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抢占东北”的父亲

　　父亲原名燕洪志，字伯范，参加革命后改名为燕益明，生于1912年5月。上世纪30年代曾就读于济南师范学校。1938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颜张村大街党支部书记。是年冬调山东分局党校学习。结业后，分配至费县任县委组织部部长，后任鲁中军区文工团团长。1941年初，调《泰山时报》社(泰山地委机关报)担任记者，管理科长，负责印刷厂和全社的行政工作。1942年10月17日莱芜吉山战斗中，父亲在吉山西侧董家峪附近被日本侵略军的子弹打穿了肩胛骨，为了躲避鬼子搜捕，他藏在了树丛里，伤口不断往外流血。父亲唯恐被发现，强忍疼痛把流血处垫上石块。敌人端着枪在他身边不远的地方走过，所幸未被发现，免遭一劫。伤愈后仍任原职。

　　1944年初，父亲调到泰历县负责全县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1945年10月从泰历县奉调去了东北。被分配到辽南一专属贸易局任局长。1946年10月，他率领贸易局十几名武装战士转移，行至辽南岫岩县西会场山，与国民党军遭遇，一阵枪战，所带人员余生无几，父亲壮烈牺牲。

　　他牺牲的消息直到27年后的1973年家人才知道。父亲留下的惟一一张照片还是1946年春天他从辽宁省营口寄回家中的。如果不是这张照片，孙辈们都不会知道早年投身革命壮烈牺牲的爷爷是个什么模样。

该文章转自[泰山文化]：http://www.taishanwenhua.com/Read/show.php?itemid=81698&page=1

父亲抗战，家属不得安宁。日伪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找你的麻烦。1938年农历十一月初一凌晨三点左右，一群鬼子闯入我们家中，凶狠狠的叫嚷要抓捕我当八路的父亲。一时间祸从天降，家人惊恐，祖父赶紧越墙而逃，一时情急，翻越院墙时摔坏了腿。从此一病不起，于翌年农历五月初四老人家含恨西去，时年44岁。十五岁的四叔于1944年4月毅然离开相亲相融的母亲也踏上了抗战之路。家有“双抗”，更加引起敌人的注意。国民党军来了，当政者在我们家门口写上“特编户”三个字，打入另类，被另眼看待。幸好祖母性格开朗，遇事想得开，顶着压力艰难度日。我们兄弟少不更事，对我父亲的事，不怎么关注。祖母念子心切，想儿时，就拿照片看看，喃喃地说：活不见人，死不见鬼，到哪里去了，连个信都不来。时常听到祖母在那里念叨。

父亲临赴东北之前时间紧迫，本来只需两天的时间就可以回家与家人告告别，看看老母亲及其他亲人，但未能办到，可见时间之紧迫。于1945年10月28日集结，为了缩小目标，实行灰色行军，一切军用品任何人不准携带。因此，我父亲心爱的自己随身用的一床毯子，只好忍痛割爱留下来。11月14日从龙口上船，抵营口，辗转于次年2月5日到东北局（时驻辽阳）报到。被分配到辽南一专署。是年春天给家里寄来照片和信，8月3日给我四叔一信，信中告知他的通信地址：大连市太隆商行孙绍康转。哎！从那，再未通信，我们再未见到他老人家的一个字。

新中国建立后，天下安定，父亲仍杳无音信，实在令人牵挂。1950年代，曾经打听他的下落，当时有两种说法：一是父亲已转入秘密工作，不能与外界联系；二是父亲在外结婚成家，有意与家庭断绝联系。打听过若干人，其中，时任中共泰安地委副书记的徐志坚同志就是上述看法。对此，我们半信半疑。我们总有一个念头：他不在作战部队，不会有生命危险。不管怎么说，父亲毕竟下落不明。这不仅给一家人带来精神上的痛苦，而且，对子女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我们一家人朝思暮想，总希望天晴有日，水清有时，父亲有下落。我们颜张村参加抗日的多达数十人，“文革”初期，来村里外调的很多，但没有父亲的事。我们兄弟仨合计，不能再糊里糊涂的等下去了。得自己动手打听。到哪里去打听？首先想到的是东北。于是我三弟燕建华动身去了东北营口市，果然不枉此行。三弟在营口市见到了“文革”前的市委书记张振华同志，他介绍：1945年11月我和你父亲编为一个班，他的班长，我的副班长，从龙口乘船渡海抵营口（第一次因海风太大未渡成）。几经周折，到达东北局，你父亲被分配到辽南一专署贸易局，我后任一专署民运部长，从此再未见面，后来听说牺牲了，详情不明，你去鞍山市找杨克冰同志（原市委副书记），她当时在一地委，可能知道。我三弟随即去了鞍山市，市革委组织组的同志说，克冰同志在汤岗子养病，访问她恐心情激动引发意外，不能见。我三弟写信给我，我马上向我的工作单位当时的泰安县革命委员会有关领导作了汇报。

