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散文大家侯方域___邹自振

    中华侯氏网 2010年11月4日 中华侯氏网


    侯方域(1618一1654),字朝宗,号雪苑,河南商丘人,在明末与桐城方以智、如皋冒襄、宜兴陈贞慧被美誉为“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者,有四公子”(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之一,又与魏禧、汪琬同称清初散文三大家,自编有《壮悔堂文集》十卷和《四忆堂诗集》六卷,后人替他辑补诗文、遗稿各一卷。侯方域少年即以诗及时文闻名海内,后肆力古文,推为当时第一。他的散文,以人物传记见长,虽然有人诵为“其佳者尚不脱小说家伎俩”(黄宗羲引陈令升语),但这正是他文章的价值所在;他的许多斥责权贵和抒写怀抱的书信,才气奔放,直抒胸臆,表达了他的嫉恶如仇和亡国之痛,是他文章中的精华;他针对(天)启、(崇)祯时文坛的极弊文风提出的主张,接迹唐宋派,开清初散文的新风气。


    一、“以小说为古文辞”正是侯文的新价值

    侯方域生活的年代,正值腐朽的明王朝迅速走向衰亡、清军乘虚入主中原、轰轰烈烈的全国农民大起义和抗清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的动荡岁月,这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族贵族政权的一次生死大较量、大搏斗。这种斗争必然要打破封建统治的秩序,削弱统治阶级的力量。反映在文化战线上,便出现了“思想解放”的苗头,涌现了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具有反封建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们对明代诗文的各个流派都有不满,王夫之说:“三百年来,李、何、王、李,二袁、钟、谭,人立一宗,皆教师枪法,有花样可仿。故走死天下如鹜。”(《明诗评选》卷四)他们也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顾炎武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三》)在顾、黄、王民族思想和经世致用文学主张的影响下,明末清初的许多古文家,既不满于前后七子的拟古,也瞧不起公安、竟陵的纤佻,他们探讨前人的创作经验,注意文学的特点规律,创造自己的风格面貌,文章情真意切,脍炙人口。侯方域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中,人品、身世、文章风格都大不一样。汪琬所作力求纯正,摆着一副道学面孔,他就对侯方域的文风大为不满:“至于今日,则遂以小说为古文辞矣。太史公曰: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夫以小说为古文辞,其得谓之雅驯乎?既非雅驯,则其归也,亦流为俗学而已矣。夜与武曾论朝宗《马伶传》、于一《汤琵琶传》,不胜叹息。”(《尧峰文钞·跋王子一遗稿》)其实在三家中,侯的散文最富于现实主义,前人多尊汪琬,说其“学术既深,轨辙复正”(《四库提要》),乃是一种不足为信的正统看法;所谓“以小说为古文辞”,“多唐人小说气”(吴仲伦语),“致近徘优”(包世臣《再与杨季子书》),却正是侯方域的新探索,他用小说传奇体打破传统的古文写法,是散文创作的一个突破。

    自明后期到清前朝,确有一大批造诣较高的诗文作家,积极参与了传奇小说的写作。鲁迅先生曾指出:“迨嘉靖间,唐人小说乃复出,书估往往刺取《太平广记》中文,杂以他书,刻为丛集,真伪错杂,而颇盛行。文人虽素与小说无缘者,亦每为异人侠客童奴以至虎狗虫蚁作传,置之集中。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中国小说史略》)一些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如黄宗羲的《柳敬亭传》、《张南垣传》,王猷定的《汤琵琶传》,魏禧的《大铁锥传》等,大都有离奇的意境、清隽的语言,并能细致地刻划人物,我们何尝不可以把它们作为小说来看待呢?后来成为清代传奇《桃花扇》蓝本的《李姬传》,更是文笔流畅,结构谨严,叙事贴切,堪称中国传记文学中的珍品,也是侯方域的代表作之一。这篇文章是作者生活的一个实录,它着重凸现了李姬的“侠而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全文是通过她的三段话记叙三件事而使她的形象丰满起来的:

    “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妾少从假母识阳羡君,其人有高义,闻吴君尤铮铮,今皆与公子善,奈何以阮公负至交乎?且以公子之世望,安事阮公!公子读万卷书,所见岂后于贱妾耶!”

