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在清代，有的人认为他文章写得好，为人也有“几道之姿”，对他进行了全面肯定。（见胡介祉《侯朝宗生生传》）有的则对他颇多微词，不仅不满于他的热衷声伎，对他的民族气节也有批评。解放后，六十年代，为了配合形势，戏曲《桃花扇》再度改编上演，侯方域以投降变节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对此，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不少报刊由戏及人，对历史上的侯方域进行了批判，《光明日报》还用整版的篇幅发表了专论①。一时间，批判侯方域投降变节，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热潮。侯方域在清初知识分子中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其诗文创作在清初文坛也占有重要地位，对他的生平应该有一个较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本着这种精神，本文对有关侯方域的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文学史家、文章学家及读者参考。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丘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卒于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出身世族官宦之家，祖父执蒲、父侯恂、叔父侯恪，均为明朝重臣，因参加东林党活动同遭阉党陷害，祖、叔削籍，父入狱。侯方域生在这样的官僚家庭，对他一生的政治态度和生活经历，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侯方域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发生大变动的时代。明朝末年，朝廷上下，大故迭起，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满人雄踞关外，虎视眈眈，最后终于进关，入主中国。在这大动荡的时代，怎样对待明末的腐朽政治，在民族斗争中的表现如何，成了当时汉族知识分子气节好坏的两块试金石。在这两个关键的问题上，侯方域的表现如何呢？笔者认为对明王朝的腐朽统治，侯方域采取了批评态度，表现是好的，对满清入主中国，侯方域所持的立场有所不足，但其主导的方面所持的仍是民族的立场，其大节应该肯定。

    侯方域青少年时代曾随父住在北京，对朝廷的朽腐及阉党的倒行逆施，都有直接的体验。由于生活环境的影响，他对当时的政治十分关心，他与方以智、冒辟疆、陈定生相交好，四人以“身不在位，奋然为天下持大义”而闻名（见田兰芳《侯朝宗公子传》）,世称“四公子”。崇祯十二年，侯方域应南京乡试，与南方许多著名爱国知识分子都有交往，并加入复社，为主盟之一。他常与朋友登金山，品评当时人物，临江悲歌，有“极目神州，舍我谁济”之叹。对于这些，不能只看作是他年轻气盛，喜欢壮言慷慨的表现，这实际是明末腐败政治引起民怨沸腾的反映。

    在南京期间，有两件事颇能反映他的气节风范。一是应试不中，一是他跟奸佞阮大铖的斗争。

    侯方域在南京应试不中，是因为他在策论中不避忌讳仗义执言的结果。明清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进身的阶梯，应试者在考场上大都战战兢兢，小心作文，惟恐犯忌落榜甚至获罪。而侯方域却敢大胆妄为，痛快淋漓的议论时事，指斥当朝。他在考场上所作五篇策论，篇篇都是议论时弊的，其第一篇甚至直接斥责起当朝皇帝的“壅蔽”来了：

    今日之大臣；所狭者强也介也，而皇帝之因而重之者，亦以其强也介也。然而强者四，而弱者一焉，介者一而和者二焉，皇帝未之察也。所谓强者，强于盗柄，强于饰罪，强于拒纳忠之言，强于护其私局；弱者，则弱于守道格君而已。介者，介于接天下之贤人君子；和者，和于群小，和于皇帝之左右而已。

    这些话对于明末佞人弄权，胡作非为而皇帝又视而不见的现象进行了大胆揭露。他在该文中还特别强调了明末阉党形成的原因及其危害：“部堂之署，边塞之庭、财赋之地”，处处都有貂珰阉党操纵，以至大臣与阉党相勾结，造成皇帝察远而遗近，欲听而耳塞，致使朝政弊端“积累而深”。应该说，侯方域的这些议论是很能切中时弊的，他敢于在考场上揭露朝廷弊端，没有一点胆量是写不出来的。明朝是特务横行的时代，人们的言行，稍不慎就可能招致祸患，科场案件也时有发生，对于这些，侯方域自然是清楚的。他的祖、父两代人得罪朝廷就与明朝的这种统治有密切关系。但他甘冒获罪的危险，在考场上敢于秉笔直书，说明他的骨头并不是太软。正是这些策论文章吓坏了考官：

