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公元1000年向现代社会行进之前，曾有一段相当漫长的学徒时代。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中国就已从西亚输入各类有用的东西，例如七天一星期制度、小麦、战车和骑兵战术等等。然而，本土的技术和观念总是占据着优势，在4世纪，佛教受中国朝廷官方庇护之后，各种外来观念和技能的输入就更容易了。受到丰厚资助的佛教寺院成为传播新的艺术、宗教和市场行为的中心。首先，寺院既是宗教机构，也是一个经济机构。如同古代苏美尔一样，辉煌壮观的崇拜仪式需要稀有珍贵的物品，这些商品需求为从事远程贸易的商人提供了新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唐朝(618—907年)前期，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联系变得尤为密切。只要其军事力量在增强，唐朝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强烈兴趣就在中国流行不止。例如，中国僧人从印度输入数百卷权威的佛教文献，然后，通过系统地翻译，使中国思想适应于佛学，也使佛学适应于中国思想。西亚宗教——最著名的摩尼教、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在中国扎根，而且，在中国的主要来自中亚的众多外国商人表明，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对市场贸易有所了解。
　　可是，如同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一旦中国军事力量发生衰变，一种倒退反动就出现了。在唐代第一次得到广泛应用的印刷术，使中国人如同得到佛学典籍一样，也比以往更加容易地得到了儒家和道教的书籍。845年后，儒学谋臣们劝说皇帝禁绝异邦信仰，并通过没收虔诚的施主捐赠给佛教寺院的土地来充实帝国朝廷的财政。但此时，各种新思想、新技术和新观点已牢固地根植于中国社会之中。甚至儒家学者们发现，适应新思想——主要是佛学思想——是必须的，他们通过提出新问题和对经典著作的重新解释，寻求有独创见解的答案，藉此来努力创立所谓的新儒学。
　　对市场行为的认可甚至产生了更为重要的结果。当中国的铸币(很快被灵活管理的纸币所补充)开始促进商业发展时，买卖交易变得更加平常。帝国官员们修正了古代儒学对商人的猜忌，允许商人有比以前更大的活动空间。结果，在宋王朝(960—1297年)的统治下，中国经济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帝国行政官员发现，用现金收税比用实物更加便利，到11世纪晚期，朝廷收入的一多半采用货币形式。这当然需要普通人出售一些物品以纳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要卖掉收成的部分或全部。朝廷通常使用现金货币购买各种物资和雇佣徭役劳务，其数量往往十分巨大，因而使得市场关系得到支持和加强。城市得到迅速地发展，工匠技术得以完善进步，富有的地主和商人们精心地安排着各种高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吸引着外国人纷至沓来。
　　集约化农业巩固了城市生活的扩张。在1012年的中国文献中第一次提及从东南亚引进的早熟水稻品种，这使具有良好水利条件的中国南方农民可以一岁种植两季水稻，只要延长田间繁重的劳动时间，他们就几乎能使收成翻番。一些单季的早熟稻也能在一年之内只有两个月时间有水灌溉的山坡上生长成熟。因而，中国农民开始在中国南方丘陵地带建造梯田，大大地扩大了粮食种植的面积。
　　新作物，最显著的是茶和棉花，在中国也被广泛种植。饮茶习惯——把茶叶浸泡在开水中——无疑可杀死大部分潜伏于饮用水中的微生物，减少肠部感染。这对唐宋时代中国人口在较温暖和湿润的南方地区的增长有着极大促进作用，而这一地区在汉代则是恶名昭著的有害健康且人烟稀少的地方。耐洗的棉布衣服可能也对人们身体健康颇有益处。它的确提高了平民百姓生活的舒适程度，以往由于无钱购买丝绸，他们只能穿粗糙的麻布衣服。总之，集约化农业似乎与中国稳固的城市制造业并驾齐驱，确保了乡村生活和越来越城市化的地主阶级优势地位的持续。
　　各处河流和运河上廉价而又安全的运输使中国市场能够有效集中各种物质资源，这些是朝廷官府和富人所需要的东西。运河船只一次可运送数吨重的货物，运行主要依赖风力和水流，而且只在必要时候使用纤绳拖曳，因而其运输成本费用要远远低于陆路运输。结果，即使在价格上稍有不同，人们也愿意以水路来作为长途贩运各类地方产品的通道。611年以后，大运河将富庶的长江平原和黄河平原连接起来，成为中国商业贸易的大动脉，因此，通过一个广大、可靠而且四通八达的市场，大约一亿中国人口的日常生活比以前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了。
