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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的历史
中华燕氏网 2009年2月4日 燕飞整理 |
燕国的历史
一、西周春秋时期的燕国
（一）燕国始封
燕国始封的时间 燕国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封国。关于它的始封，《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有明确的记载，称：“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史记》卷4《周本纪》也说武王伐纣之后，“封召公奭于燕”。召公名奭，姬姓，是与周室同姓的贵族，因食邑于召，称为召公。他和周公旦、太公望，都是西周开国奠业的重臣，也是周文王、武王最为信任、倚重的人。可见《史记》认为燕国始封于西周成王灭商之后不久。始封者是燕召公。但这一看法受到近代以来学者的怀疑。齐思和《燕、吴非周封国说》就认为“召公之封，尤有可疑。夫武既克殷，灭国甚多。择地而封，岂患无土？又何必远流之幽州之野？且戎、狄杂错，召公又安得越之而有燕？”他从幽蓟偏远，远离西周统治中心出发，怀疑燕国始封于召公的定说，推测燕国是“原本夷狄而冒为姬姓者也”。[1]这种看法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但传世和出土的铜器证实燕国确实始封于西周初年。清朝同治年间出自北京芦沟桥的《亚铭》有铭文称“侯亚疑，燕侯赐亚贝，作父乙宝彝”。器铭字体为周初，又出于房山，可见周初燕国封于今北京附近亦即幽州之野。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山东寿张县出土的“梁山七器”中有《宪鼎铭》，铭文称：“佳九月既生霸辛酉，在燕，侯易宪贝、金。扬侯休、用作召伯父辛彝”；清人吴大《恒轩所见所藏吉金录》十六有《侯旨鼎铭》，铭文称：“侯旨作父辛”。]两器提到的“召伯父”和侯旨之父都是召公，亦证燕国封于西周初年。1986年出土于房山琉璃河西周墓葬1193号墓的《克、克铭》称：“王曰：‘太保，佳乃明乃心，享于厥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羌、马、、a（为“微”字的中部和右部）、、驭’。克，入土众又（有），用作宝尊彝。”
当然，在燕国始封的具体时间上学术界尚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是在周武王灭商同年稍后的四月，如陈平《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即持此说；有的学者认为是在周成王时期。如赵光贤《关于琉璃河1193号周墓的几个问题》即持此说；孙华《燕侯克器铭文浅见》认为燕国的建立在周成王亲政之时。但概称以始封于西周初年并无疑问。
燕国最初都城的地望 传统说法多认为燕国的都城是蓟，即今北京市区的西南隅。实际上蓟是燕国再迁之后的都城，最初的都城并非蓟。《史记》卷4《周本纪》在记载“封召公于燕”的同时又说“封帝尧之后于蓟”，燕、蓟并称，足证二者是并立的二国。《史记正义》就说“蓟、燕二国俱武王立，因燕山、蓟丘为名，其地足自立国。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认为蓟、燕二国都是周武王时期的封国，分别因燕山、蓟丘而得名，蓟国衰落，为燕国所灭，并迁都于蓟，蓟国之名遂绝。显然燕国的最初都城不在今北京市区的西南隅。
那么燕国最初的封地在今何地呢？《史记正义》引《括地志》称：“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又引徐才宗《国都城记》称“周武王封召公于燕。地在燕山之野，故国取名焉”。《国都城记》认为召公所封的燕“地在燕山之野”，燕国因燕山而得名。唐初的地理著作《括地志》认为：“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唐代的渔阳县在今天津蓟县，蓟县东南邻接河北的玉田县，则“渔阳县东南六十里”大概在今玉田县西北。按照这种说法，燕国最初的都城应在今玉田西北一带。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即倾向于接受这种观点。《太平寰宇记》卷67河北易州易县条称涞水县“县地即周封召公于此也”。涞水县今属河北。按照此说燕国的始封地应在今河北的涞水县，近代学者王国维《北伯鼎跋》即持此说。因为“燕”字在金文中多作“郾”、“”，有的学者据此推测燕国的始封与河南的郾城有关，傅斯年《大东小东说》就主张郾城“为召公初封之燕无疑”。顾颉刚《燕国曾迁至汾水流域考》又进而发挥，认为燕国初封河南，然后向北迁徙，先迁山西的汾水流域，再迁至河北境内。
有关燕国始封的不同意见，主要是由于资料的不足而引起。但这些分歧已经随着近几十年来北京房山县琉璃河遗址考古工作的进展而得到解决。琉璃河遗址位于琉璃河镇北1.5公里的台地上。范围包括含洄城、刘李店、董家林、黄土坡、立教、庄头等六七个村。面积500余万平方米，东西长约3.5公里,南北宽约1.5公里。遗址分居住区、墓葬区和古城址三部分，70年代以来，经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证实这是一处规模巨大的商周遗址，古城始建年代不晚于西周初期。在城外不远的黄土坡村（京广铁路两侧）还发现并发掘了一处大规模的西周燕国贵族墓地，墓地并出土了有关燕侯始封的有铭铜器。学术界一致认为，这座古城就是周初燕国的封地所在，是当时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燕国最初的都城位于今北京房山琉璃河董家林一带。琉璃河遗址的发现和年代的确定，最终解决了自汉代以来有关燕国始封地的历史争议。
燕侯的始封者和燕侯的早期世系 召公受封于燕，仅是名义而已，真正到燕国就封燕侯之位的是其长子。《史记索隐》就说“（召公）亦以元子就封”。召公这位受封为燕侯的“元子”之名，过去不详。当《侯旨鼎铭》受到学术界注意之后，或认为“侯旨”即召公的元子，《克、克铭》出土之后，多数意见认为铭文中的“克”才是召公的元子。所以，燕侯克是真正的始封者。召公受封于燕而元子克就封，这颇类似于同时的周公被封于鲁而实际到鲁就封的是其长子伯禽。
对燕侯的早期世系，《世本·王侯谱》只说“燕召公初封，周同姓。九世至惠公。”《史记·燕召公世家》也说“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可见除召公名义上封为燕侯而元子实际就封之外，史籍有关第一至第八代燕侯的名号和世序全都失载。幸亏自清朝以来陆续著录的铜器铭文和琉璃河出土的有铭铜器提供了燕侯克和燕侯旨的名字，为了解燕国早期世系提供了可能。
（二）、燕国早期的都邑
琉璃河遗址就是燕国最早的都邑，使用时间约在西周早中期。它是目前唯一的一个既找到城址又发现诸侯墓葬的西周早期封国遗址，也是目前所知唯一的一座始建于西周早期的城市遗址。始建年代，一般认为在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城址性质已经发生变化，已由燕国的都城变为一般的居民点。琉璃河遗址包括董家林古城和黄土坡村墓地。有关董家林古城和黄土坡村墓地的调查和发掘情况，《考古》1963年3期《北京房山县考古调查简报》，1974年5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1976年4期《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1984年5期《1981年－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1990年1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4期《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览巡礼》、1997年6期《琉璃河遗址1996年度发掘简报》和郭仁、田敬东《琉璃河商周遗址为周初燕都说》等文和《北京考古四十年》第一编第三章都有报道和介绍，其基本情况如下：
董家林古城 董家林古城遗址在60年代以前，地面上尚可见l米多高的城墙，后因平整土地，这些残墙被夷为平地。但从远处望去，城址的地势仍比周围地面高出2米左右。经钻探和1976年、1984年两度发掘，得知北城墙、东城墙和西城墙之北半段尚保留大部分地下墙基，其中以东北角和西北角保存最好。根据墙基测量，北城墙长约829余米，城南面现为河床洼地，故南城墙长度不清，东城墙和西城墙的北半段分别为300余米。在主城墙下部两侧，有斜坡状“护坡”。在东、西、北三面城墙外，发现有深2米多的护城河，可知城的结构有主墙、内附墙和城外平台。城外有护城河。城墙用夯土筑成，宽10米左右。夯层一般厚3一5厘米，圆形夯窝直径3一3.5厘米，十分密集。墙体底部有残槽，墙体分段夯筑，可见城墙的营造方法是先在生土地面上挖出一条浅基槽，然后填土与基槽平，再往上堆土夯实，层层起筑。当夯筑到一定高度后，再采用分段夯筑的办法，整个城墙的质地相当坚硬。城内发现有房基等遗迹，出土的主要遗物有石、陶、铜、玉、骨、蚌等多种原料制作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装饰品及卜骨等。
此城的营建年代，由于城墙内侧的护坡，被商末周初的墓葬以及西周时期的灰坑、房基所打破，推知始建年代不晚于西周初期。又由于城不远外的黄土坡村发现并发掘出了一处大规模的西周燕国贵族墓地，因此判断这座古城应是燕国的都城，是燕国最早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黄土坡村墓地 位于古城址东南，占地5万余平方米。经过1971年—1978年和1981－1986年的发掘，清理出300余座墓葬和30余座车马坑。墓葬包括大、中、小型三类。从随葬的铜器铭文可知，这里是西周时期燕国贵族墓地。 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土炕竖穴。墓葬的形制与规格，依死者生前身份的不同而相异。小型墓一般长2.5米，宽1米左右。随葬品主要是陶质明器，少数墓中也有玉石饰件或小件青铜器。中型墓，长3米以上，有棺有椁，随葬品有玉石器、青铜器、漆木器和陶器等。大型墓有较大的墓室，设有墓道，墓道宽敞，呈梯形，墓道不直通椁室，底端至椁顶尚有距离，与商周时代的“甲”字形或“中”字形大墓不同，为燕国墓葬的特有形制。中型墓多有殉人，大型墓还有车马陪葬。殉人一般为1一2人，多为青少年男女，有的置于椁顶板上，有的置于两侧的二层台上，头向与墓主人相反。殉者身边有的还置有成套马具，似是墓主人生前的马夫。西周用人殉葬仍然比较普遍，但数量比商代减少，大型墓和部分中型墓的车马陪葬，少的有2马1车或4马1车，多的用14匹马5辆车或更多车马陪葬，这显然与墓主人生前的社会地位有关。车辆制作精美，双轮独辕，前有衡，后有轴。辕头上翘，辕和衡相接处有铜和绳索连接。车厢为长方形，四边有栏杆，后有缺口以供上下。在辕、衡、轴等处有青铜构件和饰物。轮辐有的18根，有的24根。有的车上备有平面圆形的伞盖。直径1.3米，26根伞骨，自顶部向四处放射排列。
