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笑儒 (1913～1985)，相声表演艺术家，天津人。本名阎鸿斌，绰号“阎麻子”。早年曾拜宋玉清为师，学会 《拴娃娃》、《六口人》等几段相声。先在天津北开市场“撂明地”，并不断得到相声前辈李少卿的指点，后演出于天津各相声场地。二十五岁时曾到唐山、山海关一带演出，并在山海关拜马三立为师，回津后演出于南市连兴茶社，与尹寿山合作，成为主要演员。

 
代表曲目
　　　　有《八大改行》、《卖布头》、《武坠子》、《歪批三字经》等，还与尹寿山兼演双簧，为“前脸儿”，善于“发托卖像”。两人配合默契，说学逗唱无一不精，能够达到“同如一人”的效果。
经历
1944年曾到济南演出，1948年与朱相臣合作，参加骆玉笙组成的班社赴上海、南京演出。建国后参加和平区曲艺团相声队，1958年并入和平区曲艺杂技团。“文革”时转业到工艺针织厂，直至退休。

弟子
　　　　收徒陈永清、陈永忠、侯长喜等。
往事回忆
北开市场撂明地
我是天津人，祖父、父亲都是指卖苦力气吃饭，他们推小车儿，扛大个儿什么都干。我在八、九岁时，为了帮助家庭生活，也替别人拉过小套儿。十三岁时父亲叫我去学织布，十四岁又在“福长裕竹货庄”学过买卖。我从小就好京剧，那时北马路有个“大观茶园”（即现在的“天津影院”楼上）是个京剧园子 ，吕月樵、七岁红、刘汉臣、张品卿等都在那唱过。我虽然生活很困难，也攒钱到那去听戏。听完回来也爱唱，那时和我在一起唱的有武魁海，我们都住的不远，他比我大九岁，是炸果子的。这时有个打小鼓的叫丁凤来（即相声演员丁文元的父亲）也教我们唱。他还教给我们一段相声，就是《窦公训女》。有时我们也和他一块去上堂会。记得我们头一次上堂会是在兴仁里一家姓王的过生日，这次演得很过瘾，引起我的兴趣。我就和武魁海，还有一个姓王的瞽目先生，组织了一个“票房”，经常在一块儿唱戏，有时也说相声。我开始和艺术有了接触，这时就感到自己会的东西太少，总想拜个师父深造。后来我和武魁海一起拜宋玉清（外号叫宋大撇）为师。宋玉清是唱时调的，说相声属于“清门”，他唱的时调是向刘万奎（时调演员二毓宝的爷爷）学的。刘万奎在曲艺界都称刘四爷，他是双簧后脸，经常和张茂林（京剧演员张鸣钟之父）一起演出。宋玉清算是他的徒弟，以唱时调为业，有时也说相声。过去在营口、大连一带演出。我们向宋玉清老师学会了《拴娃娃》、《六口人》、《洪洋洞》、《黄鹤楼》等活。宋玉清原来还有个徒弟叫王占鳌，他原来是卖肥卤鸡的，比我大七岁。我们虽然都有共同的爱好，但是生活上都没有着落，我们认为当时也认了师父，就商量着去“撂明地”，后来在附近北开市场开了一块“明地”说相声。那时我还叫阎鸿斌。我们三个人的名字是武魁海、阎鸿斌、王占鳌；如果横着念则是“武阎王”，这块招牌挺吓人，能够吸引不少好奇的观众。这是我们初次撂地，我能分到了钱心里很高兴。 　　我们这块“明地”有不少人去“票活”，如李少卿、耿宝林、张德山等人都去过。李少卿是我的师大爷，比我大十二岁。他是玉德龙的徒弟，单口相声说的很好，会的也很全面。尤其是学山东话可称一绝。过去他和焦少海俩人在一起喝酒，用山东话划拳，别人听后还认为真是两个山东人啦，听不出漏洞来。有一次他在河东地道外演出，张寿臣先生路过在那听了一会儿，他说的是《柳官上任》，这也是张先生的得意节目。张先生听完以后跟他说：“这个节目你说得真好，看起来我演不过你，得向你学习；否则，我原来会的这段《柳官上任》从此不能再演了。”