    “公子才名文藻,稚不减中郎。中郎学不补行,今琵琶所传词固妄,然尝昵董卓,不可掩也。公子豪迈不羁,又失意,此去相见未可期,愿终自爱,无忘妾所歌琵琵词也!妾亦不复歌矣!”

    “田公岂异于阮公乎?吾向之所赞于侯公子者谓何?今乃利其金而赴之,是妾卖公子矣!”

    当时金陵为南方重镇,也为进步党人集中地,政治斗争多发生于此,因此秦淮河畔的歌妓也受到影响,被卷入这一斗争中去,她们倾向于东林党而坚决反对阉党。李姬能表明自己的坚决、勇敢、不妥协、不受利诱的鲜明政治态度,充分说明她对侯方域的爱情与一般的儿女之情大不相同。她的三段话离不开对侯的爱,更离不开鲜明的是非观点,说的并不是豪言壮语,而是符合她身份的普通道理,在平凡中闪现了不平凡的光芒。

    从《李姬传》的写作看,侯方域是受了当时文风影响的,他往往把市民小说中的语言和手法运用到古文里面,使文章具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新气象。在这一方面,他是有意识地向《史记》和唐宋八大家学习如何掌握语言技巧的。韩愈就说过,“憔古于词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南阳樊绍述墓志铭》)。韩愈注意运用语言的创造性,所以成就极高。

    侯方域的传记散文不仅以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取胜,还以人物自身的行动擅长,《马伶传》就是这样的一篇名作。作者写一个戏剧艺人为追求精湛的演技,演好明朝奸相严嵩,竟卖身相府为奴,仿严嵩的活替身—当时权相顾秉谦,潜心研磨三年而艺成。当时昆曲流行,金陵又是演出中心,侯那个时期“放意声伎”,对戏曲艺术是颇为熟习的。他从一个演员钻研角色的经过得出艺术的高峰在于百折不挠、不断索求的哲理。

    侯的传记散文多是以有胆识有气节的下层人物为描摹、赞颂的对象。《任远邃传》描写了平民出身的任远邃辗转流离、愤而反清,被捕后仍立而不跪、大义斥贼、不屈而死的故事。当任远邃被捕,敌人命之跪时,“远邃睁目日:‘若独非故明臣乎?我恨不杀汝,何跪为?’乃断头而死。”何等威武英勇、视死如归!这里面既表达了普通民众反抗民族压迫的不屈意志,又有侯方域自己的寄托所在:“四大藩镇降三,江南将相握兵者亦或窜或降,而江阴尉阎应元独固守城八十日不屈死。”通过对比描写,侯痛斥抨击了明军官兵的丑态,表现了对腐朽软弱的南明统治者的鄙视。这是一篇战地抗清的火线记录,是血与泪的报告文学!

    我们认为,侯的散文是现实主义的:通过李姬之口痛骂阉党余孽;通过马伶扮演严嵩的过程中,以顾秉谦作标本,来向他刻意模仿一事,对魏忠贤党徒进行讥弹;通过任远邃的不屈抗清,反映了当时的民族斗争……这些,在《壮悔堂文集》里是处处可见的。

    人物传记的写作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史记》中的许多篇章都是记奇人异事的,不少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写得十分精彩。后来,传记文学的领域扩大了,除史官写传记外,一般文士也完全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人物写传,可以为达官贵人写传,也可以为一般劳动人民写传,也出现了描写民间一些特异人物的传记和游戏、寓言文章。韩愈的《坞者王承福传》、《毛颖传》,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马中锡的《中山狼传》等,都是久经传诵的名篇。柳宗元的许多散文,形象逼真,故事性强,简直可以说是寓言小说。归有光的散文吸取了小说手法,通过细节和对话来表现人物。侯方域是继承了《史记》以来的古文传统的,他的传记体散文,如上所述,有为妓女立传的《李姬传》,有为戏子立传的《马伶传》,有为“布衣”立传的《任远邃传》。甚至还有为毛驴立传的《蹇千里传》。就连他写的碑传、墓志铭,也都含有人物传记和小说的成分,如《郭老仆墓志铭》,写他父亲司徒公的一个老仆一生生活的几个片断,写老仆荒怠如画,再现他的音容笑貌,真为绝妙的小说材料,使人读后顿觉人物呼之欲出。贾开宗评此文是“通篇淋漓写生,从来志铭中第一”。以清新、凝炼的笔墨摹写生活细节,于纡徐平淡之处显示出悱恻动人的艺术力量,又分明看到侯方域受到归有光散文的影响。与此相类似的文章还很多,如写左良玉的《宁南侯传》,写贾开宗的《贾生传》,写汤兆京的《汤御史传》,以及《徐作霖张渭传》、《吴伯裔伯胤传》,也都是侯方域散文中的佳作。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评:“方域步骤史迁,而才足以达之,故行文娇变不测,如健鹘摩空,如鲸鱼赴壑,读之目眩魂惊,令人叹绝……才情横溢,震荡雄奇,直摩史迁之垒,则商丘所独也。”虽有过誉之辞,但也从一方面说明了侯文的特色。他的传记体散文,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斗争,艺术方面也有独到的成就,所谓“不讲法度”(吴仲伦语),不是古文“正宗”之说可以休矣。


