兵。如漠北之战时，“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骠骑”。他们不仅武艺高强，而且作战勇敢，加上优良的装备，所以霍去病的部队很可能是汉军的精锐之一，战斗力远远强于“诸宿将所将士马”。此外，在汉军麾下，还汇集了一些投降汉朝的匈奴族校尉，他们熟知匈奴道里，可以引导汉军长驱直入而不迷失方向，还可帮助汉军取食于敌，使他们得以轻装“绝大漠”，充分发挥其机动、灵活、快速的优势，捕捉战机，创造战机。
　　霍去病是汉武帝亲自培养、一手提拔起来的。他对霍去病的宠信，似乎超过了所有的大臣。这其中固然不乏私人感情的因素，而最根本的原因，却是因为霍去病的才能，和他所具有那种强烈的忠君报国精神和奋发有为的气势。当汉武帝为霍去病建造起精美的住宅并嘱他前往察看之时，霍去病就说出了“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的千古名言。从某种意义上说，霍去病正是因为具有领兵才能和为国忘家的高尚品格，才能够有机会屡建奇劝。
霍去病胜利最根本原因

　国力的养成与利用
   自高祖至景帝，汉朝长期积储，府库充实，是武帝变和亲为征战的前提之一。 汉武帝继位后，一改以往忍让求和的妥协政策，放弃“和亲”，采取强硬的攻势作战行动，以彻底消除匈奴侵扰。与匈奴打了十几仗，匈奴的威胁基本得到解决，汉朝还收回了被匈奴侵占的河套地区，并在边疆地区大开官田，补修长城，屯军达10万人之众。边疆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和平昌盛景象。

　　主动和精准地进攻战略思想的确立与坚持执行
　汉朝建立后，始终面对强悍匈奴的军事威胁。尽管汉初以来一直实行“和亲”政策，但无以数计的财物赠送并不能满足匈奴贵族的贪欲。文帝时，匈奴曾两次大举入侵，兵锋直逼长安，京城危急，满朝惊恐。汉武帝继位后，一改以往忍让求和的妥协政策，放弃“和亲”，采取强硬的攻势作战行动，以彻底消除匈奴侵扰。
   虽然汉武对匈奴的征战一直不休，汉朝对消灭匈奴更是不死不休的执着。但第一北方游牧民族消灭一个必然会兴起另一个，第二中原对游牧民族的作战代价极大，汉武后期国力不支，甚至漠北之战已号称倾全国之力了。对北方游牧民族的政策除了战与和，霍去病的选择是强势共存。相比唐太宗的天可汗，霍去病谨守武将的地位，他可以选择攻击和利用的对象，结盟却是他权限以外的。

  战术上大兵团突袭作战的正确运用与发挥
　　1）骑兵的建设与使用。武帝时期，是中国军制史上由车骑并用向以骑兵为作战主体这一重大转折得以完成的重要阶段。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快速机动，长途奔袭，是汉军前期战胜匈奴的主要原因之一。汉代骑兵的发展大致可以汉武帝为界划分阶段，此前是骑兵与车兵并重，此后则由骑兵完全取代车兵，进而成为汉代军队的主力兵种。
　　2）是突袭作战战术的运用。霍去病的作战方略可以说是对汉军战术观念的革新。他的作战可谓是迂回纵深，穿插包围，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迂回穿插，对匈奴实行合围，从最薄弱的环节入手对其实行毁灭性打击。
　　3）在漠北之战中，霍部带着的倾一国之力准备的物资舍弃不用，反常地取食于敌（仅此一次），就是在漠北想办法补充军需物资。客观上最大程度的打击了匈奴的生产能力。同时也可以解决汉朝国力不足以支持对匈奴作战的问题。
　　4）霍去病任用匈奴裔武人。包括取食于敌，千里奇袭都可能与这些匈奴裔武人有关。
　　匈奴之患是古代中国秦汉时期的梦魇。但经过漠南、河西、漠北3场战役匈奴之患终于基本从中国历史上消失。这次汉朝向北推进到沙漠边缘，而且占领了全部河西走廊与青海新疆部分地区，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汉人的生存空间第一次大规模伸展，几乎夺取了匈奴两胡的全部边缘根据地。
    后人对霍去病将军的仰慕和喜爱的情结，不光是对少年英雄的怀念与哀思，更重要的本质内容其实是对尚武精神的推崇与向往。所以霍去病打的战役是汉民族战争史中最为荡气回肠的，他的胜利已不单是几次对外战争的完胜，更成为了一种精神象征的丰碑，整个汉民族为之骄傲，它鼓舞感召着一代一代的汉族儿女，他那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豪言壮语更让无数性情汉子血脉贲张。正因为如此，霍去病成为了古代士人与将领共同偶像，人们竞相歌咏他、崇敬他、热爱他，自古至今延绵千年。

霍去病墓

　　中国西汉名将，华夏志士霍去病的墓冢。在陕西省兴平市东北约15公里处。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官至大司马骠骑将军，封冠军侯。18岁领兵作战，曾先后6次出兵塞外，获得大捷，打通了河西走廊。元狩六年(公元前117)病逝，汉武帝为纪念他的战功，在茂陵东北为其修建大型墓冢，状如祁连山。封土上堆放着巨石，墓前置石人、石兽等。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其墓冢前修建茂陵博物馆。
　　历代评价霍去病墓冢底部南北长105米，东西宽73米。顶部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冢高约25米。墓前石刻现存16件，为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石象生实物资料。可辨识的石象生14件，其中有3件各雕两形，总共有生物17体；不同物象12类。计有怪人、怪兽吃羊、卧牛、人抱兽、卧猪、跃马、“马踏匈奴”、卧马、卧虎、卧象、短口鱼、长口鱼、獭、蝠、左司空刻石和平原刻石。石刻依石拟形，稍加雕凿，手法简练，个性突出，风格浑厚，是中国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批大型石雕艺术珍品。其中“马踏匈奴”为墓前石刻的主像，长1.9米，高1.68米，为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腹下雕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挣扎的匈奴人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这组石刻都是将一块整石运用线雕、圆雕和浮雕的手法雕刻而成。材料选择和雕刻手法与形体配合，有的注重形态，有的突出神情，形神兼备。猛兽则表现凶猛，马则表现跃起注视前方，牛、象则表现温顺，神态各异。从铭文刻石推断，这批石刻当是少府左司空监造的。墓前列置石人、石马、石象、石虎等石刻，对以后中国历代陵墓石刻有深远影响，一直为汉以后历代陵墓石刻艺术所继承。
　　霍去病墓石刻原有总数已不可考，明嘉靖年间因地震有的倒置，有的被淹埋。1949年以前原置于墓前的有9件，1957年新发现7件。《马踏匈奴》 花岗岩制品，高168厘米，长190厘米，约创作于公元前117年（西汉时期），原立于陕西兴平县道常村西北的霍去病墓前。 
    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过誉》中评论度辽将军皇甫规的时候说：“孝武皇帝为骠骑将军霍去病治第舍，敕令视之，曰：「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去病外戚末属，一切武夫，尚能抗节洪毅；而规世家纯儒，何独负哉。”在外戚宦官专*制的东汉末年，应劭这类清流之士对于外戚是相当不齿的，以致有外戚末属之语，犹自对霍去病有称誉之辞。而皇甫规是当时的名将名臣，党锢之祸中又有精彩表现，应劭尚且认为其人其行未如霍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