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近师东兵，你将会有一个全新的感觉……
我们是一点火，用自己的青春为燃料，照亮你，烧化我，给世界一线微弱的光明……

如果把这句话用来形容师东兵，也许是比较确切的写照。 当他的《短暂的春秋》、《铁窗余生录──江青被捕后秘闻》、《庐山真面目──彭德怀事件真相》、《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中国第一冤案》等一系列重大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被国内的不法书商一盗印再盗印，被盗印的作品几乎出现在神州大地各个角落，以至国家新闻出版署和有关部门连续发了几个文件严令追查都难以禁止时，师东兵的名字和他的故事，也通过各种渠道成为各个层次的人们所打听和议论的话题。他的几十部长篇作品在香港和海内外出版，也使他的知名度越来越大，关于师东兵的传说随着他的作品广泛流传而被人们熟悉…… 读者总是从作品中考察作家的学识和为人的。是的，文若其人，我们透过师东兵几十部作品，可以看见他的广阔的胸怀和对重大历史问题的真知灼见。 有人认为师东兵的作品都是反映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所以称他是专写“中南海红墙内内幕”的“红学家”。其实，他最早写成的作品却是反映一九二八年军阀混战期间，张学良和傅作义争夺涿州之城的《血战涿州》。 这部作品，把当年那场空前残酷的战争写得腥风混浊，如见将士，如闻嚎泣，使你仿佛已经到了那个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把傅作义和张学良等将士刻划得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这部长篇几经辗转出版后，人们对师东兵就产生了好奇：他是一个怎样的作家？为什么对战争的指挥和战争的场面如此熟悉？ 师东兵终于出现在出版商和他的众多读者面前，人们不免有所失望。他太普通了：国字型的脸庞如同铜铸铁打，仿佛久日耕耘在荒原上的农夫；唯一独特的是额头上的皱纹，使人感觉到他必然有一段饱经风霜非凡经历，眉宇间凝聚着他对历史的深思；他的眼睛总是眯缝着，偶尔闪着光亮，好象时断时隐、不停地透视着人生…… 他喜欢穿中山装，这倒不是为了怀古和守旧，而他认为穿上这样的半新不旧的衣服可以随便些。因为他经常考虑各种问题，他的衣食住行就由他的妻子负责承包。后来外出多了，同他随行的助手和工作人员就承担了他的整个后勤。 这就使得师东兵把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读书、采访和研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有关的历史上。他在三十多年的读书和学习生涯里，已经五、六遍通读和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已知的毛泽东的全部著作；阅读和研究了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为代表的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阅读和研究了国内外战争的重大战役细节，熟读了古今中外的各种兵书和军事理论…… 师东兵的最大特点，是喜欢和形形色色的有特点、有非常经历和重要贡献的人们交朋友，畅谈人生和对世界的看法。这一切，都是他在文学创作和总结历史经验时不可缺少的源泉。 当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第一部作品《山雨欲来》和《最初的抗争》刚刚出版时，读者就从作者所猎取的素材中感受到了他的触角，对他所提供的情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的，这两部作品里真实地再现了一九六五年毛泽东支持江青，多次秘密地往来于北京、上海、杭州、苏州之间，指使张春桥、姚文元写出了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详细内幕。当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陆定一等人出面保护吴晗这些人时，恰恰中了老谋深算的康生惊心设置的圈套，彭真这个曾经被邓小平和刘少奇称为“中共中央实际上的副总书记”的“精明政治家”竟然跌落进深不可测的政治陷阱之中…… 某些喜欢编造情节的作者或人士，得知作者的工作单位是山西省侯马市文联时，往往抱着怀疑的态度摇头，甚至妄加贬低作品。但是，一个资深的老革命家看了师东兵的书后，对湖南省共青团的主要负责人说：“在香港，其他人的书都可以不买，但是师东兵的书必须买，有极大的收藏价值。师东兵书中所描写的情节，基本上都是真实的，连对话都非常准确。我当时所经历的一些情况，都是很小的范围内发生的，但是师东兵都描写到了，他绝对不是那种信口胡编的作家，所以你们要对他的作品高度重视。” 《山雨欲来》和《最初的抗争》，两部作品气势宏伟，出场人物纷多不乱，基本上都是历史上真实的再现。特别是彭真的重要言行，都是史料上罕见的珍本。人们自然要奇怪，作者是如何搜集到如此众多的宝贵资料的呢？就连廖沫沙在看了作品，见到师东兵和他谈话的时候都坦诚地说：“许多当时的背景我都不清楚，人家如何整我，为什么要那么整我，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只熟悉我当时参与到的情况，别人在背后的活动我一无所知。你能得到这么多的材料，真不容易！” 这两部作品在一九八六年分别推出后，师东兵对出版社和杂志删去的有些重要事件很不满意。