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字朝宗，号雪苑，出生于万历末期的1618年，病逝于顺治年间的1654年，享年仅37岁。侯方域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成就主要在于传、记、序、策论，他写的一些传记佳作，富含传奇小说气息，与《史记》中写的人物传记颇有相通之处，因此很受一些人的赞赏，但是也因为含有传奇小说气息而被同时代与后代文人与读者的批评。

    侯方域另有一些传记作品比较朴素，不带有虚构夸张成分，例如写一些在暴力面前慷慨就义的义士的时候，就有这个特点。对于一些好友的悼念，也常常富于感染力。侯方域的一些诗文集序言也相当有水平，同时体现出他的诗文思想。

    侯方域也写诗歌，但是诗歌成就并不很突出，明末清初诗歌高手太多了，侯方域诗歌与那些高手相比，毕竟有一些甚至很大差距。尽管如此，本书每章均挑选其诗歌作为开头。

    侯方域与李香（《桃花扇》中名为“李香君”）有一段短暂的恋情，这段恋情发生于崇祯十二年，参加南京乡试前后那段时间，大概就几个月，秋天乡试落榜之后，侯方域在年末回到归德商丘，这段感情就没有后话了，三年之后，即崇祯十五年，侯方域又有南京之行，但是在那一年的乡试之后才到南京，所以他没有参加崇祯十五年的乡试。

    不过，孔尚任的《桃花扇》却将侯方域参加乡试的时间定到崇祯十五年（比实际上的时间晚了三年），并将他与李香认识的时间定到崇祯十六年（比实际上的时间晚了四年），这样处理，可能是为了能与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南明弘光朝廷建立这两大事件紧密衔接，但是却违背了真实历史。

    《桃花扇》中，侯方域穷困潦倒，需要阮大铖资助才凑得齐嫁妆去娶李香（与青楼女子结合还需要这么隆重，倒也罕见，何况侯方域早已在十六岁时就在家乡娶妻了，所以这个虚构更是无厘头），实际上，侯方域家中极为富裕，来南京应试的时候，挟万金，天天请客，根本不需要阮大铖那几百两银子。

    《桃花扇》中，杨文骢也被丑化为一个帮闲文人，胆小懦弱，时正时邪，实际上杨文骢虽然与马士英等人靠得很近，却是一个非常正直而有气节之人，在清军攻打福建时，不屈就义，是一个丝毫不比史可法逊色的英雄。《桃花扇》还把李香的义母李贞丽丑化为一个见钱眼开的庸俗妇人，实际上，李贞丽为人豪爽仗义，绝非《桃花扇》中那种形象。

    《桃花扇》的结局是，侯方域与李香双双出家入道，实际上，崇祯十二年一别，就没有任何记载说他们有后续的发展，何况，侯方域在明亡之后就基本上在商丘闲居，根本没有出家入道的行为，期间，侯方域下江南，路过南京，又到宜兴一带与陈贞慧等好友相聚，然后又回到商丘。后人也曾怀疑其妾可能就是李香改名换姓后辈纳入，实际上却没有证据。可见，《桃花扇》虽然自称是历史剧，实际上却与历史有非常大非常多出入。

    侯方域十五岁时参加生员资格考试，县、府、院三次考试都名列第一，成为秀才，十六岁时，由其祖父侯执蒲做主，娶妻。他与妻子关系非常融洽，由于年纪尚小，喜爱热闹，他常常在外面玩乐喧嚣到很晚才回家，而他妻子就在家里静静等他，他回来后发现妻子没有责怪他，反而不好意思，默默回到书桌前看书，有时候二人会谈话到深夜。

    十七岁时，侯方域到京城，此时复社名士夏允彝、陈子龙等人均前往京城赶考，侯方域得以与他们认识，与他们谈诗论文，受到他们的赞赏。与此同时，父亲侯恂也经常带着他结实公卿大夫，因此侯方域在二十不到时就已经小有名气。

    崇祯十年，侯方域二十岁，陈子龙考中进士后因为继母病逝而回乡守孝，侯方域写信赞扬给陈子龙，赞扬云间（松江）人杰地灵，陈子龙回信并赠诗《归德侯朝宗书来，盛称我土人士之美兼慨世事，诗以酬之》，诗曰：“春风宛转下平台，有客横江尺素来。雪苑旧推司马赋，云间今愧士龙才。东州评骘琅玕重，中土愁惊鼓角哀。历难公卿年少事，汉家宣室为君开。”

    陈子龙当时已经是诗坛与文坛双重领袖，唯有前辈钱谦益能够与之对抗，陈子龙对侯方域的赞赏，使侯方域声名鹊起。据王忠和的《明末四公子陈贞慧·冒辟疆·方以智·侯方域》所说，子龙的赞赏以及同时期复社领袖张溥的赞赏，使侯方域在文坛上声名鹊起：“陈子龙主持几社时，赠侯方域的诗中有‘汉家宣室为君开’，遂使侯方域声名鹊起。”《清史稿》则说：“时太仓张溥主盟复社，青浦陈子龙主盟几社，咸推重方域，海内名士争相与之相交。”储大文《重刻壮悔堂文集序》云：“是时，执复社敦盘盟者太仓西铭张氏，而贻书推（方域）为领袖；执几社盟者青浦大樽陈氏（子龙），而贻诗曰‘汉家宣室为君开’。其他海内清望，若文玉、彝仲（夏允彝）、维斗（杨廷枢）、次尾（吴应箕）、孚远（徐孚远）及勒卣（周立勋）、燕又（彭宾）、骏公（吴伟业）、密之（方以智）、如须（姜垓）、舒章（李雯）、辕文（宋征舆）、秋岳、尔公、若士、修远、于野、驰黄、丽京诸名彦，胥缔附之。”从这些记载可见，当时的侯方域因受到子龙与张溥的推重名声大噪。直到多年后，子龙已经不在人世，侯方域依然在悼念他的诗中回忆自己因受其称赞而受士林青睐之事念念不忘：“赠我‘宣室’辞，陆离比琼玖。”“赠我‘宣室’辞”指的就是陈子龙在赠诗中说“汉家宣室为君开”。

    崇祯十二年，侯方域到南京参加乡试，认识了复社中大量才俊，被公推为复社后期领袖人物之一。这一次乡试，侯方域在揭榜前一天还是被排在第三，但是因为其策论揭露皇帝宠信宦官、刚愎自用，主考官担心这样的策论的作者被录取，将危及自己与侯方域前程，不敢录取，将其黜落。侯方域落榜回乡。在南京期间，他与李香有短暂的一段恋情，随着他离开南京，这段恋情也就不了了之。

    明亡之后，侯方域一度决意隐居，但是终究在多种因素的促进之下，参加了顺治八年的河南乡试，受到后代严厉批评。这次乡试，他只中副榜，因此没有资格成为举人并进京考进士。这次乡试，有很多人尤其是侯方域的追随者和粉丝学者，认为是被迫的，也有少数人认为是自愿的，看侯方域此前积极准备八股文，以及这次乡试考试中留下的五篇长篇策论，可以发现，出于自愿的可能性比较大。

    但是另一方面，侯方域又对慷慨就义的好友如夏允彝、陈子龙等人和那些隐居不出的好友如陈贞慧、张自烈等人大为赞赏，希望那些隐居的好友继续隐居，不要与清廷合作。这也让一些粉丝学者认定他此前参加乡试是出于被迫，实际上，自愿参加乡试与赞扬忠烈、鼓励好友继续归隐，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一为自己实际上的人生态度，一为自己理想中的人生境界。他不能成为圣人，但是他仰慕圣人。

    顺治十一年，侯方域病逝，病逝前又参加了一次乡试，这次乡试是否被迫，不得而知。侯方域因为参加清廷乡试而被清朝人鄙视，这也算是非常幽默的一件事情。此后，指责侯方域失节的观点屡有出现。实际上，作为明朝生员，在清朝参加科举，虽然不算光彩，但是也没有必要过于苛责。这方面的论述，见本书后面几章，此处不赘述。

    《桃花扇》中的侯方域自然不是真实的侯方域，本书试图写一个尽量真实的侯方域。

    回首沾膺一放歌，十年羞说旧鸣珂。汉家公子五陵尽，魏帝词人七步多。

    鹊寄南枝惊赤羽，龙蟠北陆走黄河。徒怜昔日梁王苑，老向夷门叹逝波。

    ————侯方域《回首》

    第一章 故乡与家族

    侯方域，字朝宗，号雪苑，晚号壮悔，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人。侯方域是侯恂第三个儿子，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古文家和诗人，在清初与汪琬、魏禧被并称为古文三大家，侯方域居于首位。

    归德府位于河南东部，下辖一州（雎州）八县（商丘、宁陵、永城、鹿邑、虞城、夏邑、考城、柘城），水陆交通发达，位于开封与徐州交通之咽喉部位，连接河南与江南，也是江南到京师的枢纽之一。

    由于归德府地处中原，交通便利，从汉代开始，其经济与文化就很发达。司马相如的名篇《子虚赋》即写于游归德商丘时期。

    商丘，元朝名为睢阳，春秋时为梁国的都城。西汉时梁孝王在商丘城外修梁园，又称为兔园，枚乘有《梁王兔园赋》。梁园内多树，冬季下雪后，蔚为壮观，南朝诗人谢惠连游梁园时作《雪园赋》，因此梁园又叫作“雪园”或“雪苑”。

    唐代伟大诗人李白被唐太宗赐金放还之后，沿黄河到河南一带，与友人杜甫、高适等人游览梁园，酒酣之余，写下千古名篇《梁园吟》：

    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天长水阔厌远涉，访古始及平台间。

    平台为客忧思多，对酒遂作梁园歌。却忆蓬池阮公咏，因吟渌水扬洪波。

    洪波浩荡迷旧国，路远西归安可得！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

    平头奴子摇大扇，五月不热疑清秋。玉盘杨梅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

    持盐把酒但饮之，莫学夷齐事高洁。昔人豪贵信陵君，今人耕种信陵坟。

    荒城虚照碧山月，古木尽入苍梧云。梁王宫阙今安在？枚马先归不相待。

    舞影歌声散绿池，空馀汴水东流海。沉吟此事泪满衣，黄金买醉未能归。

    连呼五白行六博，分曹赌酒酣驰晖。歌且谣，意方远，东山高卧时起来，

    欲济苍生未应晚。

    李白的《梁园吟》出来后，梁园之美名更盛。

    对于商丘的这些辉煌历史，比侯方域大二十四岁的好友贾开宗有总结：“余惟雪苑自汉梁孝王征枚乘、枚皋、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之侍，宴集赋雪，今千五百余年，风流未泯。”

    侯方域先祖居住于祥符（今河南开封），直到明朝洪武年间，其远祖侯成因罪被充军到归德府，即“戍籍”，因此成为归德府人。“戍籍”是古代的贱民之一，比一般的平民还低等。

    与侯方域一脉的直系祖先是这样的：侯成、侯英、侯滑、侯显、侯和、侯进，侯进是为方域高祖，字子登，号梅洲。

    直到侯进这一代，才意图结束务农传统，开始让儿子们读书考科举。侯进儿子至少有两个：侯瑀与侯玑。

    侯玑是侯执蒲（字以康，号碧塘）父亲，侯方域曾祖父。侯执蒲三岁时，母亲李氏去世，六岁时父亲侯玑去世，父母双亡的侯执蒲由伯父侯瑀培养。

    侯瑀字君佩，号继洲，勤苦读书，是侯家从明初到他那一代第一个读书人，但是他未能获得科举功名，于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培养下一代，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子侯执躬以及侄子侯执蒲。

    《商丘县志·卓行》记载：“侯瑀，字君佩。父（侯）进，有隐德。家世农业，至（侯）瑀始学于文，弗售。严课其子执躬及孤侄执蒲，先后成进士，俱至列卿。”

    侯执蒲在伯父严格教育之下，于万历十六年（戊子年，1588）二十一岁时与兄长侯执躬（字勤挥）同时成为举人。次年，即万历十七年（己丑年，1589），二人一起上京参加会试，侯执蒲落榜，侯执躬成为进士。侯执躬登第之后，历任吏部郎中，为人刚方介直。

    侯执蒲在此后又经过两次会试失败，终于在万历二十六年（戊戌年，年1598）成为进士，初任宁津令，为官清廉，很有才干，七年后，升为御史。在任期间，敢于抨击权贵，官至太常卿。是东林党党魁之一。

    对于侯执蒲的生平，侯方域的《太常公家传》记载比较详细，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侯执蒲的生平与为人。

    根据侯方域的记载，侯执蒲三岁丧母，六岁丧父，此后由伯父抚养教育，七岁时经过土地庙，土地神三次托梦给其乡人，说，侯家有贵官，每次经过，我都要站起来朝见他，请赶快把我迁到他到不了的地方去吧。乡人不明白，于是土地神第四次托梦说，说的就是侯家那七岁的孤儿。

    后来侯执蒲与堂兄侯执躬一起中举，提学使者长垣李化龙对他说，我出生前，没有喝过孟婆汤，能够预知后事，你们两个都将成为大官，但是大的这个会在明年就中进士，小的这个要过十年。结果，次年侯执躬中进士，十年后，侯执蒲中进士。

    侯执蒲是被李腾芳录取的，因此李称为他的座师。侯执蒲中进士后，屡次将自己文章呈送给座师，李都看不上，侯执蒲无奈，私自问李家仆人：“公喜爱同门中的谁？”仆人回答说：“李公只有在看见官应震的文章时，才会大喜。”侯执蒲于是请求官应震写三篇文章，让他学习，李腾芳看见侯执蒲新写的文章之后，再三赞赏，然后感叹说：“官应震虽然善于写文章，我暗中观察了他，此人今后必然失败；侯执蒲的器识，将来是大节凛然之人，为何他的文章却却与官应震如此相似？我不再去判断预测天下之士了！”

    侯执蒲开始被任命为宁津令，清净简易，造福当地百姓。有一次经过私塾，发现当地生员都在背诵他写的文章，于是笑道：“我侥幸成为进士，但是不善于八股文之道，我同门的官应震的文章你们可以学习。”于是宁津生员从此开始背诵官应震文章，先后有四人得第，此前这个地方已经有上百年无人获得科举功名。

    侯执蒲推崇官应震文章，后来二人同为言官，关系更加亲密。有一次官应震私下邀请侯执蒲，说：“郑贵妃正被皇上宠幸，皇太子是谁还未可预知，我与你一起暗中拥戴郑贵妃，是天大的功劳”侯执蒲大怒，叱责驱逐，说：“若向以鄙夫患得失，文叨省解名天下，今乃若自道，又欲污我！”从此与官应震绝交。

    侯执蒲曾经评论说李廷机清而戾，方从哲阴而邪，都不符合首辅的要求，这个评论不被接受。侯执蒲还说僧人真可（字达观，号紫柏尊者）假借佛法，扰乱宫廷秩序，陶望龄第一个提倡向其拜跪，自称弟子，这是对朝廷命官的侮辱，也败坏了风俗。侯执蒲还认为孙矿手持书卷，坐大司马堂，纸上谈兵，不是真正的人才，无益于边境之事。这些观点都“侃侃特立”，不见风使舵。

    大学士朱赓未被罢免时，御史陈于廷三次上疏弹劾其奸，皇帝下诏安慰朱赓，并下旨让谏官不要继续攻击朱赓。众人都慑于皇帝压力，不敢再批评朱赓，只有侯执蒲据理力争，说：“朱赓确实奸佞，陈于廷说得对！”于是侯执蒲被改任为湖广行省按察使。陈于廷儿子陈贞慧是明末四公子之一，而侯执蒲孙子侯方域也是明末四公子之一，二人关系非常密切并称为儿女亲家，就是因为陈于廷与侯执蒲在政治上志同道合，直接使得后代也成为至交好友。陈贞慧长子陈维崧是清代最出色的几个词人之一，也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与骈文高手。

    侯执蒲与高攀龙关系也很好，高攀龙后来成为都御史，将其推荐给吏部尚书赵南星，侯执蒲因此被任命为太仆卿。楚人吴亮嗣与官应震结党，说侯执蒲突然升迁，违反先例。赵南星说：“惯例是给一般人定的，侯公大贤之人，也用得着按照惯例吗？”陈于廷扬言：“侯公被赶出京城到外任职，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批评朱赓，我陈于廷更早批评，侯公既不当升迁，我陈于廷就应该先被免职。”当时高攀龙、赵南星、陈于廷都是天下重望之人，一致推让侯执蒲。

    侯执蒲生性至孝，侍奉伯父如亲生父亲，亲生父母去世后五十一年，侯执蒲成为太常卿，其长子侯恂为御史，次子侯恪官为“庶子”，侯执蒲亲生父亲因为侯执蒲的功劳而被明朝廷封为“通议大夫，兵部右侍郎”。能为父亲争取到这个死后之荣耀，侯执蒲为之欣喜，又想起父亲生的时候，家贫而无袜，死的时候没有安葬之地，如何能够想到也有今日！侯执蒲将族人召集到家庙中，说：“吾父之生也，苦无袜，殁无葬地，岂见有今日乎！”将朝廷封其生父的诰命，哭着焚烧。

    侯家祖上是“戍籍”，这在古代是贱民种类的户籍，侯恂发达之后，想去除这个“戍籍”，侯执蒲写信告诉侯恂：“如果人人都认为当兵苦，国家怎么办？如果我们认为有这样的户籍室耻辱，那祖先怎么办？”侯恂因此放弃改变户籍的意图。在侯恂看来，将“戍籍”视为耻辱，就是看不起上面数代祖先，因为他们一直是“戍籍”。侯执蒲的话被时人奉为名言。

    侯执蒲有五个儿子，从大到小依次为：侯恂、侯恪、侯忭、侯恕、侯虑。其中最有成就是是长子侯恂与次子侯恪。

    侯恂是侯方域父亲，字若谷，号六真。于万历四十三年成为举人，次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成进士，年仅二十六岁，授行人，最终官至户部尚书，也是著名的东林党人。

    侯恪，字若木，另字若朴，号木庵，另号遂园。与侯恂同年成为进士，年仅二十四岁，为人刚正不阿，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天启年间，严辞拒绝魏忠贤党羽拉拢，被魏忠贤党视为东林邪党之人。侯恪后来官南京国子监祭酒。

    侯方域为他的这个叔叔写过传记，名为《司成公家传》：

    “叔父司成公，讳格，字若木。年二十四登第，不肯仕，更读书为诗赋。三岁而方相国从哲贤之，以为翰林院庶吉士，然立朝论议，终不肯苟同方相国。

    公性宽厚长者，嗜饮酒，不事生产。常家居，其门下生董嗣谌为郡太守，宋玫、林一柱之徒，各宰其旁邑，迭请问，愿有以为公寿，公固闭阁，不与通；日召其故人饮酒，故人稍稍有言及者，益拒却之，更饮以酒，数岁以为常，以故历从官通显矣，而析产不辄丰。

