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极有可能成为专制的温床(此即梁启超忧心革命之后的“共和的专制”)。放眼亚、非、中南美，几乎清一色的共和制；但，此起彼伏，不知造就多少袁世凯这样的大独裁者。相反，这种情况在欧洲君主立宪的国家，差不多没有。这也正是当年立宪派所以选择虚君道路的缘由。
    主流史学认为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最严重的恶果就是革命领导权为袁世凯篡夺。但，那不仅因为革命力量本身不够，更因为它的对头立宪派在这场革命中发挥了政治上的主导作用。
　　立宪派是革命推手
　　革命党与立宪派在面对清廷的问题上积怨已久，互为仇雠。一个主张以革命推翻满清，以建共和；一个反对革命，主张在君主的框架下推进立宪。清政府和革命党是死对头，但和立宪派在体制内还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因此，清末这三支政治力量彼此角逐，在革命党和清政府的你死我活争斗之外，立宪派作为第三方就变得举足轻重。特别是在时局骤变的紧要关头，它选择谁，谁就更容易获胜。这里不假设当时立宪派如果选择清政府，革命是否还能撑得下去。从史实上看，同样发生在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已经惨败在先，1913年的“二次革命”，亦溃不成军于后。这三次由革命党经营的武装暴动，恰数武昌这一次最意外、规模最小、准备最不充分，何以它一声枪响，四个月后清政府便涣然解体？这里，关键就在于立宪派选择了革命党，从军事迅速扩展到政治，从而最终形成倒清之势。
　　武昌首义，群龙无首，而且各地也没有彼此策动，革命不可能在两三省孤立获得胜利。这时革命党不得已推出了新军旅长黎元洪，黎氏实在不看好这场暴动，因为在军事上它没有胜算的可能。然而，属于立宪派的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因时而动，他出面邀请黎和革命军代表到咨议局商议湖北独立并组织政府事。结果黎由咨议局推选为都督，湖北正式从清廷中独立出来。独立后的汤化龙一不做二不休，又以湖北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各省咨议局，呼吁各地响应独立。这一极具开拓性的举措，不是军事的，而是政治的，但足以要清廷的命。
　　最先响应湖北的是湖南，湖南独立后的首任都督是属于革命党的焦达峰，但他左右不了湖南局面，只不过十来天就被手下的军人枪杀。再次被推选出来的都督是名孚众望的谭延闿，谭是湖南省咨议局议长，也是立宪派领袖之一。他不但能稳得住湖南的秩序，而且也积极视线向外，推动他省独立。这是他手下议员给他的建议：“同盟会势力虽大，然不能使各省同时并举。公既出，事无中止，当飞书知旧，乘时响应。”谭深以为然，既驰电又派人，到各地运作。结果，两湖领先，各地立宪派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清政府二十二行省，不到一个半月，有十四省先后独立。这不啻是一幅多米诺骨牌的连锁效应，立宪派不但是其推手，而且主持各地独立的基本就是咨议局。清政府可以不在乎一省暴动，它有北洋；但北洋也无法面对一省又一省的独立。因此是政治而非军事最终拖垮了清政府，辛亥的功劳簿上，至少有一半应该属于立宪派。这庶几是一桩长期被遮蔽了的史实。
　　袁世凯斜刺里叛出
　　如果说立宪派在当时起到了政治中轴的作用，加上素往立宪派和革命党的政治理念不同，辛亥革命的不彻底就在所难免了。革命就是砍人头，这里的不彻底，正如鲁迅后来总结辛亥经验一样：“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于是，鲁迅慨叹革命党没有杀尽敌人在前，以致后来反受其累。确实，当时革命都督焦达峰就主张在湖南动杀，是谭延闿制止了他：“吾辈但取政权，不杀官吏。”前此，立宪派就是为了避免革命引发内战从而导致双方大开杀戒，才反对以暴力求共和，并宁可走虚君缓进的道路。这条路如果辛亥枪声不响，必然走得下去。但，枪响不响不以立宪派的意志为转移；好在事变发生，立宪派能有效地契入时机，后发制人，顺别人的水推自己的舟，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可以看到，20世纪三大革命，以辛亥为首，它固然开世纪革命之惯例，但和后来的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比，毕竟没有导致内战发生，没有造成整个社会的血流漂杵(除宁汉两地外)。以暴力革命始颜色革命终，在立宪派的作用下，以颜色革命收尾的辛亥也就成了一次革命不彻底的革命。
　　不幸在于，立宪派和革命党联袂对付清廷；但，鹬蚌相争，渔人得利，从清廷那里斜刺叛出一个袁世凯，最后权力统统归袁。从革命党来讲，所谓不彻底，莫过于是。但它又没有不交出政权的本钱，“非袁不可”，这话本身就出自革命党之口，而且也是各派共识。对于立宪派，固然袁等于是他们推出来的，这也可见立宪派左右政局的能力。但遗憾在于，袁世凯不是在虚君的框架下而是在共和的框架下推出，这就为他以后的独裁埋下了伏笔。殊不知，辛亥一年，革命不彻底，立宪也半吊。虚君的框架下，袁世凯可能觊觎总统乃至皇帝吗，那是僭越，他不敢。共和框架下，袁没有了君臣名分的拘束，可以放胆问鼎。因此，从体制选择的角度看，真正帮袁大忙的，不是别的，正是革命党孜孜以求的“共和”。
　　这不是孤例，共和极有可能成为专制的温床(此即梁启超忧心革命之后的“共和的专制”)。放眼亚、非、中南美，几乎清一色的共和制；但，此起彼伏，不知造就多少袁世凯这样的大独裁者。相反，这种情况在欧洲君主立宪的国家，差不多没有。这也正是当年立宪派所以选择虚君道路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