比如一九六六年二月，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曾经向毛泽东报送了郭沫若的一些材料，前往杭州向毛泽东汇报时曾经建议对郭沫若展开批判，被毛泽东所否决。有人认为这段历史会影响老革命家的光辉形象而大段删去，师东兵痛心疾首地说：“这样，我们的读者怎么会了解当时独特的政治形势呢？” 中央党校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也向师东兵建议：“你把一切坏事都给林彪、四人帮加上，作品就容易通过，否则你写得那么详细了，容易招惹麻烦。”师东兵还是坚持他的忠于历史的写作…… 在师东兵精心创作的力作《毛泽东选择突破口》中，更深层次地把毛泽东发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再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任何一场斗争或革命，不论来得怎样突然和偶巧，其实都有一个长久的萌生、酝酿、发展的过程。师东兵说得好：“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伟大领袖，在和一批热血青年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缔造了工农红军和人民共和国后，最后上演了一出悲剧，既有复杂的国际原因，又有中国根深蒂固的社会根源，还有党内领导阶层的知识结构和素质等方面的因素，绝对不能把历史的责任从个别领导人的个人品质上找根据。我的出发点，就是要用文学的形式再现那场惊心动魄的过程，让人们从真实的事件发展中吸取经验和教训，选择和开拓自己将来应该走的道路。” 《古都春寒》，是师东兵直接反映江青如何在毛泽东的部署下，利用林彪在军内的地位和影响，依靠他的支持，召开和形成后来使全国文艺界谈虎色变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详细经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江青的心态，同时也描写了毛泽东在这个纪要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师东兵认为，研究和再现文化大革命，不应该回避和否认毛泽东所起的作用。如果不敢正视历史的真实，就不可能真正认识林彪、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包括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这些人的真实面貌和他们人生的轨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败笔，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和光辉形象。越是真实地对待和研究这段历史，我们越是可以看到毛泽东的远见和他在历史大势下的力不从心。这更能使人们体会到这样的真理：人们可以利用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是绝对不能创造和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 我们只有看了师东兵的全部作品，从能体会到作家这样的苦心和追求。所以，《古都春寒》的主人公之一，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曾经担任过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的刘志坚，看了此书后，亲笔书写了“再现历史，秉笔直书”的条幅，送给了师东兵。 同样，他的长篇纪实文学《风骤京都》和《中国第一冤案》分别由香港和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再次引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读者们的关注。一封封信从四面八方到了师东兵的手里，认为他“最真实地揭示了那段历史的复杂原因和过程，使经历过那段痛苦生活的人们再次见到了那样的岁月。”这部作品从反映的事件和时间来说，紧接《山雨欲来》和《最初的抗争》，再现了一九六六年六月毛泽东批准广播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所谓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后，整个北京和中国高校出现天下大乱局面的来龙去脉，真实地刻划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等人拒绝陈伯达的阻挠，派出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被从南方赶回北京的毛泽东斥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抗争过程。作品中，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的形象有骨头有肉，没有脸谱化的贬褒，也没有想当然的推测。就连当年参加过北京一系列事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都说：“这本书写得很真实，关于江青这些人的活动写得一点都不过分，完全是他们的表现，连神态都象他们原来的。我佩服师东兵刻划人物的功力！你虽然在作品中写了我的罪恶和错误，但是我心服口服！” 