    公为诗推社甫，而洛阳人王铎者，后公举进士。能为诗，既第，家贫甚，公更推荐之，择以此得入馆，后卒以诗名当世。自唐杜甫后，大雅不作，至明乃复振，虽李梦阳、何景明倡之，至此益显，公之力也。

    天启间，公为编修，而宦者魏忠贤窃政。日杀僇士大夫不附己者。公心重杨涟，而与缪昌期友。涟指忠贤二十四罪，条上之，天子不能用，反为忠贤所害，昌期亦坐死。寻有言忠贤二十四罪章者，故昌期趣公代具藁。忠贤大怒，坐曲室中，深念欲杀公。而其假子金吾将军田尔耕，顾素知公，进曰：“是人颇以诗赋谬名公卿间，而能书米芾书，翁必无意曲赦之耶！”

    忠贤仰视罘罳，日影移晷，不语。良久，乃顾谓尔耕：“儿试为我招之!”尔耕退，诣公，话故旧，因佯言：“我之游魏翁者，欲为士大夫地也，非得已者。”公大悦，呼酒与饮，辄慷慨指当世事，尔耕默不得语。居数日，又诣公，则益为款言，伺公嬉笑饮酒酣，乃促膝附公耳言：“公且以杨、缪故，重得罪。我为公画计，某月日乃吾魏翁诞辰，公自力诗书之。”言末得竟，公大怒，推案起，酒羹覆尔耕衣上淋漓，尔耕低头惭恧，已而乃大发怒去。适南乐魏广微者，亦忠贤之假子也，以大学士学贡举，而公为其下校官。广微心嗛公；公所荐取士郑友玄、宋玫，辄有意摧抑之，以语挟公。公力与争曰：“人生贵识大义，恪岂恋旦夕一官，负天下贤才哉！”语侵广微。而忠贤里人子御史智铤，廉知之，乃力劾公，罢官。忠贤积前恨，更矫传上旨，夺所赐浩，而令公养马。公即日脱朝冠，自杖策出长安南门。而其门下生二十三人者，追止于芦沟桥，共置酒觞公。公饮酣，通顾二十三人者曰：“吾归矣，幸无腼颜以羞诸生，诸生第识之：异日有言诸生为好人者，乃吾弟子也，诚不愿诸生为好官！”二十三人者皆泣下，而宋玫终工部侍郎，仗节死，友玄以御史直谏谪，当世名公为知人。

    公既归，则益召其生平故人者，与痛饮，不事事。而里人邓生者，妄人也，构小衅诟公，谓：“若乃养马！而我职弟子员，冠儒冠。”公门下奴客忿，欲殴邓生。公大笑，悉召之与饮，皆醉，邓生乃免。当是时，忠贤实欲杀公不已，会诛死，而公复起为庶子。邓生大惧，更诣公，汗浃背，前匍匐谢。公又大笑，掖起之，徐饮以酒。一无所问，邓生亦醉。公为人和有容，不修苛节，见人无贵贱，皆与饮酒；然遇有所不韪者，辄义形于色，屹不可夺。以庶子迁为南雍祭酒，大学诸生闻之曰：“是故与南乐相争郑友玄、宋玫者耶！”愿入成均近万人，明兴三百年未之有也。满岁，以病请归。公生平善为诗，每赋诗辄饮，而前后虑天下事，有不当意，则又感愤，日夜纵饮，久之积病，竟以卒，年四十三。天下皆以公有宰相器，深痛惜之。

    当崇祯二年，公之为庶子也，职记注。有浙人温体仁者，揣天子意，自为书，讼言辞臣朋党，得召对。对时，体仁钩挑诟谇，数睨望颜色。伏叩头为侧媚曲谨状，天子大悦，趣立以为相。公跪墀下，纤悉疏其丑，而出扬言于朝。体仁病之，数曲恳公，愿稍得改易，公固不肯，而谓人曰：“体仁之奸过李林甫，而伪强介若卢杞，果执政，天下且乱，吾所以扬言者，冀天子神明，一闻而感悟耳!”体仁闻，恐遂言之，乃出公于南京云。初，文相国震孟为吴门孝廉，年五十馀，老矣，以书谒公于史馆。公一见称之曰：“子慎自爱，终当辅天子，子必勉之！”其后十余岁，震孟与体仁同执政，以争谏臣许誉卿事，不胜去，而体仁终相位者八年，卒乱天下焉。

    公著《遂园诗》二十卷，李自成破宋，子方岳从贼中搜得之，负以过河。公六子：方镇、方岳、方岩、方闻、方隆、方新，而方镇城破死，有才名，别传。”

    这篇传记虽然夸大了侯恪在诗坛上的地位与振兴复古派的作用，但是对于其事迹的记载却很有价值。

    侯执蒲另外三个儿子中，三子为侯忭，字辅之，明代监生，明亡后不仕。四子与五子分别为侯恕、侯虑，在崇祯十五年李自成破商丘时遇害，侯执蒲因为在崇祯十四年就已去世，少了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但是，此前八年（崇祯七年），次子侯恪病逝，还是让年迈的侯执蒲大受打击。

    侯执蒲、侯恂、侯恪都与陈于廷关系极好，尤其是侯执蒲，更是与陈于廷较长时间内同朝为官，二人均为天下所重。

    侯家一门在两代中出了侯执躬、侯执蒲、侯恂与侯恪四进士，使得侯家成为商丘县乃至归德府的名门望族。

    早出上东门，旭日始林莽。西山发朝气，扬袂挹新爽。

    寒石蹲如人，春云薄于掌。下马折柳枝，上马击车鞅。

    长啸酌金罍，高冈喟俯仰。四国正风尘，结束将何往？

    纷纷战龙蛇，悄悄骄魍魉。安得延津剑，划然肃清朗。

    元侯二十四，迹与萧曹仿。仗策荡烽烟，名画麒麟上。

    我亦阅修途，努力嗣前响。奔走谒天门，所期奏安攘。

    帝侧贵引手，卫霍出斯养。南阿有高雀，弋者祝罗网。

    冥飞自不顾，芳饵何足赏。

    ————侯方域《早发抒怀》

    第二章 童年

    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年，1618）三月，侯方域出生，为侯恂第三子。根据谢桂荣与吴玲写的《侯方域年谱简编》：“是年，曾伯祖瑀七十六岁；祖执蒲五十一岁，时弃官家居；父恂二十九岁，时官京师行人任上；母杨氏，约二十九岁；叔恪二十七岁，乞假省亲，闭门读书，与同郡夏邑彭尧瑜，深究风雅之道，文学司马迁，诗学杜甫，上追李梦阳、何景明。中州文坛，号称侯彭。雪苑社友贾开宗二十四岁，徐作肃十六岁，吴伯裔十二岁，吴伯胤四岁，徐邻唐八岁；复社友张溥十七岁，吴伟业十岁，黄宗羲十一岁，吴应箕二十三岁，陈子龙十一岁，陈贞慧十五岁，方以智、冒襄皆八岁。”

    侯方域后来的好友，当时二十三岁的夏允彝（1596-1645）于次年在乡试中中举，黄道周也于这一年中举。

    侯方域出生的时代，正是明朝摇摇欲坠的时代，也正是整个商丘回光返照的时代，后来侯方域写《赠江伶序》回忆他出生时商丘（雪苑）穷奢极欲之风气：

    “余固有感于雪苑盛时，乌衣朱桁，门第相望。当时亦有相国沈氏，其族如仪部君撰，尤以文采自命。为豪举，辇千金三吴，招呼伎乐，如江生者，皆衣轻纨，歌《子夜》。瑕则鸣珂走马，富贵儿竞而效之，南邻北壁，钟鼓不绝，如此者遂历三纪。”

    当时有远见之人都认为“雪苑风气，于是尽矣！侈极而衰，固其所也。”

    侯方域更写了一个老演员吴清对更早时候的商丘的回忆：“江生晚出，雪苑向日之歌者皆已散去，惜未得见江生，江生亦不幸而未见夫梨园全队。人擅《白雪》，每发一声，则缠头之赠，金钱委积。清老矣！当时身所亲历，至今犹数数梦见之。”

    从这些直接的回忆与辗转叙述可以窥见当时商丘之繁华，城里“乌衣朱桁，门第相望。”伶人们“皆衣轻纨，歌《子夜》”、贵族们“鸣珂走马”、“南邻北壁，钟鼓不绝”。

    商丘奢靡繁华的风气与簪缨之家的贵族气息对侯方域豪侠浮浪性格的形成有莫大的影响，以至于明亡之后历经坎坷的侯方域回首往事，依然为那些逝去的繁华富贵而伤感，说“回首沾膺一放歌，十年羞说旧鸣珂。”

    侯方域出生这一年恰是明朝最强大敌人正式发难的时候，后金努尔哈赤编造“七大恨”，以报仇为名公开与明朝为敌，发兵二万进攻进攻东北边境，只通过恐吓与利诱就使李永芳投降，不费一兵一卒拿下抚顺，然后拔清河堡。明准备出师攻打努尔哈赤，开始征辽饷，加天下田赋，除贵州外，每亩增三厘五毫，计增二百万两，民怨沸腾。

    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年，1619），侯恂在京师当官。春，隐居家乡三年的侯恪因为方从哲之推荐，入京补职，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二月，商丘虞城人杨镐兴四路之师攻后金，大败，此为改变明朝命运的萨尔浒大战。此次失败，使得明朝再无能力进攻后金，此后明朝只能被动防守，并不断丧失关外领土。

    六月，朝廷命熊廷弼经略辽东，田赋每亩加三厘五毫。

    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庚申年，1620）七月，明神宗朱翊钧死。八月，皇太子朱常洛登基，是为光宗，郑贵妃为了讨好光宗，送上美女多名，光宗笑纳。很快，光宗因为身体虚弱而病，首辅方从哲荐李可灼进红丸，光宗第一次服用，感觉不错，再服，即死，前后在位一个月。这就是明朝三大案之一的“红丸案”。

    九月，皇长子朱由校被匆匆拥立为皇帝，即熹宗，改元次年为天启，因此熹宗也被称为天启皇帝。熹宗上台后，升太监魏进忠为司礼监秉笔太监。魏进忠后来改名魏忠贤。

    熹宗登基之后，朝廷又加田赋二厘，两年内共增加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两白银，农民负担大大加重。

    天启元年（辛酉年，1621）侯恂改授山西道御史。侯恪因为方从哲邀请而入朝，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纂写《神宗皇帝实录》。此前侯恪在二十四岁中进士后因不想当官，回家读书三年。虽然他是方从哲引入朝中，但是却并未阿好方从哲，立论方面，一向独立。

    天启二年（壬戍年，1622）五月，侯恂上疏追论“移宫案”，六月，又上疏追论“红丸案”，又上疏论救刑部尚书王纪。侯恪纂写《光宗皇帝实录》，内载“梃击”、“红丸”、“移宫”三案。

    秋，邹元标推荐侯恂巡按贵州，前往平息贵州水西土目安邦彦之乱。

    天启三年（癸亥，1622），侯恂出任贵州巡按，平息了安邦彦之乱，于本年底返京。侯恪因为纂《光宗皇帝实录》有功而受赏。

    天启三年九月，侯执蒲被封为太仆寺少卿，闲暇时常常与高攀龙一起讲学，受到阉党的仇视，魏广微评论：“此崛强老者，东林之魁渠也。”将侯执蒲视为东林党党魁。

    天启三年十一月，魏忠贤提督东厂，田尔耕掌卫事。

    天启四年（甲子年，1624），侯恂因为平定安邦彦之乱有功，升到京师任职，此时侯方域七岁。

    天启四年三月，侯执浦晋升为太常寺卿。侯执蒲升太常卿之职不久后，恰逢祭天，魏忠贤想矫诏代替熹宗行南郊祀天大典，侯执蒲在魏忠贤还来不及矫诏宣布此事时，上奏疏说天坛常有“天坛寅清之所，皇帝所对越以事上帝者也，今辄有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射弹，狂游嬉戏，不容禁止。臣职典礼，不敢不言。窃谓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飨祀之地乎！宜下所司论治。”

    “宫奴阉竖，连行结队，走马射弹，狂游嬉戏”攻击魏忠贤及其干儿义孙，“刑余不宜近至尊，而况天神飨祀之地？请下所司论治。”认为受了宫刑之阉人是不宜接近皇帝的，何况让其接近天神呢？魏忠贤知道后大怒，侯执蒲辞官，于夏天回到家乡。

    天启四年夏天，侯执蒲回到家中，在东园严格督促侯方域等诸孙于读书。尽管如此，侯方域还是经常偷偷溜出去看戏。

    是年，阉党开始全面向东林进攻：“当是时，忠贤愤甚，欲尽杀异己者。顾秉谦因阴籍其所忌姓名授忠贤，使以次斥逐。王体乾复昌言用廷杖，威胁廷臣。未几，工部郎中万燝上疏刺忠贤，立杖死。又以御史林汝翥事辱向高，向高遂致仕去，汝翥亦予杖。廷臣俱大詟。一时罢斥者，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后数十人，已又逐韩爌及兵部侍郎李邦华。正人去国，纷纷若振槁。乃矫中旨召用例转科道。以朱童蒙、郭允厚为太仆少卿，吕鹏云、孙杰为大理丞，复霍维华、郭兴治为给事中，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为御史，而起徐兆魁、王绍徽、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为之爪牙。未几，复用拟戍崔呈秀为御史。呈秀乃造《天鉴》、《同志》诸录，王绍徽亦造《点将录》，皆以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燝等为魁，尽罗入不附忠贤者，号曰东林党人，献于忠贤。忠贤喜，于是群小益求媚忠贤，攘臂攻东林矣。”

    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先后数十人被罢官，韩爌及兵部侍郎李邦华也被驱逐。工部郎中万燝被杖杀。

    作为东林党的侯恂、侯恪虽然幸免于难，但是日子也很不好过。侯恂在天启四年阉党的反攻之中，落职而归。

    在天启四年阉党反攻东林党的过程中，阮大铖也立了一些功劳。阮大铖于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又号石巢、白子山樵、皖髯。安庆府怀宁（一说桐城）人，后代多称其为圆海、阮圆海、怀宁、阮怀宁，他创作的十几部戏剧中流传下来的四部（《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和《牟尼合》）被称为“石巢四种”。

    阮大铖出生书香门第，是典型的“簪缨之后”，曾祖阮鄂为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依附奸臣严嵩与赵文华，“盗虚誉，以贪墨败，祖父阮自嵛是嘉靖四十年（1561）举人，伯祖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从祖阮自华与嗣父阮以鼎同中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阮大铖生父阮以巽的科举成就最低，为廪生。

    阮大铖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中举，当时年仅十七，此后经历数次会试失败，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与贵阳马士英、松江陈所闻等人同中会试。陈所闻是后来明末诗坛、文坛领袖陈子龙的父亲，为官清廉，阮大铖与马士英却都是小人。

    阮大铖在中进士前，已经凭借其才华，领导了皖西南一带的文坛，在当时被誉为“江南第一才子”。天启初年，阮大铖被升为给事中，后因为丁忧而请假回乡。

    天启四年春，东林党同乡、御史左光斗推荐他补吏科都给事中之缺，吏科为六部之首，给事中是言官，品级虽不高，地位却很高。但是同为东林党人的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却看出阮大铖本性，认为他“轻躁不可任”，决定任魏大中为吏科给事中，阮大铖到京城时，被其任命到工科，工科为六部之末。阮大铖心恨不已，转而投靠魏忠贤，获得魏忠贤赞赏，夺得吏科都给事中之位。

    作为原来的东林党成员，却转投阉党，阮大铖受到许多人鄙视。由于担心东林党人反击，阮大铖仅当了不到一个月的吏科给事中就请假回家了，等待时机。这件事情，可以看出阮大铖首鼠两端、两面三刀的性格，赵南星、高攀龙、杨涟等人的判断没有错。

    阮大铖行事谨慎，凡事为自己留后路，他每次拜访魏忠贤之后，都要贿赂门卫，将自己的名刺（拜访时通姓名用的名片）收回，这样可以避免将来魏忠贤倒台时自己被清算。果然后来魏忠贤倒台，人们无法获得他拜访魏忠贤的书面证据。

    阮大铖因为曾经是东林党人，且很多才华，侯恂对他很欣赏，对其投靠阉党一事，非常惋惜，却依然对其才华予以肯定。

    从天启四年到七年前半年，魏忠贤等人权势达到顶峰，无数人争相攀附，从内阁、六部到四方总督、巡抚，全都有其死党任职其中。内监中除了王体乾等人之外，还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魏忠贤左右手；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等五个文臣主谋议，并称“五虎”；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五个武臣主杀僇，并称‘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诗人并称“十狗”；此外又有“十孩儿”、“四十孙”等并称，崔呈秀等人门下走狗则又不可数计。

    有这些爪牙的鼎力相助，魏忠贤一统江湖，《明史魏忠贤传》记下当时的恐怖情形：“当是时，东厂番役横行，所缉访无论虚实辄糜烂。戚臣李承恩者，宁安大长公主子也，家藏公主赐器。忠贤诬以盗乘舆服御物，论死。中书吴怀贤读杨涟疏，击节称叹。奴告之，毙怀贤，籍其家。武弁蒋应阳为廷弼讼冤，立诛死。民间偶语，或触忠贤，辄被擒僇，甚至剥皮、刲舌，所杀不可胜数，道路以目。”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魏忠贤手下“十狗”之首周应秋为周镳的叔叔，周镳以自己有这样一个叔叔为奇耻大辱，后来于阉党余孽阮大铖斗争时就毫不留情。

    天启四年（甲子，1624年）冬，张溥、张采、杨廷枢、杨彝、顾梦麟、朱隗、王启荣、周铨，周锺、吴昌时、钱旃等十一人在苏州创立“应社”，这个社团后来于后成立的复社合并，依然名为“复社”，因此后人常称称张溥为“复社”创始人之一与早期领导，实际上复社直到大约崇祯三年才成立，直到大约崇祯六年（癸酉，1633）时，两社才正式并为一社，但是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在下面一般笼统地将合并前的应社的活动也称为复社的活动。

    应社后来扩展为“广应社”，势力范围向江北扩展。崇祯年间，复社建立后，应社与复社一度独立，但是并不敌对，确切说，复社想与应社交好，但是应社领袖杨廷枢却不喜欢复社中的几个人，拒绝与他们往来，直到几年后两社合并为新复社，这个尴尬状态才结束。

    应社的成立对于明末文社格局有巨大影响，因为他是后来的新复社的骨干部分，当它与旧复社合并时，规模和人才数远远大于旧复社，因此可以直接将应社、广应社视为新复社的前身。

    （新）复社正式成立后，各地文学社团均与之联系，商丘文人群体也与之呼应。应社成立的时候，侯方域才七岁，自然不可能加入社团，更不可能成为领袖，当时商丘文人领袖是其他人，这将在稍后提到。