    放榜之前一夕，而副考以告正考，曰：“此生以如此策入彀，吾辈且得罪本房。”……正考迟回良久，曰：“吾辈得罪，不过降级罚俸而已。姑置此生，正所以保全之也。”（《壮悔堂文集》卷八，该文后徐邻唐评语）

    因为这些策论文章过于激烈，侯方域把入选第三名举人的机会也白白地丢掉了。

    侯方域在南京与阮大铖的斗争是一个有名的事件，后来孔尚任以此为题材写成《桃花扇》，使这一事件更广为人知。阮大铖早年有文才，侯方域的父亲侯恂与他同在朝廷作官，二人交往密切，后来阮大铖投靠阉党，为世人所不齿，侯恂也不再与他来往。侯方域在流连南京期间，正值阮大铖在南京闲居，阮野心不死，私下活动谋求复职。侯方域至交好友陈定生、吴应箕等复社人物为阻止阮大铖复出，在南京张贴《陪都防乱揭》，揭露阮大铖的丑行。阮大铖十分惊恐，托人拉拢侯方域，想借旧交要侯方域劝阻陈、吴的活动，遭到了侯方域的严词拒绝。这使阮大铖极为恼怒，于是便寻找机会对候施以陷害报复。此时正值兵驻武昌的明将左良玉扬言要进军南京“借粮”（实是因为内部矛盾），引起南京市民恐慌，阮大铖借机诬蔑侯与左有旧（左是侯恂提拔的亲信），侯要为左作内应，企图将侯置于死地。侯在逃出南京前写的《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愤怒地揭露了阮的卑劣行径。后来阮大铖与马士英相勾结，掌握了南明大权，千方百计制造党祸，侯方域与陈定生、吴应箕同被阮大铖搜捕入狱，如果不是南明小朝廷的迅速灭亡，侯方域等人十之八九会死于非命。侯方域对阮大铖的斗争代表了当时富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思想感情，是侯方域一生中做的十分光彩的一件事。

    对满族入主中国的态度是人们对侯方域认识分歧的焦点。清王朝的建立曾引起汉族人民的激烈反抗，汉族士人的节操如何，对清王朝的态度成了试金石。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拒绝承认新朝的正统地位，是坚持民族立场的正直士人的代表。钱谦益、吴伟业等人仕清，虽然都有自己的苦衷，仍不能避免当时士人的斥责。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侯方域的立场有其不够坚定的一面，但其主流所采取的还是民族的立场，其大节不应该否定。

    侯方域的民族立场不够坚定主要是指他在顺治八年参加了河南乡试。清兵南下之后，侯方域随父亲在家闲居，有人告发他们父子与南明流亡政权有联系，官府欲将其父子治罪，并告知他如果参加乡试，父子可以免祸。（事见年谱）在身家性命遭到威胁时，被迫参加了考试并应取第一，但考官不敢给他正式举人称号，仅取副榜。在世人的眼里，当时参加新王朝的科举考试是不光彩的，侯方域自己也感到痛苦。对清初某些人物的民族立场，我们应历史地、全面地加以考察。侯方域参加乡试的举动与持节抗清的民族志士相比，确实有他不够坚定的方面，但因此就说这是投降变节，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清兵入关后，侯方域活了十年，十年间，他先随高杰守河抗清，失败后，大部分时间均在家中闲居，这期间，有几件事颇能表现他的民族立场。

    第一件事是鼓励朋友不要与新朝合作，不要出来作官。清王朝入关后，在残酷镇压汉族人民反抗的同时，又千方百计拉拢汉族知识分子为其服务，著名诗人吴伟业就是被征召的一个。侯方域早年与吴相交甚密，当他听说吴要出来作官时便写信给吴，极力反对他出仕清廷。他在《与吴骏公书》中，提出吴仕清有“三不可”、“二不必”。指出明朝对吴有殊恩，吴少年得意，弱冠取科名第一，后又为明朝大臣，参加过东林党与阉党的斗争，以“清修重德，不肯随时俯仰”受到海内贤士的尊重，因而提出吴绝不能仕清。他劝吴学习王莽时代的逄萌、梅福，不与新朝合作而去作隐士。侯方域以老友的身份恳切地劝告吴要记住孔稚圭写《北山移文》讽刺周颙的教训：“不然，则怨猿鹤而负松桂，北山咫尺耳。”这封信写得坦诚有情，是侯方域思想感情的真实流露。吴伟业见了此信很受感动，曾慷慨自矢：“必不负良友”。（吴伟业《复侯子书》）不幸的是，吴在清廷的诱逼之下，未能谨守诺言，后来作了清廷的国子祭酒。吴每念及候方域的劝告，常自痛悔。他写过一首《怀古吊侯朝宗》诗，借战国魏人侯嬴的故事，抒发失节仕清的痛苦心情，诗中有“河洛风烟万里昏，百年心事向夷门”，“生死总负侯嬴诺，欲滴椒浆泪满樽”等句。对辜负朋友的劝告，自称“百年心事”,可见侯方域的书信，在吴氏的心里占了些地位。后来有人在笔记中谈及此事时说：“骏公自责甚是，而朝宗不足以当之。”“朝宗固未仕清……亦幸早逝耳，而不然者，其收局盖可知矣。”（见蒋瑞藻编《小说考证》引《毗梨耶室随笔》）笔记作者以惴度论人，没有多少根据，是不足取的。

