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唯动，陕西扶风人，是抗战初期从黄土大地上崛起的一位革命诗人。他的诗作，在当时曾发生了相当的影响，成为“从读者中出现的当时比较突出的”[1] 《七月》诗派的战士。他的诗不仅传颂在人们的口上，而且被冼星海同志谱为歌曲，在武汉等地演唱，鼓舞了人们的抗战热情。尔后，从四十年代闻一多先生编选《现代诗钞》开始，他的诗作先后被选入香港出版的《新中国诗选》，台湾出版的《中国诗选》和《抗战文艺特辑》。但是，五十年代中期，由于历史的误会，他蒙冤二十余年。比年复出以来，他又重新开始了热情的歌唱，歌唱党、歌唱人民，歌唱拨乱反正之后的新气象。他的旧作也重新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先后被选入《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四十年代诗选》、《七月诗选》、《〈七月〉、〈希望〉作品选》，被人们视为《七月》诗派中一位有特色的诗人，延安文艺中的重要成果。因而，对这片几乎被历史的尘埃淹没的明辉，进行评价和研究，应该是我们不可推诿的责任。
    （一）

    侯唯动是抗战以后走上诗坛的，他像所有的《七月》诗派的诗人们一样，“被壮烈的抗战行动所推动，所激励”，为着“提高民众的情绪和认识”，而“趋向民族解放的总的路线”[2]。但是，由于他的特殊的生活思想经历，侯唯动的歌声中，又分明有着属于他自己的声音。他那粗犷豪迈的歌喉，一开始唱出的就是一支带血的激情的歌。

    人们公认，艾青和田间是《七月》诗派中两位出类拔萃的诗人。他们抗战初期的作品，都浸透着时代的苦难。因而，艾青的诗在深沉的情感中充满了忧郁和悲哀，就连以情绪高昂著称的田间的《给战斗者》，也“不无几份伤感”[3]。但是在侯唯动的诗歌中，却没有这样的低音和弦。它用全部的热情呼唤着斗争的胜利。他的成名作发表在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出刊的《七月》杂志上，诗题就叫做：《斗争就有胜利》。这是一首献给东北抗日联军的组诗。其中的《血债》，从鲁迅的名言：“血债要用同物来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受到启迪，满怀信心地召唤着：

    起来，

    被压迫的人们，

    我们把握着全世界的债权，

    联合进来，

    债主的阵线，

    拿起枪杆，

    叫他们——我们的敌人

    照码十足地还，

    本和利

    要一期交完！

    诗中将民族的义愤和阶级的仇恨熔为一体，将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念结成一团，在民族解放的呐喊中，融合着国际歌的音符和乐调，充分表达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在抗战中燃烧在心头的愤火。这是组诗中的第一首，它包举大气，昂扬壮烈，笼罩全篇。

    朱自清先生曾经指出，抗战以来的新诗的趋势，“是胜利的展望”。他说：“这是全民族的情绪，诗以这个情绪为表现的中心，也是当然的，但是诗作者直接描写前线战争的却似乎很少。一般诗作者描写抗战，大都从侧面着笔”，或是讴歌“大众力量的强大”，或是歌颂“内地的广博和美丽”[4]，就是一些著名的作者的作品，也未能免除这种风气。显然，这是生活的局限所造成的结果。而侯唯动的诗作却超出了这种局限，正面地表现了活跃在敌后的人民军队的斗争。但是，作为抒情诗，它又不是实写某次战斗，而是概括了他们艰苦卓绝的斗争，提炼出了动人心魄的诗情。在《遗嘱》中，诗人选取了一个典型的场景：一位抗联的老战士在即将牺牲的弥留之际，在遗嘱中所留给儿子的一笔巨大的遗产，那就是一支“杀过多少敌人的武器”和那“被敌人占据”的“祖国的肥沃的土地”。在《偷袭》中描述了在枫叶红遍、北雁南飞的秋天，在虫声唧唧、磷火闪闪的夜晚，游击战士在偷袭敌人之时的战斗豪情。在《突破了围攻》中，写出了在日寇“铁壁合围”之时，游击队“化整为零”的战术，以及在战场上政治喊话的威力。这些诗，虚实结合，其逼真的战斗场景的描绘，第一次向读者展示了冰天雪地中抗联战士的战斗生活；但是，它又不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挖掘出其中所蕴含的诗的激情。胡风同志曾经指出：《斗争就是胜利》，不仅表现了我们的民族，在战争中“对生活的执着和坚贞，对古老习俗的留恋和舍弃”，其中也有“老一代的沉痛的斗争经验和殷切的愿望”，以及“这一代的赤诚的斗争意志和带血的歌声”[5]。