    天启五年（乙丑年，1625）春，京城举行会试，侯方域叔叔侯恪在录取考生时与魏忠贤的干儿子大学生魏广微产生冲突。

    这次考试，魏广微为主考官，侯恪为其副考官。广微心恨侯恪，凡是侯恪所推荐的人如郑友玄、宋玫等人，都故意淘汰，并要挟侯恪。侯恪据理力争，并说：“人生贵识大义，我侯恪岂会因为留恋旦夕一官，而辜负天下贤才！”言语冒犯了魏广微。

    这次会试的前三名分别为余煌、华琪芳、吴孔嘉，此外黄景昉、侯峒曾、李建泰、何楷、刘光斗、叶廷秀、万元吉、宋权、成勇、郑友玄、张肯堂、袁继咸、宋玫、熊开元等人被录取。

    这些人中有一些人成为明末著名的忠臣和出色的官员。崇祯年间，成勇与叶廷秀先后不惜丢官，为素未谋面的黄道周辩护而获罪，万元吉在担任归德府推官时推动了商丘文人结社，郑友玄成为陈子龙老师，宋枚成为吴伟业老师，熊开元在苏州与孙淳等人开创复社，后来与应社合并，袁继咸明亡后拒绝投降，慷慨就义，侯峒曾守嘉定城，与黄淳耀、黄淳渊兄弟以及自己的两个儿子侯玄演、侯玄洁慷慨就义。

    宋枚、郑友玄等人能被录取，与侯恪的仗义执言有直接关系。

    阉党杀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人及辽东经略熊廷弼，将熊廷弼传首九边：“其党欲藉忠贤力倾诸正人，遂相率归忠贤，称义儿，且云：“东林将害翁。”以故，忠贤欲甘心焉。御史张讷、倪文焕，给事中李鲁生，工部主事曹钦程等，竞搏击善类为报复。而御史梁梦环复兴汪文言狱，下镇抚司拷死。许显纯具爰书，词连赵南星、杨涟等二十余人，削籍遣戍有差。逮涟及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至牵入熊廷弼案中，掠治死于狱。又杀廷弼，而杖其姻御史吴裕中至死。又削逐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侍郎公鼐等五十余人，朝署一空。而特召元诗教、刘述祖等为御史，私人悉不次超擢。于是忠贤之党遍要津矣。”

    此时八岁的侯方域随祖父侯执蒲在东园读书。

    侯恪与东林党人杨涟等人一向比较接近，魏忠贤欲杀之，魏忠贤义子田尔耕不学无术，以为侯恪在《神宗皇帝实录》与《光宗皇帝实录》中赞扬阉党，委婉劝说魏忠贤，让他不要放弃拉拢怀柔的策略。魏忠贤沉思很久之后，忍下怒火，让田尔耕前往拉拢。

    田尔耕见到侯恪之后，说自己接近魏忠贤是迫不得已，是为了保护正直人士，侯恪大喜，与之喝酒，酒酣之际，开始慷慨评论天下之事，田尔耕默然不语。

    过了几天，田尔耕再次拜访侯恪，在侯恪喝酒喝到痛快之时，开始透露自己意图，接近侯恪，贴着耳朵说：“公因为杨、缪之故而获罪，我为公献一个计策，某月日是我干爹魏翁的诞辰，公可以自己写诗文奉献给他。”

    田尔耕的话还没有说完，侯恪已经大怒，推开桌子站起来，酒和汤水撒了田尔耕一身，田尔耕低头，又羞又怒，然后大怒而离去。侯恪对人说说：“吾且旦夕去国，岂能为魏党客耶？”

    魏忠贤同乡、御史智铤，深知魏忠贤痛恨侯恪，上疏弹劾侯恪，侯恪因此于天启五年八月被罢官。魏忠贤积前恨，矫旨夺所侯恪之赐诰，命令侯恪养马。

    侯恪当天脱去朝服与朝冠，独自出京城南门。侯恪此前在会试中录取的学生二十三人感念恩师之德，冒着被魏忠贤党打击清算的危险，追到芦沟桥，置酒饯别。

    侯恪痛饮，对送行的二十三人个门生说：“吾归矣，幸无腼颜以羞诸生，诸生第识之：异日有言诸生为好人者，乃吾弟子也，诚不愿诸生为好官！”二十三人听后都伤心哭泣。后来宋玫成为工部侍郎，在清军攻打莱阳时，不屈而慷慨就义，郑友玄以御史直谏而被贬谪，当世之人都称赞侯恪知人。

    侯恪回到乡下之后，更是经常喊起生平好友来喝酒，终日无所事事。同乡一个姓邓的生员（秀才），非常狂妄，由于一件小事而故意挑衅侯恪，说：“你不过是养马的马夫！我是‘职弟子员’，戴的是儒生的帽子。”

    侯恪门下奴愤怒，要打邓生。侯恪大笑，让他们全都来一起喝酒，全都醉倒，邓生也免于被打。

    魏忠贤大肆杀戮正人君子的同时，毁天下书院，十二月，榜东林党人姓名于天下，侯恂、侯恪都榜上有名。

    天启六年（丙寅年，1626）九岁的侯方域随父、祖读书于商丘东园。王绍徽仿《水浒传》编《东林点将录》，受到魏忠贤赞赏，在这个榜单上，侯恂为“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恂”，陈于廷为“地藏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陈于廷”，张凤翔为“地丑星石将军右佥都御史张凤翔”，钱谦益为“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谕德钱谦益”，等等。侯恪不在此名单之中，但是在崔呈秀的《点将录》与不著撰者的《盗柄东林夥一卷》之中。

    闲居老家的阮大铖也在这一年被魏忠贤召回朝廷，被任为太常寺少卿。阮大铖政治嗅觉敏锐，预感到当时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党可能会较快垮台，担心自己跟着被清算，干了大约七十天之后又请假回乡，继续观望。

    侯恂于此时被削籍，回到商丘。吴伯裔、伯胤兄弟在此时开始拜侯恂为师，侯方域与吴氏兄弟习文练武，吟诗作赋，培养了深厚的感情。

    关于吴伯裔、伯胤二人，侯方域后来写了《吴伯裔伯胤传》：

    “吴伯裔者，少贫，育于舅刘格。格长者，尝举孝廉，家饶于财，数推与伯裔千金，以此得读书，交游天下贤豪。伯裔淹通古今，高自称许，夷然不屑也。弟伯胤，少裔八岁，而读书与裔等。郡人刘瀚，格之族父也，尝闻格言二子当富贵，乃以其孙女妻伯胤，而尽以其财产赠之。伯胤之妻亦贤，辄出私财佐酒食费，而劝胤从伯氏学。胤早举明经，为乡进士，而伯裔淹蹇；后丙子，伯裔乃举孝廉，胤亦迄不第。

    伯裔为人沉练英博，慷慨负大志，论者以其出处在郭泰、皇甫规之间；为文章原本经术，归于大家。尝简忽其时人，人以此惮焉；其实怜才好奖引文士，见人有一言善者，未尝忘也。

    伯胤风流文雅，美须眉，善书。生平事裔如父。其学亦皆裔教之；惟为诗稍轻，不及裔；其余制作温湛，悉中矩度，皆不及见用，以城破死。”

    吴伯裔在崇祯九年（丙子年）成为举人，吴伯胤则始终无法成为举人，二人都在崇祯十五年死于李自成的农民军刀下。

    魏忠贤党羽在这一年搞出了大动作，写出《三朝要典》，迫害东林人士的运动达到高潮，逮捕前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员外周顺昌、苏松巡抚周启元、谕德缪期昌、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遵素等人。

    高攀龙投水死，周顺昌等人下狱被折磨至死。苏州百姓群情激愤，愤怒号冤，打死抓人的东厂缇骑。

    魏忠贤大怒，下令找出凶手，苏州巡抚毛一鹭追查作乱民众，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五人站出来承担责任，毛一鹭将五人处死。临刑前，五人意气扬扬，谈笑风生，刑具放到城上，脸色无任何变化。死后被士民安葬。阉党被清除之后，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即为悼念赞扬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等五人的作品。

    天启七年（丁卯年，1627），十岁的侯方域随父、祖在东园读书，与吴伯裔、吴伯胤、刘伯愚、徐作霖、贾开宗、兄方夏、从兄方镇进行文学交流。

    天启七年到崇祯元年，刘伯愚、吴伯裔、吴伯胤、刘季植、刘宪生五人响应应社，建立确园社，崛起于商丘文坛。

    计东《偶更堂诗集序》曰：“逞启祯丁卯戊辰之间，江南北文会之事大盛，应社倡之，复社承之，中州文人翕然与应复两社相唱酬者，梁园数君子也。”这里说的“梁园数君子”主要是刘伯愚、吴伯裔、吴伯胤、刘桄、刘宪生五人。

    张溥后来在崇祯五年辞官归里后，大约在次年，写了《确园社稿序》，其中提到：“予逞在都下，徵中州名士于昌阳二宋，二宋首疏刘千之（刘伯愚）。……及鸠选社稿，维斗（杨廷枢）出千之（刘伯愚）与吴让伯（吴伯裔）、延仲（吴伯胤）兄弟文千首，规矩震动观者，举手称善，予南还见之，如遇故物，了不为异，近复咏五君喟然而起，愿一言之五君者，千之（刘伯愚）、二吴（吴伯裔、吴伯胤），与季植、侗城（刘宪生）也，季植（刘桄），千之（刘伯愚）叔氏，侗城（刘宪生）姓刘，与千之（刘伯愚）称兄弟，犹二吴（吴伯裔、吴伯胤）耳。千之（刘伯愚）与让伯兄弟（吴伯裔、吴伯胤）读书一堂，日成文数首，诗数章，如饮食然。”

    刘伯愚、吴伯裔、吴伯胤、刘桄、刘宪生被并称为“五君”，又被称为“雪园五子”。这五人中，吴伯裔、吴伯胤是兄弟，刘伯愚与刘宪生是兄弟，刘桄为二人叔辈。

    “确园社”成为后来成立的“雪苑社”的前身。

    这几个人中，刘伯愚文名最盛，《商丘县志·文苑·刘伯愚传》记载：“伯愚，字千之，幼颖异，读书过目不忘，同学有就质所遗者，为之诵，终卷无一字讹。”

    徐作肃的《刘千之文序》称：“千之文囊刻于崇祯之庚午（崇祯三年），曰《己庚存稿》，江右诸君子见之，无不震服。”

    这时候，侯方域因为年龄尚幼，很可能尚未加入确园社，即使已经加入，也远不是领袖人物。

    天启七年（丁卯年，1627）八月初，倪元璐主持江西乡试，当时魏忠贤权势熏天，全国各地给他建生祠，倪元璐以“皓皓乎不可尚已”命题，此话出自《孟子·滕文公》上：“昔者孔子没……子夏、子张、子田以有若（像貌）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倪元璐出题之意非常明显，即：孔子之神圣，无人能够与之相比，魏忠贤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与孔子并称？同事无不惊叹倪元璐之大胆。

    天启七年八月，熹宗落水，惊悸之后病卒，信王朱由检继位，魏忠贤很快被流放到凤阳，道中自缢而死，次年正月，崇祯下诏碎其尸。

    魏忠贤倒台之后，原先被迫害罢官的官员纷纷被重新启用。天启七年十二月，侯方域叔叔侯恪被复官，被起复为庶子。之前骂他为马夫的生员邓生得知之后，大为恐惧，赶紧来拜访侯恪，汗流浃背，跪在地上谢罪。侯恪大笑，将其扶起，与他一起喝酒，对过去之事一句不提，侯恪大醉，邓生也醉。从中可见，侯恪实乃真名士，与一些东施效颦、模仿魏晋名士的伪名士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崇祯元年，侯恂被重新起用。九月，侯恂被任命为广西道监察御史，请求以六等定阉党罪, 温体仁因此对侯恂恨之入骨。当时温体仁羽翼未丰，所以无法阻碍侯恂仕途，不到两年时间，侯恂就由广西道御史转太仆寺少卿，再擢兵部右侍郎。

    送别西园翡翠楼，开帆十月到苏州。为君寄讯枫桥巷，邱嫂迎门已白头。

    问君衣带近如何？我道思乡减去多。况是王孙芳草外，休添离恨画双蛾。

       ————侯方域《家书附绝句》二首

    第三章 拜师

    崇祯元年，十一岁的侯方域随侯恂移居京师，由于父亲的人际关系，他得以在不久之后就拜明末名臣倪元璐为师。

    倪元璐，字汝玉，一作玉汝，号鸿宝，浙江绍兴上虞人，从小聪颖绝伦，少年时即师从东林元老邹元标，弱冠之年即中举，天启二年（壬戌年，1622），二十九岁的倪元璐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才名噪天下”。这一年中进士的名人有文震孟、黄道周、郑鄤等人，文震孟为状元。

    倪元璐与黄道周同出后来的杨廷麟与罗万藻皆为其韩日缵，所录取的进士，被誉为时人誉为“双璧”。倪元璐中进士后被选人庶常，然后被任命为翰林院编修。

    此时，魏忠贤虽然被铲除，但是崇祯对于东林党的态度依然暧昧。阮大铖因为局势尚不明朗，为自己准备了两条道路，写了两份奏疏，其中一份专门弹劾魏忠贤和崔呈秀这两只魏忠贤党的死老虎，另一份将东林党人与崔、魏二人相提并论，说天启朝七年之中，乱政者，前为东林、后乃崔魏（“以七年合算为言，谓天启四年以后，乱政者忠贤，而翼以呈秀，四年以前，乱政者王安，而翼以东林”），后一份就是著名的“七年合算疏”，这份奏疏把令此后的阮大铖持续十七年无法翻身。

    阮大铖将这两份奏疏递给杨维垣，让杨维垣根据形势选择其一，送交皇帝。从这件事情首先就可以看出阮大铖两面三刀、投机取巧的性格。

    当时杨维垣正与东林党的倪元璐暗中较劲，意图想皇帝说明东林党之邪不在魏党之下。得到阮大铖的奏疏后，大喜，把阮大铖将东林、阉党并论的奏疏（“七年合算疏”）呈送上出。

    阮大铖与杨维垣的奏疏引起倪元璐强烈不满。因此于崇祯元年正月上疏：“臣顷阅奏章，见攻崔、魏者必与东林并称邪党。夫以东林为邪党，将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党矣，击忠贤、呈秀者又邪党乎哉？……”倪元璐的反攻使得此前饱受压迫与非议的东林人士得以抬头，也使杨维垣阴谋不能得逞，阮大铖至此彻底被东林党列为阉党余孽，与东林人士绝交。

    有人认为，如果杨维垣公布了阮大铖专攻崔呈秀与魏忠贤的奏疏，那么结果会不一样。实际上，阮大铖对于是否攻击东林党一事，凭借的不是正邪之分，而是东林党能否因为阉党垮台而得势，所以给出两份不同的奏疏，因为魏忠贤已经垮了，所以必定要痛打落水狗，但是东林党到底垮不垮，阮大铖当时不知道，所以就准备了两个选择，这是典型的骑墙派所为。当他把这两份奏疏都交给杨维垣并让他审时而选送的时候，他就必须做好打错算盘的心理准备。他当时也知道，仅仅弹劾魏忠贤党，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因为整个朝廷都在骂魏忠贤，所以他的意图其实更偏重于后一个奏疏，如果东林党没有因为魏忠贤党倒台而复苏，自己这一个并论二者的奏疏就会为自己赢得名望与官位。可惜的是，他判断失误，杨维垣也判断失误。

    很快，阮大铖因为被视为阉党余孽，丢掉了刚刚获得不久的“光禄卿”之位。

    崇祯元年四月，倪元璐第一个上疏，请毁《三朝要典》，说：“梃击、红丸、移宫三议，哄于清流，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竖。其议可兼行，其书必当速毁……。”崇祯帝命令礼部会词臣详细讨论，最后决意焚毁《三朝要典》。当时的侍讲孙之獬是魏忠贤党羽，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哭，成为天下之笑话。

    因倪元璐在魏忠贤当权时就不曾屈服，所以他在魏忠贤倒台后得到天下人的敬重。阉党虽然被击垮，其余孽尚有幸存者，这些人痛恨东林党，知道崇祯最恨大臣结党，因此借题发挥，立孙党、赵党、熊党、邹党之目，意图将清流一网打尽。倪元璐上疏力争，破除门户，因此被一些阉党子孙所痛恨。

    倪元璐诗文有复古倾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诗文虽不脱北地（李梦阳）、弇州（王世贞）之旧格，至其奏疏则详明剀切切，多军国大计，兴亡治乱之所关，尤为当世所重。”他的教导对侯方域诗风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侯方域诗歌风格与陈子龙、吴伟业等人同为明代复古派一脉，与倪元璐的影响是有一定关系的。

    此外，侯方域叔叔侯恪也是明代复古派的追随者，反对竟陵派，追随杜甫风格，这方面，侯恪对侯方域的影响比倪元璐对侯方域影响应该大得多。侯方域诗歌佳作的风格大多似杜甫，其根本源流在于其叔叔侯恪。

    倪元璐对侯方域文风的影响更加明显，在《倪涵谷文序》中，侯方域回忆：“余少游倪文正公之门，得闻制艺绪论。公教余为文，必先驰骋纵横，务尽其才，而后轨于法。然所谓驰骋纵横者，如海水天风，涣然相遭，濆薄吹荡，渺无涯际；日丽空而忽黯，龙近夜以一吟，耳凄兮日駴，性寂乎情移。文至此，非独无才不尽，且欲合吾才而无从者。此所以卒与法合，而非仅雕楼组练，极众人之炫耀为也。”

    崇祯二年（己巳年，1629）三月，崇祯帝诏示天下，定下逆案中人等级、人数和刑罚：

    判首逆魏忠贤、客氏二人凌迟；

    首逆同谋崔呈秀、魏良卿、侯国兴、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等6人斩立决；

    交结近侍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许志吉、孙如冽、陆万龄、李承祚，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19人秋后处斩；

    结交近侍次等魏广微、周应秋、阎鸣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郭钦、李之才11人充军；

    交结近侍又次等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王绍徽等129人被流放三年再输赎为民；

    交结近侍减等黄立极等44人被革职；

    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50余人被处罚；

    以上总计260余人（《明史·魏忠贤传》）。这一笔大账，连带魏忠贤、客氏在内，称为逆案。

    在钦定逆案中，阮大铖位于第五等：“交结近侍又次等”，与其他128人一起被判流放三年再赎为民。这129人中，顾秉谦、冯铨、阮大铖最值得注意。

    侯方域后来写《马伶传》，就通过马伶之口，讽刺顾秉谦和严嵩一样是奸相，而根据野史记载，冯铨和阮大铖竟然与东林党人侯恂在十几年后各出一万两白银帮助当时亲近东林党的周延儒再次进入内阁成为首辅，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阮大铖后来辗转到了南京，受到一百四十多个复社成员的联名驱逐，并在后来于侯方域结仇，成为影响侯方域壮年时期活动的一个重要人物。