这一方面是说李少卿先生演得好，也说明张寿臣先生对艺术上精益求精的精神。李少卿经常到我们这块明地来，除了参加演出以外，还教给我们许多作艺的方法，如怎样“圆黏”和怎样开“杵门子”等。那时北开市场的明地，是从每天上午十一点开始，到下午三点多钟收摊。因为晚上书场有灯可以演夜场，露天演出就不行啦，游动的观众也少啦。晚上我就去听评书，这时我听过王杰培的《永庆升平》；张伯俊的《济公传》；傅杰俊的《包公案》；陈荣启的《精忠说岳》等。 　　那时我们还保持过去撂地的原来形式，开场前的“圆黏”还是以白沙子撒字开始。我们每隔几天得到南门外砸石头的地方去买白沙子，这种白沙子就是砸石磨掉下来的细末儿，买回来掺上黄土在地上写字。我小的时候念过一年私塾，能写几个字；就是没念过书的艺人不会写字，也能用白沙子撤出几个字来，我们的行话叫“戳朵”，这是过去说相声艺人必须学的。 　　我们经常写的字有“招财进宝”、“日进斗金”、“酒色财气”、“春景当思”、“黄金万两”等。都是用双勾，把几个字连在一起，字头搭字尾连成一个字。两旁还有时用白沙子撒上一副对联。如“画上荷花和尚画，书临汉字翰林书”或是“柳影横河鱼上树，槐荫落地马登枝”等。在写字的时候就能围上观众，等观众围得多了，我们就能说相声。有时开场也唱“门柳儿”，有时还唱太平歌词。经常唱的有《折十字》、《文王卦》等。这种太平歌词有长有短，例如敛完钱还差三、五个子儿，就唱短的。最短的也有一句的。如“赵钱孙李周吴郑王，一个大子儿的玩艺儿就这么长”。那个量活的就问：“完啦？”唱的演员回答：“可不是完了吗？一个大子儿还唱半年？”有时差三十子儿或五十子儿，那就得唱《韩信算卦》、《五龙捧圣》、《刘伶醉酒》、《渔翁得利》等长段太平歌词了。 　　我在这个时期经常演出的节目有《全德报》、《拉洋片》、《大上寿》、《怯堂会》、《怯拉车》、《羊上树》等。就这样我在北开市场呆了三年，也算出了师。随后又到烟台等地演出。
二、拜马三立为师
　　　　我二十五岁那年，李寿增邀我和刘化民（他是张寿臣的徒弟，艺名叫“小地梨”）一块儿到唐山演出。到唐山是去找他徒弟赵兰亭，我们在小山下坡撂明地。开场时还用“白沙子撤字”的方式招引观众。好啊！这回业务大火，每天只要用白沙子在地上一撤字，马上就围满了人。我们有时先唱段太平歌词或唱几句“门柳儿”，接着就说相声。我们在这经常演出的节目和天津一样，因为唐山离天津很近，我们演出的一些节目当地人也都听得懂。后来许多同行也都到过唐山，唐山的观众确实培养了相声艺术的发展。 　　这时李寿增的一个哥哥叫李广林，在秦皇岛新开了一个“天鹅茶社”，通过李寿增把我们邀到秦皇岛演出。到秦皇岛碰到马三立、李洁尘、李玉凤（洁尘妻）、杨文华（外号叫“杨刺挠”，他是马德禄的徒弟），他们也是李寿增给邀去的。 　　在秦皇岛我又拜马三立为师，当时我二十五岁，马三立二十四岁。他比我还小一岁，我为什么拜他为师呢？这还得从过去相声界习惯势力说起。过去说相声的没有师父是不许干的，我虽然在十五岁拜宋玉清为师，因为宋玉清本人是唱时调的，不是说相声的门户，同行都不承认。李寿增提议让我拜个说相声的老师，我从过去就非常佩服马三立的艺术，他是门里出身，他父亲马德禄在相声界有很高的威望，他从小跟他父亲学了很多节目都非常磁实，每次演出都一字不错；后来又拜周德山（艺名“周蛤蟆”）为师。在艺术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同行人对他都有很高的评价。