    《斗争就有胜利》的成功，不仅给侯唯动带来了最初的声誉，而且也促使侯唯动决心投入火热的斗争。于是，1938年，就在这首诗发表不久，这位还不到二十岁的年轻的共产党员就北上延安，来到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此后，侯唯动写了大量的诗歌，但是被采用发表的却很少[6]。这是因为生活的变化正促使侯唯动的诗歌创作逐渐离开了《七月》诗派的美学标准。

    《七月》诗派的诗人们，尽管各人的生活处境互不相同但是却共同浸透在苦难的现实之中。他们认为，“诗底生命是人生战斗的凝晶”，应该是“从生活深处发出的”、“诚实”、“质朴”、“粗犷”的歌声[7]。因而，在他们的歌声中，就多是苦难的悲声，而绝少欢乐的歌吟；多是愤怒的狂涛，而绝少清澈的涟漪。他们追求的是客观世界“在作者情绪世界里面的溶解，凝晶”，“是对象（题材）和诗人主观结合而来的更高的升华”[8]然而，这时的侯唯动，虽然一方面专注于解放区的新生活，表现了这位出身于农民的青年诗人对新生活的热情；另一方面，却也在时尚的影响之下，沉溺于所谓的技巧的提高，失去了原有的质朴。1941年《七月》停刊之后，侯唯动相继在重庆的《诗垦地》、桂林的《诗创作》上发表的一些诗作，则典型地表现了他这时期诗歌创作的优点和缺点。如《爱》这首诗，写的是一个战士与一个摘苹果的姑娘的感情。它在当时曾获得一些人的好评，事隔数十年之后，当年的编者回忆起这首诗来，仍然称赞不已[9]。平心而论，这首诗当然有它值得肯定的地方。它较早地表现了新型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亲密无间的感情，以及这种感情的升华。这在大后方的国统区自然异常的清新优美，与当时某些一味描写爱情的作品比较起来，自然格调较高。但是，究其实这不过是一首战地浪漫曲。诗中所描述的感情，特别是感情的表达方式，显然脱离了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风习，不过是受到外国文艺作品习染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一种想象。这在诗的文字、体格上都留下了不少的痕迹。唯独《我得了启示及其它》中的《大黄牛》，表现了翻身解放了的农民对耕牛的深情，以及驱赶着它运送战利品的热忱，字里行间充满着一个朴实憨厚的农民的感情，预示着他后来的发展方向。

    总之，1938年到1942年初，侯唯动的诗歌创作基本上具有《七月》诗派所共有的特点。它题材阔大，超出个人生活的局限，以重大的战争事件为题；它情怀激昂，热情向上，始终联系着民族与时代的悲欢。虽然是歌喉初试，但是他唱得纯朴，热烈，带着黄土地上的农民所特有的执着，从而引起了诗坛的注意。

    （二）

    尽管侯唯动的早期诗歌创作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他却并没有找到自己的音程。《七月》诗派基本上是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构成的作者群，因而其对生活的感受和表现都必须不免带有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10]。而侯唯动作为一个在黄土大地上土生土长的诗人，独特的生活和经历铸就了他独特的诗魂。

    1917年侯唯动出生在扶风城北郊的一个农家。贫苦的家庭只能使他完成小学教育。担水，种地，卖菜，拉车等等繁重的劳动是他早年生活的基本内容，民间的叙事文学是他最早呼吸到的艺术空气，三十年代蒋光慈、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则成了照耀他精神生活的火炬。于是，侯唯动在刚刚学习写作之初，就曾以“映苦”为笔名，立意为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留下他们艰苦生活的纪录；于是，侯唯动在他刚刚步入人生之旅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贡献终生；于是，侯唯动在他刚刚为苦难的中国人民开始呐喊的时候，就北上延安，投入了战斗的队伍。在延安，他先在民众剧团工作，随着剧团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二十三县。后来又到鲁艺学习和工作，深入民间，进行访问。这使他对黄土高原上人民的思想、生活、风习、感情有了更多更全面的了解。他的创作也开始转变，表现着“在战地耳闻目见的，小民小兵们底英勇故事”[11]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使侯唯动蕴蓄在心头的以“映苦”为主导意识的朴素的文艺观，上升为一种自觉的阶级意识。他决心为革命斗争中的农民树碑立传，歌颂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造新生活的历史。可以说，只有在这时，侯唯动才真正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声音。因而，也只有在这时，侯唯动的创作才开始走向成熟。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侯唯动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题材和主题。