黄土坡墓地随葬品比较丰富，有青铜器、陶器、玉石器、漆器、货贝和宝石器、原始的瓷器等。陶器有鬲、簋、罐、壶、鼎、豆等，多为明器，显然这是专为燕国贵族烧制的。漆器的种类有觚、豆等。原始瓷器有尊、豆两种。青铜器有圆鼎、方鼎、、爵、尊、、卣、觯、等礼器，戈、戟、矛、镞、匕首等兵器及车马器等。不少青铜器上铸有“侯”铭文，记有（燕）侯赏赐货贝，臣妾等事，如253号墓所出《堇鼎》有铭文称“燕侯令堇馔太保于宗周”，记述的是燕侯派陪臣堇前往宗周向太保（召公）奉献食物的事，这证实了召公以其长子封于燕，自己则仍在宗周辅弼王室的史实。此外还发现有不少玉器与玛瑙、绿松石等组合而成的串饰，这是有身份的贵族统治者的佩饰物。墓葬中最大的墓是1193号墓。它位于黄土坡村西北，墓葬大而形制特别，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现存墓口南北长7.68米，宽度在5米以上,墓底部距地表10.25米,大墓有4条墓道，各在墓室四角。这种形制是第一次发现。该墓规模很大，原来的随葬品一定相当丰富，可惜由于盗掘而所剩无几，不过既使如此，清理出的随葬品仍达200余件，并不乏极有价值者，著名的《燕侯克》、《燕侯克》就是其中的两件。墓葬的年代是周成王、周康王时期。关于墓主人及其身份，发掘者认为属于王侯一级的人物，“必是地位显赫的一代燕侯之墓”。
（三）、燕在冀北和辽西的发展
西周初年燕国封域的具体情况不详，《克、克铭》称：“令克侯于。羌、马、、a、、驭’。克，入土众又（有），用作宝尊彝”。所谓“”，李学勤认为应读如“事”，义为“任使”。所谓“羌、马、、a、、驭”等字，殷玮璋认为是商殷时期的方国或部族名。所谓“又（有）”，刘雨认为是行政官员的统称。可见“羌、马、、a、、驭’。克，入土众又（有）”等句。是有关周王封燕侯后授民授疆土的内容，意思是说将这几个方国或部族纳入到周朝的版图并由燕国管理。尽管这几个方国或部族的具体方位不明，无法了解燕国的封域究竟多大，但由此可知燕国最初统领有六邦的土地和民众。
西周春秋时期，燕国的疆域主要包括冀北、今北京地区和辽宁西部的大凌河流域，周围多分布着戎狄和貊部族，东南与齐邻接。这个时期的燕国，史书记载很少，只知当时共有十一代燕侯，第一至第八代名号序列不详，最后三代为惠侯、侯和顷侯。春秋时期的燕国，在《春秋》经传和《国语》中也很少提及，《竹书纪年》和《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多记录了这一时期的世系，但文多龃龉不合。文字记载虽少，但从考古发现看，燕在这一历史时期是有所发展的。
兼并蓟、韩 前文已述，蓟国是与燕国同时受封的侯国之一，但受封者史书记载有异，《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礼记•乐记》则说“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尽管有此差异，蓟是周初封国之一并无疑问。蓟城的方位在今北京市区的西南隅，这已为考古发掘所证明。关于它的灭亡，早期史籍没有留下记载，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只有寥寥数语，说“蓟微燕盛，乃并蓟居之，蓟名遂绝焉”。“乃并蓟居之”，按照字面的意思理解，应是燕国灭掉蓟国之后，都城迁移到了蓟城。这虽然是《史记正义》作者的推断，但考虑到琉璃河遗址中的董家林古城作为燕国都城的时间是西周的早中期这一考古结论，[燕国在西周时期曾经迁都蓟城还是可能的。如果这种推测成立，蓟国被燕国所灭的时间应在西周后期。 韩国为燕所灭，不见于史籍记载，考虑到韩国之地后来并入燕国，它为燕国所灭应无疑问。至于具体时间，史无明文，如果《潜夫论•志氏姓》所说“周宣王时有韩侯”可信，而春秋时期已经不见韩国的记载，则燕国兼并韩国的时间当在周宣王之后至春秋初期。
向冀北、辽西的扩张 西周时期，商朝原在冀北的方国部族孤竹、令支、无终等都不见有活动的记载，可能都已经臣服于燕或为燕所灭，至少是相继纳入到了燕国的封域，此外，燕国势力在北部和东部也有所扩展。近年来，在北京地区和辽西发现有西周时期的燕国贵族墓葬和窑藏铜器，如北京昌平县白浮村西周墓，辽宁朝阳魏营子九座土炕木椁墓，辽宁凌源马厂沟及其附近的喀左北洞村和山湾村的窑藏铜器等。白浮西周墓的随葬品有青铜礼器、兵器、车马器、陶器、玉器、象牙器及有字卜甲等。青铜礼器有鼎、壶，青铜兵器多，其中的尖喙状銎戈和三角形斜刀四穿戈都是少见的器形。青铜短剑极有地方特色，有的剑格与剑身之间有凹缺，有的柄首作马头状或鹰头状，还有柄端带铃的匕首，这些都显示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墓中出土的100多件卜甲残片，背面都显有凿和灼的痕迹，是西周墓葬中最具有历史价值的带字卜甲。喀左铜器窖藏，是西周初年燕国祭祀山川时埋葬的青铜礼器，发现与辽宁省喀左县西南大凌河两岸区丘陵地带的山岗上。在咕噜沟村出土一件周初铜鼎，高50多厘米，重70余公斤，有铭文。在马厂沟出土16件铜器，有鼎、盂、卣、壶、盘和鸭形尊等。盂的铭文为“燕侯作a盂”，系燕侯所作的盛食器。在北洞村出土有方鼎，有铭文24字，记作器者受“a”的赏赐，器底又有“侯亚疑”徽号。在山湾子出土铜器22件，有鼎、鬲、盂、尊等，13件有铭文，其中为伯矩所作。在小波汰沟出土的青铜器，作器者为“圉”，曾参加周王在成周举行的典礼并受到赏赐。喀左窑藏铜器与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关系十分密切，两地铜器“侯 ”铭文。字体一致。小波汰沟所出圉与琉璃河253号墓出土的方鼎、、卣等器铭文内容相同。山湾村的伯矩同琉璃河出土的伯矩鬲是一人之器。这些墓葬和窑藏铜器的发现，表明燕国的经济文化已传播到冀北和辽西地区，这一带已 经纳入到燕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四）、春秋时期的燕国
前文已述，有明确记载的燕侯世序是从第九世燕惠侯开始的。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自惠侯以下至春秋末期，燕侯历有侯、顷侯、哀侯、郑侯、缪侯、宣侯、桓侯、庄公、襄公、桓公、宣公、昭公、武公、文公、懿公、惠公、悼公、共公、平公、简公、献公21世。其中的侯、顷侯属于西周时期，哀侯至献公属于春秋时期。春秋时期的燕国，史籍有关的资料很少，《左传》虽然也有一些燕的零星记载，但这些有限的材料或属南燕，或难以判断是北燕还是南燕。下面仅就确属北燕的材料，概述一下这一时期燕国的几个重要事件。
迁都临易 迁都临易是燕国史上的重要事件，对此，《史记•燕召公世家》并无记载，它是通过《史记集解》转引《世本》而得以保存的。《史记集解》在燕桓侯条下称“《世本》曰：‘桓侯徙临易’。宋忠曰：‘河间易县是也’。”燕桓侯在位时间是公元前697年——前691年。宋忠，当是宋衷，东汉人，他所说的河间易县治今雄州市。可见东汉时临易故城遗址在当时的易县境内。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临易故城遗址现属今河北容城县（与雄州市相邻），位于县城东14公里的晾马台乡南阳村，名为南阳遗址。
南阳遗址为一台地，高出地表1米上下，其北坡则高于地表2一3米，包括南阳村“燕国城”和“晾马台”两处大型春秋战国台地文化遗址。这两处遗址，似是南北二城的格局。在这里征集到和清理出有铭文的铜器、陶器及骨器等文物40多件。出土有陶碗一件，器身有“易市”陶文，“燕王职戈”一件，铜鼎二，铜簋一，铸有“西宫”铭文的铜壶一，铸有“左征”铭文的铜壶盖一，铸有“燕侯载之萃锯”铭文的铜戈三件，燕首刀币三百余枚。另外还采集到铜凿、陶鬲、罐、豆、筒瓦等。陶罐局部也有“易氏”陶文。从上述文物看，“西宫”铜壶的发现，说明这里应为国都宫殿地址所在，铜壶上的“左征”、“右征尹”铭文中的“征”应为燕国内府官署名，左、右为分工司职。“易市”陶文，或与“临易”、“易都”相关。燕侯载，为战国时期的燕成侯（公元前450年一前434年）。这说明，从公元前697年燕桓侯迁都到临易，直至前434年，260多年间，这里一直是燕国的重要城邑。
燕桓侯迁都临易的原因，可能与山戎侵燕有关。山戎是春秋时期分布于河北北部的古代部族，公元前7世纪时最强，曾先后南下攻伐郑、燕、齐等国。据史载，燕宣侯五年（公元前706年），“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公与战于齐郊”。这次山戎进攻的对象不是燕国，但山戎“越燕而伐齐”，对燕国的威胁不言而喻。燕桓侯即位的时间是公元前697年，上距山戎攻伐齐国不过10年，因此迁都临易可能存在躲避山戎侵扰的因素。
燕庄公求齐救燕 燕桓侯在位时间凡七年（公元前697一前691年）。他死后，其子庄公继位，似仍以临易为都。燕庄公执政33年，这一时期正值山戎强盛，燕国成为山戎侵扰的主要目标。燕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64年），山戎对燕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庄公不敌，只好向齐国求援。齐国此时是桓公在位，齐桓公是春秋“五霸”之一，在管仲的帮助下，经过改革，国力空前强盛。因此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燕国请求。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向山戎大举反攻。“遂北伐山戎，令支，斩孤竹而南归”。令支，又作离枝，在今滦县、迁安一带。令支、孤竹位于今冀东一带，是山戎势力的重心地区，齐桓公北伐山戎，进兵令支、孤竹，挽救了燕国的危亡，燕庄公对此非常感激，不惜优礼相待，《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曾记下了这一戏剧性的细节：“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庄公遂送桓公入齐境。桓公曰：‘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于是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命燕君复修召公之政，纳贡于周，如成康之时”。燕庄公的优礼换来了齐桓公的慷慨赠地，不失为燕、齐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对齐桓公所割之地，燕国曾经筑城以示纪念，后世称为“燕留城”。《史记正义》引唐《括地志》称“燕留故城在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地与燕，故名燕留。”唐代的长芦县在今沧州市，燕留城位于长芦县东北十七里，说明燕庄公时期燕、齐两国的分界线在沧州市东北一带。