当我提出来拜他为师，他当时感到收我不合适，说：“那哪行，我收你当师弟还差不多！”可是那个时候随便拉进一个师弟来，有时原来的师兄弟就不满意，我又有心向人家学艺，怎么能不磕头认师父呢？于是我坚决要求认师。就这样我给马三立磕了头。从那时起我拜了马三立为师。但是他倒很谦虚，总叫我管他爱人叫嫂子，我们就是这样的一种师徒关系。过去我们拜师有规矩：必须得有引师、保师、代师三种人。引师就是引荐人，保师是保证人，代师是代教学的意思。这三种人中还必须得有一个唱八角鼓（即单弦）的，一个变戏法（或唱莲花落）的，一个说相声的。当时在秦皇岛找不到，就由李寿增为引师，杨文华为保师，李洁尘为代师。还举行了简单的仪式。 　　与我同时拜师的还有张玉书、张克勤、金伯云、李玉凤。在这些人中金伯云说过相声，李玉凤是李洁尘的爱人也说过相声，其余都是拉京剧清唱的弦师。他们多是串巷子演出。马三立给我们每人把名字中间那个字都改成“笑”字。我就改名叫阎笑儒，成为马三立的第一个徒弟，金伯云改名叫金笑天，张玉书改名叫张笑非，张克勤改名叫张笑勤。马三立以后收的徒弟就沿用这个“笑”字。我为大师哥，后来又收了连笑昆、高笑林、王笑予、方笑文、任笑海等。 　　说话就到过年了，那时候过年都好赌博，而在那个地方赌博风气比别处都厉害，大部份人都赌钱去了，相声场子的生意很不好。金伯云、张玉书他们还去串巷子，我和刘化民去撂明地。正月天气很凉，露天明地演出招引不来多少人，我们就不干了，全班人马又到山海关。我们在山海关待到夏天，刘化民就去南边，后来听说他到了河南。我一个人回到唐山，在小山下坡“同庆社”演出，碰到连秀泉（即相声演员王本林的师父）和他女人连彩霞，带着他儿子连笑昆，还有一个女徒弟，我记不清叫什么了，我们在一起演出。没有多久，高桂清、马寿延、刘宝瑞也到了唐山。我才知道原来天津被大水淹了，他们作不了业务跑到唐山来。天津被水围我早就听说，当时日本人统治下据说也组织过人打?挡水，最后还是没有挡住。这比起1963年的洪水，水位比哪年都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带领人民群众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战胜了洪水，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后来在唐山听说天津大水退下去了，这伙人一块儿回到天津。我先到河北鸟市“金华”和“三友”两家茶社演出。后来又和马寿延到河东“关记”、谦德庄“西会友”等茶社。
三、进“联兴茶社”
　　　　到1942年，我二十九岁进南市“联兴茶社”。“联兴”是天津最早的相声场子，演员不像一般茶社在台上表演；屋里的凳子还是按过去明地的摆法围在四周，观众坐在四面凳子上看表演，中间留出一块空地是演员的表演区。为什么这个茶社这样摆呢？从这里也能看出相声场地的变化过程，这实际是撂明地作艺挪到茶社的最初形式，还保持着过去撂明地的痕迹。把演出场地从露天挪到室内，据说最初还用“白沙子撤字”开场，后来为适应这种茶社演出的需要，就不再用“白沙子撤字”来“圆黏”；但是，一般开场时还总是用“门柳儿”把观众吸引进来，最后经常唱的是什不闲的“发四喜儿”等。我到“联兴”时，在那演出的有高桂清、马桂元、马三立、刘宝瑞、杨文华、高少亭、冯立铎等人。原来孙少林也在这里，我到“联兴”以前他己去济南。