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舆地学家“邹氏世家”

    中华侯氏网 2012年7月3日 水西居士转


    我国清代道咸时期著名舆地学家邹汉勋(1805─1853)故居,在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北部的罗洪乡官树下村,是湖南省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近日,笔者慕名寻访。那是一座地处湘西南偏远山区的普通农家,由五、六幢两正四横的木板房错落其间,每两栋一字排开,外匝以青石围墙,庭间铺设青石小道通向带檐的柴扉。整个院落色调灰暗,显出厚重与沧桑。

    在我国传统文献中,将地理、地图学称为“舆地学”、“地学”(部分属方志学),其领域涵盖广阔博大。因而,我们讲述隆回邹氏学人的学术成就时,无疑将他们的方志学成果包涵其中。
    舆地世家
    很难想象,这是一座影响中国地理学长达两个世纪的农家。正是从这“霾蕴里閈”的“草莽中”中,走出了邹汉勋(著名汉学家、音韵学家、舆地学家)、邹代钧(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邹新垓(新中国地图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与组织者之一)等蜚声中外的邹氏学人,形成传承七代、集结学者46人的地理学术“湘军”阵容。为后人留下学术精神楷模与数百种理论著述、上千种出版地图等优秀学术成果,其中不乏享誉世界的地理学专著。隆回“邹氏舆地世家”业绩和著作影响全国乃至世界地理、地图学界。他们用数代人的心血和智慧编纂的珍贵地理地图学术资料,是我国地理学文化宝库的丰厚遗产。

    让时空推移至清代乾嘉时代末期,在罗洪山坳这所农家,由邹文苏(1769─1831)吴瑚珊(1777—1831)伉俪“开其山”,而成为邹氏舆地学的第一代。这是一个“名儒”与“才女”联袂之家,夫唱妇和,演出前无古人的“耕读”成材神话:耕作果腹之余,教其六个儿子“经世致用”之学,自编蒙学教材入手涉足“舆地学”,成效大著。其六子“皆以经学、音韵闻名于世,尤长于舆地之学,并各有著述”:长子邹汉纪有《古经舆地图说》等著作14种,计41卷;次子邹汉璜有《山经类谱》等著作15种,计160卷;三子邹汉勋(著作见后文);四子邹汉嘉考订《读史方舆纪要》,并有诗集《海帆诗存》等;五子邹汉章有《皇朝舆地记》、《黔滇楚粤水道考》等著作10种,计82卷;六子邹汉池有《度里表》等著作19种,计50卷等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正是他们的母亲吴瑚珊。赢得“中国第一位女地理学家”美誉(何光岳语)的吴夫人,曾随父吴兰柴学习而“周知天下方舆沿革、郡县四至”“学有专门”的她,用知识和母爱把幼小的孩子们引入地理学迷宫;以“聚灰画禹贡山川地图”方法,寓教于乐,诱导孩子们的学习兴趣。仿若今天的“形象教学”。由此,地理学衍生为邹氏“家学”。难怪清末著名学者兼外交家郭嵩焘在《曾母唐太恭人七十寿序》中感叹道:“自古豪杰功名有所表见于世,成于母教为多!”他甚至将这种成功的“母教”,提到“圣贤立教之仁”的高度,并主张为文予以“导扬”之,以启迪当世与后人。

    邹汉勋等兄弟六人身后,其子侄辈中有邹世诒(著《清一统舆图》,并参与《湘阴县图志》及湘、鄂、黔三省《通志》的编绘)、邹世琦(著《新宁疆里图记》、《贵阳府疆里图记》)、邹世可(著《亚洲北段图》)、邹世咸与邹世繇(续编《中国历代沿革险要图》、《历代战争沿革图》等)。

    邹氏第四代传人邹代钧(邹汉勋之长孙),是地理学者中的佼佼者。另有邹代契、邹代立、邹代重(三人合著《广西全省舆地图》)。

    从第五代算起,为邹代钧族侄邹永煊(鼎立协助邹代钧创办亚新地学社)、邹永修(著有《历代战争图说》等地理专著11种,22卷)、邹永良等。

    此后,第六代为永煊之子邹兴钜(著《中国分省图说》、《京省道县图说》等)。

    邹氏第七代传人邹新垓(邹代钧之侄曾孙、邹兴钜之子),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前为“亚新地学社”祖业倾注全力;后为新中国地理、地图事业奉献毕生精力。