    此时十二岁的侯方域读书于父亲在京师的府邸。二月，侯恂升为太仆寺少卿，侯恪迁谕德，然后升为左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职责是“记注”。

    这时候，温体仁因善于迎合崇祯之心意，知道崇祯痛恨大臣结党，写了文章抨击结党之弊，崇祯看后，非常高兴，打算令其入内阁。

    侯恪得知后，跪在台阶下，揭发温体仁之丑恶，举朝皆知。温体仁对侯恪又恨又怕，数次恳请侯恪嘴下留情，侯恪坚决不肯，对人说：“体仁之奸过李林甫，而伪强介若卢杞，果执政，天下且乱，吾所以扬言者，冀天子神明，一闻而感悟耳!”温体仁听闻之后，愤恨交加，于这一年四月，将侯恪明升暗降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同时，倪元璐出为国子监司业。

    侯恪知人善任，文震孟年近五十都未成为进士，一直是举人（侯方域在给侯恪写的传中认为文震孟五十多依然是举人，显然记忆有误），曾经将自己的文章呈送给侯恪，侯恪看完非常赞赏，说：“子慎自爱，终当辅天子，子必勉之！”

    后来文震孟于天启二年（1622）中状元，与温体仁一起执政，一度被温体仁所迷惑，认为温体仁不是其他正人君子所说的那么奸诈，最后因为为许誉卿抱不平而被温体仁告状，继而被崇祯赶走。温体仁当了八年阁臣，天下因之而乱。侯恪当时对文震孟与温体仁的认识都是正确的，可惜崇祯当时太固执，不听从侯恪的劝告，重用温体仁，败坏朝纲。

    崇祯二年冬，清兵入关，劫掠京城，崇祯认为袁崇焕抵抗不理，将其逮捕，祖大寿带兵逃离，全国各地来京师“勤王”的兵力有二十余万，其中范景文率的八千人的勤王军队，自带军饷，移驻都门，再移昌平，成为远近之依赖。

    范景文字梦章，吴桥人，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天启皇帝在位七年间，朝政混乱，小人当道，范景文对抗阉党，得罪魏忠贤。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十一上《殉难文臣范景文传》记载：“天启甲子（四年），逆阉窃柄，公上疏请清仕路，养仕节，谓‘天地人材，当为天地惜之；朝廷名器，当为朝廷守之；天下万世是非公论，当与天下万世共之。’言皆剀切，为时所忌。南乐相魏广微以乡曲故，欲招致公，卒不可得。比当例推，珰先授意部堂，芟除清流周忠毅（宗建）、李忠毅（应升）辈，公争执不少狥，忠贤大怒。寻移疾归，杜门却扫，视世荣一切淡如。至感愤时事，则裂眦拳几案，痛惋交集。”崇祯元年，被荐召为太常少卿，崇祯二年七月，北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巡抚河南。

    崇祯三年（庚午年，1630）三月，范景文被提升为兵部添注左侍郎，练兵于通州，当时通州刚刚设立，士兵都是募集而来的，景文练军有法，士兵都被训练成精兵。

    四月，侯恂出驻昌平，称为“督治侍郎”，昌平为明十三陵所在地，侯恂的职责之一，即是守护先帝陵寝，免受清军破坏。侯恂在昌平任职不久后，侯方域随家移居昌平。

    侯恂的驻军与范景文驻军互相呼应。两年后，范景文因为父亲去世，辞职丁忧，侯恂接管了通州军务。

    崇祯三年六月，侯恂提拔尤世威为大帅。八月，侯恂带着侯方域兄弟巡边，到黄花镇之后，恰逢军火库发生火灾，火箭火炮被点燃爆炸，侯恂面目被烧焦，胡须和头发全部被烧掉，身受重伤，侯方域的大哥侯方来，被烧伤后死去。大哥之死，对侯方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崇祯三年秋，被赶到南京的侯恪以南京国子监祭酒的身份主持金陵乡试，姜曰广等人为主考官，夏社领袖杨廷枢成为解元，张溥、吴伟业并为经魁，蒋鸣玉、陈子龙、吴昌时、万寿祺等人皆中举。侯恪此时的健康状况已经很差，此次阅卷录取是带病进行。

    为庆祝这次巨大的胜利，应社诸子在南京召开第二次大会，即应社（后来被称为复社）的“金陵大会”，侯恂与侯恪这两个东林党骨干被推为宗主。

    在杨廷枢等人在南京乡试中获得成功的同时，商丘的徐作霖参加河南乡试获得解元。

    侯方域后来写有《徐作霖张渭传》，记载了徐作霖与张渭二人之事，这里仅引用前面一部分：

    “徐作霖者，有英才，少不得志于有司，以入赀为诸生。张渭曰：“朝廷岁一大县补生徒百人，小者亦四五十人，每岁取天下之士且逾万数，而作霖以赀入，岂不异哉！”张渭者，慕徐渭之为人，因名渭，自谓狂生，人亦狂之，使酒难近，独推作霖。作霖短小精悍，高辞盛气，遇人皆以奴蓄之，顾谓渭善也。渭须绕其面，发毵毵然，又骑马折其左臂，常蜷曲，类世之儿童戏绘以为冥官像者；短舌无正音，醉后谈天下事则衮衮不倦。为文敏妙，日成十余篇。作霖好学深思，常偃仰卧竟日，或草创后复毁之，然出而人以为高文典册焉。”

    从这个记载可见，徐作霖才华极高，但是却无法通过考试称为秀才，只能通过捐钱成为生员，但是乡试中中解元，足以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极有才华之人。徐作霖与张渭关系极好。张渭是一个狂人，喝醉酒之后，除了徐作霖之外，无人能够接近。

    这一年河南乡试的主考官是万元吉。《商丘县志》载：“徐作霖，崇祯庚午，举乡试第一，出万元吉之门。”

    《明史·万吉人传》载：“万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启五年进士，授潮州推官，补归德，捕大盗李守志，散其党。崇祯四年大计，谪官。”根据这个记载可知，万元吉曾经在崇祯年间在归德府任推官。

    徐作肃《孝廉公家传》也提到了崇祯三年乡试的情况：“会南昌万元吉知公，（徐作霖）即以第一人领崇祯庚午乡试。”

    侯方域《徐作霖张渭传》也记载：“会南昌万元吉知作霖，崇祯三年庚午，举孝廉第一。”

    万元吉到归德府任推官之后，积极推动当地文学社团活动，贾开宗记载：“记明神宗末，太守郑公玄岳（郑三俊）刻《雪台会草》，人文蔚兴，名公巨卿甲于天下，余以童子厮于中。其后邑侯孙公伯雅（孙传庭），初在太丘，继在于兹，刻《两社合刻》，人文之兴，等于郑公（郑三俊）之时，余以诸生厮其中。其后郡司李万公吉人（万元吉），刻《雪苑新业》，吴子伯裔、伯胤、刘子伯愚、徐子作霖、侯子方域辈，一时济济振于三吴，盖名公巨卿不及郑公（郑三俊）时，而文誉过之，余又以诸生厮其中。”

    从这段记载可知，在确园社之前，商丘还有雪台社。

    现在，有一个问题是：侯方域在崇祯三年的时候，是否加入应社之中？长期以来学者都认为侯方域是在这一年的九年之后（崇祯十二年）的春天才来到南京，加入复社。但是扈耕田《雪苑社与复社关系考辨》一文，通过诗文考辨，认为侯方域在这一年即崇祯三年的秋天就已经参加了应社的大会，加入应社之中。

    如果是这样的话，崇祯七年，侯方域与子龙相遇是不是第一次相遇？还个问题可以从侯方域后来的记载中得到解答。

    侯方域在顺治九年冬，从苏州至嘉兴途中重逢故友彭宾，为其作《大寂子诗序》，其中称“忆余年十八岁，交孝廉（彭宾）及考功（夏允彝）、黄门（陈子龙）；……”崇祯七年，侯方域十七岁（不是十八岁，侯方域记忆稍有误）时，陈子龙、夏允彝、彭宾来到京城参加会试，侯方域与他们结识。

    那么侯方域既然有可能将十七岁误记为十八岁，有没有可能将十三岁误记为十八岁？即，有没有可能将崇祯三年在南京认识陈子龙之事误记为十八岁时的事呢？

    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夏允彝比陈子龙早十二年中举，崇祯三年没有到南京和陈子龙等人一起应试并聚会，而侯方域明确记载当时与彭宾、夏允彝、陈子龙三人认识，所以只能是十七岁那年，三人前往北京会试之事的事情。

    由以上分析，可以得知，侯方域在崇祯三年时，即使参见了南京的应社大会，加入应社，也未认识陈子龙。

    那么问题就来了：陈子龙当时已经是整个应社中的风云人物之一，侯方域既然参加了这次大会，何以没有与陈子龙认识呢？

    可能此时侯年仅十三的侯方域名声未显，所以他虽然注意到陈子龙，但是却未被陈子龙认识。那时的侯方域虽然素负神童之名，但是在那么多名流之中，要想被注意，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即使此时侯方域来到了南京，也很可能没有与子龙认识。

    还有一个可能是，他在崇祯三年时，没有到过南京，也因此未与陈子龙见过面。这个问题，需要更多资料来给出确切答案，可以肯定的是，即使这一年他来到南京参加了大会，也未与陈子龙认识，自然也不大可能与张溥、杨廷枢、吴伟业等人认识了。

    冒襄也在这一年第一次前来参加乡试，但是因为生病而未入考场，失意而归，此次冒襄是在祖父的陪同下前来参加乡试的，这个结果使得他觉得很对不住年迈的祖父，六年后即崇祯九年来南京参加乡试时，冒襄祖父已经去世，冒襄回想当时祖父陪同自己前来考试的情景，悲痛不已，写下诗歌《丙子赴白下，舟中忆先祖大人》。

    崇祯三年，侯恂依然守在昌平，除了提拔了左良玉之外，没有其他作为。

    左良玉是辽东人，投军之后，因战功而被升为辽东都司。明末经济困难，左良玉有兵无饷，就开始抢劫。倒霉的是，有一次他抢了运到锦州的饷银，论法当斩。同犯丘磊一肩担承，左良玉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被撤职。

    左良玉被撤职之后，终日无所事事，得知侯恂在昌平，就前往昌平求侯恂收留，侯恂让其在营帐中行酒。冬至时，朝廷官员来昌平祭拜十三陵，侯恂负责招待，左良玉喝的大醉，失去四个金酒杯，次日酒醒后向侯恂请罪，侯恂说：“若七尺躯，岂任典客哉？吾向误若，非若罪也！”不仅不责怪左良玉，反而认为不应该让他作这种下人才干的事情，

    方域在给左良玉写的传记中说左良玉“行酒”，实际上是委婉说法，明朝中期之后，一些军官在营帐中安排男子陪酒侍寝，婉称“行酒”，可见侯恂与左良玉关系可能有些“不一般”（这样的猜测可能有些无节操）。所以贾开宗在“令以行酒”四字旁夹注：“宁南出身如此。”

    崇祯三年十二月，侯恪因病辞职，回到商丘。温体仁因为得到崇祯宠信，于次年入阁，很快混到次辅，在内阁中的地位仅次于首辅周延儒，两人之下，几千万人之上。

    崇祯四年（辛未，1631）二月，京师会试，吴伟业中会元，殿试后获一甲第二名，即榜眼，张溥中三甲进士，后被选为庶吉士，进翰林院。吴伟业当时未婚，皇帝赐其回乡成婚，吴伟业在明伦堂与妻子行合卺礼，荣耀一时，名动天下。杨廷麟、吴昌时等人也在这一年中进士，陈子龙与夏允彝落榜，郁郁而归。

    这一年春天，清太宗制成了红衣大炮，拥有了攻城利器，又开始蠢蠢欲动。

    在崇祯四年春夏之际，爆发了大凌河城之战。大凌河城位于大凌河东，小凌河西，距离锦州四十里，是守卫锦州的门户。为防止清兵卷土重来，孙承宗建议修筑大凌城，来保护锦州。

    崇祯四年五月，祖大寿带两万余兵将，修筑大凌城，在即将修好的时候，朝廷改变主意，“廷议大凌荒远，不当城，撤班军赴蓟，责抚镇矫举。”巡抚山海关的丘禾嘉撤走了防兵。 

    八月，清兵在多次侦查后，抢在秋收前围困大凌河城，除了几次小的战斗外，皇太极严令士兵一方面对大凌河城围而不打，消耗城内粮食，最终迫使守军投降，另一方面集中兵力对付援军，即“围城打援”。

    大凌河城内有三万余军民和商人。秋收未到，粮草很快就会被消耗完。祖大寿和何可刚非常担忧，急忙派人到宁远求援。汉奸范文程劝降了大凌河城周围几个防御台堡，汉奸佟养性负责的炮兵部队攻打不愿意投降的台堡守军，拔掉大凌河城的外围据点，进一步孤立大凌河城，尤其是城外最大的台堡于子章台被红衣大炮和大将军炮一连炮轰三天之后死伤无数，军民被迫于第四天开城投降，受此震慑，其他台堡的守军或者投降或者逃跑，大凌河城外连环据点土崩瓦解。

    九月，清兵入侵明朝，围大凌河。

    崇祯诏侯恂的昌平军前往救援，尤世威借口保护皇陵而不出兵关外救援，转而推荐左良玉，于是侯恂提拔左良玉为副将军，同时提拔罪卒党应春为先锋。

    根据《宁南侯传》记载，清兵围大凌河的消息和皇帝下令援助凌河守军的消息传来之后，总兵官尤世威参见侯恂，说：“大凌河当天下劲兵处，围不易解。世威当行，今既以护陵不可，公且遣将；谁当往者？中军将王国靖，书生也；左右将军更不可任。”

    侯恂问：“然则谁可？”

    世威说：“独左良玉可耳！顾良玉方为走卒，奈何帅诸将？”

    侯恂说：“良玉初任此，吾独不能重良玉乎。”然后连夜派遣尤世威前往左良玉处问其意图。

    左良玉得知尤世威来自己住处，以为是来逮捕自己，以为自己当年与丘磊共同抢劫军饷的事情败露（当时丘磊独自将罪责承担下来，使得左良玉得以幸免），急得绕床自语：“得非丘磊事露耶？”赶紧钻到床下。

    尤世威拍门大呼：“左将军，富贵至矣！速命酒饮我。”左良玉听后，知道不是来抓捕自己的，赶紧出来，尤世威把事情原委告诉左良玉，左大惊失色，站在那里全身发抖，可能是激动外加恐惧，过了好一会才不再颤抖，然后跪在尤世威面前，尤世威也跪下来，将其搀扶起来。

    漏下四鼓之后，侯恂坐不住了，亲自前往左良玉住处，请他出征，让他天亮就在军营门口相见，将诸兵将汇集，给左良玉三千里白银，为其送行，赐其三杯酒和三张令牌、一支令箭，说：“三卮酒者，以三军属将军也！令箭，如吾自行。诸将士勉听左将军命，左将军今日已为副将军，位诸将上。吾拜官疏，夜即发矣！”以三杯酒代表三军指挥权，以令箭代表侯恂自己，见令箭如见侯恂，宣布即日升左良玉为副将军，位于诸将之上。下令当天晚上就出发。

    左良玉出发前，在军营门前台阶磕头说：“此行倘不建功，当自刎其头。”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很大。

    在几次努力之后，孙承宗争取到四万多军队去援救大凌河城，由总兵吴襄带领，吴襄是吴三桂父亲。

    吴襄和监军张春率领百余名军官和四万名士兵渡过小凌河，与围城打援的后金军激战，后金军发动全部兵力才勉强把这支顽强的援军击溃，而祖大寿却守在城内观望，丧失合击突围甚至反败为胜的机会。败退后的援军在撤退路上又被清军数次追杀、伏击，最后，四万援军几乎全军覆没。

    接着，皇太极开始劝降祖大寿，此时大凌河城内粮草早已消耗完，开始杀马来吃，甚至吃死人。面对这个局势，祖大寿打算假投降，但是受到何可刚的强烈反对，祖大寿只能忍痛斩杀何可刚，获得皇太极信任。

    祖大寿率众投降，大凌城内人民商旅三万多，只剩下三分之一，都被清军所获，城也被摧毁。

    皇太极让祖大寿潜入锦州做内应，祖大寿与皇太极商量后，定下计策，带领部分部队假装被后金军追击，狼狈逃窜，获得锦州守军信任后入城。

    皇太极以为祖大寿将作为内应配合，但祖大寿降而复叛，逃到锦州城后不再出来，并写信给皇太极说因为锦州城防范严密且已经对大凌河之事有所了解，难以行动当内应，希望他善待他投降的下属，皇太极回信答应，并将周围的祖大寿族人全都抓获软禁作为人质，任命祖大寿族人任要职，这些人后来成为清军攻打明朝的重要力量。

    大凌河失守的原因很多，朝廷反复无常是一个原因，祖大寿误判局势失去与援军合围机会是另一个原因，皇太极得到范文程和佟养性两大汉奸鼎力相助是又一个原因。

    尽管大凌河之战，明军损失极其惨重，但是左良玉因为出征后与清军在松山、杏山的大战中立下战功，被提升为总兵官，时年三十二。从其被撤职到升为总兵，前后仅一年多。从此以后，左良玉成为名将。

    十二月，侯恂推荐尤世威为山海关总兵。

    由于父亲在昌平带兵驻守，十四岁的侯方域在昌平与京师之间来往，冬天，侯方域已经准备回故乡参加童子试（考取秀才的考试）写《苍鹰》诗以抒怀：

    “斜日催寒树，苍鹰独野征。飞扬愁岁暮，迟顿为毛轻。

    自具风霜气，终非燕雀情。去来须任意，湖海尚孤清。”

    始终表达自己的鸿鹄之志，所以说“终非燕雀情”，用陈胜的著名典故：“嗟呼，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洞庭凭俯眺，烟水入云虚。过夏寒朱橘，清秋盛白蕖。 

    两峰相对日，小艇各分渔。搔首雄图后，因风想阖庐。

    ————侯方域《洞庭》

    第四章 立业成家

    崇祯五年（壬申，1632）春，十五岁的侯方域回乡参加童子试。此时明王朝深陷内忧外患，东北边境有后金军队不断侵袭，陕西、河南、河北等地农民军蜂起，侯方域在京城与昌平之间奔走时，已经深深体会到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心中深为忧虑，写《早发抒怀》：

    “早出上东门，旭日始林莽。西山发朝气，扬袂挹新爽。

    寒石蹲如人，春云薄于掌。下马折柳枝，上马击车鞅。

    长啸酌金罍，高冈喟俯仰。四国正风尘，结束将何往？

    纷纷战龙蛇，悄悄骄魍魉。安得延津剑，划然肃清朗。

    元侯二十四，迹与萧曹仿。仗策荡烽烟，名画麒麟上。

    我亦阅修途，努力嗣前响。奔走谒天门，所期奏安攘。

    帝侧贵引手，卫霍出斯养。南阿有高雀，弋者祝罗网。

    冥飞自不顾，芳饵何足赏。”