汇报后，党组织非常重视，立即（1972年11月）派组织组的戚金融、隋发荣两同志着手调查。首先去了鞍山市革委组织组，经再三说明情况后，方准予去了汤岗子。见到了杨克冰同志。开始她说不认识我父亲，经外调同志反复说明情况，如我父亲的相貌特征等等，这才想了起来。她介绍可去鞍山市商业局找时任专署秘书的张梅波，和鞍山市工交组找时任贸易局秘书主任的毕怀林。接着他们先后找到了这两位同志。一见面，他们都说：哦！益明同志原来是您泰安人，当时哪里知道啊！只知道他是山东人。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去了岫岩县。首先在岫岩城找到1946年贸易局的房东。房东说，一专署贸易局在这里住过一段时间，还有武装排，出出进进不少的人，有个燕局长，10月份国民党军大举进攻。他们转移离开以后，再也没有回来。后来听说燕局长在哨子河牺牲了。

据此，外调的同志赶到哨子河公社。连续走访了大荒沟、黄旗沟、冰沟、大岩沟等数个村庄，未能了解到确切真实的情况。怎么办？他们决定寻找烈士墓地，渴望在那里能够找到写有我父亲名字的哪怕是一块小小的碑碣，那就好了。于是他们漫山遍野的寻找墓地，找啊!找啊！跑了两整天，每到一处墓地挨个坟头看，终未如愿。无奈，继续走访群众，经多方打听，最后在夹皮沟找到三个农民，他们是事发现场的目击者。经研究认为，还缺少父亲直接领导的证明材料。于是，赶赴重庆三线指挥部找到时任一专署专员的刘允鹤同志，他说，当时不知益明同志是何县何村人，无法通知当地政府和他的家属。实在对不起他的家人。益明同志是个好同志。由于当时的环境无法派人去处理后事和了解他牺牲的经过。1947年8月我军收复岫岩，之后，在岫岩城为益明同志召开了追悼会，我讲了话。刘颇有愧意的给当地政府写出证明材料。总之，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曾两次去岫岩县，还有杭州市、重庆市、鞍山市、佳木斯市、本溪市、海城县等地。行程万里，历时一年，几经周折，终于查清。经山东省民政局批准，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在家乡颜张村召开了四百多名父老乡亲参加的追悼会。

2006年10月父亲殉难60周年，我决定与我弟弟、儿子赴东北到父亲牺牲地，哪怕捧上一杯土带回老家撒在老人家的衣冠冢上，也算是让父亲魂归故里了。哪有什么固定地点，去不得，外调的同志如是说。因而未能成行。想来十分遗憾！父亲生养了我们，但是我们却对他老人家生不能尽孝，死后尸骨流落他乡，令人没齿不忘。事至于此，也只有抱恨终生了。转念一想，战争年代故去的无数先烈，不是也有许许多多的人殉国异地而尸骨未归吗！正是“埋骨何许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父亲远去。您在九泉之下值得欣慰的是：几十年来，不仅您为之奋斗的事业成就辉煌，而且子孙满堂。作为后辈，我们不会辜负您的期望，教育好后代，牢记您赴东北之前两天，即1945年10月26日写给我四叔信上说的一句话：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以告慰您在天之灵！

“水流天不尽，人远思无穷。”如今只能将无限的哀思，都付之滚滚的历史长河之中了！谨以此文作为纪念。                       （燕化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