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当人们蓦然回首往事，所得到的感觉并不相同，有的为从前做过的事情而产生愧悔之意，有的则又对以往的经历产生怀念之情。侯方域三十五岁那年对自己做了一次深刻全面的反思，内心凄迷，充满矛盾，既后悔从前的错失，又对过去的生活忆绪重重，排遣不尽。他分别以“壮悔堂”和“四忆堂”命名二室，并以之作为自己文集和诗集的书名，以示对不堪回首而又铭心难忘的故我永久的纪念。  

    一

    侯方域字朝宗，号雪苑，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出生于河南商丘一个世宦之家。租父官太常卿；父亲中进生后，时在京师任职，后累官至户部尚书；叔父与父亲同榜进士，后累官南京国子监祭酒。总之，这是一个既有宦族气派、又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家庭。其实，他家始祖在明初隶属“戍籍”，地位很低，直到曾祖父一辈，依靠力学才逐渐发达。因此自伯曾祖后，“吾戍籍也，尔不力学，将为伍卒矣”这句话就成了侯氏家族督促其后代努力上进的家训，而侯方域的祖父、父亲和叔父也都是在这条垂训的激励下，步步攀升为显贵，赢得声誉的。对此，侯方域在《赠季弟序》中不无自豪地做了叙述。

    作为世家子弟，侯方域自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轻快自在，颇少拘束。当然，他也被要求勤奋读书，接受家训的管束。但他生性好动贪玩，读书不能算很用功，只是因为天生聪明，颖悟善解，所以对功课不仅能应付自如，还往往在同学中名列前茅，令不少人羡慕。

    侯方域的父亲爱好戏曲，蓄有家乐，有时甚至让演员跟随自己入朝，观察朝臣“贤奸忠佞之状，一切效之，排场取神似逼真，以为笑噱”（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长期受家庭的熏染，侯方域自小也喜爱看戏听曲，读书时经常逃课，外出“选伎征歌”；长大后，更是经常出入于歌舞场所，特别是在以歌舞繁华著称的南京期间，更是如此，儿乎每次宴饮，都离不开歌妓侑酒。据江藩《黄宗羲传》载：“在南都时，见归德侯朝宗每晏以伎侑酒，宗羲日：‘朝宗之尊人尚在狱中，而放诞如此，吾辈不言，是损友也。’”久而久之，侯方域亦谙于按谱辨音，往往令梨园老弟子叹服（胡介祉《侯朝宗公子传》）。以听曲观戏为纽带，侯方域接触了许多伶人歌妓，对他（她）们的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有较多真切的了解。尤其是与李香君所建立的亲密关系，对侯方域的思想、生活和行为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这些又直接导致了他的以描写伶人歌妓为题材的儿篇著名的散文，如《赠江伶序》、《李姬传》、《马伶传》等的诞生。

    明代自神宗皇帝即位后，政治更加黑暗，百姓不堪重重盘剥，纷纷竖起义旗。北方与明朝分庭抗礼的一些少数民族贵族集团自恃强悍，时常挑起争端，边疆狼烟四起，连绵不绝。朝廷内部四分五裂，党派壁垒森严，各自分疆而立，矛盾尖锐，争斗激烈，威势彼此轮转。在诸多党派中，东林党相对来说比较正直，受清议支持，其反对党尤其是阉党，则多卑污势利小人。侯方域的祖父、父亲和叔父皆倾向于东林党，敢于持议，颇有清望，因此在宦场屡遭挫折。这些国事、家事都给侯方域留下极为深刘的印象，使他从小形成了以上述党派之争为主要判断依据的爱憎观念，并成为左右他未来人生历程的重要因素。

    十六七岁时，侯方域因父亲在京做官，也随之来北京读书、生活。胡介祉在《侯朝宗公子传》一文中称：“方域生有异质，侍父京师，多为贤公卿所赏识，谓强记可比汉张安世，干局可比唐李文饶，足称膏饫才子。”此时他已具备了独立判断时势的能力，加之见识增多，往往好发惊人之论。如说：“天下且乱，所见卿大夫，殊无足以佐中兴者，其殆不救乎！”（引自贾开宗《侯朝宗传》）不久明朝灭亡，事态发展果然不出他所预料。可见其虽少年疏狂，立言却并不轻率。