在写这本书时，师东兵特意走访了彭真倒台后曾经担任过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和市委第二书记吴德，和他俩回忆了那个特殊时期的日日夜夜，包括他们当时的心理感受和认识。看了师东兵的书后，李雪峰惊讶地说：“你比我掌握的材料还要多，你从哪里得来到这么多材料？有些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看了你的书，我想起来了！真是不简单！” 《风暴与逆流》，是师东兵详尽地再现一九六七年发生在上海的夺权风暴和所谓的“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事件的重要作品。作品对陈毅、谭震林、叶剑英等开国元老、将帅抵制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斗争赤诚无误地作了介绍。直接使用的都是当时的原话，没有丝毫的造假和掩饰。师东兵在和笔者交谈时，明确地说：“上海的一月风暴，从发动到最后形成定局，都是毛泽东支持和指示的结果。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过去许多作品都竭力地回避这一条，把这次夺权归结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少数人搞的阴谋活动，显然是和整个历史的形成不符的。我们正视这段历史，同样丝毫不会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恰恰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避免今后再不出历史的弯路。为什么上海的一月风暴后，就紧接着出现了所谓二月逆流呢？毛泽东讲得好：‘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贯穿在整个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中，革命的阶级是如此，反革命的阶级也是如此。’既然毛泽东提倡向党内走资派夺权，那么各种各样的人和组织都会借用这个口号积极地参与到夺权斗争的潮流中来。于是，不合中央文革小组口味的群众组织和领导干部就成了‘保守派翻天’，就成了‘反革命逆流’，于是一场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或派别斗争，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越演越烈。” 师东兵的这段话，也就是他的这本书的最好诠注。 在发表这部作品时，有人劝他：“你是否能把书中谭震林的有些话稍作修改？” “哪些话？”师东兵对作品的修改是十分慎重的，没有足够的理由或根据，他轻易不作变动。他明知如实地公布一些历史细节会招来一些人的不快，但是他还要坚持那样写。他说：“一个真正的作家把歪曲和隐瞒历史真相，看作一件最无耻的事。我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能出卖我的灵魂和良心。” 有人提出的，是谭震林在怀仁堂会上的怒吼：“……我不该革命四十多年，我不该跟着毛主席跟了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他们认为这样写，会有损于这位老革命的形象，建议写得含蓄点。师东兵听罢问道：“修改了还是谭震林吗？含蓄点是谭震林的性格吗？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吗？如果谭震林、陈毅等老革命采取了含蓄的抵制策略，毛泽东会发那么大的火吗？如果要那样修改，整个历史就会发生阴错阳差！为什么反映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的作品，看了叫人不可理解？就是因为有人总是按照他们的想象剪裁历史，这段片断影响某人的形象，那句语言有损某人的身份，于是就出现了四不象！把当时充满火药味的政治风云弄成无由之火，让后来的人看了觉得当时完全是一些无原则的吵闹。明明彭德怀等人在当时和后来都有一些过火的言辞，但是统统不隐蔽了。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维护毛泽东而不公开他们的原话，后来又为了维护彭德怀而继续隐瞒一些事件。所以，迄今为止的庐山风云都没有完全揭开当时的盖子。这不行！要写就要符合历史地写，与其公布一些经过篡改和歪曲的东西，那还不如不发表的为好！” 所以，师东兵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创作了反映“彭德怀反党事件”真相的长篇文学《庐山真面目》，为此他曾经不远千里采访了看守过彭德怀的许多战士，掌握了许多也许会永远地封存起来的情节。一位党史专家说：“师东兵是真正全方位、多侧面、立体式的的再现这段历史的作家。他所起得的作用，是我们专门研究历史的人所办不到的，也是当时的当事人所无法涉及的。只有象师东兵这样具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才能完成这样的任务。反映庐山斗争的作品已经多如牛毛了，但是真正客观而真实、全面而公正的，《庐山真面目》算是最好的一部。