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习近平前往北京师范大学看望一线教师并参观有关成果展览时，听说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门课标是全国统一，当场明确表示，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
　　习近平使用“去中国化”的说法，此定性不谓不重，引发高度关注也在情理之中。大陆民众对“去中国化”这一名词的熟知，始于台湾某些有台独倾向的政治人物的言论和政治举动。两岸分治之后，台湾一直以“中国”正统自居。蒋介石在1966年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要就是针对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后效，就是今天很多人感觉的台湾要比大陆更“中国”。
　　今天中国大陆思想界对立日趋严重，裂痕越来越深，对未来发展的路向，尤其是在政治认同上，很难达成共识。政治认同难一致，深层次原因是没有文化认同。因为，政治认同所需的道义合法性依据，必须由得到认同的文化系统中之价值原则来判别提供。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主干，在“家天下”的君主制时代，虽然变通妥协地为之提供了“王者受命于天”的理论支持，但并未放弃其所秉持的王道政治理念，强调“道统”高于“政统”，以道匡君，造成的现实影响是“文化认同”高于“政治认同”，成功塑造了“中国性”。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就是因为是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塑造的。无儒家，不中国。
　　但是，1949年新政后，很长一段时期，执政党不但不以中华道统继承者自居，而且对这一延续几千年的道统予以了彻底否定，企图建立新道统，另开新世界，再创新历史，结果导致“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分离，中国历史也不再“延续”，给国家认同埋下巨大隐患。随着特殊历史时期意识形态高压的退去，这一隐患开始逐渐显露，某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离心离德，即为一例。
　　历史和现实俱证明，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民众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包含有众多复杂因素，历史传统、文化精神和道德价值，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影响着政治清明程度和国家治理水平。例如，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源于基督教文明，也是凝聚其国民对国家向心力和政治认同的重要内容。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果断结束了对中国传统的否定性批判，执政党也有意识地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中国性”。将原来党章中自我定位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补充修订为“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一修订，意味着执政党向中华道统的回归。
　　不可否认，执政党一直在有意识地向中华道统回归，虽然艰难而缓慢，但也算平稳顺利。十七届六中全会上，破天荒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十八大则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明确“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汲取过去在救国建国的剧烈动荡中“抛弃传统、丢掉根本”的深刻教训之后，极为大胆的理论突破。
　　将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要解决中国人“自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只有核心价值观在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在延续中稳定，在稳定中延续，方可增强文化自信，推动政治认同，促进国家认同。
　　结合习近平就任最高领导人以来的系列言行，其尊孔崇儒、力图回归中华道统的意图，已经非常明确，故有论者认为：“近百年来，尤其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破坏相当严重。文革几乎将中国传统文明彻底摧残。中国社会如今出现道德灾难的真正根源就在于此。左派是反传统文明的急先锋，毛泽东是罪魁祸首。而有些自由派对儒家传统文化也相当排斥，甚至将之与现代普世文明对立起来。在这方面，左右两派的认识都不如习近平。习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个肯定儒家传统、将中华传统文明视为根本的最高领导人。”(刘放)更有人认为，习近平是“红色新儒家”(马浩亮)。
　　习近平复归中国传统之努力，既为国家民族前途计，也为执政党平稳顺利转型虑，用心良苦。可惜，国人西化日久，对中国文化成见甚深，且整个社会危机四伏，政治积弊难除，党内外认识不一，拨乱反正，尚需时日。无论如何，习近平复归道统以“再中国化”之努力，不仅可使执政党浴火重生，亦可使中国免遭一劫，必将对中国未来政治和社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