    回到家乡后，侯方域顺利通过县、府、道三次考试，且三次皆位居第一。虽然侯方域一生科举之路坎坷，并不以科第成名，但是依然可以将这次成功视为其立业之始。

    也正在这个时候，作为文学家的侯方域开始显露头角。

    金坛人蒋鸣玉为侯方域叔叔侯恪门生，当时尚未成为进士，以举人身份在侯家任教，一见侯方域之文，大为惊异，主动将其介绍给自己认识的天下名士。蒋鸣玉于崇祯十年成为进士。

    侯方域自己回忆说：“仆十五岁时学为文，金沙蒋黄门鸣玉方为孝廉，有盛名。每见必称佳，仆窃自喜。”

    此时，十五岁的侯方域虽然还只是一个秀才，但已是颇有名气的诗文高手，意气风发，指点天下，不可一世，宋荦《侯方域传》称“方域傥荡任侠使气，好大言，颇以经济自诩。遇人不肯平面视；然一语合，辄吐出肺肝，誉之不容口，振友人之阨，能不吝千金；然亦喜睚眦报复，时扦文纲。”

    但是，此时侯方域的名声尚未远扬，张溥在《江北应社序》中的记载可以间接证明这个论断：

    “予与杨子伯祥在京师时，从游者数十辈，皆北方豪杰之士。何子印尼时为学官，悉礼而致之，便朝夕治文字，谭经书。今年夏，遇印尼于吴门，出选文一帙，皆燕中诸子之作，题曰《正告》，倪鸿宝先生之所以命名也。……予言所以兴起文学者，首举刘千之，及归而国表盛行，商丘之学与莱阳并著，间私自设论京师天下之观，中州文章之府。……万吉人、孙受之、潘君怀三君子复大其声名，振扬后学，予知能合三社为一家者，必在商丘矣。无何，千之、让伯、延仲选江北文成，贻书，言指不出予所臆论，兼以应社为名，取余始事数子之约，期予白首，兄弟无间言也，余不能益千之即以千之意为序。……予于是又知江北虽广，徵述文行犹之雪园五子也。”

    此序写于崇祯五年张溥归里之后，此前，在崇祯二年召开的尹山大会上，已经有各地许多文社加入应社之中，所以商丘的“确园社”自称为“江北应社”，也就很自然了，张溥显然对此非常高兴，为确园社诸子的文章集写了序言。在这篇序言中，张溥最推崇的确园社成员是刘伯愚（刘千之）：“予言所以兴起文学者，首举刘千之。”文中未提到侯方域，说明侯方域才能尚未被外乡文人得知。

    崇祯五年，阮大铖在家乡结中兴社，成为中兴社领袖，与张溥、杨廷枢、夏允彝、陈子龙、吴伟业等人领导的复社相对抗。

    崇祯六年（癸酉，1633）春，张溥在苏州虎丘召开复社大会，由于事前广发邀请函，更因为此前复社中的张溥、吴伟业分别成为庶吉士和榜眼，使得复社名声如日中天，开会当天，到会者数千人，影响深远。

    这一年，十六岁的侯方域已经中了秀才，在祖父侯执蒲安排下，侯方域与东平知州常维翰第三个女儿完婚，妻常氏年长侯方域一岁。常维翰字子羽，万历三十四年举人。

    也许有人会认为侯执蒲是为了门当户对才给孙子定下这门亲事，实际上，两家不算门当户对，因为侯家一门四进士，侯执躬、侯执蒲、侯恂、侯恪都是进士且大都在朝中任要职，海内闻名，而常维翰只是举人，其官阶也自然远低于侯家进士，这样的婚姻自然不能算门当户对。

    侯执蒲看中的是常氏自身的素质，根据田兰芳《常孺人墓志铭》记载，常氏“生而婉慧，识大义，诸女事不习而工，处家人无不得其意者。”所以“先生之祖闻其贤，为先生聘焉，十七归先生。”

    侯方域与妻子的关系虽然没有什么所谓的“浪漫”，诗文中也无赠妻子之作，但是二人关系却很温馨和谐。

    侯方域“性豪迈不受羁束”，“素性不耐寂寞”，从小就喜欢凑热闹，幼时祖父严厉管教之下，依然偷偷跑去听戏，常“携季弟逸出，选伎征歌”长大后依然不耐寂寞，热衷于参加当地的各种聚会，经常很晚归来。

    田兰芳记载了侯方域晚归之后的表现：“宋俗素侈靡，岁时游宴不绝。先生时有归晚，见孺人篝灯刺绣文，或治醢葅，默而不语，则愧，即据案诵读，与之相答至彻曙。”

    从这段记载可见侯方域与妻子感情很好，还可以看出两点：至少在商丘的时候，侯方域尚未做出夜不归宿的事情，再晚也会回来，其次，他对于晚归是有愧意和歉意的，所以看妻子不责怪他，反而感到不自在，为了弥补过失，就默默到案前读书。二人还能经常谈话到天亮，原来这才是“看星星看月亮，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一直谈到天亮”的模范夫妻。这也正是游幕时期的李商隐写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中所期望的剪烛长谈。

    崇祯六年五月，侯恂升为户部尚书，已被誉为少年名士的侯方域随家迁京师，跟随自己的父亲候恂在京师活动。侯方域儿童时就已被乡人誉为“神童”，少年时以诗与八股文闻名。

    为了让儿子建立各大的交际圈，候恂带着他四处奔走，结识名臣与名士。在父亲的协助下，侯方域交游解释不少长辈与名士。

    不久后，侯恂提拔史可法与倪嘉庆于郎署，侯方域因此在此时与二人结识，后来侯方域入史可法幕中并转而到高杰幕下，即因这时候培养出的交情。

    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因为嘲讽崇祯如同“羲皇上人”，被人告发，崇祯将其撤职，次辅温体仁升任首辅。温体仁“机深刻骨”，极为阴险，且一向敌视东林党及其后进应社（复社）中人，但是此时温体仁羽翼未丰，尚不敢公开与东林、复社作对。

    崇祯六年秋，侯方域二哥侯方夏在河南乡试中中举，名列第二，入礼部为官。

    一秋常系志公龛，高坐何年更结庵。虚榭交风延野翠，垂萝低子结朝簪。 

    心疑虚壁藏烟雾，坐近危峰看雨岚。岂有新诗惊谢脁，不防清语傲刘惔。

      ————侯方域《九日雨花台》五首之一

    第五章 汉家宣室为君开

    崇祯七年（甲戌，1634），十七岁的侯方域读书于京师，与吴伟业定交。同时，他还与文震孟等前辈相识，写《和詹事文公宿郊坛作》诗赠文震孟：

    “千官夙夜御坛边，不数迎神太乙年。共许骏奔陪圣主，全凭禋祀答皇天。

    银珰传唱春星寂，瑶鹤才归夜月圆。睿意频催宫漏切，早知法从出甘泉。”

    崇祯七年春，三年一度的会试在京城举行，各地举人前来赶考，十七岁的侯方域因此认为了江南名士陈子龙、夏允彝、彭宾等人。

    当时的陈子龙已经是名重天下的名士和诗坛新生领袖了，于是他们很自然地相遇了。侯方域的才气与英气、子龙的名气与诗文成就，使得二者自然会互相赞赏，此时子龙已经是复社与几社的中心人物之一，在文坛上比侯方域出名得多，因此侯方域对其更有一份仰慕之情。

    侯方域是倪元璐学生，而陈子龙三年前受到倪元璐赏识，虽然最后因为主考官周延儒不敢冒险的原因而未被录取，但对倪元璐依然一直存在强烈的感激之情。这层关系使子龙会特别注意侯方域。

    徐作霖在会试中的策论中：“今天下剧贼，窟秦、蜀，蹂晋、豫，孔亟殆矣，天子不可不及时收人心；若崇任苛深，责文法，恐天下乱。”考官傅冠对这篇策论大为赞赏，呈给文震孟，二人都赞叹不已，认为汉武帝时的名臣主父偃、严安也不能超过他，将徐列为上等，首辅温体仁却对徐作霖策论中的思想非常厌恶，将其摈弃，徐作霖因此落榜。陈子龙与夏允彝也落榜回乡。

    由于倪元璐雅负众望，很受崇祯重视，地位日渐上升，引起温体仁的妒忌与不满，“一日，帝书其名下阁，令以履历进，体仁益恐。”

    首辅温体仁此时已经掌握大权，开始培植自己的势力，意图提拔吕纯如，吏部侍郎张捷也推荐吕纯如。

    吕纯如在天启五年四月曾经被魏忠贤党任命为山东巡抚，天启六年六月，升为添注（兵部）左侍郎，十二月转为兵部右侍郎。魏忠贤倒台后，崇祯帝议定逆案，吕纯如罢归回籍，因此吕纯如是名列逆案之人。

    倪元璐上疏力争不可用此人，认为张捷推荐吕纯如是在谋划推翻逆案。温体仁与张捷非常愤怒，意图驱逐倪元璐，张捷上疏猛烈攻击倪元璐，倪元璐上疏辩解，崇祯帝不予回应。

    此时，诚意伯刘孔昭正意图获得兵部职位，温体仁允诺为其出力，让其上疏攻击倪元璐，理由是倪元璐元配陈氏还活着，却让其妾王氏冒充继配接受朝廷之封号，败礼坏法。倪元璐其同乡尚书姜逢元、侍郎王业浩、刘宗周及其从兄御史倪元珙都证明陈氏因为过错而被休，继娶的王氏是妻而非妾，温体仁的阴谋被挫败，非常沮丧。可笑的是，上头并不管这些，直接说：“登科录二氏并列，罪迹显然，何待行勘。”不加核实，直接将倪元璐撤职。刘孔昭没有得到温体仁允诺的职位，温体仁任命他到南京负责江防（操江），用以补偿。操江一职位高权重，刘孔昭自然很满意。

    经过这次斗争，温体仁铲除了倪元璐这个政敌，为此后的一系列行动打了个很好的基础。倪元璐离开朝廷，对于侯恂和侯方域都是一个巨大损失，侯恂失去一个坚强的靠山，而侯方域失去一个良师。

    这一年，侯方域替父亲侯恂起草屯田奏议，名为《代司徒公屯田奏议》，探讨土地政策，计分官屯、军屯、兵屯、民屯、商屯，腹屯、边屯、垦种、考课、信任等十目，博引古今，洋洋近万言。

    这篇长文受到朝廷内的一些官员的激赏，谓其强记可比汉张安世，干局可比唐李文饶。但是此时的明朝持续遭受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再好的建议也无法施行。

    崇祯七年七月十二日，侯方域叔父侯恪，年仅四十三。据侯方域记载，侯恪因忧心天下之事，过度饮酒，久之成病，最后病死。侯恪遗著有《眠云阁集》、《嘤鸣集》、《静竹斋集》、《片石轩存稿》、《随史漫录》、《归田草》、《遂园诗草》、《雍余草》、《馆阁试草》等。天下士人都认为侯恪是宰相之器，为其早逝而深为痛惜。

    侯执蒲、侯恂与侯恪父子三人都被视为东林党骨干人物，侯恪本人不热衷结党，也无结党之事迹，但是面对阉党的权势，却不顾身家性命和仕宦前程，公开与之对抗，气节凛然，与其父侯执蒲一样是真正能够在青史留名之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与一些气量偏狭的东林党人不同，始终是坦荡无私的。侯恪之死，是当时朝廷的一大损失，侯执蒲此时尚健在，白发人送黑发人，心中痛苦亦可见。至于侯恂本人，明亡后，有投降李闯之名，后来又有投降清朝之名，虽然无法坐实，也可见其名声终究不如父亲侯执蒲与弟弟侯恪甚多。

    侯方域早期性格豪爽忠烈，恐怕受其祖父与叔父影响较多，后期性格摇摆不定，恐怕与其父亲的影响有一定关系。

    崇祯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桐城的王文鼎与汪国华二人发动暴动，攻破县城，直逼安庆，闰八月初三，兵备道王公弼率参将潘可大予以镇压。

    在官军大规模前来之时，方以智父亲方孔炤与阮大铖正在桐城，二人指挥对付王文鼎与汪国华之乱，阮大铖联络军方，方孔炤与黄、汪周旋谈判，最后王公弼、潘可大等人的军队平定。阮大铖后来作《石言十二首》记叙了自己在这次民变的平定中的功劳。

    冬，范景文被任命为南京右都御史，很快又被提升为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崇祯八年正月，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罗汝才、革里眼、左金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张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七十二营农民军在河南荥阳会聚结盟，推高迎祥为盟主。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略被采纳，洪承畴围堵失败。李自成率军往河南东部作战，先攻开封未下，便和张献忠携手进攻归德。

    归德是河南东部重镇，与开封形成犄角之势，如果归德被攻陷，开封将孤立无依。因此朝廷对归德很看重，派军严守，归德府城池坚固、护城河很宽，而且官军的火炮火力比农民军的强许多，倚仗这些优势固守。

    李自成和张献忠军队费尽力气接近城池，都被守军用火炮轰击回去，持续数天之后，伤亡惨重，依然无法攻下归德城。李自成和张献忠见强攻无望，只好放弃归德，转而进攻南直隶的凤阳（今属安徽）与桐城等地。

    正月十五日农民军破凤阳，焚皇陵，明廷震动。桐城被围攻之后，阮大铖出钱守城，后来逃到南京定居。由于归德与凤阳一带距离较近，归德官府与守军都担心农民军回来再次攻打，实际上农民军过了大约七年才重新回来打归德，欲知后事如何，请见后面分解。

    虽然李自成等人的大军离开归德，但是归德一带依然不安宁。为了对付农民军和清军，朝廷不断加收赋税，农民苦不堪言，旱灾和蝗灾使得大片大片农田绝收，农民不仅无法完成摊牌的赋税，而且连温饱都成为大问题，这就直接把农民逼上了绝路。农民军大军所过之处就开仓放粮，赢得了许多灾民的民心，在这些大军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下，归德一带如商丘、虞城、夏邑、永城等地的大小暴动和骚乱不断发生，官府穷于应付。

    此时的农民军与之前的农民军已经大不相同，之前农民军在遇到官军时，都争相逃命，此时遇到官军就迎面而上，与官军大战，而且人人有良马，官军却是“马三步七”，难以追逐。洪承畴在《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八中就诉说了这个苦恼。

    崇祯八年（乙亥，1635），侯方域返回故乡。《侯方域年谱简编》认为“崇祯八年……，冬，寄书云间陈子龙，并赠所作诗文。……崇祯九年……春初，陈子龙复函方域，并以诗酬之，谈时事，述志向，论文章，荐朋友，交谊日笃，其诗有云：‘春风宛转下平台，有客横江尺素来。雪苑旧推司马赋，云间今愧士龙才……历难公卿年少事，汉家宣室为君开。’推崇有加。”

    实际上，陈子龙赠送侯方域这首诗歌（《归德侯朝宗书来，盛称我土人士之美兼慨世事，诗以酬之》）不是崇祯九年春的作品，而是崇祯十年冬到崇祯十一年春之间所写。此诗在陈子龙诗文集《湘真阁稿》之中，《湘真阁稿》收录的是陈子龙崇祯十年离开京城之后到崇祯十二年之间的作品。所以侯方域写给子龙的信是崇祯十年冬寄出，而非八年冬。

    崇祯八年春，农民军围攻桐城，阮大铖跑到南京居住，此后两三年开始了逍遥惬意的生活。因其热情好客，许多人都争相巴结，阮大铖组织建立“群社”，继续与复社对抗，并逐渐开始图谋以军事才能作为资本起复，终日招纳游侠，谈兵说剑，引起当时正在南京一带的复社成员强烈不满。

    崇祯八年冬，魏学濂（子一）等一批东林后代为参加次年的乡试，开始陆续来到南京。这些人中有许多人的祖辈或者父辈曾经受到阉党迫害，例如魏学濂的父亲魏大中即被阮大铖等人害死，其兄长魏学洢殉父，因此魏学濂对阮大铖等阉党恨之入骨，崇祯改元之后，魏学濂刺血上《痛陈家难疏》，诉说父亲被阉党害死而兄长学洢殉孝。思宗为魏大中平反冤狱，追赠其为大中为太常寺卿，谥号忠节，予祭葬，魏学洢配祭附葬，阮大铖也因此入钦定逆案。

    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年）正月，高迎祥、李自成农民军攻克和州，打到长江以北的江浦，南京大震。此时，十九岁的侯方域在商丘家中读书。

    四月，皇太极举行登基大典，改后金为大清，改元崇德。

    五月，姚希孟病逝，其舅舅文震孟恸哭，十二日后，文震孟亦逝。

    就在崇祯九年夏天前后，冒襄以及其他地方要到南京参加乡试的生员们陆续来到南京。

    冒襄为了防止阮大铖报复魏学濂，把魏学濂接到自己住所，并出资百两白银，租下桃叶渡河房前后楼房厅堂九所，招待一同应试的生员和食客一百多人，方以智、陈则梁等人也参与其中，这些东林子弟与复社后进作诗为文，醉酒狂歌，畅谈天下局势，一时传为盛事。

    桃叶渡同难大会时，魏学濂给与会者阅读了自己刺血写成的《孝经》。东林后代们的聚会矛头直指阮大铖，阮大铖愤恨非常，这就是著名的桃叶渡同难大会。

    对此次大会，冒襄《往昔行跋》对此有详细记载：

    “……乙亥冬，嘉善魏忠节公次子子一，余姚黄忠端公子太冲以拔贡入南雍，同上下江诸孤以荫送监者，俱应南京乡试。当日忤珰诸公，虽死于逆阉，同朝各有阴仇嫁祸者，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崇祯改元，子一弱冠，刺血上书者至再，痛述父兄死于怀宁。怀宁始以城旦入钦定逆案，时流氛逼上江，安池诸绅皆流寓南京。怀宁在南京，气焰反炽，子一甇甇就试。传怀宁欲甘心焉，金坛孝廉杨俨公（良弼）赁寓马禄街，以身翼子一避之。适余与陈则梁、张公亮、吕霖生、刘渔仲四兄，刑牲顾楼，则梁兄曰：“吾郡魏子一忠孝才人，吾弟不可不交。”觅俨公寓以余言实之。盖当日送逮吴门，则梁兄身在魏、周两公间。余即往访俨公，出，箕踞傲睨。询客何为者，余曰：“访兄及子一，吾兄则梁氏命之来。”俨公一笑，呼子一与相见，秀挺清奇，不可一世。余曰：“两兄何为者？旧京何地，应制何事，怀宁即刚狠，安能肆害？夫害有避之转逼，撄之立却者。我因四方同人至，止出百余金，赁桃叶河房前后厅堂楼阁凡九，食客日百人，又在通都大市，明日往来余寓，怀宁敛迹矣。”两君是余言，犹鳃鳃虑怀宁挟恨中伤，场毕果亡恙也。于是子一于观涛日，大会江阴缪文贞公子采室、李忠毅公子逊之，吴县周忠介公子子洁、子佩，桐城左忠毅公子子正、子直、子忠、子厚，常熟顾裕愍公子玉书，吴江周忠毅公子长生，余姚黄忠端公子太冲，无锡高忠宪公孙永清于余寓馆。则梁兄方密之与余各长歌纪事。子一出血书《孝经》共展观。后仿大痴画于扇题赠云：“辟疆远性风疏，逸情云上，吾党中喜而不比，匿而思正者，不得俦俪之矣。丙子观涛日，不肖学濂欲大会同难兄弟，同人皆咋舌，无所税止。辟疆置酒高会，价荫寓亭因即席画层峰数朵赠之。‘谓峨峨澹峻，有类于其人也。’”缪采室以诗赠，且述：“洪武初，我两家始祖为兄弟，各变姓，一隐江阴，一隐如皋。今得相见，合是兄弟一拜联谱，余有以诗赠者，以书法留数行者。”则梁兄歌结句云：“只恨杨家少一人。”盖应山杨忠烈公子在楚不至。一时同人咸大快。余此举而怀宁恨矣。”