    在“邹氏舆地世家”中,邹汉勋最为突出。在他身上,浓缩了邹氏学人在地学上的历史功绩。

    蜚声湖湘

    邹汉勋,字叔绩。邹文苏之第三子、“邹氏舆地世家”第二代兄弟六人中的杰出人物。李元度在《邹叔绩先生事略》中说:“兄弟六人,少秉庭训,皆以才称,而先生为最。”他的学问涉及经、史、音韵、方志、典籍校刊等多方面。还师从过贺熙龄、丁耿忠等名师,研究算学和历法。仅以编校而言,曾历时两年,刊定王船山遗书51部300余卷,并加按语以助阅读。使当时已埋没200余年的珍贵文化遗产重见天日,功莫大焉。1851年(清咸丰元年)秋,邹汉勋参加湖南乡试中举。1853年12月,邹汉勋与安徽巡抚江忠源同守庐州城,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攻入庐州,邹汉勋被杀,年仅48岁。“方志于学耳”的一代奇才陨落。时人叹“天丧斯文”!邹汉勋一生沉浮学海,当他还是普通农家一位少年时,就立志“使天下知吾楚复有绩学谈舆地之人在于草莽中”。他是湖南晚清人才崛起的典型代表。他的地理学理论对中国近代地理学形成产生了启蒙影响。

    邹汉勋与中国近代史上编写世界地理著作作者中最杰出的人物——魏源,有着深厚的乡谊。两人的故居都在隆回县望云山脚下,前者在东麓,后者在西麓,他们皆以“博学”闻名当世。此前,笔者访问过魏源故居,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记载:魏源任高邮知州时“不能理事,终日著书”,遇到审理案件时“辄搔首不能语”。其痴迷学问,亦至于此!无独有偶,邹汉勋也以治学“苦行”著称,“少溺苦于学、罔舍昼夜”。15岁开始笔耕,协助长兄完成《春秋左氏地图说》。从16岁至33岁,虽是邹汉勋治学的黄金时代。但在1831年前后,母亲、父亲先后病故,使他的苦学生涯雪上加霜:“衣履垢敝,不稍修饰”、“霾蕴里閈,无繇出与名流结纳以扩见闻”、“乡居苦书少,尝诣郡学借读,卖田访购,家贫不顾也”。生前留下大量著述,而大都散失,现存《邹叔子遗书》。据罗正钧《左宗棠年谱》:1882年(清光绪八年),时任两江总督兼充办理南洋通商事务大臣、71岁高龄的左宗棠,亲笔为《邹叔子遗书》作序,序言回顾邹汉勋“居高平山中,穷年兀兀,静对一编,不与世俗接……心精一缕,独追古初”的治学情景。笔者徜徉于当年邹汉勋兄弟的书屋前,仿佛看到他们“达摩面壁”般苦读的身影。邻居们围过来告诉我:“记不清,问汉勋;记不全,问魏源”的乡谚流传至今,令我震撼无语。

    鸦片战争后,国家边患日益严重,有识之士痛感“外夷形势当考地图”。林则徐早在广州主持禁烟时,曾组织人员将英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等书编译成中国最早的世界地理译著《四洲志》。林则徐离任时,将多年收集的资料和《四洲志》初稿托付给魏源,魏源在原书基础上大加增补,于1842年出版了50卷本的《海国图志》。1852年(清咸丰二年),正计划增加图版、扩为100卷本。正是这年,从北京会试归乡的邹汉勋,专程到江苏高邮造访魏源。此间,两位地理学同道“互出所著相参订”,痛谈列强“之敢为奸诈欺中国者,以中国无人留心徼外事”,则扼腕叹惜;为谋划“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途径,常常彻夜无眠。邹汉勋客居高邮期间,精心为魏源所著《海国图志》绘制列国地图。1853年,邹汉勋惜别魏源,翌年死于庐州。1855年,魏源忆及邹汉勋生前“千里相访,为我豁疑”时,不禁潸然泪下。两位“志士仁人”,携手同编世界地理名著、同为追求救国救民真理而“联床共衾、达旦不寐”的感人故事,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永久佳话。 

    方志大家

    除上述家庭环境因素外,认真学习研究我国传统地学文化遗产,是邹汉勋成功的秘诀。

    32岁的邹汉勋,受到同县邓显鹤的器重,应邀校刊古籍。35岁转入编修方志,久困“于草莽中”的他终于厚积薄发:1840年至1850年间,先后参与编制《新化县志》,《宝庆府志》、《宝庆疆里图》;应官方邀请赴黔,修撰《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兴义府志》、《安顺府志》。五年修四府志(共计二百六十六卷),工程浩繁。其《图记》绘制还要克服黔南“水难图、地难图、道路难图、山难图”,为历来修志者所不敢为。

    邹汉勋在贵州的著述是其一生学术活动的重要时期,现存有两封邹汉勋致莫庭芝的手书,弥足珍贵。莫庭芝,字芷升,贵州独山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拔贡,官贵州思南府教授。其父莫与俦,是清代遵义府教授,著有《汉且兰县故地考》。莫氏父子及郑子尹、安龙县附贡生张蔚斋(清代重臣张之洞幼年的老师),皆“西南硕儒”,邹汉勋与他们过从甚密,并有诗文唱和。