那些发泄不满和散布对毛泽东攻击言论，甚至通过那场事件无耻地吹捧自己的回忆录，根本歪曲了事件的真实过程……” 在《刘少奇专案内幕》作品里，师东兵第一次把毛泽东所起得作用作了科学的说明，揭露了震惊全国全党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案件”出笼的前前后后，把江青、谢富治、康生等人在这个案件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描写得绘声绘色，也把当时的政治背景描述得合情合理，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六十一个叛徒案》，则从文化大革命的角度，再现了一九三六年八月，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接受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的指示，履行国民党监狱制定的手续出狱的真实经过，他不但根据当事人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而且阅读了所有的在各种历史条件下所写的证词，分析了每个人的具体案情。在公布不公布所谓《反共启事》全文上，师东兵曾经和出版社发生分歧。有人认为，公开了当年的历史原件会有损薄一波等老革命家的形象，主张删节。师东兵认为，林彪、康生、江青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历史原件作出他们的结论的，如果删掉这样的重要史料，怎么能准确地说明历史的真实呢？如同正确对待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的《自述》一样，对薄一波等人发表的《反共启事》，也要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作科学的和客观的认识。任何对重大历史材料的隐瞒，都会给历史造成歧误。 所以，这部作品是所有反映同类历史事件中的作品，唯一公布了许多难得的历史史料的作品。就连曾经在维护大革命红极一时、所谓和六十一个“叛徒”作了英勇斗争的刘格平，在看了这部书稿后，也说：“虽然我和你师东兵的看法有分歧，但是你在使用材料上是公正的、客观的，也是有胆识的。我佩服你这种勇气。如果这样来写历史作品，就是把我再骂个狗血喷头，我也心甘情愿。” 与《六十一个叛徒案》有同工异曲之妙的，是《序幕从钓鱼台拉开》。这部作品中，师东兵揭示了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五月的一个政治浪涛，即在中国政坛的最上层和学生组织中秘密地炮打周恩来的阴谋的来龙去脉，同时公开了所谓“五一六红卫兵团”历史的真实状况。为此，师东兵认真地研究了周恩来所写的关于《伍豪启事》的说明材料，同时也研究了在枪毙“五一六兵团”头目张建旗前夕，他所写的交代材料和信件。查阅了那个时期他们所有的活动，得出了准确的结论。 这部作品于一九八八年公开发表后，在全国引起了重视。当年的《小说月报》作了转载，并有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编辑专门来到师东兵住地和他联系，要拍电影。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文学部主任对师东兵说：“我们已经和厂长们作了研究，其他的影片不给钱就不拍，你的这两部影片，就是上面一分钱不给也要拍！我们对你的作品有浓厚的兴趣，关键是认为你写的情节十分真实。我们曾经把你的作品拿给许多当事人看，就连当时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看了都承认，师东兵写的确实是那么一回事。” 《武汉·钓鱼台·毛家湾》，对一九六七年七月的那场震惊全国、全世界的所谓“武汉反革命暴乱”描述得非常详细，把当时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及其参与这起事件的当事人们的面貌和言行刻划得逼真传神，生灵活现。陈再道在看了作品后，对师东兵说：“围绕这起事件，许多人作了文章，但是只有你把握事实把握得非常得体。我愿意给你提供你创作所需要的材料，因为我知道只有你这样的作家才会使用材料。” 《毛泽东面临的选择》是师东兵思考了很久的力作之一，作品揭示了毛泽东为什么要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底，依然决定先后抛出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红极一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毛泽东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在师东兵的笔下成为有骨头有肉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神。在政治斗争的紧急关头，在要解放军还是要王力、关锋、戚本禹这些笔杆子的选择中，毛泽东从长远的另一步高棋出发，选择了前者。对于毛泽东胸中韬略大计，就是许多的当事人也并没有弄清楚。毛泽东胸中的底牌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会轻易地显露出来的。但是，究竟谁真正吃透了毛泽东的心思呢？师东兵在这本书里给了你最为信服的回答。 同样，他的纪实精品《密令来自中南海》，是反映文化大革命系列中最为关键的一部。他通过对轰动一时的“杨余傅事件”的描述，真实地刻划和剖析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和林彪、江青、周恩来在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对这段历史，后来的人们包括当事人都有一些断断续续的回忆和揭示，但是根据师东兵掌握的材料和他对某些重要人物的访谈，认为并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导致“杨余傅事件”的根子，虽然是林彪，但是江青、张春桥所起的作用也很大。