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氏文化古迹】《桃花扇》外的侯方域和李香君

    中华侯氏网 2014年2月12日 李鹏飞之文


     作为清代戏剧压卷之作的《桃花扇》,据作者孔尚任在篇首宣称,乃是“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他还附录“桃花扇考据”,一一罗列剧中所据史实。近代曲学大师吴梅曾经称颂孔氏:“观其自述本末,及历记考据各条,语语可作信史。”然而吴梅这一赞语未免有些太实在了,戏剧家言正如小说家言,即使“有凭有据”,岂可轻信?在《桃花扇》中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位置,孔氏作了这样一段告白:“司马迁作史笔,东方朔上场人,只怕世事含糊八九件,人情遮盖两三分”,又云“当年真是戏,今日戏如真”。既然有所“含糊”,有所“遮盖”,便当不得信史,而终究只是戏。  

    其实,那些在“戏”中出现的人物,其行迹已多经孔氏改写,不能再与真实的历史人物混为一谈。比如历史上的杨文骢(龙友),虽曾依附马士英,又和阮大铖结交,却很有民族气节,南明亡后他随唐王退守福州,拜为兵部侍郎,清军攻破福州后将其俘虏,劝其投降,不从,被杀。但在戏中,杨文骢却在南京沦陷前夕偷偷溜回他的故乡去了。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中曾写道:“自《桃花扇》传奇盛行以来,杨龙友遂为世人所鄙视……戏剧流行,是非颠倒,亟应加以纠正也。”  

    而剧中男女主角侯方域和李香君,其事迹更是虚虚实实,纠结莫辨。根据比较可靠的记载,侯方域少年时随其父户部尚书侯恂居北京,即被公卿目为汉之张安世与唐之李德裕。1639年(明崇祯十二年),侯方域22岁,从故乡商丘赴南京参加乡试。作为商丘雪苑文社的重要人物,他此前一直跟南方的复社、几社成员遥相呼应,且其文采风流,冠于侪辈,复社的领袖张溥、几社的领袖陈子龙均很推重他,因此金陵名士争相与之结交。后来与侯方域并称“明末四公子”的冒辟疆、方以智、陈贞慧亦当与其过从甚密。这些少年名士在一起,有时登山临水,俯仰今古;有时则遨游北里,流连歌舞。侯方域少年时即受其父熏陶,雅嗜声乐,精通音律。此次到金陵,其父正被诬系狱,但他仍然豪兴不减,每会宴必召伎侑酒,以致他的朋友、复社成员黄宗羲有些看不过去,说:“朝宗之尊人尚在狱中,而放诞如此,吾辈不言,是损友也。”  

    但或许正因有此“雅嗜”,所以当张溥偶然告诉侯方域,金陵有李姓女伎能歌《玉茗堂词》时,他便欣然往会,得以跟香君结识。根据侯方域后来的追忆,他初会香君,有赠诗之举,香君则以歌相酬。在侯方域对二人交往的全部描述中,那把定情的宫扇从未被提及。或许这一重要道具完全出自孔尚任的美妙想象,虽然孔氏曾刻意表明香君面血溅扇、杨龙友随机点染为桃花一事乃辗转闻之于杨的书童,但还是令人将信将疑。当代有学者认为这把宫扇经侯方域女婿家族(侯女嫁陈贞慧子)代代相传,至今尚在人世,恐怕也只是一种猜测了。  

    从当时人的描述来看,曾跟柳如是、董小宛等人并称“秦淮八艳”的李香君肌理如玉、谐谑无双,“侠而慧,略知书,能别士大夫贤否”。侯方域跟她相处时日虽短,却颇服其侠义与识见。当时,魏党余绪阮大铖寓居金陵,遭复社、几社文人口诛笔伐,难以存身,遂拟先笼络侯方域,以与南京名士和解。但其心机为香君识破,遂讽之以高义,侯乃与阮绝交。待到侯方域落第归里,香君在桃叶渡歌《琵琶词》送行,并言蔡邕“尝昵董卓”、“学不补行”,语含微义。侯方域去后,阮大铖、马士英的党羽,淮阳巡抚田仰,欲以三百金强聘香君为妾,被其拒绝。田仰以为乃侯方域从中作梗,便写信加以责问,遭侯讥嘲。  

    关于侯、李之交往,与二人同时代的那些传记作者基本绝口不提,有的则以一种为尊者讳的口吻说:“公子虽豪举,然心不忘家国之故”,“诩诩自负经济,颇思自见其才”。据称有一次,侯恂统兵赴汴,欲解李自成之围,方域献策,未被接纳,反被遣归吴,途中为叛将刘超所劫持,方域劝刘超勤王赎罪;不久,左良玉拟移师东下,南京震动,他飞书予以劝阻;还有就是北京陷落以后,清兵南下,他先后进入史可法和高杰军中效力,虽多所建言,但均不被听取。等到南明覆灭,他陪伴老父归返故园。一种说法认为:李香君此时也随侯方域同返商丘,隐姓埋名,居于侯府之西园。但后来身份暴露,被侯恂逐出家门,生下一子后,抑郁而死。至今商丘侯府遗址近旁尚有香君墓。这一说法或许也是出自当地故老的口耳相传,难以深信。   

    侯方域在商丘乡居数年,重建雪苑社,每日与社中友人痛饮悲歌,以抒其牢愁。到顺治八年(1651),侯方域出应河南乡试,中副榜。根据侯方域年谱的记载,这是因为当权者看到侯氏父子不与清廷合作,欲加惩治,侯被逼无奈,才去应试。对于此事后人颇多讥议,比如梁启超在《桃花扇》注中即认为侯应乡试,“晚节甚无聊矣”。而史学家陈寅恪则支持年谱的说法,认为侯方域乃是欲保全其父才勉强应试,因在当时年轻士子若不应科举,又不逃于方外(指出家),则为抗拒新政权之表示,必难免于罪责。不过即使如此,跟他那些在明亡后或出家(如方以智)、或隐居(如陈贞慧、冒辟疆)的朋友相比,侯方域终究难说是“大节凛然”或“守志不屈”。  

    既如此,孔尚任在《桃花扇》中最终安排侯、李二人于明亡后重逢于山寺,遭法师棒喝而斩断情丝,栖踪烟霞,显然与事实大相乖违。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多少有些令人困惑:孔氏选择了一个侯方域(不是冒辟疆,不是陈贞慧,也不是钱谦益),又要煞费苦心地为其设计一个出家为道的结局。或许,孔尚任对其入清后的处境也抱有一分同情和宽容?或许是因为那把传说中的桃花扇,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孔氏的基本思路?不管怎样,他借助那一段缠绵的故事,十分恰当地表达出了他对于历史兴亡的沉痛感受,大概这就是“今日戏如真”一语的含义。  

    当年那位治学极为严谨的陈寅恪先生,有感于那一段历史与这一本戏剧(及其不同表演底本)之间的诸多歧异,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兴亡旧事又重陈,北里南朝恨未申。桂苑旧传天上曲,桃花新写扇头春。是非谁定千秋史,哀乐终伤百岁身。铁锁长江东注水,年年流泪送香尘。”    

    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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