    第二件事是怀念祭奠亡友。侯方域的朋友中很多人对清廷都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有的则在抗清斗争中勇敢献身。他曾写过《哀辞九章》，慷慨悲歌，哀悼在反清斗争中死去的史可法、夏允彝、吴应箕、陈子龙等。其中他与吴应箕相交最善。清兵南下后，吴应箕带兵起义，战败被俘，壮烈牺牲：“就刑与刑者曰：‘吾死勿去吾冠，将以见先朝于地下也。’谈笑而死。”（《哀辞九章》注）吴死后，侯曾在家设灵堂，南望而祭，后又远道去宜兴与陈定生到吴墓祭奠，并作《祭吴次尾文》，祭文高度赞扬了吴应箕的英雄行为：

    次尾（应箕号次尾）果死矣，然余时时见吾次尾之面冷而苍，髯怒以张，言如风发，气夺电光，坐于我上，立于我傍，狂醒酣醉，时一呼之，不知吾友之云亡也。……次尾战败，危坐正冠，徐起拜故君，辞先人，引颈就刃，意气弥振。乌呼！今而后次尾果死矣。次尾果死，次尾何憝；次尾果死，次尾固在。

    祭文中这样饱含感情的话，不能仅仅看作是为个人友情而发，其中带有鲜明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就在侯方域这次到宜兴祭奠吴应箕时，当时名贤与侯方域相会，饮酒赋诗，侯方域作有《阳羡宴集序》在该文中作者想到旧时的朋友，在清兵入关后有的牺牲，有的归隐，零落飘散，不胜悲痛，因而发出了“江山之恨，禾黍之悲”的慨叹，表现了作者怀念故国的强烈思想感情。

    第三，称赞朋友归隐，拒不承认新朝。

    入清之后，侯方域的一些朋友有的出家，有的隐居，都受到了他的称赞。他的这种感情在《与方密之书》中表现得最为鲜明。方密之即明末清初著名学者、思想家方以智，侯、方关系甚密，青年时期即为挚友。清兵入关后，方出家为僧，以示不承认新朝。侯方域得知这一消息后随即写了此信，热情支持他的立场。该文结尾说：

    密之或他日念仆，而以僧服相过，仆有方外室三楹，中种闽兰粤竹，上悬郑思肖画无根梅一轴，至今大有生气。并所藏陶元亮入宋以后诗篇，当共评玩之。

    作者给老友写出的这些话所流露的思想感情应该是比较真实的。这时侯方域欣赏的是郑思肖的无根梅画和陶渊明由晋入宋之后的诗。郑思肖是宋元之际画家，宋亡，隐居苏州，改名思肖，意即“思赵”，表示怀念赵宋故国，他画兰画梅，均不画土画根，寓国土为异族夺走之意，用以寄托民族感情。陶渊明在晋亡以后，所著诗文均不署刘宋年号，只用甲子记年，以示耻为宋人。侯方域以这两位志节之士激励自己，说明确有不承认清王朝的民族感情。在侯方域的文集中有多处鼓励、赞扬朋友出家归隐，他自己有时也流露羡慕出家归隐的情绪。孔尚任根据史实编写的《桃花扇》，最后让侯方域出家为僧，这样处理并非全无根据。