迁都蓟城 关于蓟城的地理位置，不少学者根据历代地理志书，已经指出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宣武门至和平门一带。对这次迁都蓟城的时间，史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记载。现有史籍所记燕都蓟城的材料均为战国时期。不过根据考古材料可以推断迁都是在春秋时期。解放以来，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一带的陶然亭、姚家井、广内大街白云观、宣武门内顺城街、和平门外海王村等处，不断发现有古代瓦井。并伴有制作精美的饕餮纹半瓦当及战国时期墓葬等。据介绍，瓦器有典型的燕陶文，瓦井的年代大约从东周开始延续到西汉以后。属于宫殿建筑构件的瓦当与东周时期的古井并存，可证迁都蓟城是在春秋时期。
燕国迁都蓟城的历史背景有两个：一是齐桓公北伐山戎，解除了燕国的东部威胁；二是晋国自献公起，通过经济和军制的改革也逐渐强盛起来，先后灭掉赤狄、长狄，并吞二十余国，解除了燕国的西部威胁。这样就使燕国摆脱了戎狄东西夹击的困境，为燕国创造了重新发展的机遇。考虑到这个因素，燕国由临易迁都至蓟应在燕庄公时期以后。
燕国政治经济中心的北移，对燕国以后历史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一方面，蓟城的地理位置优越于山前平原城市的琉璃河和平原城市的临易，便于燕国凭山据险，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另一方面，蓟城处于华北地区农耕区与游牧区的过渡地带和华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连接地带，便于发展农牧经济和实施北进蒙古高原、东拓东北疆域的战略方针，奠定了以后再度拓展冀北和辽西的基础。
燕简公奔齐与还国 春秋末年，燕国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一场政治危机，造成了燕国君位传承的一次重要更迭。但史籍对此有不同的记载，《史记•燕召公世家》是这样记载的：“惠公多宠姬，公欲去诸大夫而立宠姬宋，大夫共诛姬宋，惠公惧，奔齐。四年，齐高偃如晋，请共伐燕，入其君。晋平公许，与齐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而《左传》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条所记惠公奔齐的原因与此全然不同，称：“简公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冬，燕大夫比以杀公之外嬖。公惧，奔齐”。两书所述是同一件事，而事主的谥号及事件的原因却有很大的不同。《史记》称事主的谥号是燕惠公，原因是惠公欲立宠姬而去诸大夫，结果是诸大夫起兵杀死宠姬，惠公被迫出奔齐国；《左传》称事主的谥号是燕简公，原因是燕简公欲重用“嬖宠”而去诸大夫，结果是诸大夫起兵杀死“外嬖”，简公被迫出奔齐国。对事主谥号记载的差异，有的学者认为《左传》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条的燕君应是简公，《史记》将春秋时期的简公与战国时期的惠公位置搞颠倒了，《史记志疑》的作者梁玉绳即持此种观点。也有的学者认为燕惠公、燕简公可能是双谥分称造成的，《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的作者即持此种观点。至于事件的起因。多数认为《左传》所记比较准确。所谓“嬖宠”、“外嬖”，实即简公相信和依靠的一批地位比较低下的下层官吏。另外，《史记》所述简公出奔至齐、晋联兵送简公归国等事，是将不同三年中的四件事杂揉在了简公奔齐以后的第四年一起来叙述。对此《燕史纪事编年会按》已有说明。
根据诸家研究，燕简公奔齐与还国的基本线索是：燕简公起初可能是思谋变革，起用一批下层官吏，以取代“诸大夫”。但这一措施遭到了上层贵族的反对，于是燕大夫们朋比为党，起而诛杀了燕简公的“外嬖”，燕简公不得已逃往齐国避难。这一年是鲁昭公三年（公元前539年），燕简公六年。从公元前539－前536年，燕国一直虚位无君。鲁昭公六年（公元前536年）冬，齐景公入晋，请求晋侯联合伐燕，送简公归燕执政，得到了晋侯赞同。燕国执政的诸大夫自然不愿看到燕简公回国复辟，面对齐、晋联军的军事压力，他们一方面拥立新君燕悼公，作为对抗措施，另一方面又对齐、晋联军分化瓦解，以珠宝鼎彝等厚礼贿赂齐国，并以“燕姬”嫁给齐景公为诱饵。这一措施果然奏效，齐军遂停顿于虢（今保定市高阳、蠡县间），与燕国会盟于濡上（今安新、任丘间），承认了燕国拥立新君的现状，复立简公之事不了了之。
二、战国初期的燕国
（一）、政治形势与主要事件
从公元前475年（周元王元年）起到公元前221年（始皇26年）止，是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代。这期间，燕国先后历经孝公、成公、公、公、桓公、文公、易王、王哙、昭王、惠王、武成王、孝王、王喜，共13世。自燕孝公至燕王哙，是燕国缓慢发展时期；燕昭王在位期间是燕国鼎盛时期；燕惠王以后至燕王喜是燕国衰落并最后灭亡的时期。 战国初年，各国纷纷进行改革，魏国有李悝变法，楚国有吴起变法，秦国有商鞅变法，齐国有田氏代齐，其余韩、赵两国也不同程度地推行过改革的措施，唯独燕国在变法改革方面默无声息，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是战国七雄中比较贫弱的国家。
御齐战争 这一时期，燕国北有东胡，南与齐国、中山相接，西与赵国为邻，而其威胁主要来自齐国。齐国为了实施向北扩张，不断攻伐燕国。公元前380年，秦、魏两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表面上答应救韩，实际上却秘密集结军队，向燕国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桑丘（今徐水县东南）。燕国不得已，向韩、赵、魏三国求援，三国迅即出兵伐齐，兵至桑丘。第二年，三晋为救燕，再度攻齐，直至占领灵丘（灵丘地望不详）。齐、燕桑丘之战，齐国因慑于三晋的军事干预而退兵，燕国最终保住了桑丘,此后，燕、齐又曾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373年，燕、齐于林营（一作林孤.。林营地望不详）交战，燕胜齐败。燕文公七年（公元前355年），齐国侵掠燕国水之地。燕国出兵抵御，两国再次交战，齐军以兵败溃逃告终。水为燕国东部的一条河流，流经于今蓟县，玉田、三河一带，在津、唐之间入海。这一带是燕国的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是燕国的必争之地。在燕、齐战争中，燕国能够屡屡获胜，与燕国的外交活动和韩、赵、魏三国的及时支援密不可分。韩、赵、魏之所以助燕抗齐，是因为他们与燕国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在当时华北地区相邻的燕、齐、韩、赵、魏五国中，齐国最强大，燕国相对弱小，燕国只有联合赵、韩、魏，才能自存。而赵、韩、魏为了保持东方大国之间的平衡，也不愿意看到齐国过分强大。因此在遏止齐国的扩张方面，燕国和赵、韩、魏往往能够保持一致。基于这种形势，燕国积极与邻国开展以御齐为主要目标的外交活动，公元前356年，燕文公与赵成侯在阿（今高阳县北）的相会就具有此种性质。同时，燕国又利用秦、齐两大国间的矛盾，营造与秦亲善的气氛，答应秦惠王“以其女妻燕太子”的要求，借以牵制齐国。燕国正是利用了当时这种微妙的战略关系，抵御了齐国的向北的扩张，保卫了自己的国土。
东胡崛起 东胡为游牧部族，因位于匈奴之东而得名。《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称春秋时期“燕北有东胡”，《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也说战国时期的燕“东北边胡”。燕国与东胡的接触地带，大约在今滦河、燕山以北，西拉木伦河及其迤北的丘陵地带，东部不过医巫闾山。这一地域是东胡民族世代聚居的地方。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文物看，在燕北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地带，燕文化的遗存下面，叠压着与夏家店上层文化交错存在的曲刃式青铜短剑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考古学界一般倾向于认为曲刃式青铜短剑为特点的文化属于东胡族的文化遗存。这说明，在战国燕势力到达这一地区之前，燕北长城沿线及其附近地带曾长期是东胡人聚居之地。