第一手的材料证明：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关锋、王力，早就对张春桥、姚文元表示出不满情绪和争风吃醋的劲头，他们在私下和杨成武等人都有频繁的接触，杨成武等人在陪同毛泽东南巡期间，多次给关锋等人通风报信，对张春桥的活动和历史都有议论。关锋、王力等人在逮捕以后所写的材料里，对此都有涉及。 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在中南海几次开会，研究对杨余傅的处理。师东兵为了准确地掌握这方面的材料，作了大量的工作，及时地抢救材料。一次，他为了和一位当事人访谈，在北京整整住了一个多月，几次步行的他的家里等待。师东兵诚恳地对一些包括犯了错误的人说：“我们谈话，并不是要争个谁对谁错，这个问题留给历史老人来作裁决吧。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如何把历史的真相留给我们的后代。现在由于政治和路线方面的认为因素，许多人都不愿意揭示真相，甚至千方百计地隐瞒真情，特别是对目前认为是错误甚至犯罪的事情，总是象躲避洪水猛兽那样地拼命洗刷，对此我们有责任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我作为一个作家，发誓要真实地再现历史风云，而绝对要对历史负责。” 师东兵的真诚和他对党史的精通，使许多的当事人愿意和他探讨历史，核实真相。同时把他们珍藏的历史东西交给了他…… 紧接着，师东兵在《九大风云录》、《庐山雾》和《梦破沙丘》的三部曲中，把林彪、陈伯达和黄永胜、吴法宪、叶群、邱会作、李作鹏等人从文化大革命中开始结伙，到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围绕设国家主席和称天才问题，发起对张春桥、江青等人的攻势，最后以林彪仓惶逃跑，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一惊险的政治闹剧，反映得微妙微俏，读罢令人刻骨铭心。 同时，师东兵又以林彪从兴盛到衰亡为主线写了《权力顶峰的游戏》上、下两部，以鲜为人知的史料真实地描述了林彪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功过是非，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他如何走完了人生道路上最为精彩的一段段路程，给他走上那个谁也想象不到的归宿找到了科学的结论。师东兵在和一些党史专家和领导人谈话时，得出的结论完全与众不同：“真正直接迫使林彪走向那条绝路的，不是毛泽东，也不是周恩来，更不是江青、张春桥，当然也不是林立果和叶群，而是……” 师东兵的结论听起来似乎难以致信，但是他周密细致的分析又使你不得不信服。 《决定中国命运的二十八天》是师东兵打得很响的一部作品，曾经在一九八九年间，全国的几十家报刊连续转载和刊登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作品里，师东兵把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在毛泽东逝世后的二十八天里的心态把握得十分准确，把他们活捉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时的场面叙述得十分详细。就连一些当事人也赞赏地说：“作者把握分寸很得体，基本上就是那么回事，没有任何的夸大和歪曲。不象有的作品描写得那样，离事实简直有十万八千里！” 在师东兵反映文化大革命的纪实作品中，我们认为最为精彩的是他叙述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悼念周恩来逝世而引发的重大事件的《天安门悲歌》。在这部作品里，无疑寄托着师东兵自己的悲欢离合，凝聚着他的爱和恨，因为他本人就在这个事件中遭受过惊心动魄的磨难。这部作品除了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外，在国内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也同时出版，书名改为《清明祭》。 和他以往的作品不同处在于，《天安门悲歌》和《清明祭》采取了上下结合、虚实相间、时空拉长的艺术手法，在重点叙述中央最高层你死我活的斗争同时，集中塑造了普通的热血青年对周恩来的忠诚热爱和对这位伟人之死的极度哀思，从对悼念周恩来的压制中，热血青年对那伙专靠整人为业的政客们产生了反感和仇恨。师东兵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热血战士的情感把握得恰到好处。许多熟悉师东兵的读者看了这部作品，反映说：“我们从中也看到了师东兵的影子。” 再者，就是《邓小平复出记》。师东兵在这部作品里，真实地叙述了邓小平在逆境中所采取的韬晦之计和应付策略，使得保全了自己并能够东山再起。通过这段历史的真实描述，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世纪伟人丰富的斗争经验和灵活机动的应变措施。 在传统的英雄理解中，人们往往对那些硬死不屈、舍生就义的勇士敬佩不已，认为这样的豪杰才是这个名词的全译。其实，作为政治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有效地避免损失，保全自己继而能够卷土重来，才是更为值得大书特书的“大勇雄业”。