    崇祯十二年(1639)，侯方域气盛志高，赴金陵参加南雍秋试。这是一次表现才华、结纳名流的绝好机会。侯方域与人登金山，俯仰慷慨，历论古今，臧否人物，有极目神州、舍我谁济的浩叹，引起同行友人的强烈共鸣，人有周瑜、王猛之目。“傥荡任侠使气，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视；然一语合，辄吐出肺肝，誉之不容口。振友人之厄，不吝千金；然亦喜睚眦报复。"（邵长蘅《侯方域传》）是个敢爱敢恨、性情直率的青年狂士。正是这次金陵之行，他与陈贞慧、方以智、冒襄结下了深厚友谊，世称“复社四公子”。而他与阮大铖结怨也始于此时。阮大铖因依附阉党，不齿于清流，原想趁侯方域来金陵之际，利用与其世交关系，求他从中调停，与南京清议和解，却遭到侯方域严厉拒绝。阮大铖怀恨在心，为后来他得志掌权、欲置侯方域于死地埋下了祸因。如果说在此以前侯方域虽然关心政坛，毕竟还是一个局外人，那么自此以后，他已被卷入党争的漩涡之中。这次考试，他举南雍第三人，以策语触讳遭黜，可谓一无所获；然而他在士人心目中，已是一位集文章、气节、经济于一身的文坛新星。他后来写的许多散文，都与这段时期的生活和交游有关，如《答田中丞书》、《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以及于回忆与陈贞慧、方以智、冒襄等人交往和友谊的文章。这些都足以说明，此次金陵之行在侯方域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以后，他依然读书写作，四出交游，高谈阔论，生活还算过得平静。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陷商丘，不久又占领北京；接着清军入关，长驱江南，取明而代之。侯方域只好在河南、江浙一带流亡奔走，数度陷于不测，终又化险为夷。这期间，他曾为奉命督师的父亲和一些藩镇将领出谋献策，企图挽回一些颓势，但是都未被采纳，只好怏怏作罢。

    怀着失志和失落的情绪，侯方堍步入了清朝。他盛到无所作为，于是重新组织起中断了数年活动的“雪苑社”，与家乡文士一起吟诗作文，饮酒听曲，借以消磨时光。他有时也到江南走走，见一见老朋友，抒发一番沧海桑田的感慨，以寄托故国黍离之思。在此期间，他的才华依然不减当年，时时喷涌而出。“末年游吴下，将刊集，集中文未脱稿者，一夕补缀立就，人益奇之。”（邵长蘅《侯方域传》）

    值得提到的一件事是，顺治八年(1651)，侯方域参加了河南乡试，举第一，主司者听信妒嫉者蜚语，将其置于副榜。时人和后人大都认为这是侯方域的失节。不过也有不同看法，如侯洵《侯朝宗年谱》顺治八年谱载：“当事欲案治公（指侯方域），以及于司徒公（指侯方域之父侯恂）者，有司趋应省试，方解。”认为侯方域是受到胁迫才不得不应试。朱凤起在“万育文库本”《侯方域文·序言》中也认为侯方域“去应乡试”乃是“受当道的逼迫”。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编，由黄钧、周寅宾、龙散牧执笔的《中国历代作家小传·侯方域》亦持此观点，指出“当事”之所以“欲案治公，以及于司徒公者”，是因为“清廷怀疑他们与江南的反清力量暗通声气”，“侯方域正是这种情况下，不得已才参加了河南乡试，得中副榜”。孰是孰非，侯氏文章俱在，“言为心声”，可作为参考。考试受挫抑后，他写了一篇《赠徐子序》谈到自己的心情：“君子忧夫道之不彰，不忧夫身之不遇。”口气显得较为轻松，似乎并不以为这是一次值得计较的事情。这比起崇祯十二年他被黜返乡、自况高阳酒徒的愤世嫉俗（见《送千吴二子序》），不可同日而语，毕竟两次应试的客观背景和主观情绪都是大不相同的。从他以后写的一些文章来看，如《与吴骏公书》劝说吴伟业“坚塞两耳”，拒绝清廷的征聘，不与新入主的统治者合作，“奈何以转眼浮云，丧吾故我”！言辞恳切，态度鲜明，情绪激昂；《与槁木大师书》、《与方密之书》盛赞道友入清后削发出家，以“捐舍”求“建竖”的“英雄根器”；《书练贞吉日记后》对降清的钱谦益竭尽讽刺嘲谑。这些文章都流露出强烈的遗民意识，表明侯方域入清以后，在情绪上与清王朝基本上处于一种不妥协状态。指出这一点，对于阅读和理解他的散文将是有益的。