燕国与东胡有着长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这一点虽不见载于史籍，却可以从东胡的文化遗物带有燕文化的成分看出。进入战国时期之后，东胡势力逐步获得发展，军事实力渐增，成为北方草原上的强大民族，对中原地区北部缘边的燕、赵、秦诸国形成直接的威胁。他们除了西侵匈奴之外，也时常南下寇扰燕赵秦边民。而燕国更是首当其冲，如《战国策•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胡人袭燕楼烦数县，取其牛马”。因此燕国不得已遣贤将秦开“为质于胡”，[暂时对东胡采取防御为主的战略。 燕文公徙易 前节已述，春秋早期的燕桓侯曾经迁都临易，之后又由临易迁都蓟城。战国中期，燕文公又一度迁易为都。关于这次迁都的记载，只见于《水经注》。《水经注》卷11《易水》称：“易水又东迳易县故城南，昔燕文公徙易，即此城也”。燕国历史上有两个文公，一个是作为春秋晚期燕武公之子而燕懿公之父的燕文公，一个是作为战国中期燕易王之父的燕文公。“徙易”的燕文公究竟是哪位呢？《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的作者根据后一个文公之父谥号“易王”而断定是战国时期的燕文公。这一见解有道理。
春秋早期的燕桓侯徙都临易是因为“山戎病燕”，燕文公复迁“易”都的原因是什么，史所不详。但文公所迁之“易”与桓侯所迁之“临易”，都在今容城县境内。春秋燕国“临易”故城遗址在南阳村。战国燕国“易”城遗址则在南阳遗址以东3公里的古贤村。古贤村位于今大清河西侧（古易水）。原名古县村，应即古易县的省称。这座古城遗址有“大城”与“南城”之分。大城南北宽约1000米，东西长约1200米。这一南北两城相分的格局，与今易县燕下都武阳城分为东西二城相似。 由于燕文公“徙易”仅见于《水经注•易水》，不见于《史记•燕召公世家》及其它先秦史籍，因此其何年“徙易”、何年又由“易”回蓟，均无从考知。
（二）、燕王哙让位之乱
公元前323年，燕国参加了由魏国发起的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活动，燕君即于此年称王，易王成为燕国历史上第一个称王的君主。两年后，易王卒，子哙即位，是为燕王哙。燕国由此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内乱。
燕王哙禅让王位 燕王哙在位的时间共9年，始自公元前321年，止于公元前312年。他在即位的第三年，即公元前318年，作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将燕王的君位“禅让”给了相国子之，并把三百石以上高官的玺印全部收回，交由子之任命。子之全面执掌了燕国军政大权，“南面而行王事”。]燕王哙禅让王位一时成为列国震动的大事。 燕王哙为什么禅让王位？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燕王哙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好贤”、“行仁”，对历史上唐尧虞舜禅让的传说非常仰慕，企图通过自己的实践建立一种君位任贤的制度。《韩非子•说疑》就说：“燕君子哙，邵公之后也。地方数千里，持戟数十万，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污池台榭，外不a（上下结构，上为“四”，下为“毕”）戈田猎，又亲操耒以修畎亩。子哙之苦身以忧民如此其甚也，虽古之所谓圣王明君者，其勤身而忧世不甚于此矣。然而子哙身死国亡，夺于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何故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淮南子•人间训》也说：“燕子哙行仁而亡”。韩非和《淮南子•人间训》的作者意在批评燕王哙一昧“行仁”，不明君王驾驭臣下之术，而被子之夺位，受到天下人的耻笑，但由此可见燕王哙“不安子女之乐，不听钟石之声，内不湮污池台榭，外不ａ戈田猎，又亲操耒以修畎亩”，是一位励行节俭，反对奢侈，爱惜民力，提倡耕作劳动而“苦身以忧民”的君主，其“勤身而忧世”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古代的“圣王明君”。如果说燕王哙的苦身修行还仅仅属于他的道德主张范畴的话，那么禅让实践所追求的任贤则是他政治主张的体现。尽管他的苦身修行和禅让任贤的书生气十足。
第二，子之是一位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他迎合了燕王哙让贤推能的心理。史籍有关子之的记载不多，《史记•燕召公世家》只说他任燕王哙之相，“贵重，主断”，但燕王哙既然肯让位于他，表明二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比较接近，也说明燕王哙为子之的才能所倾倒。起码是他的“贵重，主断”得到了燕王哙的赞许。根据燕王哙让位之后的事实，看来子之是任非其人，才过其实，很可能是权术多于才能。《韩非子•内储说上》称子之任燕相时，曾“坐而佯言曰：‘走出门者何白马也’？左右皆言不见。有一人走追之，报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诚信”。他托言“白马”而实则要弄权术。《韩非子•二柄篇》所说“子之托於贤以夺其君者也”。可谓一针见血。
第三，在燕国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劝说燕王哙让位，协助子之夺位的派别。苏秦之弟苏代曾作为齐国的使者向燕王哙进言，“燕王问曰：‘齐王奚如？’对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不信其臣’。苏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遣苏代百金，而听其所使”。子之与苏代是儿女亲家，苏代显然代表了子之一派的利益。另一位人物鹿毛寿也曾向燕王进言：“‘不如以国让相子之。人之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因属国于子之，子之大重”。苏代和鹿毛寿就是《韩非子》批评的“夺褫之资在子之”的“私门之党也”。他们的进言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燕王哙的“禅让”。禅让酿成内乱 燕王哙的“禅让”过程似乎比较顺利，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但以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可能是子之推行的一系列措施遭到了失败，遂引发了一场社会动乱，即所谓“国大乱，百姓恫恐”。太子平和将军市被看到时机成熟，于是结党聚众，谋攻子之。
太子平是燕王哙的儿子，他是这次策动起兵的主谋。从当时人向燕王的进言看，太子平的地位在“禅让”期间应该是不受影响的，进言的内容是：“禹荐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人为不足任乎天下，传之于益。已而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已而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于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进言人所谓“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似乎燕王哙的禅让是以保持太子的原有地位作为前提条件的。虽然燕王哙的意愿如此，但政治斗争的无情早已将子之与太子平推上了天敌的地位，太子平的起兵具有必然的性质。
太子平的起兵既有内在的因素，也有外部的因素。齐宣王曾派人向太子平劝说：“寡人闻太子之义，将废私而立公，饬君臣之义，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国小，不足以为先后。虽然，则唯太子所以令之”。话说得委婉，意思却很明确，齐国愿意出兵帮助太子平。这表明，太子平在起兵之前曾得到齐宣王给以支持的保证。这大概也是后来齐国发兵侵燕的借口。
太子平经过一番准备，终于起兵了。他们“围公宫、攻子之”，一时声势浩大。但太子平的攻势并不顺利，连攻数月而不克。由于战局陷入胶着状态，叛军内部又发生分裂，“将军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子之也趁机组织反攻，叛军最后归于失败，太子平和将军市被都死于乱军之中。结果是这场内乱，“构难数月，死者数万，众人恫恐，百姓离志”。
齐国、中山国侵燕 燕国的内乱造成了人心的涣散和国力的严重削弱，也为外敌的入侵提供了机遇。还在内乱发生之初，齐国的群臣就向齐王建议“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孟子也劝说齐王：“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公元前315年，当燕国进入子之执政的第三年，内乱结果即将显现分晓的时候，齐宣王宣布接受群臣建议，命将军匡章率领“五都之兵”和“北地之众”，向燕国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燕国“士卒不战，城门不闭”，几乎毫无抵抗。齐军如入无人之境，50天的时间便占领了燕都，“毁其宗庙。迁其重器”，“燕君哙死，齐大胜。燕子之亡”。
与此同时，中山国也参与了齐国伐燕之役。中山王命国相司马“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得燕地“方数百里，列城数十，克帝大邦”，大大开拓了中山的领土，还得到了周天子和诸侯的策赏祝贺。
齐国和中山国侵占了燕国绝大部分领土，前后达三年之久，由于燕国军民的奋力抵抗和列国诸侯不承认齐国的军事占领，魏、赵、楚、秦等国又不断援燕伐齐，齐国最后不得不从燕国撤军，燕国这才免遭亡国之祸。
对燕王哙“禅让”事件的性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认识，肯定的意见如郭沫若《奴隶制时代》一书认为它是对原始社会唐尧、虞舜禅让的理想化追求，体现了一种进步倾向；杨宽《战国史》认为燕王哙和子之是要通过禅让确立地主政权，禅让事件“具有封建的政治改革性质”；侯任之等《北京史话》等也有类似的看法。否定的意见如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认为禅让导致了燕国内乱，是“一幕滑稽剧”；曹子西等《北京通史》认为是“一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不具有政治改革和进步的性质。两种意见的差距很大，究其因，是持肯定意见的学者主要是着眼于燕王哙的良好政治愿望，持否定意见的学者主要是着眼于“禅让”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总括而言，燕王哙“禅让”事件是一场从改革愿望出发而带来社会动乱，以失败告终的改革运动。