    二、斥责权贵和抒写怀抱之作是侯文的精华所在

    侯方域散文的美,并不由于它的词藻比其他作家的更加美妙,而在于它们包含着较为活泼、较有生命力的思想。如果说他描写现实生活人物传记的篇章,有一种浪漫主义气质的话,那么他的许多斥责权贵的书信,就寓严正于坦率,含讽刺于委婉,气势更加充沛,文笔更为畅达,充分地表现了他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李香君断然回绝了阉党余孽马士英同伙田仰对她的无耻收买,使侯方域深为敬慕。他怒斥田仰:“以执事三百余金之厚资、中垂之贵,曾不能一动之,此胸中必自有说,而何待乎?”(《答田中丞书》)措词婉转谦恭,不失文人风度,而讥讽之意时寓语中。在此之前,阮大铖也曾企图拉拢侯方域,以洗刷自己的罪名,遭到侯的严辞拒绝。清兵人关后,马士英拥立福王于南京,阮大铖欲加害方域,方域因受追缉而避走宜兴,行前挥笔致书阮大铖,无情揭露了阮欲制造党狱,罗织罪名,以“杀尽天下士”的险恶用心和无耻行径,表示了对这个阴狠毒辣的权奸的深恶痛绝:

    仆今已遭乱无家,扁舟短棹,惜此身甚易。独惜执事忮机一动,长伏草莽则已,万一复得志,必至杀尽天下以酬其宿所不快。则是使天下终不复至执事之门,而后世操简书以议执事者,不能如仆之词微而义婉也。(《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

    真是洋洋洒洒,气势逼人。他义正辞严地誓告阮大铖将要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更是表现他的少年气盛和血气方刚。他的同时代人说他:“方域豪迈,多大略,少本有济世志,尝与吴应箕、夏允彝醉登金山,指抨当世人物”(贾开宗《侯方域本传》),“痛饮悲歌,以寓其牢骚不平之志”(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但“颇以节慨自勉”的侯公子,终因热心功名,“索性不耐寂寞”,在南明灭亡以后,为了保存家产,向清廷献了《上三省督府剿抚议》,并参加了清政府强迫他参加的河南乡试,后来又因此抑郁不堪,不久便郁郁而逝。尽管违反了自己的心愿,但丧失民族气节,给自己留下污点,总是洗刷不了的。不过无可否认,在侯方域后期的文章尺牍里,仍可以看到他对屈节事清的“壮悔”,对反清复明的期望,寄托了他深沉的爱国之思和亡国之痛。不承认这一点,就不能全面认识处于颠沛流离遭遇中的侯方域及其散文精华所在。

    侯方域的祖父侯执蒲、父亲侯恂、叔父侯恪,都因东林党关系,反对宦官专政而遭受弹劾,或罢官,或入狱;侯方域也曾主盟复社,在东南文士中颇负盛名,因此遭受阮大铖的迫害,无处容身,到处逃避。南明亡国后,大多数复社文人和爱国志士,始终不肯出仕清朝,坚持了高贵的民族气节。他们有的直接参加反清的政治、军事斗争,失败后以身殉国,如吴次尾、夏完淳;有的拒绝征辟,削发为僧,如方以智、万寿祺;有的藏身草野,隐居不出,如陈贞慧、冒襄、魏禧等人。侯方域本也是关心国事、注意名节的。他曾劝阻好友吴梅村不要入仕新朝,但梅村为了身家性命,答应了清廷的征荐,当上了国子监祭酒,梅村因有“平生有负侯生诺”(《梅村家藏稿》)的诗句。然而侯同时又有软弱和动摇的一面。清兵南下后,南北大地主阶级为了保存其本阶级的利益,都先后降清。侯方域也返回河南故乡,他既不愿仕清,又没有胆力反抗,表现了贵族阶级知识分子的通病。

