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作家师东兵


第三章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师东兵就扎扎实实地吃了一闷棍，一夜间他由"左派"学生变成了"右派学生的总后台"，工作队的突然袭击，使他不得不走向了一条新的道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泽东看了《红旗》杂志、《光明日报》总编室五月二十七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十三期，上面刊登的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毛泽东在这张大字报上作了批语："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批示后的当天下午，这张大字报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人民日报》第二天刊载。这天的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大字报》，评论说："为陆平、彭佩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 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你们的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打倒了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这下，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如同洪水爆发，波涛滚滚地开展起来了。 那时，师东兵正在紧张地复习功课，准备考高中。侯马中学当时正在进行四清运动，他除了参加运动外，其余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看到报纸上发表的这些文章，一个十六岁的初中生毕业生，眼前腾起了风云弥漫着的政治硝烟…… 他在六月四日的日记中写道："北京大学竟然被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帮所控制，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经过这么多次的运动和斗争，为什么阶级斗争越来越严重？为什么看起来是非常革命的人竟然变成了人民的敌人？许多盖子还没有揭开，我要好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有关的文件，不然就会糊涂起来，最后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这样的教训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是师东兵当时的真实思想写照。 紧接着，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办法的通知》，决定："鉴于目前大专学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兴起，要把这一运动搞深搞透，没有一定的时间是不行的。因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一九六六年各高等院校和包括高中在内的学校一律推迟半年招生，实行放假搞文化大革命。" 于是，各级党委纷纷从上至下地给学校纷纷派出工作队，领导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 从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开始，侯马中学就由中共曲沃县委派出四清工作队，在教职员工中开展了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个学校的四清工作队几乎原班人马不动，改成了文化革命工作队。他们立刻作动员报告，号召人人揭发、个个检举，要把"侯马中学的牛鬼蛇神和暗藏的阶级敌人统统揪出来，斗倒斗臭！" 于是，一个被称为"侯马中学的聂元梓"的姓侯的"左派教师"，联合一些教师，一批一批地给几个教师贴出大字报，揭发出他们的许多"反党罪行"。那时，大字报只要集中到谁的头上，谁马上就变成了"黑帮"。一下子，校长王廷玺成了"黑帮主帅"；教导主任成了"黑帮主将"；体育教师成了"黑帮骁将"；语文教师杨坚韧成了"历史反革命"和"反党分子"；一大批教师都成了"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女将"、"大流氓"，"大坏蛋"、"野心家"，等等。 对突如其来的这场大风暴，师东兵感到惊心动魄。他没有想到，原来他所尊敬的语文老师竟然在一个晚上被定为"反党分子"，遭到了残酷的批斗。师东兵在押送杨坚韧回"牛棚"的时候，偷偷地问他："你真的是历史反革命吗？"杨坚韧对师东兵说："我是国民党的起义军官，我的历史问题已经向党坦白了，我有起义军官证。姓侯的是在诬陷我，师东兵呀，你可要为杨老师作主，说句公道话呀！" 师东兵犹豫片刻，还是鼓足勇气对他说："杨老师，你放心吧，要相信党的政策！" 那天，已经在学校夺了权的工作队在学校大会上作动员，队长刘义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工作队，是和广大革命师生一起斗争党内的走资派及其一切牛鬼蛇神来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政治大革命，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刘义摇晃着脑袋说，"斯大林指出：'十月革命并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就是国际性的革命'。就象十月革命并不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一样，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不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它同时也就是国际性的革命。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开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会议后，师东兵推开工作队的办公室，找到队长刘义和指导员王林杰，坦率地提出了杨坚韧的问题，说："我听他说他很冤枉，既然他是国民党的起义军人，那为名就要注意党的一惯政策，不要在群众中造成对党的不利影响。" 话没有说完，刘义就对师东兵教训起来："这就不是你考虑的问题，你要考虑的就是如何揭发问题。你是一个有为青年，应该当一个坚定的左派，可要在阶级斗争中站稳立场，不然你栽了跟头可就后悔也来不及了。" 