三、燕昭王兴燕
（一）、继位与谋划伐齐
昭王继位 公元前312年，在燕国经历一场大乱之后，燕公子职即位燕王，是为燕昭王。关于燕昭王的名字和身份，《史记》的记载自相矛盾，《燕召公世家》称：“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为燕昭王”。认为燕昭王就是原来起兵反对子之称王的太子，名平。《史记》卷43《赵世家》则称武灵王十年，“齐破燕。燕相子之为君，君反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职于韩，立为燕王，使乐池送之。”认为燕昭王原是燕国王室普通的公子，名职。上述的不同记载造成了后人认识的混乱，并为此而聚讼纷纭。这一情况已随着50年代考古发现的铜器铭文而澄清。1958年容城出土了铭文为“燕王职作冕萃锯”的铜戈，辽宁北票也发现有燕王职戈，《商周金文录遗》595著录有含燕王职字样的铜器铭文，证实燕昭王只能是公子职而非太子平。公子职是从韩国被赵武灵王召回，应是出质于韩。他于赵武灵王十一年被立为燕王，时当燕王哙六年，齐宣王五年，公元前315年。这时正值齐国占领燕国，说明燕昭王称王初期还在赵国过了几年流亡生活，直到公元前312年秦、魏、韩等国出兵救燕，齐军从燕国撤兵后，才在赵国军队的护送下返回燕国。
招贤纳士 燕昭王受任于国破家亡之际，即位后励精图治，决心兴复燕国，报仇雪耻。他对郭隗说的一段话很能反映当时的这种心态。他说：“齐因孤之国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诚得贤士以共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采纳郭隗的建议，招贤纳士，于是昭王拜郭隗为师，给以优厚待遇，“卑身厚币以招贤者”。这一措施很快见到实效，“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诸天下之士欲破齐者”、“善用兵者”，他“尽养之”，在燕国集中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
在燕昭王招揽的人才中，最著名的有三个：苏秦、乐毅、邹衍。关于苏秦，下面将谈到。乐毅是魏文侯时期著名将领乐羊的后代。关于他的生活年代及经历系年，《史记》所记讹误百出，已有学者指出，此略。据《战国策•赵策三•齐破燕赵欲存之》所记，乐毅曾在燕王哙六年齐破燕时向赵武灵王献伐齐存燕之策，又据《史记》卷43《赵世家》，燕昭王被立为燕王，是得益于赵武灵王的帮助。因此推测乐毅在燕昭王初立之年招贤纳士时归燕，有可能是奉赵武灵王之命前往；又，《战国策•燕策二•昌国君乐毅为燕昭王合五国之兵而攻齐》有乐毅答燕惠王书，称：“故假节于魏王，而以身得察于燕”，据此，乐毅归燕似又是魏王所使。不管怎样，乐毅归燕似乎有着更深一层的背景。乐毅的归燕，受到燕昭王的高度重视和信任，将他列为亚卿。乐毅不仅协助燕昭王实行了一些重大改革措施。而且成为后来率领燕、秦、韩、赵、魏五国伐齐联军的统帅，为燕昭王立下赫赫战功。 ) M/) I( f5邹衍，齐国人，号“谈天衍”，归燕后受到燕昭王无上礼遇。《史记》卷74《孟子荀卿列传》称他初到燕国，燕昭王亲自手执扫帚，为他在前面清道。专门为他筑碣石宫，亲自前往受业。他的五德终始说，把过去历史上的朝代和开国帝王按照五行相胜的次序来排列，认为帝王将兴，天必显现祥瑞，迎合了燕昭王承受天命、雪耻兴燕的心理，适应了他政治上的需要。另外，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也兼讲如何运用阴阳五行排兵布阵等。在军事领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所以又被称为“兵阴阳家”。这也有利于燕昭王练兵扩军，以备将来伐齐之用。
燕昭王除了招贤纳士，也积极改革内政，虽然史籍没有留下这方面的系统记载，但从《史记•燕召公世家》所称昭王“吊死问疾，与百姓同甘苦”寥寥数语，仍可窥见燕国曾经采取诸如休养生息、奖励农耕、调节矛盾等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这一切都为燕国恢复元气，增强国力奠定了基础。
组织反齐联盟 燕昭王回国不久就确定了建立反齐联盟的战略方针，乐毅参与了这一战略方针的制定。《史记》卷80《乐毅列传》有乐毅报燕惠王书，其中回顾了乐毅建议燕昭王制定反齐联盟的情况，称：“夫齐，霸国之余业而最胜之遗事也。练于兵甲，习于战攻。王若欲伐之，必与天下图之。与天下图之，莫若结于赵。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赵若许而约，四国攻之，齐可大破也”。乐毅认为齐国力量较强，燕国要想战而胜之，必须联合天下各国共同对付齐国；建立天下各国的反齐联盟，核心是必须让赵国参与进来。他认为齐国占领的淮北、宋地，楚、魏两国垂涎已久，楚、魏两国有参加联盟的可能。只要燕、赵、楚、魏四国联合伐齐，“齐可大破”。这一建议得到了昭王的赞成并付诸实施。
乐毅是反齐联盟的倡导者，而这一战略的具体实施则主要是通过苏秦完成的。有关苏秦的情况，《史记》记载颇多讹误，近代以来学术界对此多有研究。据《燕史纪事编年会按》作者的介绍和进一步研究，苏秦自燕昭王二年初说燕，至燕昭王二十八年被车裂于齐，主要活动于燕昭王、齐闵王之世（公元前310一284年）。他与张仪活动时间的先后，是张前苏后，而非《史记》所记的苏前张后。苏秦一生的活动，实际上就是秉承燕昭王的旨意，组建以燕国为核心，联合赵、秦、韩、魏、楚等国的反齐联盟。他在初见燕昭王时就分析说：凡天下战国七，燕处于弱国地位，独战则不能，有所附则无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韩、魏，韩、魏重。燕的向背在列国间的争霸关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亡齐之策。为了实现这一计划，燕昭王派苏秦入齐，先是说齐宣王归燕十城，后是鼓动齐伐宋，离间齐赵关系，并在赵武灵王、魏襄王、楚怀王、韩襄王这些大国王侯之间进行外交游说。
公元前288年，秦、齐两国同时称帝，企图东西联手瓜分天下，引起各国的不安。后来两国虽放弃了帝号，但各国对它们的戒备之心却没有消除。齐国向外扩张，唯一易于得手的是南向灭宋。齐攻宋，有利于燕，一则有利于燕的安全，加紧预作伐齐的准备；二则齐攻宋，宋国的近邻楚、魏，也势必要和齐国争夺宋地，从而又可引发楚、魏和齐国的矛盾，这也有利于燕孤立齐国。齐攻宋，对齐国来说，最顾虑的是秦国的干预，因此，齐国在攻宋前，派苏秦联络三晋和燕国与齐五国合纵抗秦。公元前287年，五国合兵伐秦，赵国奉阳君李兑为主帅。燕国只是表面上应付齐国，只派2万人，自备粮草参加。齐国意在借机灭宋，防止秦国东出救宋。各国目的打算不一，所以五国“合纵”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结果是五国伐秦无功，疲于成皋（今河南荥阳水镇）而退。齐国则借机于公元前286年灭宋。
齐伐宋，正中燕国下怀，为防止齐国识破燕国的企图，燕国还派张隼带兵跟从作战，张隼作战不力，被齐王杀死，燕昭王为此遣使“请罪”，自认“择人不谨”。齐灭宋，引起各国震动，推动了反齐联盟的建立，公元前285年，秦王、楚王相会于宛（今河南南阳市），秦王、赵王相会于中阳（今河南郑州市东南）；公元前284年，秦王、魏王相会于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秦王、韩王相会于新城（今山西朔州西南），燕昭王入赵见赵惠文王。燕、赵、秦、韩、魏、楚等国王频繁相会，是为了协调攻伐齐国的行动。这是伐齐前最后一次重大外交活动，标志着反齐联盟的最终建立。
乐毅最初设计的反齐联盟是燕、赵、楚、魏四国联合，最后实际情况是扩大到了燕、赵、韩、魏、秦、楚六国的范围，其中燕、赵、韩、魏、秦五国是共同出兵，组成联军，直接进攻齐国本土；楚国则是单独出兵，进攻齐国所占原宋国故地淮北，策应、配合五国联军的军事行动。反齐联盟的扩大和建立，奠定了后来伐齐胜利的基础，是燕昭王外交战略的胜利，
苏秦为反齐联盟的扩大和建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一则苏秦作为客卿，奉昭王之命出使齐国，引起了昭王身边权臣的嫉忌和不满，这些人在昭王面前屡进谗言，诽谤苏秦，昭王并不十分信任他；二则燕昭王伐齐之心急切，在条件未成熟的情况下，常有冒险行动，如燕昭王十四年，就贸然发动了攻齐的“权”（今顺平县西北）之战，结果为齐所败；公元前287年，五国联军攻秦时，燕昭王“与群臣谋破齐于宋而攻齐，甚急”，迫使正在攻宋的齐闵王从宋撤兵。这两场危机，都陷苏秦于很大的被动及危险中，权之战，经秦国和赵国的出面干预，齐国才罢兵休战；燕乘齐攻宋时急谋伐齐，是在苏秦及时劝告下，燕昭王才没有贸然行动。苏秦为燕昭王反齐联盟的组成建立了大功，可是当公元前284年乐毅率五国之师伐齐获得大胜时，齐闵王最终察觉了苏秦使齐反间的真面目，将他处以极刑，他为燕国的胜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结好秦昭王 为了筹划伐齐，燕昭王在外交上采取了结好于秦的战略，燕昭王五年，即公元前307年，秦武王猝死，公子稷继立，是为秦昭王。秦昭王以雄才大略著称，在秦国历史上颇有建树。他的继立为燕、秦结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因为公子稷在继立秦王之前，曾作为质子长期居留燕国。秦武王与力士孟说举鼎，绝膑而死，事发突然。当秦国决意立公子稷为王之后，燕昭王采取了积极合作的态度，将公子稷迅速送归秦国，使他得以顺利继位，所以史称秦昭王的继立，“燕昭王与有力焉”。燕昭王正是利用这个机遇，与秦国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