    顺治十一年(1654)冬，侯方域因病去世，享年仅三十七岁，是中国古代比较著名的英年早逝的文学家之一。

    二

    侯方域喜欢写诗，也爱作古文，然而他的诗歌不如古文名声远扬。

    由于受到社会时尚的影响，加上宦族弟子读书习文都带有鲜明的功名目的，因此侯方域最早是以揣摹八股文来开始其写作生涯的。八股文虽是一种代圣人立言的应制文体，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很多严格限制，如果细加鉴识，仍然可以发现，这类文章也有相对的自然灵动与拘滞呆板之别。侯方域少时曾从倪元璐学文，倪氏告之以写艺的要领：“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侯方域《倪涵谷文序》）强调作文骋才先于就法，反对以法柬才，这被侯方域终身奉为写作的信条，不仅对他的时文，而且对他的古文创作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明末，六朝美文再次受到文人膏睐，骈俪文体经过长期沉寂之后，又得以重新抬头。侯方域早年除了较多写作时文外，还经常习摹六朝文笔，借骈体以抒发才情，而当时他对唐宋古文的价值还认识不足。《楼山堂遗集序》说：“吴子(应箕）尝云：‘文章自韩、欧、苏没后，几失其传，吾之文足起而续之。’余时方汩没于六朝，不知其善，亦往取视也。今知之，欲与之言，而吴子死久矣。”这篇序为其晚年所写，从他的自述可以体会出他对自己早年追摹六朝文风的痛悔心情。他现存的散文多写于确定宗尚唐宋古文之后，具有六朝美文风格的早年之作被他自己删除殆尽，因而已经无法窥见其原貌。《新迁颜鲁公碑记》、《梅宣城诗序》、《曼翁诗序》等文作于明亡之前，注重典实，辞采华丽，韵致清美，较多整饬之句，尚能反映他早魏文章的某些特点。徐作肃于《曼翁诗序》一文后评道：“此与《梅序》(即《梅宣城诗序》）皆朝宗（崇祯）十五年旧作。余从其焚弃之馀，特为检出，以识文体之变，亦以其气韵生动，不为风华所掩也。”本书选录这三篇文章，以见他早期散文创作风格之一斑。

    侯方域文章中最负盛名的是他在继承唐宋古文传统的基础上所写的作品，其中名篇最多，为他赢得了清初散文名家的声誉。他由学六朝到学唐宋的转变大致比较明显地出现在明朝灭亡前的最后儿年中。在此之前，他既作骈体，也写古文，并好汲骈入散。入清以后，就开始专注于唐宋古文传统，对六朗文风在整体上采取批评态度，抛弃了自己早年的骈俪之作。徐作肃在写于顺治九年(1652)的《壮悔堂文集序》中谈到：“侯子十年前，尝出为整丽之作，而近乃大毁其向文，求所为韩、柳、苏、曾、王诸公以几于司马迁者，而肆力焉。”这大致可信。侯方域为什么最终将自己的散文创作归向唐宋古文一路呢？答案可以从他对先秦、六朝、唐宋文章的看法中找到。他用兵戎作比喻，认为六朝选体之文，“士虽多而将嚣”，虽然在“小小行阵”方面能够“遥相照应”，尚有可取，但却难以“摧锋陷敌”，不足与犹如“牙队健儿”的秦汉、唐宋古文相比。骈文通篇以双句(即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谐调，注重藻饰和用典，相对于长短错落的散行单句古文，形式的束缚比较突出。侯方域作文喜欢以才驭法，驰骋纵横，不受框束，好以淋漓酣畅之笔揭发丑恶，抨击时弊，用惟妙惟肖的语言摹画形象，状写世情。这些是他成为成熟的散文作家以后所形成的创作特点。显然，比较自由随意的古文形式更适合于他的创作个性，更便于他艺术才具的充分发挥。在历代古文中，侯方域认为，先秦文章“敛气于骨”，表现为“主骨”的特点，“如泰华三峰，直与天接”。指其文意张厉发露，风格奇峭伟耸，著作的整体感强。两汉、唐宋古文“运骨于气”，表现为“主气”的特点，“如纵舟长江、大海间，其中烟屿星岛，往往可自成一都会，即飓风忽起，波涛万状，东汩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柁觇星，立意不乱，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指出两汉、唐宋古文，其文意包融于文气之中，吐纳舒卷，景象万千，大而可成鸿篇巨制，小也不失圆巧玲珑。唐穷古文尤其如此。所以侯方域主张以唐宋八大家为问津之筏、奋飞之翼（以上见《与任王谷论文书》）。在实际创作中，他尤以受苏洵、苏轼的影响为甚。对苏洵之文，他以“风行水上”为喻，奉为天下至文，和对苏轼“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诸说，终身感佩不忘。这是他创作古墓之宗趣所在，与明代唐宋派较为契近，而明显区别于前后七子对诘屈聱牙、艰深难诂的秦汊之文的向慕和倡扬。