    根据这段记载，崇祯八年冬，魏大中儿子魏学濂、黄尊素儿子黄宗羲等人都以监生身份前来南京准备次年秋天的乡试。

    如果仅根据这段记载，则可推知，桃叶渡同难弟子大会应该在崇祯八年年末到九年年初之间那段时间内进行。有些人就因此认为桃叶渡同难弟子大会在崇祯八年末举行。

    实际上，崇祯八年末，这次大会的主办者冒襄尚未到南京，冒襄写的《丙子赴白下，舟中忆先祖大人》，可以证明他是在崇祯九年（丙子）才来到南京（白下）参加乡试，因此招待众多宾客就只能是在崇祯九年，桃叶渡同难弟子大会就只能是崇祯九年发生的事情了。

    结合冒襄的记载与诗歌，可以推断出，魏学濂等人在崇祯八年冬来南京，冒襄在九年才来到南京，中间有较长时间间隔。

    直到崇祯九年（丙子年，1636）八月十八日，魏学濂、黄宗羲东林遗孤才在桃叶渡冒襄寓所聚会，巍学濂“出血书《疏稿》及《孝经》，共展诗画，淋漓齐声，痛骂怀宁。”

    到崇祯八年冬的时候，阮大铖已经在南京定居一年左右，四处招摇，影响力颇大，魏学濂等东林后代非常愤恨，痛骂阮大铖，打算写文章驱逐，但那时候尚未付诸行动，直到大约两年多以后的崇祯十一年才开始动笔。

    七月，高迎祥在黑水峪被陕西巡抚孙传庭伏击俘虏，押到北京后被凌迟处死。李自成继任为“闯王”。

    此时，东林党核心人物之一的文震孟已被革职并且去世，温体仁已经羽翼丰满，开始清算政敌。

    崇祯九年，张溥因漕粮一事遭人诬陷，写信向侯方域求助，侯方域请求父亲侯恂帮助，事情得到解决，为此事，侯方域写了《答张天如书》：

    “承示闽漳事，关于漕粮者，即当转白家大人。闽漳初以文人操入室之戈，已自支离，今乃以军国如许重务，博一快已，此其心术岂尚可问哉！西铭清识至德，本未了然，亦不必屑屑与角逐也。

    某窃谓朋党所以报汉，而汉亡于朋党；道学所以扶宋，而宋弱于道学。此其故，在上在下，固两失之。然欲为调停之说，则君子不取，盖与其失身无益，不如终守道也。数年来，庙堂神野，感离离之山苗，叹郁郁之涧，位置失次，以致鸣镝在郊，戎马饮河。诚宜大破蕃篱，收拾材贤，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当路乃坚报复以怨之旨，借忮刻为孤立，以耸动人主，而夙负处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闽漳一辈。说者亦必愿西铭针汉士之褊狭，药宋儒之阔迂，剜方就圆与时消息，不识果遂以为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旷达，其初皆享盛名，而后乃不徒无济于时，且甘心丧其生平，某深愿西铭之鉴之也。贵乡、虞山之争枚卜，长洲之去国，为数年来极有关系事。长洲已与日月争光，天下所观望者，惟虞山与娄东耳!语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铭必有以处此，敢因明教而僭及之，家兄意亦如此。秀郎近爽黠，颇有坦腹之致，知郄公所欲闻也。不尽。”

    在这封信中，侯方域叱责朝廷上的朋党之乱和民间中盛行的理学对国家的祸害，赞扬张溥有辛弃疾之旷达和庄子、陶渊明之隐逸。

    十一月，薛国观、温体仁指使给事中宋之普弹劾侯恂，称其“糜饷误国，坐屯豆事”，“糜饷”即浪费军饷。侯恂因此被削职，不久后被投进诏狱。

    范景文与候恂政治倾向一致，又曾经同在京畿练军，交情很深，侯恂被弹劾下狱之后，范景文曾经努力营救。但是未成功。

    《明史》中无侯恂之传，侯方域诗文中也从未有提及父亲入狱之事，因此他是否真有“糜饷误国”之罪，并不清楚，根据后来侯恂资助万两黄金给周延儒贿赂各路神通以重新成为首辅之事以及侯方域在南京期间挥金如土之事实，恐怕他在任职期间的过错还不止“糜饷”这么简单。明朝官员清廉者一般没有多少资产，侯方域家直到侯执蒲才成为官宦人家，巨额资产的来源是可疑的。

    崇祯十年（丁丑，1637），侯方域二十岁，侯恂已经被投入诏狱。二月，京城会试，侯方域好友陈子龙、夏允彝、徐作霖等人俱会聚于京师，谈文论诗。

    侯方域后来给陈维崧诗集写序言，提到了这次与陈子龙见面谈论诗歌以及此后与李雯、吴应箕谈论诗歌的情形：“往云间着陈黄门，李舍人，皆起榛芜，以才情横绝一世，得其年而三。然则《风》、《雅》之道，又未尝不在吴趋也。丁丑年，余与黄门论诗燕邸；己卯，与舍人论诗金陵，自以为尽意，无复遗恨。由今思之，叹有不得起二君于九原者。幸其年独在，是天以鼓吹羽翼之功私其年也。”

    崇祯十年的会试以及殿试之后，陈、夏二人成为三甲进士，陈子龙出黄道周门下。

    侯方域同乡至交徐作霖落榜，侯方域有《赠徐孝廉作霖三十韵》：

    “尔亦风尘里，吾徒夙有侪。拣金从丽泽，照夜出珠厓。

    秋水悬陈榻，元封识鹿牌。名因高士著，道自众人楷。

    过瞬同臧谷，无心问等差。翠帘招汉阁，骏骨得宛䯄。

    碌碌如公辈，行行与子偕。春城云际阙，帝里禁前街。

    省识竽能好，争知耳不谐？公卿羞绛灌，山隰慰茅柴。

    独性盟终在，长歌愿未乖。浮生宁泛泛。觅友托喈喈。

    雷焕知龙合，张华辨土揩。以兹酿正熟，频过药翻阶。

    杂佩来凫弋，昭灵失燕钗。朝云悲楚岫，秋兴寄秦淮。

    荀粲痴曾减，江淹恨未排。操琴求蜀女，返棹载吴娃。

    消渴年犹壮，温柔老亦佳。明河看织杼，雅宴听鸣蛙。

    所思诗谁报，闲情赋可怀。岂料丁百六，当道走狼豺。

    半壁嗟沉灶，中原泣析骸。衣冠兼盗贼，城社倚优俳。

    应惜承平日，徒争左右蜗。元龟须野老，天子见麻鞋。

    自是遭逢数，宁甘曲蘖埋？有人讥小草，作意破阴霾。

    去去松筠麓，茫茫峤屿涯。此生寄黄绮，萧散即高斋。”

    此时徐作霖可能有一个妾去世。侯方域仅在“江淹恨未排”句下自注中含糊说明“徐是时丧内”，但是未说明是妻还是妾，根据诗中的“昭灵失燕钗”、“朝云悲楚岫”可以推断，当是徐作霖的妾去世。

    闰四月，吏部尚书郑三俊，南京兵部尚书范景文营救侯恂，但是没有成功。

    六月，温体仁因为此前诬陷钱谦益与瞿式耜，连及大太监曹化淳，受到曹化淳反攻，温体仁恐惧而辞职，之后被崇祯撤职。

    此时，河南与山东直到京城一带都在闹蝗灾或者旱灾，有些地方既发生蝗灾又发生旱灾，无数饥民流离失所，无数人饿死病死。

    在经过数月观政（即实习）之后，夏允彝被任命为长乐知县，陈子龙被任命为惠州推官。陈子龙出京城时，目睹灾民为了孩子不被饿死被卖儿，写《小车行》与《卖儿行》。

    秋冬时期，侯方域在商丘读书，几社名士周立勋慕名前来商丘，与侯方域成为豪华游，住在侯方域家中，与商丘诸子谈诗论文。

    崇祯十年年末，侯方域寄书子龙，盛赞云间文人之才并慷慨世事，并寄所作诗文。子龙给侯方域回信，即《答归德侯朝宗》：

    “吴梁远隔，淮甸榛梗，而使者遐征，冬春跋涉，垂恤深至，循念如结。旷远以来，日月迅迈，尝思辉映，引领晨风。忽蒙诲命，情彩交益，展侧批省，神畅志驰。特将饰之言，罔遵涯分，使翰墨徒费，玄鉴失炤耳。

    当今时值中天，运非百六，而长蛇荐食，飞蛾弄兵，常使志士终夜结愤，良以衣冠之子，鸩毒称年，若同养物。即有清整自持，风烈可论者，都于世事不复关怀，雕绘蛾眉，以媚俗儒而已。此犹执土牛以祈应龙之泽，欲求菀茂，焉可得耶。又有位脂韦，阿上所好，托于综核，无解纤苛，虽尘坱之微，不复能置度外。至使调元酌化之地，如百石小吏，绳刀笔，较斗筲，《易》称负乘，《诗》咏缝裳，良有以也。

    主上神谋渊断，远符圣祖，涣号布令，欲希非常。而庸人之论纷然在前，保残守缺，便于因循，虽有騕褭，何所展其骏足耶？徒使触望风云者，瞻天衢而郁陶也。

    足下气雄年妙，汉朝门阀，不下扬、袁厚积资学，尊主庇民，岂曰越在草莽乎？曹生有云：‘肉食者鄙耳。’有述之寄，立言为末，今之镂刻，又不足为言。然而采珍敷藻，古哲所重。何则？嘉谟伟行，赖文而写，文之淋漓，足以动激，斯亦匡世宏道之助也。

    中州神舆之委奥，气际和淑，英人毅士，代有接踵。今足下鸾峙旧梁，景从之羽弥林殷谷矣。吴下僻在海壖，然自孙氏立国以来，文献日盛，秀伟相承，光于中夏。近之继向，颇多斐然，吴郡、鄙州均有俊士。然吴郡轨宗敦实，意主楷模，鄙州追希英迈，志存扶济。虽在同干，不无异枝。昔人论颖、汝之优劣，未知何属也。州里诸贤，足下所称誉或太过，又束帛久迟，多在岑寂，无以发扬其意，然亦一时之俊矣。某只疏僿，仅守闺窬，虽与徐葛同学，恐是州从事才耳。足下不我遐弃，幸以教之。此处尚有孝廉宋徵璧，字尚木，善兵略；诸生宋徵舆，字辕文，工诗歌。足下可识之。历览诸咏，雄健浑深，复见正始，韵语奉怀，并旧稿陈政，自附陈王好人讥弹之意，足下定我善道也。”

    信中对时局已经当时士风非常担忧，自谦地表示侯方域对云间人士的赞扬可能有些过誉，最后推荐了同乡的宋徵璧与宋徵舆兄弟。

    与这封信寄出的是《归德侯朝宗书来，盛称我土人士之美兼慨世事，诗以酬之》一诗：

    “春风宛转下平台，有客横江尺素来。雪苑旧推司马赋，云间今愧士龙才。

    东州评骘琅玕重，中土愁惊鼓角哀。历难公卿年少事，汉家宣室为君开。”

    吴伟业《梅村诗话》评价子龙及其诗歌：“当是时，几社名闻天下。卧子眼光奕奕，意气笼罩千人，见者莫不辟易。登临赠答，淋漓慷慨，虽百世后犹想见其人也。” 

    这个评价非常适合陈子龙这首赠送侯方域的诗歌的风格，这首诗歌虽然是赠答应酬之诗歌，却的确“淋漓慷慨”，绝非那些空洞吹捧可以相比，在对侯方域的称赞中，也写出了对国家局势的担忧，写出了对侯方域的厚望。

    第二联的“雪苑旧推司马赋”中的“雪苑”，即河南归德府商丘县东北，商丘为侯方域故乡。汉时，商丘为梁国，梁孝王刘武曾筑梁园于此，也名东苑、兔园、雪苑。侯方域在清入关后数年写的《老梅行赠韩翁》首句就是：“蓉江雪苑三千里，皆闻此梅老无比。”此处代称商丘。当年司马相如曾经在这里写下著名的《子虚赋》，受到推崇，所以陈子龙说“雪苑旧推司马赋”。此句赞扬商丘文化源远流长，也侧面赞扬侯方域足以继承司马相如，成为商丘的文化代表。

    侯方域酷爱“雪苑”二字，给自己起的号就是“雪苑”，与其他五个好友共同建立了雪苑社，即“学苑前六子”，侯方域才高八斗，自然成为雪苑社的青年先锋。雪苑社是复社分支之一（这一点有一些小争议，但是大抵如此）。

    “云间今愧士龙才”是子龙自谦，松江古称云间（后来夏完淳写的《别云间》就是一例），云间代称自己以及自己的同乡好友，士龙是陆云的字，云间人，东吴大将陆逊之孙，陆机（士衡）之弟，虽然当年云间属于吴郡吴县（今苏州），但是云间不论属于以前的苏州还是后来的南直隶还是再后来的江苏省还是现在的上海市，都无法改变陆机、陆云是陈子龙同乡前辈的事实，子龙自谦得说自己无法与陆云（士龙）相比。

    最后的“汉家宣室为君开”把侯方域比作贾谊，赞扬其经世致用能力之强，据王忠和的《明末四公子陈贞慧·冒辟疆·方以智·侯方域》所说，子龙的赞赏使侯方域在文坛上声名鹊起：“陈子龙主持几社时，赠侯方域的诗中有‘汉家宣室为君开’，遂使侯方域声名鹊起。”《清史稿》则说：“时太仓张溥主盟复社，青浦陈子龙主盟几社，咸推重方域，海内名士争相与之相交。”

    储大文《重刻壮悔堂文集序》云：“是时，执复社敦盘盟者太仓西铭张氏，而贻书推（方域）为领袖；执几社盟者青浦大樽陈氏（子龙），而贻诗曰‘汉家宣室为君开’。其他海内清望，若文玉、彝仲（夏允彝）、维斗（杨廷枢）、次尾（吴应箕）、孚远（徐孚远）及勒卣（周立勋）、燕又（彭宾）、骏公（吴伟业）、密之（方以智）、如须（姜垓）、舒章（李雯）、辕文（宋征舆）、秋岳、尔公、若士、修远、于野、驰黄、丽京诸名彦，胥缔附之。”

    从这些记载可见，当时的侯方域因受到子龙与张溥的推重名声大噪。直到多年后，子龙已经不在人世，侯方域依然在悼念他的诗中回忆自己因受其称赞而受士林青睐之事念念不忘：“赠我‘宣室’辞，陆离比琼玖。”“赠我‘宣室’辞”指的就是陈子龙在赠诗中说“汉家宣室为君开”。

    崇祯十年十二月，侯方域长子侯晓出生，此时侯方域刚好二十岁。

    明崇祯十一年（戊寅年，1638）正月，方域从河南商丘家中出发，入京探望狱中的父亲，途中写下《武城》、《故城》、《朝城》等诗。

    四月，侯方域与二哥方夏入狱探望父亲侯恂，此时诗坛与文坛领袖钱谦益也在狱中，出其诗文求教。

    钱谦益见其诗及制艺文，大为赞赏，在《赠侯朝宗叙》中说：“余读侯子朝宗所著经义，如玉之有光，剑之有气，英英熊熊，变现于空旷有无之间，以为文人才子之文，而非经生之文也。已而观其诗，俊快雄浑，有声有色，非犹夫苍蝇之鸣，侧出于叫窍者也。”以钱谦益在文坛的地位能这样评价侯方域的诗文，足见侯方域的文章成就之高。

    回到商丘后，侯方域继续读书并准备科举之业，作《定鼎说》，并将之前写的诗歌编为《晋斋诗集》。这是侯方域早期诗集，后来侯方域这个诗集中的诗歌削删后留下四十三首，作为《四忆堂诗稿》的第一卷。

    任元祥后来在《与侯朝宗书》中说：“读足下《禁斋集》，此足下六年时所作也，而才方终、贾，气敌邹、枚，真四海之景行，吾党所仰走者矣。”

    马首孤墙日暮云，烟陵霜草吊明君。琵琶无补和戎策，帷幄空高报主勋。 

    腊尽龙城终汉社，春回雁塞竟青坟。可怜不似中行说，死向王庭将一军。

      ————侯方域《王嫱故里》

    第六章 留都防乱

    崇祯十一年（戊寅年，一六三八年）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的起草。这个公揭对于后来南明弘光朝廷政局有很大影响。有人根据个别资料，认为侯方域参与了这件事，实际上，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侯方域与此事无关，但是他的好友吴应箕、陈贞慧、周镳与陈子龙等人却与此事有最直接的关系。

    明朝迁都北京后，南京作为留都，保留了大部分行政机构。桐城之乱后，阮大铖在安徽一带无法立足，因此躲到南京，立“群社”，与复社暗中对抗，同时拉拢复社人士，希望扩大交际圈，为将来复出做准备。

    马士英曾经受过阮大铖恩惠，阮大铖贿赂周延儒，将马士英推上高位，所以马士英说过“苟富贵，毋相忘”，与他关系极好，情同兄弟。

    阮大铖颇有文学才华，擅长戏剧，创作于崇祯十四年到十五年之间的《燕子笺》一直脍炙人口，后人将其和康熙年间孔尚任的《桃花扇》相提并论。后来（崇祯十五年）连复社名士、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襄（辟疆）也曾经特邀阮家戏班演唱《燕子笺》。

    阮大铖因此在南京如鱼得水，“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此外阮大铖留都南京公开谈兵论剑，居心叵测。

    吴应箕见此情形，非常不满，而明末四公子的老大哥、宜兴陈贞慧（万历二十三年进士、东林党大佬陈于廷的儿子），以及无锡顾杲（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孙子）商议，正式决定写一份传单，即《留都防乱公揭》。此前约两年，这些东林后代虽然已经决定写这个公揭，但是未付诸行动，这次开始行动了。