    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写得相当沉痛,既抒发了自己的矛盾和优虑,又表现了对异族统治的高度愤懑。在一些与友人的书信里,他回忆了参加爱国团体复社的活动,抒发了自己的怀抱:“仆与密之交游之情、患难之绪,每一触及,辄数日紫紫于怀,及至命笔,则益茫茫,无从可道。”(《与方密之书》)在《与吴骏公书》中,他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窃以为达权救民,有志匡济之士,或不须尽守硁硁,独学士之自处不可出者有三,而当世之不必学士之出者有二……”在侯方域抒发胸臆的文章里,显而易见地看到归震川的文风对他的影响。归文善叙家庭琐屑之事、凄惋之情,以简淡取胜;侯文茹刚吐柔、纡徐委备,情感很是动人。《祭吴次尾文》、《与吴骏公书》、《与方密之书》之抒写怀抱,都是表现他散文特色的优秀作品。

    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与方密之书》)

    此书作于顺治九年(1652)侯卒前两年。这时他虽已中副榜八名,但却郁郁不乐,病倒在家。郑忆翁坐卧向南,不忘宋室;陶渊明隐居田园,寄寓抱负。侯方域倾慕他们能坚持民族气节,这其中何尝不隐寓着他对新王朝的不满和对故国旧土的怀恋之情呢?闽兰粤竹,大明江山全遭清兵铁蹄践踏,侯方域有着难以诉说的亡国之痛!他的诗也咏出了这种隐痛。“稽康辞史非关懒,张翰思乡不为秋”(《寄李舍人雯》),这是他早期抒发的家乡之念。而当家土沦亡后,他的思绪就升华了:“击楫乘风志,行吟纫芰衣”(《燕子矶送次尾》),他不愿和葬送国家、民族的马、阮之流同流合污,表示要学习祖逖的恢复中原、宗悫的胸怀大志、屈原的坚贞不屈,可惜只是书生长叹,不付诸于实际行动,终究无济于事。但是,这些诗文还是如实地表达了他的志向和决心、悔恨和反省。

    《壮悔堂文集》还收有很多奏议、试策、祭文、杂著等。他“己卯举南省第三人,以策语触讳黜;辛卯举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复斥不录。既不见用,乃放意声伎,已而悔之,发愤为诗歌、古文。论者谓其诗追少陵,古文出之韩、欧,其应制文尤自成一家,从来作者皆不能兼,独方域兼之”(贾开宗《侯方域本传》)。以他之才,加以他读书积理养气之功,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而一沉僭于学问之中,但不幸早夭,事业未就,使这颗彗星般的早熟英才过早陨落,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憾事。


    三、“讲唐宋以来之矩镬”,开清初散文新风气

    在清初古文三大家中,侯方域虽不如魏禧那样,提出写好文章,“在于积理和练识”(《答施愚山侍读书》),有较完整明确的理论,但散见于他文集里的有关文论的一些书信,集中表现了他的文学主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与任王谷论文书》,在这篇文章里,方域对明代文坛“文必秦汉”一派的拟古主义者,提出了尖锐的批抨:

    ……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汉》,而趋先秦,则是不筏而问津,无羽翼而思飞举,岂不怪钱!