    三

    纵观侯方域的散文，他对人世事理的关心远甚于对物色景致的留意。他的一生虽然短促，足迹所涉却颇为广阉，“游两都，历边塞，浮江淮，尽吴越”（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具有这么丰富的阅历，又处于明清之际游记盛行的创作风气之下，理应会用相当的篇幅来摹绘或清幽秀美、或壮丽雄浑的山川风光、名胜景观。然而侯方域文集中几乎没有专门的写景之作，即使少量几篇记叙园楼题材的文章，如《郑氏东园记》、《云起楼记》等，景物描写也明显地居于次要地位。前者主要围绕园主三易，慨叹世事兴废，否定妖祥凶吉种种流言；后者则着重由目睹物是人非而唤起对达观之境的哲理思考。在这类文章中，景物描写所占的比重极其微末，作者取材于景物，仅仅是作为对事理提出个人心得的一种引子或借口，景物本身在文章中不具备独立的审美功效。

    出现上述情况，可能与侯方域晚年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删削整理有一定关系，从而使一部分写景之作遭致黜弃。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是导致他文集中写景篇目少到如此地步的唯一原因，甚至也不是主要原因。如果他早年确实爱写游记，好摹景绘色，晚年缘何惟独对这类题材的作品予以大量删削，不愿它们流传人世？这显然是难以解释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侯方域原本写景之作就较少，而将创作精力主要集中于刻画人世间的众生相，阐发自然、人生和社会诸般事理，表达政见。他的游历之于散文创作的积极影响，人文因素远甚于自然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大大扩充并丰富了文章的社会内容，并使作品讽世挞政的涵义得以深化。诚如徐作肃所说：“观览人物之盛，所涉者多，则所得于事与理者益精。理足乎中而充其外，知与古作者发明矣。”（《壮悔堂文集序》）任元祥也认为，侯方域的文章“流连感慨，于世道人心之际，未尝不三致意焉。”(任元祥《侯朝宗遗稿序》）这些评判，皆得要领。而侯方域散文的艺术生命，正是根植于作者对人情事理执著的探究之中。

    四

    侯方域是以散文摹画人物形象的高手，他的人物传记散文在诸体文章中异彩夺目，人有侯氏文章“叙传最长”之评（见日本安艺赖襄《书侯方域集后》）。这可以《李妪传》、《马伶传》、《贾生传》、《司成公家传》、《任源邃传》、《祭吴次尾文》、《郭老仆墓志铭》等文为代表。这些文章的传主，有作者的叔父、亲交、文友、家仆，都是他所熟知的人物；有些作者笔下的人物，虽然没有与作者发生过直接交往，文章素材主要来自传主亲人的讲述（如《任源邃传》），以及其他途径的传闻或纯凭虚构（如《马伶传》。前人或认为这是一篇幻设的寓言体传记），由于作者对抗清殉难的志士仁人和普通演员的生活相当了解，故叙写这类人物颇能驾轻就熟，文章真切感人。这些优秀传记散文的主角大都是下层平民百姓，也有落魄失志的文人和刚正不阿的朝臣，在他们身上体现着特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状况之下人们的正直、善良、忠勇、正义。侯方域为他们立传，讴歌他们的品行，并借以讽刺、鞭挞他们的对立面，由此可以折射出作者的善恶观。

    古代史传家提倡简洁精炼的文风，主张用三言两语叙明事情，把无关文章主旨的“水分”文字尽量挤干，其长处是言简意赅。但是片面或一味尚简，也容易产生形象单薄、生动不足的缺憾。侯方域的叙传散文作品大都篇制短小，材料集中，在整体上与简炼的古文传统相吻合，然而他所刻画的人物形象的内涵却相当深刻，给人以血肉丰满的感觉。习常普通的文字，一经他遣用，常常变得生动奇妙，精彩纷呈。