    陈贞慧是东林党魁陈于廷的儿子。陈贞慧、顾杲与吴应箕三人商量后，由吴应箕写草稿，顾杲列名第一，然后，他们把草稿誊抄几份发给复社的几个领袖人物，陈贞慧《防乱公揭本末》记载：

    “崇祯戊寅，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鸣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缱绻，争寄腹心，以为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杲，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鑕，为南都除此大憝。”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揭，士大夫与交通者，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庸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飞驰数函，毗陵为张二无，金沙为周仲驭，云间为陈卧子，吴门为杨维斗，浙则二冯司马、魏子一，上江左氏兄弟、方密之、尔止、仲驭。卧子极叹此举为仁者之勇。独维斗报书以铖不然之灰，无俟众溺，如吾乡逐顾秉谦、吕纯如故事，在一乡攻一乡，次辈窘无所托足矣。子方因与反覆辩论有书，书不载。时上江有以此举达之御史成公勇，成公曰：“吾职掌事也，将据揭上闻。”会杨与顾之辨未已，同室之内起而相互，揭迟留不发，事稍稍露矣。阮意此事仲驭主之，然始谋者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铖衔之刻骨。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恚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愈沮，心愈恨。未几，成御史以论杨武陵嗣昌逮，遂不果上。”

    此处提到的陈卧子即丁忧在家的陈子龙，方密之即方以智，杨维斗即杨廷枢。张二无即张玮，周仲驭即周镳。

    杨廷枢认为没有必要把事情闹这么大，他觉得阮大铖已经是死灰，无法复燃，没必要再往上浇水：“独维斗报书以铖不然之灰，无俟众溺。”顾杲不服气，与其辩论多次。

    吴应箕《答友人论防乱公揭书》记载：“来教谓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有得失不免后悔，三复斯言，至于泣下。盖弟实有耻独为君子之心，今则恨不削板而独力任之。”

    吴应箕《复顾子方书》说：“足下正性朗识，度越俦伍，顷布唱和之词，滕防乱之檄，敝乡人士即号称朴，俱愿视子方如天上人，而一、二先辈有识者，则亦愿在下风矣。乃同人矛盾多在吴会，岂地大物众，名高气盈之区，反不可与古处邪！……弟尝谓留东汉之天下者，气节也；留南宋之人心者，理学也。而为是二者，非皆高官尊第之人也。今之时事如此，在廷之臣又如此，然则，危言直节，明道正训，得志则行事见于当时，不得志则议论有所诋定，毋使汉宋诸贤笑后来寂寂者，正在我辈。而小夫浅士，己所不能为，又则诋人之为，乌足与计较哉！今之名士，操三寸之管便可号召天下，此昔顾厨所未及也，其立心行事，不足为顾厨之厮养，弟实痛之，而有足下同志，弟益自此有所恃矣。”

    《留都防乱公揭》自起草到刊布耗时近半年，差点取消，可见内部的分歧之大。就在复社内部讨论是否公开刻版印刷这篇文章时，阮大铖听到风声，赶紧写信派人送给周镳，请求周镳放他一马，周镳不仅不予理会，而且还当着送信人的面烧掉阮大铖的来信，阮大铖自然恨之入骨，此后一度认为周镳是这篇文章的幕后主谋。

    最终《留都防乱公揭》于崇祯十一年七月散发： 

    “为捐躯捋虎，为国投豺，留都可立清乱萌，逆珰庶不遗余孽，撞钟伐鼓，

    以答升平事。杲等伏见皇上御极以来，躬戡党凶，亲定逆案，则凡身在案中，幸宽鉄钺者，宜闭门不通水火，庶几腰领苟全足矣。矧尔来四方多故，圣明宵旰于上，诸百职惕励于下，犹未即睹治平，而乃有余乱乐祸，图度非常，造立语言，招求党类，上以把持官府，下以摇通都耳目，如逆党阮大铖可骇也。大铖之献策魏珰，倾残善类，此义士同悲，忠臣共愤，所不必更述矣。乃自逆案既定之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为实然，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至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之谣。意谓大铖此时亦可稍惧祸矣。乃逃往南京，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又假借意气，多散金钱，以至四方有才无识之士，贪其馈赠，倚其荐扬，不出门下者盖寡矣。大铖所以怵人者曰：“翻案也。”曰：“起用也。”及见皇上明断超绝千古，以张捷荐吕纯如而败，唐世济荐霍维华而败，于是三窟俱穷，五技莫展；则益阳为撒泼，阴设凶谋，其譸张变幻，至有不可究诘者：姑以所闻数端证之，谓大铖尚可一日容于圣世哉？丙子之有警也，南中羽书偶断，大铖遂为飞语播扬，使人心惶惑摇易，其事至不忍言。夫人臣狭邪行私，幸国家有难以为愉快，此其意欲何为也？且皇上何如主也，春秋鼎盛，日月方新，而大铖以圣明在上，逆案必不能翻，常招求术士，妄谈星象，推测禄命，此意欲何为也？杲等即伏在草莽，窃见皇上手挽魁柄，在旁无敢为炀灶丛神之奸者，而大铖每欺人曰：“涿州能通内也。在中在外，吾两人无不朝发夕闻。”其所以劫持恫喝，欲使人畏而从之者，皆此类。至其所作《传奇》，无不诽谤圣明，讥刺当世。如《牟尼合》以马小二通内。《春灯谜》指父子兄弟为错，中为隐谤。有娘娘济，君子滩，末诋钦案，有饶他清算，到底糊涂，甚至假口□□，为‘咒喝天关，陇住山河，饮马曲江波，鼾睡朝玄阁’等语，此其意抑又何为也？夫威福，皇上之威福也。大铖于大臣之被罪获释者，则攮为己功，至于巡方有之荐劾，提学之有升黜，无不以为线索在己，呼吸立应。即如乙亥庐江之变，知县吴光龙纵饮宛监生家，贼遂乘隙破城，杀数十万生灵，光龙奉旨处分。大铖得其银六千两，致书淮抚，巧为脱卸，只拟杖罪，庐江人心至今抱恨。又如建德何知县两袖清风，乡绅士民戴之如父母，大铖使徐监生索银二千两于当事开荐。何知县穷无以应，大铖遂暗属当事列参褫职，致令朝廷功罪淆乱，而南国之吏治日偷。至于挟骗居民，万金之家，不尽不止，其赃私数十万，通国共能道之，此不可以枚举也。夫陪京乃祖宗根本重地，而使枭獍之人，日聚无赖，招纳亡命，昼夜赌博，目今、献作乱，万一伏间于内，酿祸萧墙，天下事将未可知，此不可不急为预防也。迹大铖之阴险叵测，猖狂无忌，罄竹莫穷，举此数端，而人臣之不轨无过是矣。当事者视为死灰不燃，深虑者且谓伏鹰欲击，若不先行驱逐，早为扫除，恐种类日盛，计画渐成，其为国患必矣。夫孔子大圣人也，闻人必诛，恐其乱治，况阮逆之行事，具作乱之志，负坚诡之才，惑世诬民，有甚焉者！而陪京之名公巨卿，岂无怀忠报国，志动义慨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若使大铖罪状得以上闻，必将重膏斧鑕，轻投魑魅。即不然，而大铖果有力障天，威能杀士，杲亦请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而况乱贼之必不容于圣世哉！谨以《公揭》布闻，伏维戮力同心是幸。”

    正文后面署了一百四十二人的名，这里不一一列举，仅列举一部分与本书有一定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物：顾杲、杨廷枢、陈贞慧、梅之熉、吴应箕、朱隗、周立勋、魏学濂、黄宗羲、张自烈、钱禧、吴易、罗万藻、徐孚远、沈寿民、陈子龙、吴䎖、郑元勋、李雯、侯岐曾、巢鸣盛、宋存楠、冒襄、朱灏、彭宾、万寿祺、宋存标、黄淳耀、刘曙、顾开雍、陈名夏。

    必须先指出的是，此后流传的另外版本里面只有一百四十人，其中子龙名字不在其上。

    根据“一百四十二人”名单，可以看出，松江几社的大佬们除了夏允彝和杜麟徵之外，基本上都出现了：周立勋、徐孚远、陈子龙、李雯、宋存楠、彭宾、宋存标、顾开雍。其中创社六子中有周立勋、徐孚远、陈子龙、彭宾四人出现在这个名单上。

    此外，除了几社中的大部分领袖外（他们同时是复社骨干），复社中的杨廷枢、陈贞慧、吴应箕、朱隗、黄宗羲、郑元勋、侯岐曾、冒襄、万寿祺、黄淳耀等人也在榜上。

    再者，明末四公子中有两个在榜，即陈贞慧与冒襄，有两个不在榜，即方以智与侯方域。

    陈贞慧的记载说明他们三个写完草稿后曾经发给各地大佬，其中一个就是方以智，但是方以智却没有在上面署名，可能是因为厌倦了这种斗争。

    侯方域未出现在这个名单上，是因为他那时候虽然有可能已经是复社中人，但是却尚未到南京，与吴应箕等人尚未认识，连遥控参与的可能性都没有。

    侯方域是在次年即崇祯十二年以太学生身份到南京国子监读书时才与当时参加乡试的复社成员们结识订交，并凭借其父亲候恂的名望、自身才华等因素成为复社少壮派的领袖人物之一。

    一些文献和文学史著作误以为侯方域参与甚至发起了《留都防乱公揭》。

    易宗夔《新世说》说：“侯朝宗故与陈定生、吴次尾相善。陈、吴二君方共檄阮大铖罪，作留都防乱。”这个记载中仅说了两点：侯方域与陈贞慧、吴应箕友善，陈、吴二人一起（“共”）起草了《留都防乱公揭》，并没有说“侯方域与陈、吴二人一起起草了《留都防乱公揭》”。

    后人可能误解了易宗夔的意思，如郭预衡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说：“方域曾参与草拟揭发阉党余孽阮大城的《留都防乱公揭》。”这个说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扈耕田先生在《侯方域反阉党阮大铖事迹考实》（《学术论坛》2000年第2期）中认为侯方域虽然未参加公揭起草，但对公揭发布起到重要作用。他引用了冒襄的《往昔行跋》：

    “己卯（崇祯十二年），陈定生应制来金陵……子方、次尾、定生、朝宗首倡逐怀宁（阮大铖）之公揭，合数十百人，鸣鼓而攻。怀宁既强项，是秋奔窜无所容。乙酉（弘光元年，顺治二年）报复，欲一网打尽，其祸首及定生、朝宗

与余者，谓此揭乃三人左右之也。”

    虽然冒襄是署名者之一，但是却不是发起者，根据陈贞慧的记载，发起者是陈贞慧、吴应箕与顾杲，写作者是陈贞慧与吴应箕，审阅者是陈子龙、周镳、方以智等人，冒襄虽然是四公子之一，却不是此事的策划者与主要参与者。

    其次，冒襄说崇祯十二年时，陈贞慧来到金陵，顾杲（子方）、吴应箕（次尾）、陈贞慧（定生）、侯方域才开始倡导驱逐阮大铖，扈耕田先生则认为公揭起草经历很长时间与很大争论，所以侯方域虽然未署名，所以是背后策划者之一。

    实际上，冒襄首先就把时间颠倒了。公揭在崇祯十一年秋就已经完成，不可能到了崇祯十二年才由侯方域、陈贞慧等人策划，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冒襄这条记载不可靠。

    侯方域后来到宜兴后给吴应箕遗集写的《楼山堂集序》中称：“余交吴子(吴应箕)，岁在己卯。”可见侯方域是在崇祯十二年与吴应箕认识，此时公揭已经发布，因为在崇祯十一年，成勇曾经答应要将公揭上报朝廷，但是九月时被贬谪到宁波卫，使得将公揭上报朝廷的计划搁浅，这也说明公揭在崇祯十一年秋已经完成，侯方域如果要“首倡”公揭，也只能是在崇祯十一年之前。

    我们再看看侯方域有没有可能在崇祯十一年之前就开始倡导发起公揭。复社诸子要写公揭的想法在崇祯九年桃叶渡大会的时候就已经酝酿，但是当时未付诸行动。

    崇祯十一年六月，杨嗣昌夺情入内阁，又夺情起用陈新甲为总督，引起黄道周等人的弹劾，崇祯当时宠信依赖杨嗣昌，认为黄道周因为自己不能如内阁而妒忌杨嗣昌，找借口发难，与之在平台进行激烈辩论，黄道周逐句反驳崇祯，崇祯大怒。

    接着沈寿民（眉生）因为保荐而入都，弹劾杨嗣昌，在奏疏中提到了阮大铖，这才使得复社诸子下定决心写公揭。黄道周弹劾杨嗣昌在六月份，沈寿民弹劾的时间更晚一些，到成勇被贬谪到宁波卫的九月份，公揭已经形成，陈贞慧等人记载的激烈争论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持续大约几个月。

    侯方域要想在崇祯十一年就策划攻击阮大铖，就必须在这个时间段之前，才可以称之为首倡，但是其他记载尤其是三个发起人之一的陈贞慧根本没有提到侯方域，不是主要发起人的冒襄提到侯方域，却将时间误记到崇祯十二年，可见冒襄的记载是不可以作为侯方域参与《留都防乱公揭》的。

    我们当然不是因为侯方域没有被陈贞慧等人列为主要策划人而否定他参与了公揭的策划，正如扈耕田先生所说，如果因为这个就认为侯方域参与公揭，那么榜上署名的一百多人都不算参与者。

    问题在于，榜上一百四十（二）人中也没有侯方域，则就说明他不仅不是首倡者，连参与者都不是。冒襄的记载自然是错误的，无论时间还是参与者的记载，都有错误。

    总之，侯方域未参与崇祯十一年夏天到秋天之间发起、完成的公揭，因为他当时与吴应箕这样的公揭发起人都不认识，更无从在幕后操纵首倡。现存的绝大多数侯方域同时代人的记载中，都未提及侯方域在此事中的作用，尤其是陈贞慧与吴应箕这样的发起人的记载中，没有提到侯方域参与此事，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侯方域后来在《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说：“忽一日，有王将军过仆甚恭。每一至，必邀仆为诗歌，既得之，必喜。而为仆贳酒奏伎，招游舫，携山屐，殷殷积旬不倦。仆初不解，既而疑，以问将军。将军乃屏人以告仆曰：“是皆阮光禄所愿纳交于君者也，光禄方为诸君所诟，愿更以道之君之友陈君定生、吴君次尾，庶稍湔乎。”仆敛容谢之曰：“光禄身为贵卿，又不少佳宾客，足自娱，安用此二三书生为哉。仆道之两君，必重为两君所绝。若仆独私从光禄游，又窃恐无益光禄。辱相款八日，意良厚，然不得不绝矣。”凡此皆仆平心称量，自以为未甚太过，而执事顾含怒不已，仆诚无所逃罪矣。”

    《李姬传》说：“雪苑侯生，已卯来金陵，与相识，姬尝邀侯生为诗，而自歌以偿之。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附魏忠贤论城旦，屏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首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

    《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只说到王将军说出自己请客的意图之后，侯方域拒绝了这个请求，而《李姬传》则提到李香提醒侯方域不要被阮大铖收买，然后侯方域拒绝了王将军。由于《癸未去金陵日与阮光禄书》是写信给阮大铖，自然不宜对所有细节都记载，而《李姬传》是写传，自然会注意一些重要细节，以突出传主的性格与眼光。

    从这两段记录可以发现，首先，侯方域确实是在崇祯十二年（已卯）来到南京，其次，阮大铖被陈贞慧与吴应箕为首的复社成员排斥，侯方域没有提到自己也在其中，再次，阮大铖希望侯方域调解他与陈、吴等人的关系。正因为侯方域与《留都防乱公揭》的起草无任何关系，阮大铖才希望他能够充当中间人。

    宋荦写的《侯朝宗传》基本照搬了侯方域《李姬传》的记载，此处不重复引用。

    明末四公子（又称复社四公子）中，方以智在崇祯五年之前就已经加入复社，年龄也仅比子龙小三岁，属于前辈，其余三人都加入地比较晚，四人名字都未见于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一所收的“名录”，这个名录是崇祯二年尹山大会后所留，约七百多个成员。（尹山大会后，金陵大会与虎丘大会后，陆续有人加入复社，如黄宗羲、顾炎武、归庄、顾杲等人、方以智、冒襄、陈贞慧、侯方域，也未见列名于陆世仪所记名录。）

    除了这些少壮派的积极踊跃态度之外，值得注意的还有陈子龙、夏允彝的态度。

    夏允彝没有在这份公揭上署名，也许夏允彝这样的态度是因为他本人对党争没有兴趣，但是可能更重要的一点是他此时在长乐任知县，顾杲等人根本没有向他发出草稿征求意见以及要求署名，所以他不署名也不奇怪。

    子龙的到底有没有署名，到现在都有争论，有的说有，有的说没有。朱希祖《明季史料题跋·书刘刻贵池本留都防乱公揭姓氏后》说：“乌程张鉴谓公揭今刊本一百四十人，校贵池本实少二人，中最著而不录者，莫如陈人中。考人中系崇祯十年进士，已先达，自不合入十一年之揭。”

    根据朱希祖这段记载，吴应箕的版本有一百四十二人署名，其他的版本只有一百四十人署名，前者中最著名而没有再后者中被录入者是陈人中（陈子龙）。有人认为子龙不列名可能因为此前在崇祯十年中了进士，如果列入可能有结党之嫌疑。以常理推断，吴应箕等人不会不经子龙同意而擅自加上他的名字，后来的版本漏失子龙签名，可能有其他原因。

    虽然陈子龙（卧子）依然有可能（可能性其实很小）不在这个名单上，但是他对这份公揭的态度却是赞赏的，因为陈贞慧《防乱公揭本末》说：“仲驭、卧子极叹此举为仁者之勇。”

    参与《留都防乱公揭公揭》署名的这一百四十多人虽然只占整个复社人数的百分之五左右，但是必须知道很多复社人物其实是打酱油的，在社中可有可无，因此这些人按照重要性来衡量，占了复社很大比重。杨廷枢虽然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发布，但是后来还是署了名，也许是因为不想扫了大家的兴，也许是因为被说服了。

    有些人认为《留都防乱公揭》无中生有，捏造事实，事实如何呢？阮大铖并非一个大人物，《留都防乱公揭》揭露的一些罪行不会都被载入当时的史书和笔记，我们不能因为后来史书和笔记没有记载这些恶行，就认为阮大铖当时被污蔑。这些同时代的人，对于当时发生的事情知道地比后人知道的多得多，对于那些没有被史书和笔记记载的罪行，我们固然不能证明他们一定发生过，却也不能证明他们没有发生过，除非这些记载与其他正式的记载发生了明显的矛盾。