紧接着，工作队在学校和各年级、各班都指定了"左派教师"和"左派学生"，让他们负责领导学校和班里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揭发学校领导和教师的"问题"，师东兵所在的三十四班，成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 有人说："三十四班的学生中有一个类似吴晗、邓拓、廖沫沙三家村的小集团，经常说落后话，这次也要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他们的矛头时指向了部分学生的。 工作队指导员王林杰在和师东兵谈话时，提到了这个问题，师东兵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学生中有这样的小集团，也没有听到学生中有什么右派的言论。我希望工作队能够多调查研究，不要轻信一些人的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我知道，我们班里总有那么一些人是无事生非，不搞出点名堂来他们就好象没事干一样。""你回去以后要好好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撕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遮羞布》、《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等文章，这场大革命可是来势汹猛，党中央已经下了决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师东兵，你可要经受得住考验呀。" 工作队指导员的这番话，使师东兵受到了很大的震动，这明明是在给自己警告嘛。他隐隐地感到，看来这场运动自己就是想躲也是躲不过去的。工作队不仅要在教师中抓牛鬼蛇神，而且也要在学生中抓一些"小右派"，以示他们的成绩。班里的一些"左派学生"已经放言："这次运动就像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一样，在学生中也要揪出几个右派人物来。他们对批斗黑帮消极抵制，已经成了运动的绊脚石。" 这时，班里的学生们纷纷对工作队指定的"左派学生"产生了意见，点名道姓地提出几个学生不能作为班里的领导人，当这些学生征求师东兵的意见时，师东兵说："我认为，左派不是哪一个人能够自封的，他们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经受住考验后自然地成长起来的。你们有意见可以按照组织原则向工作队提，不要在背后议论，这样最容易让人家抓住你们的把柄。" 于是，这些学生们就在班里酝酿着要联名给工作队写信，提出要罢几个"左派学生"的文革小组组长的"官"。师东兵说："写意见可以，不管正确与否，由工作队自己决定嘛。你们要相信工作队，是会处理好这些问题的。工作队任命的左派，也是对他们的考验。" 谁也没有想到，就这麽一件小事，会酿成一起震惊全校的所谓政治事件。 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九日清晨早操后，工作队在操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工作队指导员王林杰在大会上讲话，他首先讲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说揪出了多少多少牛鬼蛇神，学生中揭发出来多少多少条问题，然后，话锋一转，声嘶俱历地说："然而，也不是没有问题的，阶级斗争非常严重。在三十四班里就出现了一个矛头对准文化大革命、对准工作队的右派小集团。他们在班里不揭发黑帮的问题，也不参加斗争牛鬼蛇神的大会，却要让左派学生下台，而由他们自己上台。这里，有一个假左派需要揭发出来，他就是师东兵。他一直躲在幕后支持这个小集团，说'他们的行动是合理的，革命的'，'要支持'他们 。师东兵还和学校里的其他黑帮分子有联系，甚至说某个黑帮的问题' 定不了性，工作队在打击面上太宽了'。我们倒要问一问你师东兵，侯马中学的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你在领导，还是工作队在领导？ 你为什么要充当右派学生的总后台？这说明了你有野心！"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师东兵一下子楞住了。说心里话，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反对什么工作队的领导，对这几位工作队的领导本来是很敬重的，没想到自己的好心换来了这样的结果。 散会后，他找到工作队办公室，要求和王林杰谈话，澄清一些问 题。这个合理的要求，被工作队拒绝了。 "你要好好地检查一下你对待工作队的态度问题。"工作队的一些人冷冷地说，"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你对工作队不满就是对毛主席不满，你的立场要是再站不过来，你的后果是很危险的。" 师东兵痛苦地说："我觉得，你们偏听偏信太严重了。我很清楚，班里总有一些同学在背后说我的坏话，你们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让一些谣言迷惑了你们的双眼。" 但是这些话，工作队是半点也听不进去。用师东兵后来的话说："这些人居高临下，俨然以钦差大臣自居，拿出一九五七年反右派的那副劲头来指导中学的文化大革命，必然要伤害好多的学生和教师。" 师东兵的倔劲也上来了，他决心要和工作队争个水落石出。 当天，他骑上自行车赶到曲沃县委，找到工作团反映侯马中学工作队的问题，要求给自己和所有所学生平反。他说："工作队整了那么多的教师，完全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一套，是王明、张国焘的路线，我就是有看法。如果县委解决不了，我就要告到地委，地委解决不了，我就要告到省委，一直告到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我相信，侯马中学的问题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的。" 曲沃县四清工作团的一位负责人听了师东兵的这些话，惊讶地问道："你真是一个初中生？哎呀，你还真是学了不少的东西呢，好吧，你先回去，王明调查以后再给你答复。" 但是，师东兵回到学校后，却受到了更大的打击。王林杰指着师东兵大喝："好啊，师东兵，你敢去告我们，你的胆子真是太大了。告诉你，我们工作队可不是王明、张国焘，王明是严格地按照党的指示办事的，你就是告到地委也是赢不了的。" 师东兵斩钉截铁地说："那我就告到省委，告到中央，一直要告到毛主席那里。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你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吗？我倒要看看毛主席究竟买不买你们干的这些帐！总之，我就是要一直告下去，直到你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收回你们对我和广大学生的错误结论。"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侯马中学工作组给上级机关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曲沃县侯马中学工作组关于三十四班学生马智庆等人搞小集团活动的报告》，罗列了种种罪名，强加给师东兵和他的同学们。 