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道香港赴任一路上忐忑不安
    1992年8月24日，中韩正式签署建交公报。几天后，杨尚昆主席发布命令，任命我为中国首任驻韩国大使。9月12日，我起程赴汉城（今首尔）履新。当时，我国尚未开辟班机航线，去汉城只能取道香港或东京。我选择了香港这条稍近一点的路线，早上6点就匆忙赶往首都机场，中午抵达香港启德机场。
    一路上，我既有几分兴奋，又夹杂着几分忐忑。中韩建交还不到20天，而台湾已在韩国经营了40多年，韩国社会更有相当大的亲台势力，他们对中韩建交持不满或否定态度，甚至认为韩国政府顺应世界上一个中国的潮流，是“对老朋友的背信弃义”。这些对我开展工作无疑是十分不利的。
    傍晚时分，飞机降落在金浦机场，韩国外务部仪典次长金光东来迎接我，机场休息室也已挤满记者。次日，几乎各报均登载了我到达的消息，还登了我走出机场的照片。
    穿中山装面见韩国总统递交国书
    我从北京出发前，中韩两国外交部就已商定，我到达汉城后尽快安排递交国书。我抵汉城次日是星期日，星期一刚上班，韩国外务长官李相玉就告诉我，卢泰愚总统将于第二天上午接受我的国书。韩国外务部官员说，这么快就递交国书，这在韩国外交史上是一个新纪录，一般大使到任后要等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1992年9月15日上午，卢泰愚总统接收了我递交的国书后，单独在会客室会见我。他表示，韩中两国关系悠久，有着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两国长期隔绝和互不来往是不幸的。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递交国书时的服装问题。按韩方礼宾规定，大使及陪同的外交官应穿燕尾服，以示庄重。可我们没有燕尾服，做也来不及，更重要的是中国外交官还不兴穿。韩方说可以给我们借，但我们觉得如此郑重的活动，穿借来的衣服不合适。韩方见实在没有办法，只得同意我们穿中山装。
    反击记者的咄咄逼人遭指责
    经与韩国外务部协商，我决定按当地习惯，于10月9日接受有关记者集体采访，并于16日举行记者早餐招待会。
    10月9日的会见开始不久，记者的注意力集中到朝鲜战争问题上，有人称：中国志愿军参战给韩国国民带来严重灾难，中方是否愿向韩方道歉？为避免争论，我只笼统地表示中国关于朝鲜战争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现在中韩已经建交，可以不再关心这样的问题。但是，记者揪住不放，咄咄逼人，一定要我做出回答。我不得不反击，表示“中国是在边境受到威胁后参战的，也是受害者，中国没有也不会向谁道歉”。次日，韩国各报几乎都报道了这次会见，有的指责我“傲慢无礼”。
    出现这种情况，违反了我们举行记者会的初衷。16日的早餐会上，又有记者就朝鲜战争问题发问，对此我强调指出，中韩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可能有所不同，但这并没有影响两国建交；现在我们应求同存异，着眼未来，共同努力，使两国关系向前发展，而不是纠缠过去。我这样一说，就等于把提问的门给关死了。早餐会后，韩国舆论做了详细报道，虽仍有微词，但语气缓和多了。
    台湾撤离时肆意破坏“大使馆”馆舍
    1993年2月5日，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日子，原台湾驻韩“大使馆”使用了40多年的明洞馆舍，经过3个多月施工已修复完毕，我们于这天上午9时，在使馆大门右侧挂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馆牌。
    明洞馆舍这处房产系我国清朝商人购买地皮兴建，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又进行了建设。中韩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接触后，台湾当局感到韩台关系可能生变，曾企图将这处房产和地皮变卖，遭到当地华侨反对，汉城华侨组成护产委员会，为保护祖传遗产同台湾“使馆”展开斗争。台湾撤“馆”后，对建筑进行了肆意破坏，断水断电，地毯被揭开，我们只得进行维修。
    馆舍维修完后，我们准备迁入时又发现新问题：馆舍外面不远的台湾国民党驻汉城总部每天还升旗。按中韩建交协议，台湾这样做是不能被允许的。在我们多次向韩国外务部提出交涉后，台湾方面在韩方压力下被迫停止升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