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的燕道诚，本是位有功名的读书人。37岁时，还到外地出任了一任县知事。不知是什么原因，40岁就赋闲回家了。田里的农活，由长子燕青宝经管、自己则时常进城，与官吏乡绅交往应酬。 
        1929年早春的一个下午，燕青宝在住房旁的林盘里，挖‘龙窝”，要车水淹菜田时，发现一坑玉石器。燕道诚从城里回来，燕青宝向父亲禀报了此事。第二天，燕道诚率领全家大小，把坑中的玉石器取出来，拿到房中清点。共有璧、璋、钏、珠．刀、斧及玉料共几百件。坑底，有一个用石板盖着的小石槽，里面装着五个玉琮(今天，陈列在故宫里的，就是其中之一)，而这个石槽，至今还在燕家。 
        燕道诚知道这是一批古物，但家里有吃有穿，也没有想到拿去变卖。倒是一些朋友，到乡下他家做客时，他会拿出来，让大家鉴赏清玩。若有至交索要，他也馈赠过几件。据他的子孙们所讲，他们家从没有卖过一件坑里的东西。而据有关资料记载，也仅有1935年成都金石家龚熙台曾从燕道诚手中购得四件玉器一事。目前那些小册上所写什么“偷宝”、”盗宝”、“抢宝”、“藏宝”的故事，全是瞎编乱造的。 
        但是，燕家发现很多“古董”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 1931年春天，有人把从燕家得到的玉器，交给当地福音堂牧师董笃宜（V.H. DONNITHORNE）观赏。这位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的洋牧师认为很有科学价值，应及时保存下来，避免遗失。但他觉得自已是个外国人，去搜集这些东西，很不妥当。于是，就去找驻防本地的旅长陶凯。 
        事也凑巧，这位陶旅长，正是燕道诚的学生。一年前，当团长时，还兼过广汉的县知事。陶凯对牧师的热心，十分赞许、决定亲自去找自己的老师，争取多带几件，请牧师再看看。几天以后，陶凯带了五件玉石器，交给牧师。并对他说，燕老师不愿出卖，只是借出来供研究用。董笃宜牧师拿着这五件玉石器，赶到成都，找到华西大学地质专家戴谦和教授请教。戴教授认为这是上古遗物，很有研究价值。

         董牧师把华西大学的意见，告诉了陶凯。陶凯请来燕道诚，与牧帅见面。当得知华西大学博物馆希望能收藏这些玉石器时，就把原来借出的几件送给了陶凯，由陶凯转赠给博物馆。自己又拿出一个大石壁 和一把玉刀，交给牧师，请牧师一并送给华西大学。后来，燕道诚还给华西大学博物馆（即四川省博物馆的前身），赠送过玉石器。为了弄清情况，陶凯还约请董牧师、戴谦和等，一起到现场考察、摄影。 
        1933年秋，这批古玉石器，引起了在华大博物馆工作的美籍教师葛维汉和林名均先生的注意。葛维汉就致函董笃宜，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器物。经过几次的通信，葛维汉来到广汉，与当时的县长罗乃燔协商。罗县长十分支持。当即决定，禁止私人发掘(那时，当地农民在遗址上四处乱挖〕，并以县政府的名义，向四川省教育厅申办发掘执照。由罗县长亲自主持全部发掘事项。发掘方法，则聘请葛维汉负责。1934年3月15日，葛维汉和林名均一行四人，来到广汉，受到了罗县长、董笃宜和燕道诚老先生的热情款待。为保证他们的安全，还通过陶旅长派来80名士兵作警卫。同时，县政府也派人参加发掘工作。 
         第一次发掘，是在离燕家院子西北面不远的地力。他们挖了一条长40英尺，宽5英尺的小沟，先发现许多破碎的陶片及其他手工艺品。玉石器是在沟底发现的，有近百件石璧残块、石刀、玉刀、15件绿松石、绿石和玉珠，以及80余件薄的方形或长方形的小玉片等等。以后，又挖了三个坑，也发现了不少的玉石器和陶片。这次总共发掘出有价值的文物600余件。经罗县长等地方政要过目后，罗县长表示：”这些器物，很有科学价值，请把它们全部送给华西大学博物馆。” 
        从此，偶然的发现变成了有目的的寻觅。燕家也和此事结下了不解之缘。燕道诚于1943年冬月初三逝世，享年90岁。他的儿子燕青宝以及孙辈燕开风、燕开正等，都成了考古界访问的对象。冯汉骥、童恩正、王家佑以及县上从事文物管理的，不仅常常出入他们的家中，有的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经过他们的劝说动员，1956年，燕家把自己一直埋藏在田埂里的最有价值的玉琮、玉瑗、玉钏、玉磬等珍贵文物，全部献给国家。
        燕家三代，对三星堆文化的发现，应该说是有功的，但是．他们似乎又没有得到应有的敬重。据说，时至今日，他们一家几十口人，还设有到三星堆博物馆去参观过。当我向他们询问原因时，燕道诚的孙子燕开正忿忿地说：“我们不是花不起几十元的门票钱，是因为想到要我们花钱去看我们自己捐献的东西时，心头就不痛快。”
        我认为这真的是一个疏忽。无论是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农夫，只要有贡献，都应该得到尊重。当专家学者因研究这些器物得到荣誉时，当因这些器物的展览得到效益时，一定不要忘记这些最早的发现者和曾经支持过这一事业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