    接下来，我们分析公揭中明显属于事实的部分。

    公揭中说“乃自逆案既定之后，愈肆凶恶，增设爪牙，而又每骄语人曰：“吾将翻案矣，吾将起用矣。”所至有司信为实然，凡大铖所关说情分，无不立应，弥月之内，多则巨万，少亦数千，以至地方激变，有“杀了阮大铖，安庆始得宁”之谣。意谓大铖此时亦可稍惧祸矣。……大铖所以怵人者曰：“翻案也。”曰：“起用也。”及见皇上明断超绝千古，以张捷荐吕纯如而败，唐世济荐霍维华而败，于是三窟俱穷，五技莫展；则益阳为撒泼，阴设凶谋，其譸张变幻，至有不可究诘者：姑以所闻数端证之，谓大铖尚可一日容于圣世哉？”

    这并非危言耸听，阮大铖确实很想翻案，很想被起用，公揭中说“张捷荐吕纯如而败，唐世济荐霍维华而败，于是三窟俱穷，五技莫展”，指的是崇祯七年温体仁与张捷意图提拔阉党中人吕纯如，但是却因为倪元璐的阻止而失败。这对于当时的阮大铖自然是一个打击。公揭发布数年后，周延儒复相需要大量钱财走关系，阮大铖与其他五人各出一万两，希望周延儒上台后能够提拔他，但是周延儒不敢提拔逆案中人，阮大铖因此推荐没有逆案背景的马士英，马士英因此被任命为凤阳总督。从后面发生的这些事情可以发现，阮大铖却是一直处心积虑想复出，只是崇祯对于逆案中人非常警惕，一直无法得逞而已。至于阮大铖是否真的益发“阳为撒泼，阴设凶谋”，则无法确证，也无法推翻这个评论。

    公揭中提到的“乙亥庐江之变”与“丙子之警”两件大事中，阮大铖所作所为是否真如复社诸子所说的那么严重，我们自然也无法得到其他文献的证明，也无法推翻。

    至于公揭中说阮大铖“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也是当时的事实，阮大铖确实有自己的戏班，而且还亲自编戏，导演，因为其家财丰厚，所以自然有豪宅。

    公揭说阮大铖“假借意气，多散金钱，以至四方有才无识之士，贪其馈赠，倚其荐扬，不出门下者盖寡矣。”也是事实，这因为阮大铖影响力如此之大，才激起复社中人的愤恨。

    说“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也是事实，就是因为当时南京的官员没有声讨制止阮大铖，所以复社这些人才跳出来驱逐。至于说他与在案诸逆交通不绝，现在虽然找不到更确凿的记载，但是也不能说当时就没有同案之人与之交往。

    《留都防乱公揭》还特意揭露了阮大铖写戏剧的深层次意图：“至其所作《传奇》，无不诽谤圣明，讥刺当世。如《牟尼合》以马小二通内。《春灯谜》指父子兄弟为错，中为隐谤。有娘娘济，君子滩，末诋钦案，有饶他清算，到底糊涂，甚至假口□□，为‘咒喝天关，陇住山河，饮马曲江波，鼾睡朝玄阁’等语，此其意抑又何为也？”

    阮大铖借自己戏剧中的故事影射抨击东林党，并为自己辩解，这个论断不仅是复社诸子得出，连阮大铖的好友张岱都这么认为：“阮园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直接说阮大铖作品中十分之七是为了骂世，十分之三为自己辩解（解嘲），而且多诋毁东林，为魏忠贤党辩护。

    也许有人会说，张岱是因为亲东林、复社，才这么评论阮大铖的，实际上，张岱在阮大铖死后都一直敌视东林党和复社。

    张岱说：“夫东林自顾泾阳讲学以来，以此名目，祸我国家者八九十年，以其党升沉，用占世数兴败，其党盛则为终南之捷径，其党败则为元佑之党碑。……盖东林首事者实多君子，窜入者不无小人，拥戴者皆为小人，招徕者亦有君子，此其间线索甚清，门户甚迥。……东林之中，其庸庸碌碌者不必置论，如贪婪强横之王图，奸险凶暴之李三才，闯贼首辅之项煜，上笺劝进之周钟，以致窜入东林，乃欲俱奉之以君子，则吾臂可断，决不敢徇情也。东林之尤可丑者，时敏之降闯贼曰，‘吾东林时敏也’，以冀大用。鲁王监国，蕞尔小朝廷，科道任孔当辈犹曰，‘非东林不可进用’。则是东林二字，直与蕞尔鲁国及汝偕亡者。手刃此辈，置之汤镬，出薪真不可不猛也。……”

    张岱认为东林党祸害明朝八九十年，对东林党的仇恨可见一斑。

    鲁迅在《“题未定”草（六至九）》（《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对张岱的说辞如此评价：“这真可谓“词严义正”。所举的群小，也都确实的，尤其是时敏，虽在三百年后，也何尝无此等人，真令人惊心动魄。然而他的严责东林，是因为东林党中也有小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或者还更加一转云：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倘说：东林中虽亦有小人，然多数为君子，反东林者虽亦有正士，而大抵是小人。那么，斤量就大不相同了。”

    “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于是好像两面都有好有坏，并无不同，但因东林世称君子，故有小人即可丑，反东林者本为小人，故有正士则可嘉，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

    从张岱对东林党的仇视可以看出，他认为阮大铖作品攻击东林党、为魏忠贤党辩护，确实说到了点上，那么更早的时候，复社诸子揭露阮大铖借戏剧影射攻击，显然也是事实。

    这些年，借“东林中也有小人”来抨击东林的趋势越来越严重，再看鲁迅先生这些评价，我们也应该明白基本的是非。顾诚《南明史》对东林与复社更是充满仇视，因此他认为《留都防乱公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

    实际上，如上分析，复社诸子揭露的许多事情是真实的，另外一些事情虽然无法再史料中得到证实，但是也无法推翻，所其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词”，显然是对一些史实不清楚，也是因为对复社诸子存在仇恨与偏见，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在污蔑阮大铖，进而不遗余力抨击复社诸子，这是非常偏激的。

    阮大铖看到《留都防乱公揭》后，知道自己树大招风，恨得咬牙切齿。公揭流传后，起到很大作用。

    陈贞慧《防乱公揭本末》说：“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潜迹南门之牛首，不敢入城。向之裘马驰突，庐儿崽子，焜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可见公揭一出，就使那些平素与其交往的士大夫都不敢与其继续联系，而阮大铖大为沮丧，躲到南京南门外的牛首山，再也不敢招摇。

    钱秉镫《皖髯事实》也记下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边才起用。惟时白门流寓诸生多复社知名士，闻而恶之，公出《留都防乱公揭》以逐大铖。大铖惧，乃闭门谢客，客亦无造其门者。”

    后来在南明弘光朝廷得势后，周镳被阮大铖捕杀，陈贞慧和侯方域先后被捕，吴应箕逃亡，这些人都被阮大铖整得很惨。

    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复社人士逼良为娼，使得阮大铖起报复之心，败坏南明弘光朝政。

    阎若璩《与戴广器书》，对《留都防乱公揭》的发表身不以为然：“此时大铖之恶，不至于此，竟是说梦。”

    陈寅恪先生认为：“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认为东林、复社器量逼人太甚，杜绝了阮大铖悔过自新之路，实际上阮大铖后来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根本没有悔过之心，陈寅恪先生因为爱其才华而为其人品涂脂抹粉，认为他想悔过之心，这是非常主观的看法。

    胡金望《人生喜剧与喜剧人生——阮大铖研究》则认为当时阮大铖“身处逆境、根本谈不上作乱”。

    实际上，《留都防乱公揭》中揭露的阮大铖的言行，大部分都是当时人所知，后代史学家没有记载，我们不能根据现在没有资料表明这些事实的存在就认为复社人士捏造事实、危言耸听，因为不是每一个细节都会留在史书之上。根据阮大铖此前和此后的所作所为，足以证明他确实是一个大奸大恶之徒。

    他当时确实没有作恶的能力，但是却有作恶的主观意图，这种意图不是复社之人逼出来的，说复社中人逼良为娼更是天方夜谭，阮大铖本就是钦定逆案中人，早就不是说明良家子，复社中自然不可能“逼良为娼”？若阮大铖真是正人君子，被人攻击后，即使会报复也不会不顾国家大局而公报私仇，他后来的疯狂报复试图将人赶尽杀绝，正说明复社人士当时防微杜渐策略之必要性。何况在当时他已经四处结纳各方人士，意图东山再起。

    所以，当时拒绝署名的薛宷在后来的《跋防乱公揭本末》中也自称：“今日见定生（陈贞慧）所叙述，益服数君先见之明，而余与维斗（杨廷枢）终是宽一着。”

    阮大铖好论兵，其人因此也有豪侠之一面，《怀宁县志》记云：“（大铖）性好侠乐善，人有片长寸技者，皆扶进之。四方之士，问字立雪之履常满。”世上很难找到完全罪恶而一无是处的人，阮大铖虽然大奸大恶，却并非一无是处，这个县志自然有其真实性，反过来说，我们更不能因为其人品中难得的闪光点而否认其人大体上的恶。更何况，阮大铖善于收买人心，这种豪侠之气是否是为了笼络人心还未可知。

    实际上，持这种论点的人都高估了复社人士在南明朝廷中的作用，这些人即使从来不曾攻击过阮大铖，阮大铖在此后也不报复他们，他们也不会左右南明弘光朝政，尤其是子龙这样的复社党魁，在南明弘光朝呆了五十天左右，也从未因曾经支持公揭的发表而被阮大铖施加实质上的报复，至于陈贞慧和周镳，他们在南明弘光朝廷根本上是可有可无之人。

    阮大铖与姜曰广等人的对立，本质上甚至完全因为崇祯元年定下逆案，即使没有《留都防乱公揭》对阮大铖的攻击，阮大铖与姜曰广等人也是势不两立的，他所打击的那几个复社人士在弘光这样的小朝廷中都只能算小鱼小虾，根本无关政局。如前所强调，他要对付的其实是姜曰广、刘宗周这类人，他们比复社领袖和后进都大一辈甚至两辈。

    《留都防乱公揭》最终反过来危害的仅仅是一些复社人物，这些人物对于南明弘光朝廷没有什么影响。

    阮大铖对弘光朝廷的危害甚至不体现在他与姜曰广等人的对立上，而是与马士英一起，无所作为，除了几个小胜仗外，基本上没有起到保卫朝廷的作用，相比之下，即使是他的腐败，也都不算多大危害。

    后代学者大多想当然地认为：《留都防乱公揭》攻击了阮大铖，阮大铖怀恨在心，阮大铖报复复社，因此，阮大铖搞垮南明弘光朝廷。

    这个逻辑链中，大大夸大了那些复社人士在南明朝廷中的地位，所以根本上是无法成立的。

    复社人士驱逐后来作恶多端投降清廷的阉党余孽阮大铖，却被后代很多人诟病，甚至暗示复社人士逼良为娼断了阮大铖悔过之路，如此逻辑，正可谓“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说穿了，就是白玉上寻找瑕疵，在垃圾中寻找钻石。

    杨嗣昌夺情入阁，大詹事黄道周于崇祯十一年七月，上疏弹劾杨嗣昌，与崇祯帝激辩，获罪。

    天启五年进士、南京御史成勇于九月上疏救道周，称：“嗣昌秉枢两年，一筹莫展，边警屡惊，群寇满野。清议不畏，名教不畏，万世公议不畏，臣窃为青史虑。”

    崇祯看完奏疏后，怀疑其结党，大怒，将其撤职削籍，逮捕入狱，并让人审问成勇，让他供出主谋。

    成勇中进士后饶州、开封、归德推官，这些都是外吏，前后历经十二年，当了南京御史后仅数十天就因言获罪，所以成勇在狱中上书称：“臣十二年外吏，数十日南台，无权可招，无贿可纳，不知有党。”崇祯帝更怒，将其贬谪到宁波卫。

    崇祯十一年冬，清兵翻越墙子岭，吴阿衡战败不屈而死，接着，清军进犯京师，京师戒严，范景文遣兵入卫，此前不久，范景文刚被任命为于“南司马”。

    黄道周入狱后，范景文与一些同僚上疏挽救，崇祯帝不悦，声称要查出主谋，范景文自己承担罪名，被崇祯帝削籍为民，闲居南京。

    崇祯十二年（己卯年，1639）春，侯方域又上京到诏狱探望父亲。三月十七日，在复社成员、礼部员外吴昌时住宅喝酒，姑苏赵十一娘赠其纨扇，侯方域见其所画幽兰，欲作歌相答，以酒酣未成，后七年追忆此时，有仿少陵舞剑器体作《观赵十一娘画幽兰行并序》诗。

    诗的序言称：“崇祯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礼部员外吴昌时宅见姑苏赵十一娘画幽兰，美其清拔。问其所自，曰‘余义兴士人之室也。颀颀《终风》，蹉跎如斯；譬之萧艾转茂，兰蕙中摧，时于绘事解遣其失意。’是时，中贵人孙璘奉使吴杭，以千金购十二幅供奉，帝嘉叹，下诏征之，贵妃不可，乃止。十一娘赠贻纨扇，感其遭逢，会作歌相答，辄以酒酣不果。归田之岁，已阅七载，开笥尚存，触而有咏。忆昔者氛祲纠腾，京邑沦破，西园翰墨，乃复沉烟，纨扇故在，亦已零落者多矣！”

    诗歌曰：

    “昔有金阊天水氏，佳人玉立清且扬。亭亭翠袖倚寒曦，回映四壁生清光。

    发声能使韩娥悲，客子闻之忧无方。豪士有时亦困顿，骏骥失御徒低昂。

    绛唇寂寞两愁绝，蛾眉无乃妒见伤。落落逸情寄绘事，素练沸波起萧湘。

    萧湘之上九疑峰，其中倒石森嶐嶐。下有幽兰晚以笑，曾未霑洒接空蒙。

    举如升霞飘游龙，欹如思女送归鸿，晴如山阴发秋色，烟如江雨洗春丰。

    崇祯年间称绝技，贵人千金购入宫。先帝旧不好玩物，是日御座亦动容。

    莫云特达易为逢，至性通灵非徒工。到今风尘隔七载，神气独欲飞昭融。

    君不见公孙大娘舞剑器，盛时供奉第一位，渔阳霜笳夜半起，杜陵白发歌憔悴。”

    三月底，侯方域告别父亲，回到故乡，过新城，写《王嫱故里》诗：

    “马首孤墙日暮云，烟陵霜草吊明君。琵琶无补和亲策，帷幄空高报主勋。

    腊尽龙城终汉社，春回雁塞竟青坟。 可怜不似中行说，死向王庭将一军。”

    诗歌题下有作者自注：“己卯归自京师作。”王嫱，即王昭君（王明君），据传其故里在南郡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但也有传说是在新城，所以侯方域过新城时写此诗。

    由于当时农民军运动四处蔓延，崇祯九年农民军七月，卢象升带兵在郧西一带山中进剿农民军，即将获得大胜之时，清军从东北边境进入，进犯昌平，连下京畿多个州县，京师戒严，诏卢象升立即入卫京师。卢象升走后，农民军立即壮大，此后再也难以制服，一些官军斗不过农民军，就杀无辜贫民冒充农民军，避罚领功，百姓处于多重灾难之中，明朝进入百毒俱发、土崩鱼烂之境地，因此侯方域在归乡途中作《暮春杂诗》五首感叹时事：

    “黄霾赤雾一春阑，左贯蚩尤射日寒。时事自回天象改，贼氛终戴圣朝宽。

    楚人剽悍乘舟疾，蜀道崎岖牧马难。削伐近传真信息，淮阴早晚更登坛。

    离离禾黍望新苗，雪雪经年更未调。残火残烟烧貉鼠，枯枝枯树泣鹪鹩。

    三农岁事怀春粒，八口生涯累圣朝。惟有桑林一痛哭，不然何计彻灵霄。

    接连烽火傍孤城，豺虎公然陌上行。赤羽飞腾晨避泽，黄巾旗帜夜椎牲。

    已闻渤海新传檄，谁使潢池更弄兵。莫恃承平俱故事，汉家耽阁请长缨。

    封豕长鲸扫得无，黄昏落照敌楼孤。威仪坐镇凭贤守，谈笑围城付竖儒。

    万马抟风俱短箭，五原列戍尽长殳。带河北控咽喉地，或藉天心未足虞。

    酾酒椎牛将士功，两重堞雉四隅空。前驱画角啼儿女，独立清宵泣老翁。

    十二金人销战久，三千铁骑受降工。传闻昨日城南血，亲洒官军细柳红。”

    因为有感于良将难出，侯方域还写了《剑客》诗：

    “报仇今日过，践诺昔年来。千载荆轲死，龙泉不敢开。”

    崇祯十二年四月，侯方域朋友张翩迁颜鲁公碑，请其作碑记，侯方域因此写《新迁颜鲁公碑记》：

    “宋郡旧有鲁公碑，盖鲁公所书《八关斋会报德记》也，结构精妙，创动耸侧。爰改书契，肇自皇初，苍颉而遥，旋存篆、隶；逮夫会八体之情状，辟六势之堂奥，王羲之一人而已。而际世不辰，灵迹多淹，当萧丞访落，昭陵升遐，方且弓剑陪玉匣之年，风雨护金圹之日，盖大宝于兹秘矣！独斯碑者，云蒸霞蔚，笔既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所谓坤舆之神奇，历千裁如一日欤！以故虽间有残阙，而轶致可寻，海内自缙绅先生，山林风雅之士，见者未尝不欷歔称叹，购之惟恐不得也。而儿童走卒，或游卧嬉戏其下，亦从而拱揖拜跪，肃然如见其人焉。岂寒燐哀草，荒桐断碣，顾足以移人性情耶？抑鲁公神明所系，魂魄时往来其间，有使之者而然耶？

    夫鲁公名在旗常，精感日月，谁不知之？而一厄于卢杞，再陷于李希烈，当时曾不以为重；使鲁公不以骨鲠处己，方正忤人，而徒矜矜于翰墨，吾知其必为一时所慕，不为一时所嫉也。然则鲁公之书，岂非反以鲁公之人掩哉！而数千百年之后，辄敬重爱惜，山河之佳丽，奸雄之气焰，曾不若拳石之孤骞，立之而不忍废之，废之而复欲修之，又何以说也？八关斋去郡城南里许，为鲁公碑旧立处，毁之者，就新筑也，岁在崇祯戊寅春。斋之址筑为堞，下临濠水，久之浸及碑，郡人张翮迁之，请余为记，岁在崇祯已卯夏。碑高八尺，横八稜，稜尺许，凡八百八十六字，阙七十四字，即鲁公《报德记》也。”

    侯方域晚年自定文稿时，把早期文章几乎都主动删除不存，因此早期文章留存极少，《新迁颜鲁公碑记》是少数几篇写于崇祯十二年赴南京之前的作品，从中可以出其早期文章风格，对比后期文章，也可以发现其文章风格之演变。但必须注意的是，侯方域在删除早起作品的同时，将要保留的其他作品都作了修订，所以我们实际上依然无法看到他早起作品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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