    据史学家邓之诚考证:
    其一封或写于纂修《贵阳府志》时(1848年)。当时莫庭芝将抄录自“唐宋 诸文中有关于贵阳者”以及自己收藏的《九域志》(北宋综合性地理总志)与《水道提纲二十八卷》(清代齐召南著),提供给邹汉勋,这对正应聘修志的邹氏无异雪中送炭。信中对莫庭芝的“恳恳拳拳”“感激之至”,幽默地将莫氏的无偿“借书”比作“馈我数月粮矣!”并告之:其父莫与俦的“《且兰地考》,谨已录入”《贵阳府志》。此外,针对莫庭芝有关“推步、明算”的提问,邹汉勋和盘托出自己治舆地学的步骤及体会,他认为:必须先从学习梅文鼎的“九数之学”入手,后读《算经十书》(即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五经算术、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缉古算经、数术记遗等十部著作);然后,读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中国学者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而后读戴震的《勾股割圜记》;再读金、元时期李治著《测圆海镜》;在此基础上,读康熙末年梅款成编纂的《数理精蕴〉》,“三角勾股”就不难理解了;于是再读(康熙五十二年)钦天监根据汤若望《西洋新法历书》所编成的《历象考成》,达到“先悟其理,次求其根,然后时时布算,不少间断,当亦无难者。”邹汉勋谦虚地将自己的解答称为“曝芹之献”。

    另一封则写于纂修《兴义府志》时(1849年)。信中对莫庭芝举“已酉拔贡”一事,以“狂喜数日”来表达高兴的心情。信中还说,已安排张蔚斋赴省城,托莫庭芝与渠于“省肆”中购求《天下郡国利病》、《读史方舆纪要》,“交蔚斋带归,以便入之此郡之志(即兴义府志,引者按)也”,可见邹汉勋修志之认真。

    值得关注的是,信中还反映出邹汉勋“考古究微、日无暇晷”的紧张生活表面与“仆仆随人、郁郁无悰”的内心矛盾。更多的则是向黔省学者坦陈抱负、表白心迹:誓言“举平生著述之清趣,一委弃之于方志中”;希望实现“讨寻沅、无、辰、酉之源于川黔之东”的地理考证计划;殷殷感谢黔省学者的帮助,并以“共勉为贤士大夫”相砥砺。

    两封手书,无疑是研究邹汉勋在黔活动以及湘、黔学者交流切磋的珍贵史料。且莫庭芝父子等为黔东南布依族学者,亦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史话。

    总之,邹汉勋在贵州的艰辛赢得“西南方志大家”、“名志”作家的赞誉,写过《赠叔绩兴义诗》的郑子尹,评其所修志书“体例详正、考据精博”。的确,邹汉勋深入被前人忽略的荒凉边远地区调查精测,是履行自己“实地测绘,以今补古;追根溯源,以古证今。通古达今,古为今用”的修志目标的。邹汉勋声名由此大振。楚地“绩学谈舆地之人”,终于从“草莽中”凸现在历史舞台前沿,冲破传统“舆地学”窠臼,超越前贤。

    创新理论

    邹汉勋虚心步乾嘉时期戴震、章学诚等“巨人”的后尘,善于学习继承乾嘉时期前辈方志学遗产。他在《宝庆志局与采访绅士条例》(以下简称《采访绅士条例》)中,就曾大段引用《章(学诚)氏遗书》原文。然而,邹汉勋没有停留于考证地理和记述地理上,今天看来,他的理论创新成果,在中国地理学史上具有的意义是划时代的:

    1,邹汉勋是中国地志史上提出“民生”问题的第一人,与其孙邹代钧共同开启方志编制关注“民生”的历史。

    《采访绅士条例》,是邹汉勋提出关注“民生”问题的代表作。他指出:志书,是刚到任的“守宰者”查访民情风土的重要途径,所以要做到“凡有关民生者,无不一览而备具”。无独有偶,1889年,其长孙邹代钧在《湖北测绘地图章程》也提出关注“民生利病”问题,他说:“江汉之濒,湖泊甚多,……民生利病,胥在于此。均应循湖测岸,并逐测纵横交错之堤,……依率入图”。出自“草莽中”的祖孙二人,可谓“英雄所见略同”,连文字表述也不谋而合。虽然,在此前的古代方志文献中,也出现过“民生”字样,如吴从谦在《康熙武冈州志》序言中说:方志应“俾民生治道”,那只是官样文章罢了。又如,后来者蒋梦麟也建议在《省志》中专列“民生”一目(1929年);寿鹏飞在1941年出版的《方志通议》中提出“研求民生之枯荣”等等,已比邹汉勋所论晚了近一个世纪!再如1928年,在《胶澳志》中也说道:“事有关国故民生者……悉皆所当存”,不过是邹汉勋“凡有关民生者,无不一览而备具”的“学舌”而已。