    具体一点说，他在写作上常常是大处落墨，即紧扣人物行事大节，着力挖掘并透视出一个人的根本精神内质所在，并借助关键的局部描写，使人物的整体形象得以鲜明、清晰地映现。《司成公家传》着重叙写作者叔父侯恪生前两桩大事：拒绝魏忠贤诱纳、揭发温体仁奸伪。这两件事使侯恪在仕途上一挫再挫，受尽贬抑之苦，然而他在士林的清望也借此得以树立。毫无疑问，这是传主一生的大节所系。作者于这两件事情施以浓墨重彩，着意加以描写，人物自然也就清晰、完整地留在了读者的印象中。这种写法也同样适用于为平凡百姓立传。李香君是作者亲密的知交，为她写传记，该有许多事情可以记叙，足以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然而《李姬传》不足六百字，作者集中笔墨写她对阉党馀孽阴谋的先见之明，规劝作者拒绝阮大铖的利诱，不为其所用，同时又刻画了她反抗权贵、忠于爱情的刚烈坚贞的品格，在古代散文史上成功地塑造了一位深明大义的烟花女子形象。《郭老仆墓志铭》记作者家中一位义仆。此人一生平淡无奇，然而当作者父亲被诬下狱，“亲朋、奴仆往往避匿去”之际，郭老仆忠诚、正直、善良的人性却借这场突如其来的危难得以充分的展示。他戒掉了嗜之如命的杯中物，收敛起贪玩、不务正业的习性，侍候主人“于狱者七年”，受尽羞辱，在所不辞。作者正是在这一关键的情节上做足文章，笔下的人物顿然光彩四溢。《马伶传》、《贾生传》、《任源邃传》等文，尽管记叙的人物、事迹各异，大处落墨的写法却大体相似。

    精选典型的题材，从大处落墨刻画人物，这主要是指从结构框架方面保证文章简洁有度。就对内容的具体叙写而言，侯方域则是运笔不嫌微细，该详则详，完全以写出人物鲜明的性格、追求生动传神、笔墨风趣、实现高度的文学审美性为创作宗旨，并非唯简是从。这是他与一些片面强调简要的古文家不甚相同之处。他曾将自己对古文写作艺术的理解表述如下：行文之旨，全在裁制，无论细大，皆可驱遣。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使读者见其关系，寻绎不倦。至大议论人人能解者，不过数语发挥，便须控驭，归于含蓄。若当快意时，听其纵横，必一泻无复馀地矣。譬如渴虹饮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见，瞬息灭没，神力变化，转更夭矫。（《与任王谷论文书》）主张通过引人入胜的具体描写，尤其是通过对“闲漫纤碎”的细节精心刻画，来表意达情；而“人人能解”的“大议论”反而略述即止，留待读者在品味文章细节和一些具体描写时自己去“寻绎”和丰富，让其自然生发。这堪称是侯方域散文创作的秘要。

    他的传记散文对足以表现人物精神的细节描写，往往是“凿凿娓娓”，不厌详繁。《贾生传》记叙作者好友贾开宗落魄潦倒而又狂敖不羁的一生，其中一段写他元宵之夜斗酒的场面，极其捭阖肆畅，令人心目皆快。文章先写贾生“服龙衣，驾鹿车，疾驰百馀里”，半夜三更专程奄到雎阳参加斗酒；接着写一“巨族”以银制大瓢为赌注，招徕斗酒者一决胜负，而“群少”皆不胜酒力，“醉卧”如泥；在作了这层铺垫之后，作者接着写：“贾生忽叱咤登阶，举满一饮，即掷瓢付奴持之，不通姓名，坐宾骇散。”通过斗酒这一细节，贾开宗豪傲疏狂、睥睨世俗的性格被和盘托出，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假如缺少这样一段描写文字，传主性格远不会如此鲜明、突出。《徐作霖张渭传》有一段张、徐二人醉后骂座的细节描写，也是文章的点睛之笔。张渭、徐作霖皆失意考场，难以施展用世宏愿；心情郁闷至极。一次聚友饮酒，张渭于席上一边破口大骂世人无目，不识真才，一边痛哭流涕。有些宾客不堪其状，指责张渭狂生无礼，不料又招致徐作霖对这些座客更加淋漓痛快的一顿怒斥：“若（你们）富贵子，席父兄馀业，饱十数碗肉羹耳！天下乱形已成，无英雄能救之者。吾辈固旦暮死，而谓渭狂，何哉？"正是从这些激愤的言词声中，人们听到了明末忧世失志的知识分子发自肺腑的悲啸怒鸣，看到了衰乱世道之下冀望挽回狂澜的热血男儿、慷慨斗士奋争无门、无限痛楚的情状。