燕、秦的结好不纯粹取决于燕昭王和秦昭王的个人关系，还有双方战略的需要。在当时列国兼并战争的形势下，各国之间都存在着微妙而复杂的双边或多边的利害关系，燕、秦两国也是如此，既有倚重的互利关系，也有冲突的潜在可能，但在燕昭王时期，由于两国地理上相距较远，暂时还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冲突。双方依存的互利关系超过冲突的潜在可能，作为秦国，可以通过联燕而制齐。牵制东方的强齐；作为燕国，可以通过联秦而伐齐，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和外交活动的筹码。双方的战略需要使燕、秦在反齐这一点上达到了一致，这是燕、秦结好的主要原因。
燕、秦结好成为燕国联合诸国、攻伐齐国的外交战略的支柱之一。在燕、齐两国的权之战中，燕国损兵折将，几乎不支，多亏秦国会同赵国出面干预，才使燕国摆脱危机。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当乐毅大举伐齐时，秦国也出兵相助。强秦参与伐齐联盟，是燕国敢于制定伐齐战略和伐齐战争初期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兴建下都武阳城
营建燕下都 燕下都位于今易县城东南，战国时这一带属武阳邑，因此又名武阳城。武阳邑因居于武水之阳而得名，它始建于何时，史书没有确切记载，大约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年。作为燕国政治经济中心和军备要地的下都，则是在燕昭王时期大规模兴建的。《水经注•易水》就说：“燕昭创之于前，（太）子丹踵之于后”。又说“燕昭王广延方士，不欲令诸侯之客伺隙燕邦，故修建下都，馆之南陲”。地方志书也多以为下都建于昭王，再修于太子丹。
燕下都的修建是燕国为适应当时形势需要而采取的重大举措。燕国在西周时疆域宽广，国力雄厚。曾经一度称为“钜燕”，但在进入春秋、战国以后，它却北面受到戎狄的压迫，南方面临齐、晋或齐、赵的威胁，处于强国和戎、狄的夹缝之间，国势比较弱小。特别是在燕王哙的“禅让”导致国内大乱和齐国、中山的大举进犯之后，燕国的内忧外患更加严重。不仅齐、赵、中山对燕国构成了直接的威胁，秦国这时也频频东向出兵伐韩、侵赵，使燕国日益面临更具危险性的潜在威胁。燕国为了南防齐、赵的兼并和西御强秦的威胁，需要在靠近齐、赵边境和西依太行山的西南界修建军事、政治重镇，以应付可能来自东、南、西三面的威胁。因此扩建武阳城，营建燕下都就成为燕昭王的必然选择。
燕下都还具备了适宜的地理条件，它西依太行山脉，东临河北大平原，南有易水（即中易水的武水和南易水的鲍河），北有濡水（即北易水），自然条件优越，经济相对发达。它的西北至西南一线是山岳地带，高山峻岭绵延数十里，西北约40公里有紫荆关，西南约15公里有下关，是一道天然屏障。总之，这里进可攻，退可守，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地理位置的优越成为营建燕下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
燕下都布局 燕下都遗址是从本世纪20年代末开始发掘的，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发掘，其基本情况已经搞清，它包括有城池、宫殿、仓库、馆舍、手工业作坊、百工居地和贵族墓地等，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以下简要介绍有关情况。
古城平面呈长方形，东西约8公里，南北约4公里，是现在已知战国都城中面积最大的一座。城区分为东、西两部分，中间为一古河道隔开。东城是燕下都的主体，平面略呈方形，东西4.5公里，南北4公里。城墙宽约40米，夯筑，至今地面仍保留有部分残垣。城市东、北、西三面各发现城门一座。南垣外以中易水为天然城壕，东、西两垣外则有人工河道为城壕，距北城墙1000多米的北易水，也起着城壕的作用。东城中间有一条东西向的横隔墙和一条自西垣外古河道中引来的分为南、北两枝的古河道。古河道南枝以北，包括北城墙以外的大片地段，有众多的宫殿基址，是宫殿区。古河道北枝东端为蓄水池，即《水经注•易水》所称的“金台陂”。这条河道可能是为解决宫殿区内用水和布置风景的需要而修挖的。蓄水塘湖的湖径约260米。在横隔墙和东垣北段、北垣上，各有突出于城垣的建筑基址一座，当属保护宫殿区的防御措施。在古河道南枝以南直抵南城垣的10多个地点，发现面积较大、堆积较厚的文化层，是居民区。
西城平面略作方形。该城东西约3.5公里,南北约3.7公里,墙基宽亦40米左右,地面城垣保存较好,有的高达6.8米，宏伟壮观。该城北垣中部向外突出一块，俗称北斗城。城内堆积极少，可能是为军事防守需要而增建的附郭城。郭城本应是城的外围，原应建在城的四周，因燕下都南北为武水和濡水所限，不便于在南北扩建，所以在城西建郭城。
宫室建筑。下都宫殿建筑，是以紧贴在横隔墙便于段南侧的武阳台为中心。在武阳台以北，1400余米中轴线上，依次有望景台、张公台、老姆台诸夯土台基，为主要的宫殿区。其中以武阳台最大，东西约140米，南北约110米，高约11米。外形分上下两层，说明原来的建筑物是分上下两层修建的。望景台东西约40米，南北约26米，残高3.5米。张公台长宽各约40米，高约12米，外形作四层阶梯状，上面的两层是汉以后加修的。在这4个中心台基之外，已于武阳台东北、东南和西南分别钻探出三个宫殿建筑群，各由一个大型主体建筑和若干较小的建筑组成，同武阳台组成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体。另外，建于武水之阳者，还有五华台（亦名侯台），其址在今易县城内西北隅；有黄金台，其址在易水东南约9公里，为燕昭王置金于台纳天下贤士的地方；有仙台，传说为燕昭王求仙处，又据出土瓦当所示，还有左宫、右宫及武库等建筑名称。
仓库。在燕下都曾出土有“上党武库”铭文的韩国铜敦，“十四年武库”铭文的铜矛。下都有冶铜和兵器作坊，也应有“武库”。在这里出土的燕王剑、矛、戈等铜兵器，大约就是武库中的藏品。另外，出土多枚的燕明刀币，可能是“钱库”中的藏品。
馆舍。燕昭王为招贤纳士，曾在城、郭之外修建了很多馆舍，这些馆舍多在燕下都城南。著名的有钓台、金台、小金台、三公台等。三公台，传说为乐毅、邹衍、剧辛的居所。金台、小金台、阑马台遗址的情况，宋代的《太平御览》曾记载说：“并悉高大秀峙，相对翼然。台左右水流径通，长庑广宇，周流波浦。栋渚咸沦，柱础尚存，是基构可得而寻”。可见燕下都的馆舍遗址在宋代还相对完整。
手工业作坊。燕国百工只有冶者见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今据考古勘查，燕下都官办手工业作坊有冶铁、兵器、铸币、骨器、制陶等。这些手工业作坊，多分布在东城宫殿区西北到东南的弧线上。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有、犁、铧、镰、五齿耙等铁农具和锛、斧、凿、刀、锥、锤等铁工具；青铜剑、戈、矛、镞等兵器和铁制盔甲等；陶器有鬲、釜、豆、盂、尊、罐、壶等，以灰陶为主，但多有文字记载，表明是官手工业制品。
居住区。东周末年，手工业、商业和农业都相当发达，当时的士、商、工、农四民，有的就居于城郭之内。燕国的官吏、百工，寓居都城之内。从考古得知，除东城内有居民区外，今高陌村北也是一大型居民区，面积约4万平方米，固安城鼓楼台一带，居民稠密，发现废弃的水井40眼，东周至汉代的遗物颇多。在城内居住区除出土的陶器用品外，还出土有建筑陶器板瓦、筒瓦、瓦当，这里的居室可能是瓦屋，大约是官吏的住区。
贵族墓地。东城的西北隅有两个公室墓区。隔墙和古河道以北的叫虚粮冢墓区，《水经注•易水》称之谓“柏冢”，有13个高大的封土堆，由北向南分成四排。隔墙和古河道以南的叫九女台墓区，有10个封土堆，分成3排。据钻探，墓内有积炭、积蚌。从九女台墓区16号墓出土物看，有残存（已被盗掘）的陶ａ（形声字，左为“钅”边，右为“获”的右半）鼎，大牢九鼎一套，大牢七鼎二套，陶二套，八、四为组。鼎、之数合乎王制。这两个墓区的墓葬，每排当为一代燕王（或侯）及其王后与夫人的陵墓。这种陵墓区，以周制说叫做“公墓”，公墓设于城内是春秋的常制。燕下都陵墓区设于城内，说明还保存着古制。其他墓葬则大都在东、西城之外。1964年2月，文物工作者在中易水南岸周任村和定兴县落宝村发现墓葬群，经探查计有480座，大部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填土经过夯实，可能是官吏的墓地。
燕下都的建筑布局规模宏大，自成系统，具有燕国政治、经济中心的恢宏气象，不失为燕王政治权力强大和燕国经济发展的标志。 燕下都的武备设施 燕下都不仅是燕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武备要地。今下都城东3.5公里有金台陈村的夯土台基，北3公里东茹堡也有，考古者推断为城外围的防卫哨所。在下都故城外的老姆台周围一带，发现陶井20余眼，台北积有大量马粪，乾隆《易水志》认为它是“燕王登殿检阅兵马处”。西城郭比较空旷，文物极少，西南角有一村至今名为“军营村”，当是兵马驻地。燕国在文公时期号称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700乘，骑6000匹，燕易王时期，军事力量更有较大的发展，因此下都兴建后当有不少屯兵，上述的武备设施应与下都的屯兵有关。
（三）、燕国臻于极盛
秦开却胡与燕筑长城 在国力发展的基础上，燕昭王不失时机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拓边活动，这就是秦开却胡。《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记载：“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秦开却胡是燕国史上的大事，但由于史书记载过于简略，所以有必要作一些具体分析。-
关于秦开的身份，《匈奴列传》只说他是燕国的“贤将”。实际上秦开恐怕还有更深的背景。按照古时两国交往取信的习惯，一般都是派遣国君的爱弟或贵子到对方去，秦开既作为燕国的质子前往东胡，应是受到燕昭王信重的人，类同于前往齐国作人质的燕昭王之弟襄安君。由此推测秦开不是一般燕将，起码是受到燕昭王宠信的爱将。
关于秦开为质于胡的时间，《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的作者曾有一番分析，他认为秦开入胡为质应在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大举兴兵伐齐之前，目的有两个：第一，东胡是战国时期燕北的重要游牧部族，燕昭王谋伐齐，必须解除北顾之忧，秦开入胡为质的直接目的就是和东胡，使东胡不致侵犯燕国北边；第二，借助东胡的军事力量，开辟新的兵源，以备将来伐齐之用。