三十年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报告的原文，更显示出当年的师东兵的言谈和风貌： "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侯马中学大部分同学能在工作队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但也有少数同学对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企图打击革命左派， 挤走工作队，使文化大革命以失败告终。该校三年级三十四班以马智庆、巩克文、刘天胜为首的学生组织了一个反抗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小集团，该马等三人，由于一贯在校表现不好，在学生中影响很坏，同学们送其外号'三弟兄'、'三家村'。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他们对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左派学生不满（左派学生以前是班主席，因该马一伙人平时自由散漫，不遵守纪律，曾经对他们进行过批评），于是便纠集了胡明信、裴维民等六个落后学生，进行集团活动，他们在深夜、饭后、午休等时间先后召开了十多次会议，阴谋进行反抗运动的活动，他们中原来只是说些落后话，背后议论，而后发展到公开攻击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要罢他的官，夺取领导小组的领导权，不参加批斗牛鬼蛇神的会议并且还辱骂工作组，破坏工作组之间团结。这伙人的主谋者是马智庆、裴维民、胡明信，幕后支持者是师东兵、包尚义，参加者有刘天胜、边俊文、 巩克文、刘延庆、王顺河、祁铁成等，其中有些人是觉悟低，是在他们的威胁和拉拢下骗过去的，现在已经觉悟，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而个别的主谋者和支持者，还在进行他们的活动……" 工作组的这个报告，是在一定的背景下炮制的。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批发了关于北京学校出现反工作组逆流的材料和报告，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在一定的范围内作了许多相应的指示，要对反对工作组的人给予回击。于是，侯马中学的这些工作组的成员就挖空心思，非在小小的初级中学里挖出一个所谓反工作组 的小集团不可。 师东兵平时由于学习和写作名列前茅，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再加上他具有敏锐的政治觉悟，认为学生们给工作组提提意见，反对几个所谓的左派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工作组应该虚心地接受群众的意见。所以，更被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所利用，他们挑拨离间，终于把师东兵推向了这个"右派学生总后台"的"宝座"。 请看当年的这份报告是怎样罗列罪名的： "…… 文化革命小组成立以后，工作组任命张某和朱某为正、副组长，这伙人更加有意见，认为旧官刚刚罢了，新官又被工作组任命上了，因此又制造了新的罢官活动。首先胡明信在小组会议上，第一个提出罢朱某的官，说什么朱的记录不可靠，与其父划不清界限，是宋老师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还捏造说朱有意漏记同学的意见的错误。胡还说'张某说黑话还能当组长？'师东兵无中生有地说：'这是工作组对他俩的考验。'言外之意就是工作组不真心依靠他们，鼓励大家罢官可以胜利。在师东兵的鼓励和支持下，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对抗文化大革命的活动，不管在讨论上或学习时，都不积极发言，使会议很难进行。会后，胡明信、边俊文、马智庆、巩克文 等人写了罢官建议，要向工作组'请愿'。师东兵说：'你们做得对，我坚决支持！'……" "七月二十九日，刘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对他们的反动言行进行了严肃地批评之后，他们分别都作了检查，大部分对自己的错误有了一定的 认识，但仍有个别的还不能彻底认识错误，马智庆在三十号还在为他的错误翻案。师东兵在三十日还到县委告状，并扬言要告到中央，三十一日师东兵还对马智庆说：'我不仅过去支持你，现在还支持你，革命的建议就要支持！'所以，我们目前还要进一步做好这个小集团的工作， 把他们进一步从思想上分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让他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在这个报告送到上面的时候，工作组的几个头头分别和师东兵谈话，要他写一份检查，说："只要你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我们就不再追究你的责任了。只要你表示和左派学生一起搞文化大革命，在批斗牛鬼蛇神斗争中立功，我们照样可以让你再当左派。" "我连我有什么错误都不知道，怎么谈得上写检查？我看你们对学校的问题并没有深刻的了解，学生们的意见没有好好地研究，就武断地下这样的结论。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你们怎么就不能听听群众的意见？全班四十多人，你们就把近一半的人打成右派，请问这样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师东兵和工作组的人据理相争。"你们让我承认错误，这是本末倒置，真正检查错误的应该是你们，像你们这样地搞法，不叫文化大革命，而叫革文化的命！" "什么？你说我们是革文化的命，你这是对我们工作队的诬蔑，这样下去，你的问题就不是认识问题了，而是严重地对待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问题。"刘义威胁道，"现在，只要你肯写检查，不再告状，我们可以不给你戴右派的帽子，否则…" 师东兵大声怒吼："我宁可戴这顶右派的帽子，也不会给们写什么检查的。你们别把自己当作是什么了不起的钦差大老爷，以为中国的天下就是你们的，我就不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把一些十五、六岁的学生打成什么右派、反革命的。我看了毛主席的全部著作，找不到一条允许你们这样胡干的依据。我就不相信中国没有法律了！我就不相信你们就可以一手遮天了！这个官司我要和你们打下去，我已经说过多遍，现在再说一遍：县里告不赢，我就打到地区，地区打不赢，我就打到省里，一直告到党中央！" 师东兵的回答令在场的工作组的成员们都惊讶了，他们面面相觑，小声议论："想不到师东兵有这麽大的胆子，看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地处理得了了。必须给他们施加足够的压力，不然我们就无法继续行使对这场革命的领导权。" "师东兵有骨头，象个学习了不少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的人，这个人将来可能要有 点出息。" 就连学校的一些教师也对师东兵不得不刮目相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