    用其他文体写作，侯方域也往往借助细节描写叙事述意。《与方密之书》中“（厌木）丝之衣”的细节描写即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入清后，作者听说故友方以智为了表示坚定的遗民意愿削发出家，很受感动，于是写了这封信，向方氏表示崇敬之意。其中详记作者珍惜故友馈赠的丝衣，借以表达二人真挚的友情和作者对故友的深切眷念，是全文最精彩动人的一节：犹忆庚辰，密之从长安寄仆（厌木）丝之衣，仆常服之。其后相失，无处得密之音问，乃遂朝夕服之元致，垢腻所积，色黯而丝驳，亦未尝稍解而浣濯之，以为非吾密之之故也。乙酉、丙戌后，制与今时不合，始不敢服，而薰而置诸上座，饮食寝息，恒对之欷献。病妻以告仆曰：“是衣也，矛之所爱，吾为子稍一裁翦而更之，以就时制，即可服矣。"仆急止曰：“衣可更也。是衣也，密之所惠，不可更也。吾他日幸而得见吾密之，将出其完好如初者以相示焉。”盖仆之所以珍重故人者如此。在作者笔下，方以智赠予的这件丝衣已经远远超出物的范畴，而成为一种友谊的象征、已逝生活的见证，以及一种特定的遗民意识的体现。作者以详尽细微的笔致，即物即情，处处着意，读后感人至深，堪称古代散文成功地运用细节抒情寄意的范例。

    读侯方域散文有时会产生如同读小说的感觉，这是他在散文创作中运用了小说家的笔法和技巧，前面所分析的细腻的细节描写即是其表现之一。此外，如《马伶传》描写两位演员在东西两侧戏台相互竞技争长的场面，与唐传奇名篇《李娃传》所写荥阳公子与人在长安东西两肆进行念唱挽歌的竞赛十分相近，显然侯方域借鉴了传奇小说构思和描写的一些艺术经验，使作品显得简略、对称，而又效果显明。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他善于运用生动、简洁、凝炼的语言勾勒人物的性情精神。《郭教老仆墓志铭》写到郭老仆早先经常因嗜酒贪玩而荒忽正务，不免被主人呵斥，而“老仆则倚壁而鼾”，鼾声与骂声“相间”。寥寥数笔，将老仆憨朴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司成公家传》以漫画式的手法描写温体仁诬陷中伤朝臣、谄媚取悦崇祯皇帝的丑态：“（召）对时，体仁钩挑诟谇，数睨望颜色，伏，叩头，为侧媚曲谨状。天子大悦，趣立以为相。”史称温体仁“外曲谨而内猛鸷，机深刺骨”（《明史，奸臣传》）。侯方域以上数语，摹画出奸臣的阴险软媚，可谓入木三分，心貌毕呈。又如同篇写到侯恪因倾向东林党，被人告发曾经参与起草魏忠贤二十四罪奏章。魏氏大怒，召集爪牙密谋，欲置其于死地。参与密谋者中一人与侯恪平素私交甚笃，向魏忠贤进言，说侯恪多才多艺，颇有声望，请求对他曲赦宽免。作者接着是这样写魏忠贤的反应： 忠贤仰视罘罳，日影移晷，不语。良久，乃顾谓尔耕：“儿试为我招之！”

    这段文字犹如一个特写镜头，通过魏忠贤仰望网物，良久不语，到最后发出招降的指令等一系列连贯的动作，将一个凶狠毒辣、为所欲为的阉党魁首的嘴脸暴露无遗。“罘罳”谓张挂在屋檐或窗上防止鸟雀飞入的网，在文中明显含有象征意义，喻指残害忠良的监狱。魏忠贤望网而思，是将侯恪捕入网中，予以杀害，还是对他进行诱降，为我所用？这种小说味很浓的写法，侯方域能应用自如，文章也因此而颖异增色。

    汲取传奇小说的艺术入文是明末清初一部分文人的创作嗜好。鲁迅谈及小说对文人的影响时说：“盖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这种风气在侯方域散文中得到了最为鲜明突出的体现。如前面所引，他主张散文创作“当其闲漫纤碎处，反宜动色而陈，凿凿娓娓”，将追求生动别致的艺术效果提到散文创作的重要位置，这就使他对古代史传文学的叙述艺术和小说笔法多有借鉴吸收，并将其融入自己的散文创作中，以增添作品的风韵和精神。黄宗羲对侯方域散文的这种艺术倾向给予了肯定。他评价《马伶传》“描写曲尽，在无关系之中，写出极有关系”(《明文授读》卷五十五）；又说：“叙事须有风韵，不可担板。今人见此，遂以为小说家伎俩。不观《晋书》、《南北史》列传，每写一二无关系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动，此颊上三毫也。史迁《伯夷》、《孟子》、《屈贾》等传，俱以风韵胜，其填《尚书》、《国策》者，稍觉担板矣。”（《论文管见》)这与侯方域的主纟纟张颇为一致。他对“小说家伎俩”的回护，其实主要是对以侯方域散文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散文创作以传奇小说的艺术入文这种风气的辩解、维护和肯定，并使其发扬光大。由此也足以看出侯方域散文创作在文学史上的积极意义。