我听说他先在“清莲阁茶社”演出，后来他妹妹（二黄清唱演员）在那嫁给了济南盐务管理局的一个会计，由他妹妹出钱，孙少林在“大观园”里租房子，开了个“晨光茶社”，专搞相声大会，后来孙少林把他师父李寿增接了去在那掌穴，这样天津和济南的相声演员来往就频繁起来。 　　这时在“联兴”掌穴的是高桂清，他为人公道，大伙都很拥护他，他也确实有一种舍己为人的风格。那时这种相声场子一到饭口，许多演员都回家去吃饭，场上都是搁俩学徒的对付着，因为这时观众也不会很多。可是高桂清每逢饭口，他都自己在那顶着，有时自己说个单口笑话或“八大棍儿”什么的，他也不回家吃饭，一直等到演员们都回家吃完饭回来，接着演出，晚上他还照样使活。他对“联兴”的业务、人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确实费了不少的心血，可是到晚上下帐的时候，他比别人不多拿，也拿“一个份儿”。这样就能够得到同行人的尊敬。要不怎么解放后他死在济南，我们大伙儿得信以后很惋惜，凑“份子”随礼都很踊跃，烦他的徒弟冯立铎带着，赶往济南吊唁呢！这当然是后话。 　　高桂清在艺术方面也很出色，他的单口相声说得很好。经常演出的有《满汉斗》、《山东人斗法》、《解学士》、《九头案》等。他说单口相声“包袱”很脆，很受群众欢迎。他演的《永庆升平》是他的拿手节目。在相声中连续性的大笑话，有《张广泰回家》、《马寿出世》等目录，最初都是评书《永庆升平》的片断，相声演员早年掐取其中有笑料的一段故事，作为大笑话来说。高桂清说的这段《永庆升平》不但保持我们相声中“八大棍儿”的特点，而且评书味儿也很浓。因为他说相声是马德禄的徒弟，他说评书是福坪安的徒弟。福坪安专说《永庆升平》，在天津评书界很有声望，后来死在东北。高桂清说的这段《永庆升平》就是向福坪安学的。不但有“包袱”，而且有“扣子”，所以很能吸引听众。不管是饭口，还是开场“圆黏”，只要一说，立刻满座。他的对口相声“贯口活”也很好，如《八扇屏》、《地理图》、《开粥厂》、《报菜名》等，都是他经常演出的节目。不过他的口齿有些毛病，说话比较费劲，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短处，所以从来不赶曲艺园子，只在茶社演出。 　　再说就是马桂元，他是马德禄的长子，是马三立的大哥，说相声当然是家传啦！他磕头师父是李德钖（艺名“万人迷”）。马桂元说相声捧逗都好，在表演时“相貌”好，不论使“神儿”，还是使“相儿”，脸上都有买卖，他逗哏时经常演出的节目有《学四相》、《卖棺材》、《拉洋片》等。不但嗓音亮，而且表演洒脱，特别是《学四相》中，学哑吧一节，神相结合，惟妙惟肖。他给别人捧哏时，话口严，尺寸好，善于发托卖相。例如捧《大上寿》、《树没叶》、《大娶亲》等活时，都需要；捧哏演员表情变化多端，他很能根据作品内容，使用不同的感情，捧每个节目都不是“一道汤”，这是比较难得的。他还经常演出单口相声（包括单笑话和八大棍儿），一般的单口相声节目他全会，而且演得很不错。另外，还有几块“臭活”，如《武则天》、《柳下惠》、《状元入府》等，他使法个别，很吸引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和高桂清都赶不了大园子。”这也说明他对自己艺术是很清醒的。可是，在旧社会里艺人吃不饱肚子，他又沾染上了抽白面儿、耍钱等坏毛病，最后死时连棺材都没有，还是兄弟剧团常宝堃、赵佩茹他们出钱给买棺材发送的。 　　