关于秦开却胡的时间，《匈奴列传》置此事于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之后和赵将李牧守边之前。据《史记》卷43《赵世家》，赵武灵王“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的时间是二十六年（公元前300年）、二十七年（公元前299年）。相当燕昭王的十二年（公元前300年）、十三年（公元前299年）。这应是秦开却胡时间的上限。又据《史记》卷81《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李牧守赵边约在赵悼襄王元年前10余岁，即公元前260年前后，相当燕武成王十二年前后。这应是秦开却胡时间的下限。再综合考虑燕昭王伐齐前后的列国形势，秦开却胡的时间应在乐毅伐齐之后，当在燕昭王三十年至三十二年间（公元前282年——前280年），因为这一期间乐毅伐齐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燕昭王有力量，并且也敢于向东胡进军。
秦开却胡是燕昭王兴燕图强的重要举措之一。它的成功使燕国东部边境向前推进了一千多里，大大开拓了燕国的疆域，燕国随即开始修筑北长城。北长城西端起自造阳（造阳在上谷，汉上谷郡治在今怀来县），向东到达襄平（襄平为汉辽东郡治，在今辽宁省辽阳市北）。北长城的遗址至今犹存，位于今宣化、怀来以北的张北和赤峰间，东西走向，西入内蒙古自治区的兴和县，与赵长城相接，东北经丰宁、围场至辽宁西部，经赤峰以南进入今北票。其中赤峰红山以北沿西路ａ（独体字，“嘎”字的右半）河北岸向东延伸，经过老爷庙、八家子、撒水波等村的一段，全长约15公里，跨山越谷，气势雄伟。城墙的建筑方式，有的地段用土夯筑，有的地段用石块砌筑，现存高度2、3米至4、5米不等。燕国南长城位于今易水流域，是由易水的堤防扩建而成的。西端始于今易县西南，沿易水而东，经徐水、安新至文安县止，原是燕国与中山国的分界线。
乐毅伐齐 燕昭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84年），燕国征发全国军队出征，以乐毅为上将军。秦国派尉（官名）斯离率兵和三晋之师会合。赵王以相国印授乐毅。乐毅统帅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师伐齐，先从燕境进攻齐之北地（黄河以北属齐国而与燕相接之地），由于齐闵王信任苏秦，认为燕国不会反齐，所以齐国的防务只注重济西的正面，“悉起军而距军于济上”。而乐毅之师却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从北线攻伐。齐国北地失守，西线济西也很快动摇，齐将触子缺乏斗志，刚一交战就下令退兵，自己先乘车溜走，导致齐军大败。继任的达子统率余部继续作战，屯兵于秦周（临淄雍门以西地方），又战败，达子战死。这时秦、韩之师退出战争，乐毅于是分魏师攻占原宋国旧地，分赵师攻取河间，打算独率燕师进击齐国内地。燕将剧辛不同意孤军深入，他认为：“齐大而燕小，赖诸侯之助以破其军，宜及时攻取其边城以自益，此长久之利也。今过而不攻，以深入为名，无损于齐，无益于燕，而结深怨，后必悔之”。乐毅则认为：“齐王伐功矜能，谋不逮下，废黜贤良，信任谄谀，政令戾虐，百姓怨怼。今军皆破亡，若因而乘之，其民必叛，祸乱内作，则齐可图也。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罪，改过恤下而抚其民，则难虑也”。燕军遂深入其地，一举攻陷齐都临淄。燕昭王亲自到济上（即济西）犒赏燕军，封乐毅为昌国君。齐闵王出逃到莒（今山东莒县），为淖齿所杀。
燕军乘胜追击，齐军望风奔溃，燕军一举攻占临淄，尽掠齐国珍宝重器，“珠玉财宝、车甲珍器尽收入燕，大吕陈于元英，故鼎反於历室，齐器设于宁台，蓟丘之植，植于汶皇”。此后乐毅一面继续攻打其余齐城，一面镇守临淄。休整燕军，采取了一系列稳定统治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安抚齐国贵族，在齐国封了20多个拥有燕国封邑的封君，还把100多个燕国爵位赏给齐人；搜求齐国的逸民隐士，给以礼遇；革除暴政，施行轻徭薄赋，重建社会秩序，收买齐国之心；将攻占的齐国城邑改设为燕国郡县。
乐毅镇守齐地期间，也有人向燕昭王进谗言，说乐毅久围莒和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不克，欲借兵威南面称王，居心叵测。燕昭王不信谗言，反而大会群臣说：“先王举国以礼贤者，非贪土地以遗子孙也。遭所传德薄，不能堪命，国人不顺。齐为无道，乘孤国之乱以害先王。寡人统位，痛之入骨，故广延群臣，外招宾客，以求报仇；其有成功者，尚欲与之同共燕国，今乐君亲为寡人破齐，夷其宗庙，报塞先仇，齐国固乐君所有，非燕之所得也。乐君若能有齐，与燕并为列国，结欢同好，以抗诸侯之难，燕国之福，寡人之愿也”。燕昭王杀掉进谗言者。封乐毅为齐王，赐乐毅妻以王后之服，赐其子以公子之服，赐乐毅“辂车乘马、后属百两（辆）”。乐毅坚辞不受，以死自誓，信义节烈为诸侯所畏服。
乐毅伐齐，前后历时5年之久，攻克齐城70余座，齐国最后只剩下莒和即墨两座孤城。这是燕国的极盛时期。齐宣王五年，齐匡章率师攻破燕都，迁其重器，占领燕国4年；31年后，乐毅率燕师攻入齐都，尽收其宝，毁其宫室宗庙，占领齐国达6年之久，燕昭王终于洗刷了国耻。
燕国极盛时期的疆域 战国初期燕国的疆域大约包括今河北省的北部和今山西省的东北一角。全境东北和东胡接界，西和中山、赵接界，南边靠海，并和齐接界。到了燕昭王时期，随着燕国的强大，疆域也大为拓展。从公元前300年起，赵国连年兴兵，大举进攻中山，最终于公元前295年灭中山。与此同时，燕国也乘机蚕食中山之地，大约占领了中山北境一带，今唐县、望都一线成为燕国的南境。燕昭王伐齐后，燕将秦开又东向却胡，拓地千余里到辽东（今辽宁辽阳市北）。据《战国策•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公》记载：这一时期的燕国“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陀，易水”。上述引文虽是策士的夸辞，却也大致反映了当时燕国疆域的概况，即东与朝鲜为邻，南与齐国交界，西与赵国为邻，北与戎狄杂处。以今天的地理范围而言，就是以北京地区为中心，领有河北省的北部，内蒙古的南部，山西省的东北部，山东省的西北部及辽宁省的西部等广大地区。《韩非子•有度》称：“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这位“残齐，平中山”的燕襄王就是燕昭王，他死后为双谥，称“昭襄王”，故或称“燕襄王”。韩非子这段话既是对燕昭王开疆拓土事业的称赞，也是对当时燕国极盛时期疆域的总体概括。
四、燕国的衰亡
（一）、伐齐战争的失败
骑劫代乐毅 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子惠王立。这时燕国伐齐已达五年之久，取70余城，唯莒（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未下。乐毅围而不攻，以待时机。但初立的燕惠王对乐毅猜忌，改用骑劫为将代替乐毅。这一错误的决策导致了燕国伐齐的失败。对此，《史记•燕召公世家》、《史记•田单列传》、《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战国策•齐策六》、《战国策•燕策二》等均有记载，大体一致。
据《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燕惠王为太子时，就与乐毅不和。齐将田单知道燕国君臣相疑，就利用这一矛盾，派人前往燕国进行反间活动，到处散布乐毅以伐齐为名，其实是想联合齐国的残余势力在齐称王，只是齐人不肯归顺，他不急于攻克即墨，是养敌自重，等待时机；还散布说齐人害怕燕国换将，那样莒和即墨两城就守不住了。昏庸的燕惠王本来就疑忌乐毅，听到这些谣言，疑心更重，就派骑劫前往齐地指挥燕军，召乐毅回燕。乐毅担心被杀，便逃亡赵国，被封为望诸君。齐国视为光复旧业的最大障碍名将乐毅，就这样被燕惠王轻而易举地解职了。
骑劫平庸无能，并无军事才能，他代替乐毅为将，造成了燕国军心动摇。齐将田单为了激励齐军的士气，故意诱使骑劫犯错误，放出口风说：我们最害怕的就是燕国人割掉齐国俘虏的鼻子，把他们赶在队伍的前面，来跟我们作战，这样，即墨城里就会人心涣散，守不住了。骑劫果真依言而行，结果大大激怒了即墨守城的齐军。田单又派人四出散布说：“我们齐人最担心燕军发掘城外的祖坟，侮辱我们的祖先。你们要是这么做，即墨人就会伤心害怕，不愿死守了。”骑劫又依其言而行，挖齐人祖坟，焚烧齐人祖先尸骨，这更使齐人激发了与燕军拼死一战的决心。在双方军队的士气和战斗意志方面，燕军也开始明显地低于齐军。
即墨惨败 燕军的易将已经预兆了燕军的不祥结局，而燕军在即墨遇到齐军的优秀将领田单更注定了燕军必将失败的归宿。齐将田单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他受任于危难之际，领导即墨军民抗燕，成功地将燕军拒守于即墨城外，使燕军不能越雷池一步。他看到齐军士气高涨，斗志旺盛，知道与燕军决战的时机到了，于是就散家财以犒劳将士，把自己的妻妾也编进队伍，以取得军民的信任和拥护。他还借用迷信的形式，在军队里挑选一个机灵的士兵装扮“神师”，谎称天神下凡相助齐军，借以坚定即墨军民抗燕的信心。决战前夕，他埋伏下精壮的铁甲士兵，令老弱残兵和妇女站在城上守城，遣使者假意向燕军联系投降事宜，认定投降条款。又令即墨的富家，携带重金送给燕军将领，请求保护家小。田单的种种麻痹手段果然收到奇效，燕军个个斗志涣散，警惕松懈。
与此同时，田单却在即墨城里积极进行战斗准备，他“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即墨之战是燕、齐双方成败兴衰的关键一战。田单用“火牛阵”一战而败燕军，骑劫为齐军所杀，燕军望风而逃，齐军很快就收复了失陷的70余城。这一年是公元前278年。
燕军的败北，是燕国衰落的开始。燕昭王、苏秦、乐毅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兴燕功业，就这样被昏庸无能的燕惠王、骑劫毁于一旦。
（二）、燕惠王被杀