    五

    侯方域除了叙传散文极具特色、成就卓著之外，他的序、记、书信、策论也有不少优秀之作。

    他的一些赠送序文，常能写出人物鲜明的性情状貌，与叙传有异曲同工之妙。《送徐吴二子序》自述落第以后，“日召酒徒饮醇酒，醉则仰天而歌《猛虎行》”，拒绝尊“冠儒冠，服儒服，以儒术请间者”相见。作者愤世嫉俗、放浪形骸的形象跃然纸上。而在《赠陈郎序》中，作者向自己的幼婿娓娓讲叙两家于危难之时结成姻缘的经过，抚着陈郎之背，谆谆告诫他要以德为先，做一个无愧于前辈的有志之人。在谆和亲切的话语中，一位善良而又严厉的长者形象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又如谨慎守廉的丁掾（《赠丁掾序》）、善于约束部下的儒将万钦（《为司徒公赠万将军序》）、向往“立功万里之外”的气盛少年（《代司徒公赠周生序》）等等，作者对他们的描写虽然落墨不多，但性貌、品格皆历历可见。侯方域经常为他人著作写序跋，依其体例，这类文章自然以阐发道理为主，侯方域善于通过优美、含蓄、风趣的文笔，变枯燥为生动，增强作品的审美性。《陈纬云文序》针对竞相争奇炫异的明末清初文坛，提出文学创作固然需要求变逐新，但关键是要追求“变之善者”，避免趋入“变之不善者”。何谓变之善与不善？作者分别以“蜣螂变而蝉鸣，鼯变而飞”和“龙谪变而鳅，人感变而蛇虎”等流传的说法加以说明，化抽象为具体，寓事理于形象，既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也提高了作品的文学性。《书练贞吉日记后》通过令人发噱的谑语，讽刺降清变节、随风转舵之辈，代表了侯方域散文诙谐、幽默、风趣的另一种风格。《秋园杂佩序》仿《诗经》小序的体式，以起兴、喻示的笔法提示陈贞慧著作的真趣所在，全文词意曲而能达，隐而得显。

    侯方域的书信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写给师友学生，文笔清纯，情溢于辞，如《与槁木大师书）、《与方密之书》；另一类是致阉党奸佞，据理斥责，明辨是非，辞气严正，锋芒可感，如《答田中丞书》、《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侯方域的记一类文章，往往重点不在具体叙事记物，而是借物寄情，寓意于事，唤起读者对事理的寻思。这类文章在他文集中所占的比例比较少。策论是侯方域具体而集中地表达政见、体现史识之作，凝聚着他经纬世事的宏大抱负，尤其是《南省试策》五篇，抨击时弊，议论雄肆大胆，深受后人好评。他的这类文章较多受到苏洵影响，行文明畅，辞锋颖锐。

    六

    明末清初的文苑有三派势力相互争长竞胜。其一承前后七子之馀绪，号称“文必秦汊”，句拟字摹，文风艰涩，生硬费解。该派随着七子影响减弱，已成强弩之末。其二沿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为首的，“唐宋派”路子，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典范，主张吸取神理，重振唐宋古文雄风。此派声势由弱转强，大有主宰文坛之势。其三是六朝骈文的复兴，注重藻华者可以借此舒露锦心绣口，提倡学问者可以借它遣使典章故实，因此颇为时人所好，并形成一定规模。