    对于一部作品来说，题材并不能决定它的失败与成功；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失败与成功，题材却常常有着相当的影响。在文艺史上，人们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个事实。贺拉斯曾经忠告诗人说：“从事写作的人，在选材的时候，务必选你们力能胜任的题材。”[12] 歌德也说：“离开题材还有什么艺术家呢？如果题材不合适，一切才能都会浪费掉。”[13] 与之相关，主题也有类似的性质。福楼拜尔说：“所有杰作的秘诀全在这一点：主旨同作者的性情的符合。”[14] 所谓性情，它是一个作家全部的体验、情绪和思想。因而，一个作家只有找到他独特的领域，以表现他对生活独具的感受和信念，才能走向成功。侯唯动在初登诗坛的时候，尽管他将诗歌献给抗联战士，但是他并不真正熟悉白山黑水间战斗的风烟；尽管他吟唱着《蒙古情歌》，但是他也并不熟悉高原上穷荒大漠的风沙。那时，他只有从阅读的体验捕捉情绪，凭借传闻的故事发挥想象。因而，他虽然以新颖的生活内容、刚烈的战斗气质取得了某种成功，但毕竟在一些作品中也留下了抽象空疏的缺陷。而整风前后的侯唯动，克服了知识分子的某些弱点，深入到农民中去，感受着解放了的人民的情绪，体味着解放区人民生活中的全部乐趣。于是，他笔下“环境是‘新的乡村’，人物是‘新的农民’”[15] 他以百倍的热情讴歌着西北高原上的农民要让黄土变成金的劳动！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侯唯动逐渐进入了他的创作高潮。1943年至1945年抗战结束，短短的几年之间，侯唯动共写下了五部叙事长诗。他的这些长诗首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力图全面地反映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其中既有保卫边区的严峻的战斗，也有建设边区的热烈的劳动。如《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它反映了1939年冬至1940年春，关中分区的军民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反共高潮取得的战斗胜利，塑造了青年农民李逢春、窦世英的形象，描述了他们在毛泽东同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直接指示下，面对气势汹汹的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英勇回击，既打击了抗战时期妥协投降的逆流，又保卫了人民革命的利益。在这场斗争中，共产党员窦世英孤胆一身，深入敌后，为了给民兵游击队筹措武器而英勇献身。民兵英雄李逢春守卫边区，矢志不渝，因战区之间消息的阻隔造成误会，而牺牲了美好的爱情。《西北高原黄土变成金的日子》是作者着力全面地表现边区人民的生产劳动和思想历程的一部长诗。作者通过模范退伍军人田拐子、移民劳动英雄申树青、除奸英雄靳福堂、拥军模范李杏儿、劳动英雄宋思思、拥政模范田拐子的婆姨等人的典型事例，表现了边区人民在各条战线上的斗争。诸如移民开荒，组织变工；除奸反霸，改造落后；宣传科学，揭露巫神；克服封建意识，调解婆媳矛盾；拥军拥政，团结对敌。举凡边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无不得到了反映。作者怀着满心的热忱，要将这“走到全中国前边”的“典型的示范”[16]，推荐给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在《美丽的杜甫川淌过的山川》中，作者还对边区农民组织运输合作社到三边驮盐的生活做了精彩地描绘。由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所形成的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当时在反映组织起来，开展大生活运动的作品中，对农业生产的表现数量较多，而对组织运输合作社进行商业贩运，则反映较少。应该说，侯唯动的这首诗是对这种缺陷的一个适当的弥补。