邓小平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给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们创立了智勇之最。 师东兵在谈到这本书时，曾经这样说：“林彪摔死之后，邓小平瞅准时机给毛泽东上书，是他早已吃透了毛泽东心思的果断之举。是他多年来丰富的斗争经验的最佳闪现，他无疑胜利地达到了他的目的。在这个方面，邓小平是胜利者。研究了邓小平的政治策略后，我们对他有信心在一九七七年再度复出就毫不怀疑了！” 师东兵为了进一步揭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和当时的历史条件，经过多少年的积累，他在上述纪实作品的基础上，再次推出了《狂飙》系列二十部，直接从毛泽东形成他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思维和实践的主线下，再现了他一系列战略部署的形成过程和其中充满的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狂飙系列二十本，是继他的文化大革命系列十五本之后的又一套正面反映和揭示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书。这套全书是以毛泽东、江青在部署、指挥、策划这场运动中的活动为主线，全面地、真实地分阶段、分回合、分层次地再现了这场运动全过程的纪实文学。这套全书是已经出版的文革系列的姊妹篇，比起前者分别是以一些老将帅或其他领导人的活动为主线来，这套纪实作品更具有权威性，更具有内幕特点，更能使人信服地掌握和了解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书中无论是对毛泽东、江青的描写，还是对林彪、张春桥等人的刻划，都是本着他们真实的活动而再现，尤其是对周恩来、邓小平、刘少奇等人物的叙述，作者凭借第一手的真实资料，毫不掩饰地归还他们在运动中的本来面目。这套全书的最大特点是“再现风云”、“忠实历史”，体现了作者“秉笔直书”的一惯文风。 《织网套“苍龙”》、《“请君入瓮”记》、《夺权大风暴》、《钓鱼台帷幄》、《武汉“暴乱”录》、《毛泽东亮“牌”》、《专案组黑幕》、《神州大扫除》、《幕后的较量》、《旋风起庐山》、《作证，大沙漠！》、《邓小平出山》、《龙争虎斗谱》、《中南海密令》、《天安门报告》、《毛泽东嘱咐》。其中的《选择突破口》、《引“蛇”出动时》、《林彪摔死后》、《毛泽东嘱咐》、《怀仁堂政变》等新的作品，既是对以前文革系列的补充和充实，又是对那段历史的增强，比原来他的一些作品更加显得成熟、精道，成为师东兵纪实作品中的不朽佳作。 尤其是师东兵精心构思创作的红卫兵三部曲《红，是血是梦》、《血，也可能白流》、《梦，总有醒来时》，从当时文革时代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写起，刻划了普通的中学生、普通的工人、教师，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共中央的最高层领导人，形成了全方位的立体交叉，更广阔地再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血腥武斗和大内战中残害百姓、蹂躏干部的创面，读罢令人惊心动魄…… 有人以为师东兵只是专门写作文革题材的作家，其实他的笔锋已经触及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重大斗争。例如他的反映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的作品《高岗魂断中南海》，就直接地揭示了建国以来刘少奇、周恩来同高岗斗争的全过程，给人们提供了了解那段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和形象感受。 他笔下的高岗，已经同文件里或教科书里的高岗有了很大的区别：高岗作为中共历史上的一位重要领导人之一，在建国以来的许多问题上是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他反对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等人，许多的根据都是出自毛泽东的指示。但是，为什么他最后被毛泽东所抛弃呢？师东兵从他所掌握的敌意手资料里对这起“反党事件”作出了准确的结论。这部作品就是直接地再现这次“路线斗争”的风云的。 四十多万字的纪实作品《庐山真面目》，则是正面反映了彭德怀、黄克诚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上对大跃进的错误进行批评后，他们遭受打击的真实记录。 最令人干兴趣的是师东兵近年的新作《铁窗余生录──江青被捕之后》，以全新的角度再现了江青在中国革命的几个重大历史关头的真实表现。这部作品，一反以往历来作家们描写江青的常态，第一次把江青作为一个人来描写和刻划，公正地还其了她在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同样，《中南海的大管家汪东兴》、《政治漩涡里的周恩来》等作品，都用大量的历史史料和新的证据，真实地表现了这些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真实面貌。 《早逝的英华》这本书，是师东兵正面描写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力作，也是作家对胡耀邦献上的寄托哀思。 