    2,首次提出方志应具备供“行旅”效用

    章学诚说:“夫修志者,非是观美,将求其实用也”,但他对“实用”未作明确细化。邹汉勋在《采访绅士条例》中,对于“实用”的要求十分具体。如要求全面记录“孰者为行旅之所凑集,孰者为道路之经由”,以做到使人“周知”。“行旅”者,旅行也。而黎锦熙提出“旅行指导”是方志“四用”之一,是在他二十世纪中叶所著《方志今议》中。

    3,在地理制图上的除弊与创新、发前人所未发

    在《宝庆疆里图说》中,邹汉勋认为:方志“成于俗吏”带来“二十六病”。突出现象有:一、地图绘制“委之画工、书吏”。结果成了“近密而远疏”的风景画;书吏则只画城邑、汛哨等,其他则不画。这样的地图无“分率”(比例尺)。二、测量无“方隅”(方位)。测量者没有掌握“转测”、“转移中宫”(移动坐标)、“测日星”、“句股重测”等方法。三、作图者未学习《周髀算经》、《海岛算经》,故“不知何以测度,何以入算”。四、缺少必要的测绘器具,“必不能测,又何以算”。五、不注重“道里”(距离)的实地测绘。或照抄旧“方志之言,苟且填入”,或“讯之途次”、“据以入图”。

    对此,他开的改革方案是:不“泥古”,要创新图编理念、方法。即“知古期以用于今,知今期以稽于古”,即今天也常讲的“古为今用”。他认为改革首要在人才,提出:一、“举郡内髦俊,转相授受”。即选拔地志人才,互教互学、经常研讨、共同提高;二、讲明《周髀算经》、《海岛算经》之应用;三、所需测绘器具,“悉依法以制也”;四、拟定图志制作的标准,如“经纬咸登,委曲备写”、“图既茂密,差即易知”等;五、“为知者提其肯要,为习者道其艰苦”,即组织者要让已熟悉制图者更深得要领,向正在熟悉图志者讲明任务的艰巨性、艰苦性。后来,邹代钧在《湖北测绘地图章程》中也提出:“招聪俊生童能耐劳苦者,教以测绘成法,习之三月,始出从事”。祖孙可谓“一脉相承”。

    以上认识,不仅是对章学诚“文人不可与修志”的否定和批评,且其影响及于后世:如1929年国民政府《修志条例概要》中,即列入“舆图应由专门人员以最新科学方法制绘精印……。”

    从传统地学走向近代地理学的先驱

    我们从《采访绅士条例》、《宝庆疆里图说》中发现,邹汉勋的地学理论突破如下:⑴、“民生”、“民情”、“民力”等系列问题的提出;⑵、对“地与民两相维系”等地理要素的分析,他举例说:“郡内不乏可歌可泣之事,以传示后世”,只要“以事实为断”,就不能“泛泛数语”;⑶ 大胆改革制图理念和方法等等。显然,上述认识已触及到了诸如地理要素、人文地理学基础的“人地关系”问题。可以说,它们已开始脱离“传统地理学的母体”,触摸到中国近代地理学的门阑。

    除上述“方志”成果外,邹汉勋还撰有《水经移注记》、《宝庆沿革表》、《贵州沿革表》、《宝庆吏书、户书、礼书、兵书、刑书、工书》、《极高偏度说》等著作。他的《红崖碑释文》、《汉长沙零陵桂阳武陵四郡考》、《昆明考》等地理考证论文,仍受到今人重视。 据笔者所知,学术界将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地理学“开始萌芽和建立”期(白寿彝总编:《中国通史.近代前编》)。然而,无论是其萌芽、建立期,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隆回邹氏学者的影响总会出现在时代的学术前沿。

    访问过邹氏故居的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彭卿云研究员感慨地说:“自古都梁多学士,除了最先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首推邹氏七代舆地世家。以邹汉勋为代表的祖孙七代,一脉相承,持续二百余年,专力于舆地学研究,著述之丰、成果之巨,为古今所罕见。他们对中国舆地学的创建和发展,对世界地理、地图学的推进和完备,以至对反侵略的胜利和中外边界谈判所作出的贡献,也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他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名人多为政界、军界的风云人物,而科学文化界的专家学者,往往不入名人之林。”他热情期待“邹氏这个‘风流文采,倾动一时’的学者世家及其故居,必将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青山碧水之间,在中外学者之林重放异彩!”并即兴赋《西江月》以颂之:

      七代同攻舆地,百年独领风骚。
      红岩飞瀑育英豪,个个斯文先导。

        (文章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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