    叙事诗毕竟是诗，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17]的。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寄托情感，表达爱憎。侯唯动的这些长篇叙事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对边区人民内心世界的抒发。它要表现的是人民大众“明确的是非，热烈的爱憎”[18]。例如《红头巾》（又名《一片红布哗啦啦飘》），如果单从“事”的角度来看，那几乎是微不足道的。关中群众有一项风习：妇女产后在家调养的一月，俗称“坐月子”。在这期间，产妇的门楣上要挂一片红布，以戒生疏的来人入内。习俗以为这样做：对自己，可以镇魔消灾，以免产妇孩子受其危害；对别人，可以警示来人不受污血的冲克，免遭不利。长诗则通过这一习俗写尽了边区人民的感情。边界上上群众为免遭敌军的骚扰，便常以这样的方法迷惑敌人。白军见了这片门楣上的红布，怕祸及其身，唯恐避之不及；红军见了，则驻足屋外，尊重群众风习。而群众一旦知道是红军到来，则将其视为亲人，急忙招揽进屋，随即解开了哑谜。作者通过群众、白军、红军对这一片小小红布的不同态度，写出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的感情，揭示了反动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根本对立。解放战争期间，有人据此写成小歌剧《红布条》，在多次的演出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将军的马》虽是写八路军劳武结合，开展大产生运动，但全诗处处透露出八路军的战士和将军，为减轻人民负担，为保卫人民幸福，甘愿贡献出一切的赤子之情。《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虽然以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的武装斗争为题材，但作者并未着眼于这次事件的历史进程，而是进行了艺术加工，着重通过人民自觉地全面动员，反映了人民心底的一种信念：“只要保住边区，/ 以后，/ 要啥有啥”，人民政权是人民群众幸福的根本保证。所以，婆媳一心，呈献出了珍藏的首饰，作为购买军火武器的捐款；情人赠礼，向小伙子送上“民兵万岁”的绣花佩巾；年迈的母亲，拐着小脚，亲自送儿子出征；战士们视“任务重于生命”，不仅接受了战火的锻炼，也经受了爱情的考验。

    正因为这些长诗展示了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步伐，抒发了革命人民创造新世界的战斗豪情，因而在解放战争中，在物质条件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这些长诗由东北新华书店牡丹江分店印行，成为鼓舞东北军民为新生活而战斗的诗篇。全国解放后，又大多被冯雪峰同志编入“文艺创作丛书”，从而流行全国，成为刚刚获得解放的群众认识过去，迈向未来的启示录。

    侯唯动的创作开始走向成熟的另一个标志是他开始找到属于他自己的艺术形式。

    形式是作品存在的方式，它是影响作品的一个积极因素。形式不仅必然影响内容，而且事实证明，“内容暗示着形式的某些因素”[19] 侯唯动生长在传统文化的发祥地——周原地区，“童年听古今，看古寺画廊，唱民歌秦腔”[20] 这些具有叙事因素的民间艺术，塑造了他特殊的艺术气质。因而，侯唯动在他早期的抒情诗中也融汇着鲜明的叙事因素。他的成功的作品，往往善于捕捉生活中动人的细节，并对之展开描述，从而寄托诗情。而在大型的组诗中，还往往隐隐约约潜伏着叙事的脉络。即以《斗争就有胜利》而言，从老游击队员牺牲的“遗嘱”，到复仇的“血底歌唱”的战斗；从“母亲大地”中对先辈的追怀，到弥漫在白山黑水间的“战地进行曲”；从乘着暗夜“偷袭”敌人，到冲破铁壁合围，“突破了围攻”。最后，则以“今天”的小标题结束了全诗，这虽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却分明是要概括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则因为内容的需要，他自觉地将他的全部激情倾注在叙事诗的创作上。黄土高原，水深土厚，民风淳朴。他的这些诗洗净了知识分子的腔调，情味醇厚，朴实自然，表现出了民歌民谣对作者的深厚的影响。它们在描写上，或一语传神，颇有杜句之彩。如表现旧社会阶级的对立：“人间啊，/ 有两种不同的曲线：/ 地主的肚皮，/ 胖的凸出来；/ 农民，/ 瘦得皮包骨头，/ 脊背弯到肘下。”或侧面描绘，深具汉乐府之风。如表现人物之美：“人若从这一带路过，/ 绕远路也不嫌，/ 看她一眼，/ 还想看，/ 看过以后，/ 一辈子就忘不了。”在语言上，则采用关中人民的群众的语言，常常带有口头语言的特殊口吻。如描写人物容貌的鲜艳：“脸上：/ 红处——红处红，/ 白处——白处雪。”而且，还时时以方言入诗。如“绿的桃秫（即高粱——笔者按）/ 比人高。/ 大太阳像一盆火，/ 当头烧燎（即炙烤——笔者按）”，都具有相当的表现力。在风格上，则追求“乡土的情调”，民谣的风味，在诗中采摘大量的民谚、民歌，以及信天游。所有这些，使侯唯动的五部长篇叙事诗，在当时解放区方兴未艾的叙事诗创作中，具有了一定的特色。