我在“联兴”期间，业务一直不错。观众对我也逐渐熟悉，有些熟观众叫我“阎麻子”一直就成了我的艺名；后来我和尹寿山合作多年，阎麻子和尹傻子成为“联兴”的一块招牌。后来马三立去北京，刘宝瑞去济南，这里演出受些影响，这时班德贵、王世臣、冯宝华、回婉华、于佑福等人参加了“联兴”的演出，业务还算不错。但那时总碰上防空演习，一拉警报观众都怕空袭全走了，业务经常受到威胁。高桂清后来也去济南，“联兴”的掌穴人改为尹寿山。尹寿山原来是唱时调的“前脸”，说相声早年算是焦少海的徒弟，和赵佩茹是师兄弟。可是高桂清和他是发小弟兄，他和李寿增、冯子玉（冯立铎之父）又都很要好，平常他管高桂清叫师哥，后来高桂清把他拉成师弟。这样尹寿山就变成马德禄的徒弟。尽管赵佩茹很不同意，可是孙少林这些人有时从外地回来都管他叫“傻伯伯”（因为他外号叫“尹傻子”），这样他就变成第四代演员。他在“联兴”掌穴直至解放以后。 　　这时张寿臣、于俊波、常宝堃、赵佩茹、侯宝林、戴少甫、秦佩贤、苏文茂等人经常到“联兴”后台串门。有时他们也帮助我们使活。经常是张寿臣说谁使一个，这样谁就演。我和常宝堃使过《家庭论》，有时我给他捧，他也给我捧过。侯宝林、戴少甫使活，多是耿宝林捧；于俊波、苏文茂使活多是朱相臣捧。他们这些经常上园子的演员到“联兴”使活，使“联兴”的业务能够不断提高，他们也从我们这里学习到很多节目，这种交流演出是有好处的。
四、济南的对垒
　　　　我三十二岁那年也去济南，这次是刘宝瑞邀去的。这次去的阵容非常整齐，实力很强。从天津去的有张寿臣、于世德、张立森和我；从北京去的有王长友、黄鹤来；到济南后从“晨光”闹别扭出来的高桂清、刘桂田、袁佩楼、李洁尘；还有在当地未参加“晨光”演出的来少如等。真有群雄聚会之势。为什么这次刘宝瑞邀这么些人呢？原来是他在济南本来也在“晨光茶社”演出，后来他和孙少林师徒闹了别扭，所以不借重金邀了这么些位，目的是和“晨光”打对台。我倒真想起过去听评书《三侠剑》来，胜英和少林寺比武，各自搬请老师，这边把壁和僧请出来，那边就把艾莲池也搬出来，形成双方对垒。这当然也是旧社会商业竞争带来的后果，其实张寿臣和李寿增老哥俩是亲师兄弟，李寿增还是张寿臣的代拉师弟，老哥俩感情很好，何必如此呢？我当时知道这种情况以后，答应只帮忙两个月。这样刘宝瑞和一个掌柜的（由他出钱，此人名字我不记得啦），就在“晨光”对过租房子开了一家“共乐茶社”。“共乐茶社”原来是唱山东地方戏的园子，刘宝瑞接过来开了个“相声大会”，这两边就算对立起来。起初这边力量很强，业务很好，“晨光”确实有些吃不消；所以那边也邀人。他们邀来的是白全福、罗荣寿、刘广文、郭全宝、孙兴海、郭宝山等人。据说郭荣启也去了，他未参加演出。双方对立起来以后，“共乐”始终压着“晨光”。两个月以后，我看同行人这样不好，“晨光”的李寿增、孙少林师徒和我也不错；这边又有张寿臣、刘宝瑞这伙子人，我很为难。最后我就来个不辞而别，偷着跑回了天津。后来张寿臣、王长友等也都陆续回来，其他人又干了些日子，结果还是“共乐”这边跨了；李寿增出面了事，高桂清、袁佩楼等人又回到“晨光茶社”。这就是相声界常说的“济南对垒”。
五、南方之行