　　廉价的运输使大众消费品广泛地流通。在某些地区，一个农民家庭可以专门养蚕，或种植一些其他商业性作物，而依靠市场获得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专业化所具有的各类优势——亚当•斯密曾有过令人信服的分析——早在宋代中国就形成了。产量的增加，人口的增长，技术的孵化繁殖和各种发明创新的爆炸使宋代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或者比同时代的世界任何地区——都更为繁荣富庶。
　　那些通过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考试而获得出任官职资格的朝廷官员们，用他们机智警觉的眼光密切注视着这一转变。他们仍旧坚信，富贾巨商同那些军事将领一样，对社会正义和国家治理构成了一种威胁。然而，在一个危险的、商业化的世界中，小心谨慎的官员离开商人的辅佐就会一事无成。官僚们试图通过固定价格，对额外收益征税和偶尔采取全部没收财产等各种方式来限制商人和军事将领的权力。他们试图通过分觧指挥权和把军需供应控制在文官手中的方式来削弱军队将领的权力。
　　这些政策限制了资源的流通，尤其使大规模的工业企业渐渐凋敝。尽管根据遗存的税收记录来看，中国北部大量高技术的熔炉早在1078年就已生产出不少于万吨的铁，但是中国却没有发生像大约700年之后大不列颠所出现的那种向工业社会的自发性转变，即使回溯以往，这样一个起飞的技术基础似乎在宋代就已经具备了。没有人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为什么能够生产这么多生铁的冶炉统统都被关闭了。
　　军事方面，宋代官员纠结在如何维持一支强有力武装以抵御草原游牧部落入侵这一老大难问题之中，他们的军事举措败多胜少。此时草原游牧部落联盟变得比以往更加牢固而强大，因为他们越来越熟悉中国和中亚统治者艰辛设计出来抵抗他们的武器和行政管理方法。尤其是游牧武士皆服从于一个官僚机构的指挥，由一个很大程度上根据德行和资历选择出来和提拔上来的统帅率领，以强制性的十进制团体——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投入战斗，此时部落之间和个人之间的争斗减少了。此外，官僚化的游牧军队很快就掌握了如何利用弹射装置、云梯和其他围城器械来攻占筑有城墙的城市。中国防御者同游牧入侵者之间的力量平衡明显向有利于游牧进攻者一方倾斜了。
　　这意味着宋王朝从不曾拥有对中国北方和西部大多数省份加以有效控制的能力，而这一地区的蒙古和西藏统治者却一直在积极努力地加强军备。这种动态失衡状态在1126年变得很明显，是年，来自满洲(Manchuria)的女真(Jurchen)骑兵打败蒙古人，并运用极具工艺性的攻城器械攻陷了宋朝的京都——开封。宋王朝在南方幸存下来，这主要是由于它所拥有的机动战船使得穿越河流对女真骑兵来说变得更具风险，或者根本无法渡过。舰船设计和弹射武器得到了迅速地发展，其中最为重要的是重弩和新式黑色火药武器。
　　尽管有这些努力，但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汗统治蒙古时期，宋朝的江河防线彻底地崩溃了，忽必烈用中国劳动力建立了一支新式海军，到1279年，他正是靠这支军队征服了整个中国。1274年，忽必烈还发动了一次征服日本的海上进攻，1281年，一支更大的蒙古军队再次进攻日本，但在一场台风——即神风(kamikaze wind)，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冒用此称谓，对盟军进行自杀式进攻，但终归无效——摧毁了正在登陆的蒙古舰队之后，蒙古人被迫放弃了进攻。1295年忽必烈去世，这也使1293年蒙古人发动对爪哇(Java)的海上攻势的初始胜利付诸东流。
　　尽管这些海外冒险没有获得持续的成功，但忽必烈汗帝国把中国和欧亚大陆的其他部分更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众多商人往返于北方草原商路之上，也往返于通往南方地区的古代丝绸之路之中。如同早些时候中国从西南亚输入技术和思想观念一样，在13和14世纪中国技术已变得领先的时候，影响的方向调转了。用表意文字书写的中国思想观念难以被输出；但中国的绘画艺术、印刷术、指南针导航术、黑色火药武器、高温熔炉和烤炉，也许还有造船技术，在穆斯林、印度人和基督徒中广为传播。对这些新技术的不同反应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些文明随后各自不同的发展进程。但在描述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之前，对以下诸问题进行一番评论是必要而适宜的：即蒙古帝国是如何崩溃的？明王朝(1368—1664年)又是如何巩固对一个十分商业化的中国社会的统治？
　　1211年由成吉思汗开始并由其孙忽必烈在1279年完成的蒙古征服战争，使得许多外国人出任了中国高级官职，这些人中有穆斯林、佛教徒，甚至(至少根据其本人的说法)还有像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这样一位异邦人。相互的不信任和轻蔑把蒙古人同他们的中国臣民隔离开来；但是，像其他草原征服者一样，蒙古人发现必须依靠中国官吏才能处理各种繁杂的日常事务和基层行政事务。