    这里顺便谈一谈六十年代初对侯方域的批判问题。当时的批判是由《桃花扇》改编上演引起的。戏剧家欧阳予倩在民主革命时期，曾多次根据孔尚任的原作进行改编。孔尚任的原作中，侯方域是一个富有正义感与民族感情的青年公子，欧阳予倩的改编本加进了侯方域参加清朝乡试的内容，侯方域成了一个变节的知识分子。据欧阳予倩自己讲，这样改编的目的，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对知识分子的软弱动摇敲起警钟”（《〈桃花扇〉序言》一），其用意和效果都是好的。解放后，此剧再次上演，有的读者根据史实对侯方域的处理提出了不同意见，这时正是国内掀起“反帝反修”高潮和宣传“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时候，有些作者便抓住侯方域作文章，不仅批侯方域，同时还对剧本改编提出不同的意见的同志扣上了“替投降变节行为辩护”的帽子，加以批判。《光明日报》长篇专论的题目用的就是《不应当替投降变节行为辩护》，在这篇专论的带动下，其他一些报刊也纷纷刊登批侯投降变节的文章。这篇专论在指导思想和立论方法上都有很大的片面性。文章所用的基本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把侯方域的阶级局限和缺点加以绝对化了。例如他在家乡组织“雪苑社”造士于乡，对推动当地的诗文创作起了不少促进作用，著名作家宋荦、徐作肃等就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走上文坛的，文章却把“雪苑社”当作一个“封建文人小集团”一再加以指责。该文用了大量篇幅批判侯方域仇视农民运动也离开了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侯方域生活在明末清初，曾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出谋划策，表现了他官僚地主阶级的顽固立场，这当然应该给以批判，但这种批判不应该离开历史，把它作为全盘否定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根据。当时反对农民运动的知识分子，何止一个侯方域，进步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没有一个不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反对农民运动的，如果用该文的尺子去衡量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那么历史上值得肯定的文人就不多了。此外，该文还用歪曲和夸大事实的方法给自己的观点寻找根据。如侯方域遭到阮大铖的迫害后，曾到扬州史可法幕中避难。南明政权建立后，马士英、阮大铖窃取了军政大权，他们千方百计排斥打击史可法，欲置史于死地。史劝侯离开扬州，谓：“可法任兼将相，当死；子书生也，当去。”文章据此说侯在清兵南下“成为扬州守军中唯一生还的人”，把侯说成了逃兵。事实是，侯方域离开扬州时，清兵还没有南下，而且侯离开扬州并不是为了逃避清兵，而是到黄河一线，参加高杰的抗清“防河”去了。此事在侯方域的年谱中写得清清楚楚，怎能随意歪曲呢。

    侯方域的一生，可以指责之处不少，参加河南乡试就是他的一个污点。但对此也应该进行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在一定历史潮流的冲击下，人们说一些违心的话，作一些违心的事不足为奇。当代很多知识分子均受过磨难，人们对此应有切身体会。侯方域在身家性命受到威胁时，违心地参加了河南乡试，就说他是投降变节，未免过于苛刻，为了证明他参加乡试是投降变节，就把他生平中的某些本无关系或关系不大的事情拉来当作论据，这就不仅是苛刻，而是凭借主观在为自己的某种意图服务，这样的态度是很不严肃的。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论“文德”，提出写文章论古人“必敬以恕”。他说：“恕非宽容之谓也……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设身处地而想，在忠孝难全的情况下，侯方域被迫参加清朝乡试，虽是污行，但也似有可同情之处。何况科举考试的是学问文章，参加科举考试与仕清直接为清王朝服务，还应有所区别。所以在清代，有些人批评侯方域，却很少批评他参加科举考试，这应是重要原因。

    清朝著名诗人张问陶写过《读〈桃花扇传奇〉偶题》十绝句，其一云：“竟指秦淮作战场，美人扇上写兴亡。两朝应举侯公子，忍对桃花说李香。”（见《船山诗草》）作者对侯方域的才能未能得到世用，发出了深深的叹息，这里既有对侯方域弱点的批评，也有对他生未逢时，才能未为世用的惋惜，对侯方域的这种态度，在清人中很有代表性。此诗对我们认识侯方域也有所启发。

    侯方域的文学创作，文章有《壮悔堂文集》，诗有《四忆堂诗集》，在清代均有影响。特别是他的散文，纵横驰骋，很有个性，笔者另有专文讨论，于此不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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