在《政坛秘闻录》里，师东兵地一次公布了他对二十个党政军重要领导人及重要知情人的访问记，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件进行了评述。这二十个人里，其中就有华国锋，也有陈伯达、康生的妇人曹轶欧等人。这本书，被海外的评论家称之为“重量级”的作品。 “师东兵式的作品”已经成了当前纪实文学上的一个品种。有一位资深的老作家说：“师东兵的纪实文学已经成为一种创作方法，就是紧密地联系人们的关注热点，用纯文学的形式极真实地再现高层生活内幕。” 师东兵在全面地反映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最高层卷策内幕和斗争的同时，也把视野放在一个省的具体解剖上。《这是最后的斗争》，就是通过山西省的文革，进一步深入再现那场运动的实质的一部力作。作品通过省委第一书记卫恒之死和省委秘书长史计言的遭遇，真实地揭示了在那个独特的社会条件下人和人的复杂关系，告诉我们：左的思潮决不是一两个领导人的问题，而是一种深厚的基础。在那个时代条件下，就是所谓的老干部，也会干出迫害老干部的惊心动魄的事件。那些思想品质恶劣的人，那些总想自己向上爬的人，那些在官场上争名于朝、争利于市的人，总是要通过整人来表示自己的“革命”，总是要通过别人的鲜血来讨功领赏。这部作品所对人们启发的内含，已经远远地离开了作品本身。 我们在阅读师东兵大量的纪实作品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师东兵文选》第一卷和第二卷里的评论文章和他对一系列重要事件的观点和立场。我们知道，师东兵早在青少年时期，是立志要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但是随着理论领域的思想僵化和形而上学的猖獗，他开始转向了文学创作。但是，他在各个时期都写了重要的评论文章，特别是参军和在工厂期间，他几乎天天记日记，天天写评论文章，目的一是为了总结一些历史的经验，二是为了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我们通过他的这些东西，可以看出他在青少年时期的孜孜追求，可以看出他惊人的学习毅力和写作水平的逐步提高。 在《师东兵小说选》里，我们看到了他在那个特殊时期的文学作品，证明了他的确是一个极现实主义者。他的作品，完全是从生活的真实出发，提炼和再现一个人的历史悲剧和通过一个人的遭遇。命运来反映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我们在阅读师东兵的这些作品的同时，也看到师东兵出版的《师东兵诗词选》和《师东兵诗选》，这两部作品收录了师东兵从一个初中生的的诗作到现在他已经成熟的诗词，可以感受到师东兵在文学领域里的多种兴趣。 这要有生活，还要有水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现在盗版书的策划者们干起了冒充师东兵的名字来印刷一些粗劣不堪的读物来招摇过市，其中一本题为《1971年9月13日是谁杀死了林彪》的书，由笔者买下送到了师东兵的面前。 师东兵看完后，说：“看来我的名字也会被人盗用了，中国文坛上出现了真假师东兵，这也算件稀奇事吧。不过，我不想穷究，我对黑市上盗版我的书的现象，从来没有追求过，因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只要不是撞在我枪口上的鸟儿，都可能漏网。如果有朝一日撞到我的枪口上了，那就请他们自认倒霉就是了。” 一番话，引得在场的朋友们都大笑不止。从这，也可以看出师东兵的胸怀吧！ 但是，如果你想见到其人，却是相当的不容易。有些记者、作家到了山西侯马，通过多少熟人想拜访他，几乎都是愿望落空。这倒并不是他有什么了不起的架子，他普通得走到大街上，你也绝对不敢把他和一个名震海内外的作家联系在一起。他的“神秘”在于他实在太忙了。他的创作计划已经排到了二十年后，也就是说，师东兵天天不停地写作，一年如果出版八本书每本平均三十万字，他还需要整整三十年后才能完成他现在的预定计划。这就需要他不停地采访，不停地搜集材料，不停地进行笔的耕耘（准确地说他早已经使用电脑来写作了，是在键盘上不停地耕耘）…… 师东兵已经成为各种各样的人关注和搜寻的对象，其中不乏一些心术不正的恶劣之徒。有几个人不断地通过香港和一些渠道，给师东兵写信要钱要赞助，进行敲诈勒索；有的人诉说他们自己的困难和不幸，求得师东兵的同情和帮助；有的人为了见见师东兵而不惜制造谎言个骗局；有的人为了改变历史的面目而对师东兵威胁恐吓，扬言要派杀手干掉他，等等。师东兵对此的态度是：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他说：“当今世界，无奇不有。我们不能不让这些人存在，这些人不存在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这对我自己也是一个考验，既有智慧的考验，也有毅力的考验，只要防范严密，歹徒的阴谋是不一定会得逞的。需要的是我们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教训罢了。总之，一定要面对现实，不要抱任何的侥幸。” 师东兵已经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许多省市和地区都有他的创作基地。每一部作品的出世之前，几乎都有一段他“失踪”的记录，看了他已经出版的几十部书名，你会觉得他神秘得几乎不可思议，但是当你走近他的生活和工作时，他又平凡得让你吃惊。我们通过和他长时间的接触，才能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作家的真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