　　14世纪初，蒙古人对中国控制力度出现衰弱，这是其内部派别斗争、传染瘟疫、严重的纸币通货膨胀和自然灾害(尤其是灾难性洪水冲垮了黄河堤防)所使然的结果。中国的反叛者逐渐占据上风，在持续几十年的破坏性战争之后，一位名叫朱元璋(1368—1398 年在位)的强悍征服者建立了明王朝。他出身农民，幼年成为孤儿，后又当过乞丐，并在出家为僧不久就参军。该王朝对中国的统治一直延续到1644年。
　　随着本土中国人掌握了统治权，对任何外邦事务均持嫌恶态度便成为明朝官员的一项主导原则。他们竭力重申儒家思想，把和平来访的外国人视作“纳贡使团”，以此来强调中华帝国在天上和人间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但从建朝伊始，明王朝就一直维持一支大军来防备草原骑兵。朝廷也尽力使人们重新迁往北方——那里的蒙古人更喜欢草原而非耕地，并在临近边疆的北京建立了新都。起初，积极进取的政策占了126上风。明代第三代皇帝朱棣(1402—1424年在位)开始对其草原邻邦进行征服，同时还向印度洋派出一系列实力强大到令人恐怖的海军探险舰队。
　　但这位中国皇帝所进行的海外冒险却骤然地停止了，就如同它们突然开始一样。1415年，对大运河河道的疏浚加深，消除了通过海运向京城运送南方稻米的需要。1449年，在同蒙古人的作战中，当时在位的明朝皇帝被俘。虽然翌年这位皇帝被释放，但明王朝下定决心集中一切可调配利用的资源，对草原边疆进行重点防御。因此，超越中国南方限度的各种扩张努力突然停止了。经过多年战争之后，占领安南(Annam，即今天的越南)的中国军队撤军，而海军舰队获准可延缓其撤退时间。各类私人从事的海外贸易均被禁止。少量中国人通过继续在深海航行来坚持对朝廷法律的抵制，但他们却采取海盗的形式，出没在沿海各个岛屿之间。
　　对于15世纪末曾将葡萄牙人带入印度洋的这类商业性帝国的扩张，明王朝给予了严厉谴责。结果，中国海上探险家没有绕过非洲到达欧洲或穿过太平洋发现美洲，尽管当时中国的船只和航海技术完全有能力做出这些壮举。这恐怕是现代历史中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对此，若从中华帝国角度出发便可予以充分的解释。即当陆地边疆防御尚需予以极大关注之时，为什么要浪费巨大资源而从海外带回那些中国根本不需要的贡品呢？
　　在国内，明朝统治者需要依靠传统儒学的治国方略来维持军人和商人的适当顺从。在此，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草原入侵者造成的威胁消失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长期遭受腺性鼠疫传染危害所导致的结果，这类疾病最早是由大草原上四处打洞的啮齿动物的蔓延而发展成为地方病的。有关这一状况并不是十分肯定。但1350年以后，草原民族的对外扩张遭到各种限制。欧亚大陆上一些最好的牧场被放弃，这在乌克兰(Ukraine)最为明显。无论什么原因，在保卫北方边疆方面，明朝军队远比宋朝更为成功。
　　边疆防御状况的改善，确保了和平，并且这种和平使得蒙古统治晚期严重减少的中国人口得以恢复。此外，在唐宋时代就已出现的社会商业化过程依然处于稳定状态之中。官府管理下的丝绸、瓷器和一些其他专供出口的日用品产量增加了。大规模企业的数量很少且多是官办的，比如与精湛工程技术密切相关的盐政就是如此，官府从地下矿井中开采食盐，并以任意定价的方式而获得名目繁多的间接税所造成的收入。私营商业和手工业生产依旧十分繁荣，但其大多数是以家庭为主；那些发了财的商人们常常投资于土地，并把他们的儿子们送进学堂读书，希望通过帝国的考试成为朝廷命官，从而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之中。
　　在放弃了最初进取性战略之后，明朝社会的统治精英们努力寻求社会稳定。真理和美德均被铭刻在儒学经典之中，以及中国尤其是唐宋时期的诗人、画家和作家的作品中。而那些不能分享这份遗产的外国人，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一个危险的麻烦，最好与之保持一定距离。瓷器、丝绸、漆器和类似物品仍可在外国中找到现成市场，但对外国所产的各种商品，中国人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只欢迎外国以白银、黄铜和一些其他原材料来同他们所生产的专供出口的各种制成品进行交换。
　　总而言之，在大约1440年之后，尽管明王朝竭力地限制中国参与到旧大陆网络体系之中，但中国却非常成功地从蒙古人统治时期所遭受的破坏中恢复过来了。而中国退却保守的国策，自然而然地转变成为西欧的发展机遇。可是众多的人口、持续的国内和平和领先的手工业技艺，意味着中国声望和优势的消退远比自以为是的那些欧洲人的衰退更为缓慢，然而欧洲人却被自己所取得那点非常易于识别的成就搞得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