    方域不满李、何、王、李的赝古,也反对三袁的空疏,钟、谭的狭窄,他的散文,“讲唐宋以来之矩镬”,“接迹唐、归”(《四库提要》),与魏禧、汪琬、戴名世等一起,使唐宋派的风格盛极一时。

    侯方域极力主张读书的重要。他对自己早年文章的功力不足,“体兼华藻,稍涉于浮夸”(《四库提要》)的弊病也有察觉,在同一篇文章里,他说自己:

    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文之旨。……然皆从嬉游之余,纵笔出之,以博称誉,塞诋让,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馒,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索可怜。

     在强调读书的同时,侯方域还提出了文章的好坏首先决定于思想内容的可贵看法。在《答孙生书》中,他指出:

    文之所贵者,气也,然必以神朴而思洁者御之,斯无浮曼齿莽之失。此非多读书未易见也;即读书而矜且负,亦不能见。

    这里所说的“神朴”、“思洁”,指的就是思想的健康;“矜且负”,指的是情绪的自满。

    侯方域还十分注意文章的写作技巧,对文章的骨力、气势、声情、布局都很重视。他认为:

    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须控驳,归于含蓄。若当快意时,听其纵横,必一泻无复余地矣。(《与任王谷论文书》)

    这技巧问题的中心就是指文章的取舍。他认为文章无论长短,都有个讲究剪裁的问题。如果本来意思就很零碎散漫的地方,那就更应该有声有色地侃侃而谈,使读者能够理会中间的关系,不使人感到厌烦;反之,如果是人人皆知的大道理,那就只须略为发挥几句,引起读者的思索就行了。侯方域是做到了这一点的,他的文章,该抒发的地方就抒发,不惜笔墨,酣畅淋漓。宋荦评他的文章是“雷电雨瀑,飒然交下,可怖可愕;霅然而止,千里碧空”(《国初三家文钞序》)。

    在《宋牧仲文序》中,侯方域指出:“古人之不以巧易拙者有三,而文居一焉:拙于立身者,忠信之徒也,巧则儇矣;拙于读书者,经术纯固之儒也,巧则戋戋则詹詹矣;拙于为文者,大家先正之遗也,巧则鄙信,自以为新奇而朽腐矣。”方域智足以知此,而行不足以副之。他的文章的毛病,亦在于正坐能巧不能拙,流畅通达有余,深厚蕴藉则不足,固不能与并时硕学老儒较短长了。

    针对前后七子的肤滥,公安、竟陵的空灵,侯方域还主张“才与法合”,认为凡有真才必合于法,必达于理:

    其离离然有光者,气之舒也;隐隐然不可得而磨者,质之坚也。所以能扶质而御气者,才也;而气之达于理而无杂糅之病,质之任乎自然而无缘饰之迹者,法也。才与法合,……而为天下转移风会之文也。((倪涵谷文序》)

    关于“法”,就作品来说,是组织结构的规律,即作文之法;就读者来讲,是如何认识这种规律,亦即学文之法。唐顺之就指出:“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荆川先生文集》卷十《文编序》),“不烦绳削而合”(《荆川先生文集》卷十二《铃山堂诗集序》),他主张师法古人,同时强调变化自得,提出出新意于绳墨之余。方域是继承并发展了唐顺之关于“法”的理论的,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

    公教余为文,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夫天下之真才,有肯畔于法者,而法之亡,繇于其才之伪也。……离离然有光隐隐然,不可得而磨,发扬于理,变化于自然。

    他主张师法自然,“才与法合”,因而使文章写得简洁明畅,淋漓恣肆。他是唐顺之、归有光唐宋派散文一个有力的继承者,也为后来桐城派散文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姚鼐的古文遵守“言有物”、“言有序”的“义法”,以辞尚为要,言归雅洁为主,固然不能一定说是受了侯方域的影响,但他们的论点乃是一脉相承的。

    清人邵长衡曾对侯方域散文的历史地位,予以较中肯的评述:“明季古文辞,自嘉、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厌众望,后乃争矫之,而矫之者变愈下,明文极敝,以讫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日,遂以古文雄视一世。”(《青山剩稿》卷六《侯方域传)))侯方域(以及魏禧、汪琬、戴名世等人)在散文创作上效法唐宋派,推尊韩、柳、欧、曾、王、苏的古文既成传统,对启、祯间的颓糜文风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把市民小说中的语言和手法运用于古文,使散文创作具有一种清新的面目;他的不少作品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现实生活。他们的创作初步改变了当日的文风,虽然未能形成一个文学运动,像康(熙)、乾(隆)年间崛起的桐城派那样主宰一代文坛,但无疑对于清初和后世的文学产生过影响。


    (作者单位:闽江学院中文系)


    原载:《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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