    成功的叙事诗有它特殊的规律。它要求“一方面是非常简洁的‘高度的’叙事性叙述”，“另一方面是可感的感情的表现力”[21]，而且，二者需要在“量”上有一个恰当的比例和配合。但是，侯唯动却过分醉心于故事的叙述。因而，常常人物过多，事件复杂，情节曲折，着重于琐屑的生活场景的描绘，忽视了叙事诗“感于哀乐”的主要功能。例如《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人物总数达到二十个以上，其中主要人物也有六、七人之多。又如《西北高原黄土变成金的日子》，也有类似的缺点。作者未能用全力抓往几个主要的场面，以点睛式的大章法带动全篇，因而缺乏高潮，减弱了艺术力量。三十年代，茅盾在研究总结具有代表性的几部长篇叙事诗的得失之时，就已经指出：“我认为叙事诗并非一定要有形式上的故事，——有了太严整的故事形式将使作品成为韵文写的小说。”[22] 侯唯动的这几部长篇叙事诗，正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具有某些故事诗的特点，而缺乏史诗应有的素质，从而限制了它应有的艺术成就。

    总之，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至抗战结束，这是侯唯动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时期，他全力以赴从事长篇叙事诗的创作，找到了自己在诗坛上的位置。而且，也为以这种形式表现已经获得解放了的人民的新生活，做出了最早的尝试。但是，由于对生活提炼不足，对形式的要求把握不准，因而虽然展示出了他的才能和特点，却没有取得更大的影响。

    （三）

    抗战胜利之后，侯唯动随军进入东北，先后在东北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东北音乐团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又深入沈阳、鞍山等地的工厂。这个时期，侯唯动前进在中国人民胜利大进军的行列中，生活在为支援前线，为创造新国家而忘我劳动的建设热潮中。紧张的战斗生活，高昂的政治热情，促使他又开始了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他认为：在一定的时代，“用政治诗进行战斗……是不得不如此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给读者以情绪的感染和唤起仇恨。”[23] 于是，他号召《快志愿参军，青年们！》；他歌唱解放了农民，《为缴公粮连夜干》；他表彰荣获功勋的战士《一人立功，全家光荣》；他呼唤，为保卫世界和平，《把名字签在和平呼吁书上》。这些燃烧着革命热情的急就章，使他成了东北地区著名的高产诗人。早年曾对他的成长产生过一定影响的胡风，，在全国解放前夕来到东北，与侯唯动第一次见面。胡风在读了他的这些诗后，感到“他的诗是写得像样多了，所表达的对敌人坚决斗争和对人民的热忱歌颂，是很感人的。”[24] 其中的有些诗还翻译到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侯唯动在抒写着这些急就章的同时，也深入思考着他对于艺术的追求。他在全面地思考了诗歌的战斗任务和自己的艺术个性之后，对诗的内容和形式有了明确的见解，不再满足于过去的“粗野的歌唱”了。他认为，“应该写经历过和亲历过的新的现实的赞美诗”，为了解决诗与群众的结合问题，“叙事诗（应该）顺着鼓词的方向发展”，明确表示不能仅仅“满足于听故事后把她分行写下来”[25]。他决心创作以歌颂新生活为内容，以民间文艺为基本形式，兼有新诗与民歌之长的、具有民族气魄的长篇叙事诗，“要为伟大的党和我国工人阶级写一部巨著，不使但丁、荷马、歌德、普式庚……专美于前”[26]。1952年他创作了《从春暖花开到高粱红了》（又名《日月赶不上给工人拾鞋带》），目的即在于实现他心中的这个宏愿。书稿已经发排，但是，1955年一场错误的政治运动，使他牵连入狱，直到1981年才平反昭雪，走出囹圄。出狱之后，侯唯动仍然不改初衷，用短诗抒写着对于党的事业的赞颂，用长诗歌唱老一辈革命家的业绩。可见，新时期中侯唯动的诗歌创作虽然在时间上与前旷代相隔，但是在实质上，却是紧紧地上承他在开国前后的艺术道路的。

    在侯唯动诗歌创作的这三个阶段中，他的思想积累日渐丰富，艺术磨厉日渐成熟。但是，一场无端的风暴谙哑了他的歌喉。从侯唯动创作的成功与不幸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诗人对于时代的一种渴求！时代需要诗人，而诗人更需要时代！一棵参天大树的成长，既需要地下的沃土，也需要和煦的阳光。这正如马克思在代表着他们新的世界观形成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27] 当这段历史的风暴过去之后，我们深深感到一个团结安定的局面的重要。人们有理由相信，在今天这个空前伟大的时代中，侯唯动将会与其它诗人一样，重新拭亮歌喉，唱出时代的最强音，以实现他的宏图和初衷！

    一九八六年春

    （《延安文艺研究》1988年第3期）（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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