    侯方域明确反对李梦阳、何景明与李攀龙、王世贞等前后七子所倡导、其追随者所尊奉的“文必秦汉”、刻意摹古的古文祈尚，指出：“大约秦以前之文主骨，汉以后之文主气。秦以前之文，若《六经》，非可以文论也；其他如《老》、《韩》诸子，《左传》、《战国策》、《国语》，皆敛气于骨也。”“敛气于骨者，如泰华三峰，直与天接，层岚危磴，非仙灵变化，未易攀陟，寻步计里，必蹶其趾。姑举明文，如李梦阳者，亦所谓蹶其趾者也。”“欲舍八家，跨《史》、《汉》，而趋先秦，则是不筏而问津，无羽翼而思飞举，岂不怪哉！”（《与任王谷论文书》）对六朝骈文，侯方域则始好之，而终弃之，认为“六朝骈体之文最不可恃，……若徒恃此，鲜有不败。”（同上）侯方域极力推崇两汉、唐宋之文，指出：“汉以后之文，若《史》若《汉》若八家，最擅其胜，皆运骨于气者也。”“运骨于气者，如纵舟长江大海间，其中烟屿星岛，往往可自成一都会，即飓风忽起，波涛万状，东汩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觇星，立意不乱，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韩、欧诸子所以独嵯峨于中流也。”（同上）从而将恢复和重兴唐宋古文的辉煌作为自己创作的最终迫求。在当时的三派之争中，他以自己的古文理论和创作实绩，对保证唐宋古文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获得进一步延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好友贾开宗曾作过这样的评价：“朝宗出，而文人一以唐宋为宗。”（《侯朝宗古文遗稿序》）同时代的著名文人邵长蘅也说：“明季古文辞，自嘉（靖）、隆（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厌众望，后乃争矫之，而矫之者变逾下，明文极弊，以讫于亡。朝宗始倡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视一时。”（《侯朝宗传》）更有甚者，还有人评价道：“方域步骤史迁，而才足以运之，故行文矫变不测，如健鹘摩空，如鲸鱼赴壑，读之目眩魂惊，令人叹绝。”（万有文库本《侯方域文·序言》引徐凤辉语）这些评语不免有言过其实之处，唐宋古文在明清之际声势渐趋渐广，是众多散文作家和批评家共同推动的结果，侯方域本人对唐宋古文则有一个开始拒绝、后来部分接受、而最终则完全趋同的变化过程，所以将清初唐宋古文的大规模复兴归功于侯方域一人的提倡，这种观点并不符合事实，当然欠妥当。尽管如此，一旦确定古文写作的最终归趣，侯方域以他杰出的才华和丰富的创作成果，对恢张唐宋古文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使他成为明末清初唐宋古文最重要的倡导者之一，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故而连出语谨慎的《清史列传》也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方域健于文，与宁都魏禧、长洲汪琬并以古文擅名。禧策士文，琬儒者文，而方域则才子之文，盖其天才英发，吐气自华，善于规抚，绝去蹊径，不戾于古而亦不泥于今。当时论古文，率推方域为第一，远近无异词。”

    弘扬唐宋之风是清代古文创作的主要倾向，文坛正宗及巨擘桐城派是这一倾向的代表。照理，开清初宗尚唐宋古文之风的侯方域应该受到清代古文家的广泛推崇，产生更大的影响；然而，事实上侯方域在经过明末清初文坛的一段煊赫时期之后，长期未引起后世古文家的充分重视（即使侯方域本人，在总结、反思自己的创作历程和创作经验时，也曾经对自己成功的散文创作做出过错误的否定。他在《与任王谷论文书》一文中谈到自己早年之作时说：“仆少年溺于声伎，未尝刻意读书”，为文“皆从嬉游之馀纵笔出之”，“以此文章浅薄，不能发明古人之旨”，“间有合作，亦不过春花烂漫，柔脆飘扬，转目便萧索可怜”。其实，“从嬉游之馀纵笔出之”，恰恰是散文创作、特别是文学性散文写作的长处，可以信马由缰，直抒胸意，不受束缚，使自己的真实感情自然地流泻而出）。这是什么原因呢？清朝以雅洁醇正为文风的根本规范，桐城派提倡“文法”，迫求雅正简洁、清澄无滓，而文章的生动与否则被看做是较为次要的因素，方苞公开将小说语言及笔法屏弃于古文之外（见沈廷芳《书方先生传后》）。侯方域散文才情恣纵，自然成法，十分强调文章的叙事风韵和生动效果，不片面迫求简洁，文中足以令人感动、表现鲜明个性的内容，虽详繁而不予舍弃；反之，平常无奇、难显个性、不足以扣动心弦的内容则笔墨简略。作者还产泛借鉴、汲取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法，使其散文别具一格，故当时有侯方域“其文之佳者，尚不能出小说家伎俩”（黄宗羲《陈令升先生传》引陈令升语）之评。这些都表明在同倡唐宋古文的现象掩盖下，侯方域与后来影响极大的桐城派对散文艺术的具体追求和侧重并不相同，这就导致了侯方域的散文在后来的清代文坛曾长期遭受冷落的命运。    

    文无定评，却有真价。侯方域散文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几番起落沉浮，主要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学背景之下读者的批评标准和审美趣味的差异、转徙；而当这种旧的不确定的审美意趣已经成为过去之后，侯方域瑰丽的散文艺术的光辉，将重新在广大读者面前闪放出璀璨夺目的异彩。（邬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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