　　　　到1948年，我已经三十五岁。朱相臣已经和郭荣起搭伴好几年，他们经常在电台及各曲艺园子演出，已有很大的声望。那年夏天朱相臣到“联兴”来找我。说骆玉笙要到南方演出，郭荣起病了去不了，常宝霆正结婚；组班缺一场相声，想邀我去。这事我当时还定不了，朱相臣直接找尹寿山借我半年。说好这次去是拿“包银”，每月法币一亿元，我和朱相臣“刀切账”。我们说妥以后，我就随骆玉笙到南方演出。 　　这次同去的有：单弦演员桂月樵、梅花大鼓演员史文秀及弦师刘文有、钟吉瑞、李元通等。我们乘轮船先到上海。按合同应在“高士满”演出。“高士满”原来是舞厅，改曲艺场需要现按座位；这样我们在上海等了十三天，这十三天每天开工钱。等到“高士满”把座位按好了以后，到该演出的时候朱相臣病了，原来他那时虽说忌了烟，可是每天还偷着喝烟泡，这时他带的烟泡没有了，成天浑身无力演不了。我就自己说单口，原来我没有说过单口笑话，单口节目我没有怎么办呢？我就把对口相声变成一个人说，结果效果也很不错。后来还是有人给踅来烟灰，他喝了才恢复正常。我们俩上“倒二”，骆玉笙“攒底”，在上海又邀了田双亮夫妻抖空竹，凑够一台节目。我和朱相臣演出的节目有《红娘下书》、《窦公训女》、《珍珠衫》、《五百出戏名》等，业务还算不错。但那时物价飞涨，我们这些拿“包银”的演员，确实有些吃不消了。有时就赶一些“堂会”，这样可以增加一些收入寄回天津。由于物价飞涨，银行实行加利息汇款，在上海寄八百到天津家属可以取一千。就是这样，寄钱的人也是要吃亏的，因为那时物价一天就能涨几回嘛！ 在上海演出三个月合同期满以后，又到南京，在夫子庙附近的“今古茶社”演出。这时解放军已占据许多城镇，战局发展很快，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市面人心惶惶。这时又赶上法币换金圆券，这一来使许多商业倒闭，许多资本家亏了本，于是就没有这么多的闲人来听曲艺了，我们的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每月拿到的法币一亿元换成金圆券，也就将能够个人吃饭的，还差点挨了饿。我又盼着早点回家。好容易南京演出期满，准备回天津；这时津浦线已经不通车，我们又乘火车转道上海，从上海搭轮船回到天津。我又进南市“联兴茶社”。 　　这时已到1948年年底，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天津，天津国民党也调进许多军队，市面很混乱，陈长捷到处还在抓兵，人们就不敢出来，市内娱乐场所全部停业。我们这些茶社的演员也干不了啦，可是家里又等着吃饭怎么办？就在大炮稍稍有停顿的时候，我们就在东兴市场找块空地，说个两段、三段，敛够吃饭的钱马上收摊。就这样干了几天，那年元旦也是这样度过的。终于在1949年1月15日迎来了天津解放。 　　天津解放后稍事停顿，就到了旧历年（即春节），我们又开始演出。这时在“联兴”演出的有尹寿山、耿宝林、于宝林、冯宝华、史文翰、尹笑声、于佑福、刘玉凤、尹秋雯等人。后来在离“联兴”很近的“有和茶社”，班德贵又组织了一个相声大会。演员有常宝霖、连笑昆、王家齐、刘文亨、刘文贞、高英培、范振钰、李鸣歧、王鸣禄等。这时市区已经委派干部管理，最初到茶社来的就是滕进翔和韩耀华，把我们两家茶社的演员组成两个相声小组，算是有了初步的组织。经过1951年的文艺界反霸斗争以后，我们两家茶社的相声演员合并，于1956年建立了和平区相声队，由冯宝华、班德贵两个人任队长。到1958年，该队并入天津市和平区曲艺杂技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