公元前272年，燕惠王立七年而死。对其死因，《史记•燕召公世家》及《史记•秦本纪》、韩。魏、齐、楚《世家》均没有提及，只有《史记•赵世家》作了一个简略的记载：“燕将成安君公孙操弑其王”。然而却又晚记了一年，系于赵惠文王二十八年（公元前271年）。可见他属于非正常死亡，是为燕相公孙操所杀。燕惠王因何被杀？史所不详。燕惠王死后，继立者是惠王子，是为武成王。武成王是公孙操扶立的傀儡，还是公孙操的幕后支持者？也不详。不管这一事件的真相原委如何，有一点可以确信：这是燕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所致。
惠王的被杀，招致了列国诸侯的声讨和攻伐。据《史记》卷15《六国年表》所记，这一年攻伐燕国的有魏、楚国两国。据《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记，是“韩、魏、楚共伐燕”。除魏、楚两国外还有韩国。《史记》卷5《秦本纪》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则称：“佐韩、魏、楚伐燕”。表明秦国也间接地参与了伐燕战争。赵国是燕国为邻国，起初也曾准备伐燕，但后来却中止了，这是因为听从了苏代的劝说。苏代是苏秦的弟弟，他之所以能说动赵惠文王停止进兵，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的故事起了作用。《战国策•燕策二•赵且伐燕》记此事说：“赵且伐燕，苏代为燕谓惠王（指赵惠文王）曰：‘今者臣来，过易水。蚌出方曝，而鹬啄其肉，蚌合而钳其喙。’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谓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禽之。今赵且伐燕，燕赵久相支，以弊大众，臣恐强秦之为渔父也，故愿王之熟计也’。惠王曰：善。乃止”。赵国没有出兵伐燕，是采纳了苏代的意见。
秦、韩、魏伐燕的结局如何，由于史书缺载，无法知道其具体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燕国决不是胜家。在战国时代，一国统治集团的矛盾冲突往往导致外来列国的军事干预，从而削弱该国的实力甚至加速该国的衰亡过程。
（ 三）、燕赵战争的失败
自从田单破燕复齐之后，燕国开始从极盛的顶点跌落，走上了衰亡的下坡路，无力再对齐国采取攻势战略，齐国本身也是元气大伤，仅以自存，同样无力图燕，燕、齐间的对抗，从此主要转为燕、赵间的对抗了。赵国经武灵王的变革后，国势较强，是与西方秦国相抗衡的东方强国。而这一时期的燕国末世之君武成王、孝王和燕王喜三代，虽是平庸之君，却在燕国处于衰亡之际，迎合秦国之意或乘赵国危难之机，不断挑起与赵国的争端。其结果是燕国在战争中屡屡失败，使已经处于衰落进程的燕国更加衰弱不堪。
荣攻赵代地 公元前265年，赵国国君新旧交替（赵惠文王死，赵孝成王立），赵太后主政，秦国趁赵国政局不稳之际，向赵国发动了进攻，连取三城。秦在攻赵之前，曾派使者说燕武成王从燕国的代北之地攻赵，与秦军南北策应。燕武成王遂遣荣为将，配合秦攻赵的军事行动。赵国一时处于秦、燕夹攻的困境，不得已而求救于齐国。齐国则提出条件，要求赵派长安君作为人质。赵国答应后，齐国派相国田单率师救赵。西拒秦军之后，田单又率赵、齐联军对燕国进行报复，占领了燕地中阳（中人，今唐县）。燕攻代地的军事行动以得不偿失而告终。
策反武垣令 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赵国大败，秦坑杀赵卒40万，赵国大伤元气。第二年秦国又攻取赵国的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和武安（今武安西南），进而兵围邯郸，赵国处在岌岌可危之中。就在赵国军民全力以赴投入邯郸保卫战时，北部靠近燕境的武垣却发生了叛赵归燕的事件。《史记•赵世家》赵孝成王七年条称：“武垣令傅豹、王容、苏射率燕众反燕地”。武垣处于燕、赵交界地带，《史记正义》认为：“武垣此时属赵，与燕接境，故云率燕众反燕地也”。言外之意是武垣原为燕地，后属赵国。所谓“率燕众反燕地”，《燕史纪事编年会按》的作者推测傅豹等人原是燕国的武垣令长，赵夺武垣后，他们仍任原职，他们可能是受到策反而弃赵归燕。这一推断很有道理。《战国纵横家书》第22《虞卿谓春申君章》有虞卿当时对燕国扮演角色的反映，称：“今燕之罪大，赵之怒深”。可证燕国确实卷入了武垣令傅豹反赵入燕众事件。这一年正值燕武成王十三年（公元前259年）。
栗腹攻赵 武成王立十四年卒，子孝王继位。孝王在位仅3年又卒，子燕王喜继位。燕王喜时期，燕国曾两次向赵国发动进攻：一次是栗腹攻赵；一次是剧辛攻赵。栗腹攻赵发生在燕王喜四年（公元前251年），起因是燕王派遣相国栗腹作为使者前往赵国，为赵王贺寿，送上礼金五百。这时赵国上距长平之战不过十年，国内一片萧条，栗腹认为有机可乘。返燕后建议燕王伐赵。他说“赵氏壮者皆死长平，其孤未壮，可伐也”。将军乐间和大夫将渠以及朝臣一致反对，尤其是将渠反对最力。燕王不听，坚持伐赵。于是发兵两道，车二千乘，计60万人攻赵。栗腹一支领兵40万攻（今柏乡北），卿秦一支领兵20万攻代，燕王自率后继部队相随。燕军进至宋子（今赵县北），赵将廉颇带兵8万迎击，大败燕军，阵杀栗腹，乘胜追奔500里。与此同时，乐乘也率军5万击败卿秦于代地，卿秦被俘。第二年，廉颇率赵军进围燕都。公元前249年，乐乘所率赵军也开赴前线，会同廉颇合围燕都。
这次燕赵之战前后历时三年，燕国破军杀将，都城被围，燕王喜不得已向赵国求和。赵国提出必须让将渠来主持和议，燕王只好同意。最后双方达成和议，燕国割地五城，赵师解围而返。
剧辛攻赵 公元前245年，赵悼襄王新立，任命武襄君乐乘代廉颇为将。廉颇愤而发兵攻打乐乘，接着便离赵至魏，庞被任命为赵军主帅。公元前242年，燕王喜见赵国“数被秦困”，良将廉颇又离赵至魏，认为是伐赵的好时机，就任命剧辛为将伐赵。剧辛原居于赵国，与庞相善，当燕王征询伐赵的意见时，他口出狂言，说：“庞易与耳”。赵国闻讯，即以庞率军抵御。两军刚一交战，燕军就一败涂地，连失五城，损兵二万，剧辛被赵军擒杀。燕王喜两次伐赵都以失败告终。
赵伐燕 赵国自长平战后，实力虽然中衰，但大国余威犹在，且有名将廉颇、乐乘、李牧、庞等人支撑，与燕相比还是赵强燕弱。赵国自悼襄王起，也利用这一优势频频伐燕。公元前243年，赵悼襄王以李牧为将伐燕，取武遂（今徐水县西）、方城（今固安县南）。公元前236年，赵将庞再次率师伐燕，攻取狸（或作厘，今任丘市东北）和阳城（今唐县东）。
赵、燕两国的混战给秦国以可乘之机，秦以救燕为名遣师伐赵。令王翦出兵上党（今山西长治一带），攻取赵国的阏与（今山西和顺）等地；令桓、杨端和攻取赵国的邺（今临漳西南）、安阳（今河南安阳西南）及河间（今献县东南）六城。燕、赵的相争不仅消耗了各自的实力，使秦国坐收渔人之利。而且很快就使燕、赵两国共同面临了秦兵东进和北上所带来的亡国威胁。
（四）、燕国的灭亡
公元前230年，赵国发生大地震和大灾荒。次年，秦国利用这一机会发动了灭赵之战，王翦率军东出井陉（今井陉县东北），杨端和军由河内（今河南新乡一带）北上，南北合围赵都邯郸。公元前228年，邯郸失陷，赵王迁被俘，赵公子嘉率其宗族数百人逃至代（今蔚县东北），自立为代王，继续抗秦。王翦率军驻扎中山，随时准备向燕大举进攻。燕国第一次直接处于秦军兵锋之下，真正感到亡国的威胁了。 荆轲刺秦王 秦灭赵之后，燕国成为下一个进攻的目标。面对这种形势，燕国统治集团采取了两个对策：一是由谋刺秦王政；二是与赵国残余势力代王嘉政权联合拒秦。
谋刺亲王政的计划由燕太子丹秘密制定并主持。太子丹年青时与秦王政（当时称赵政）在邯郸相识，关系融洽。赵政回国即位秦王后，太子丹入秦为质，却受到冷遇。他“怨而亡归”。还在秦灭赵之前，太子丹就已意识到燕国形势日趋危急，他为此而向老师鞠武征询“图秦”的良策。鞠武提出了“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以对付强秦的设想。太子丹认为这一计划旷日持久，短时间难以奏效。于是他在分析形势的基础上，向荆轲提出了一个“图秦”方略，认为：“今秦已虏韩王，又举兵南伐楚，北临赵；赵不能支秦，则祸必至于燕。燕小弱，数困于兵，何足以当秦！诸侯服秦，莫敢合从。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不可，则因而刺杀之。彼大将擅兵于外，而内有乱，则君臣相疑，以其间，诸侯得合从，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 这个计划简而言之就是遣刺客劫持秦王，不得已而杀之，然后再联合诸侯合纵破秦。
太子丹选定荆轲为这一计划的执行人。荆轲为人沈深好书，游历各国时，尽与贤豪长者结交，他接受了燕太子丹的重托。为了能获得秦王政的接见，太子丹安排荆轲作为燕国使者，以献燕之督亢地图和秦逃亡到燕国的将领樊於期头颅为名前往秦国。当荆轲在武士秦舞阳的陪同下启程时。太子丹及宾客皆身穿白衣白冠，亲自送行至易水（今易县燕下都武阳城遗址以南之易水）。在易水边，高渐离击筑，荆轲引吭高歌：“风萧萧分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唱罢，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在场人为歌声所感染，“士皆嗔目，发尽上指冠”。秦王政二十年（公元前227年），荆轲来到咸阳，用重金买通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得以受到秦王的接见。荆轲事先将地图藏到督亢地图之中，当献地图时，“图穷而匕首见”。荆轲一手扯住秦王的衣袖，一手持匕首，秦王急忙脱袖，绕柱而行，荆轲围柱追赶，最后秦王拔剑砍断荆轲左腿，荆轲奋力掷出匕首，但未击中秦王，荆轲遂被肢解而死。荆轲刺秦王的计划失败。
燕为秦灭 燕太子丹指使荆轲刺杀秦王的冒险行动，引起秦王政的大怒，他下令秦将王翦、辛胜大举攻燕。燕、代联军于易水之西组织抵抗，为秦军所败。
公元前226年冬十月，秦将王翦攻占燕都蓟城，燕王喜及太子丹率精兵东保辽东郡，秦将李信率军尾追。代王嘉给燕王喜写信，提议杀太子丹献秦，以求延缓时日。太子丹闻讯，藏匿于衍水之中，终为燕王派人所杀，献首级于秦求和。
公元前225年，秦在燕故地设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第二年，又设上谷郡、广阳郡。时为燕王喜三十年。
燕王喜三十三年（公元前222年）， 秦灭韩、魏、楚后，再遣王贲攻燕辽东，燕军战败，燕王喜被俘，燕国灭亡。秦军回师攻代，代王嘉被俘。燕辽东故地和代地被秦分别设为辽东郡和代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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