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作家师东兵


第四章
被排斥在“红卫兵”之外的师东兵幽默地说：“革命也不是谁家的特产，造反的红卫兵不要我们，我们就另起炉灶，成立一个维护社会秩序的红卫兵，专门给受冤的‘黑帮黑线’和‘右派学生’闹平反，要求落实党的十六条！”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身穿绿色军装，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接见了十万红卫兵和北京各大专院校的学生及教师。这个消息象闪电般地在全国引起了连锁反应，“红卫兵”一下子成了运动的时髦和宠儿。 还在十天前，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了这场革命的任务是：第一、“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三、“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且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师东兵几乎把这个《决定》学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他反复体会着这里面的这样一些段落： “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是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但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毕竟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大量事实说明，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种阻力就会迅速被冲垮。” “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以便群众阐明正确的观点，批判错误的意见，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在斗争中提高觉悟，增长才干，辨别是非，分清敌我。” 师东兵感到惊奇，在严肃的中央文件里，竟然使用了“牛鬼蛇神”这样的词汇。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概念？是对“敌人”的称呼？还是对一种错误思潮的称呼？这样的标准该怎样掌握？师东兵虽然是一个十六岁的初中生，但是那时已经对党的历来的政策和理论已经有很深的理解和研究了，对这样的新名词感到了困惑。他觉得，这样容易产生混淆的概念，只会在运动中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混乱。 “在运动中，除了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放毒、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依法处理外，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在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这下，师东兵来劲了。按照中央的这个决定，工作队把那么多的学生打成“右派”，岂不是地地道道的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吗？他终于找到了反击工作队的政策依据。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象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进行选举。当选的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随时改选、撤换……” 师东兵更加理直气壮了：“我们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中央的要求，恰恰是工作队违背了党中央的政策。学生们仅仅是对他们指定左派的做法提些意见，就成了‘对抗文化大革命’，象这样搞下去，谁还再敢说话？” 师东兵感到可笑的是，闻风而动的工作队和领导运动的上头在他们还没有完全反映过来的时候，已经换了包装。在他们一手控制下，匆匆忙忙地成立了侯马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红卫兵刚刚得到毛泽东的提倡，文革会率先又在全校成立了红卫兵。 加入红卫兵的条件相当严格：首先他们必须是红五类，即祖孙三代没有任何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其次他们必须在斗争学校的黑帮中态度坚决、具有坚定的立场和优秀的表现；第三必须要表态坚决支持学校文革会的领导。 于是，师东兵理所当然地被排斥在红卫兵之外了。 他虽然是赤裸裸的红五类出身，但是他和“黑帮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张大字报揭发得清清楚楚：师东兵在烧黑帮的书时，“偷偷地藏了几本”。他还在刚刚批判 “三家村”时说过：“吴晗不一定是反动的”。甚至公开散布：“定黑帮必须要有明确的界限，现在仅仅靠几张大字报定性不科学，将来必须重新审查。现在定的黑帮黑线，没有几个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大字报说得很清楚：“师东兵这样肆无忌惮地攻击我校的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得到处理，还能成为红卫兵吗？我们坚决反对校文革把师东兵这样的学生吸收进红卫兵队伍里。” 对师东兵来说，这似乎是在意料中的事情，但是当这一切到来的时候，他还是感到了气愤。 是的，大字报的揭发，虽然都是事实，但是那是歪曲了的事实。当校文革组织学生们挨门挨户地烧“黑帮分子”的藏书时，师东兵认为：沙士比亚和扎尔巴克的书不能算“黑书”，道理很简单，列宁等革命导师对他的书籍有过很高的评价。所以，他把这些书从火堆里抢出来，被人看见了； 另一件事情是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当上海《文汇报》上刊登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师东兵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他不同意姚文元的观点，写了一篇《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的文章，对姚文元进行驳斥，他对语文教师杨道和说：“我看吴晗不一定是反动的，姚文元也不一定就完全是有道理的，对这出新编历史剧的讨论要从事实出发，给予实事求是的结论。”当时，杨道和也同意师东兵的看法。后来在工作组批判师东兵时，他把这句话给揭发出来了。连师东兵要写批判姚文元文章的事也给端出来了，只不过没引起他们的重视。工作组是不相信一个初中学生能写出什么文章来的。但是师东兵替吴 晗鸣冤叫屈的这句话却成了师东兵的罪状，一直到若干年后还在影响着他。 “师东兵，赶快给校文革写个检查，能够争取到宽大处理，要不然，等到考高中的时候，你的这些做法都会受影响。”有人劝他。 师东兵说：“我实在想不出我有什么错误，我反复地对照毛主席的教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我没有什么错误呀，该检查的是他们 。”他引经据典，一条一条地批驳了工作队和校文革的错误，纳闷地问道：“现在怎么搞的，正确与错误的标准都给颠倒了呢？如果革命就是依靠那些不懂马列和毛泽东思想的人来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定会走向反 面。我不怕什么孤立，也不怕考不上高中，只要我是真正按照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办事，就是掉了脑袋我也心甘情愿。”于是，师东兵被一些人认为是“固执的人”和“读死书、不开窍的人”。一个红卫兵的头头奉命和师东兵谈话。“听说你在背后公开攻击红卫兵，说我们是破坏文化，毁灭文化。有这样的事实吗？”师东兵坦然地回答：“我不是在背后，而是多次公开地表达我的观点。我就是不同意你们这样的干法。象你们这样下去，就是在革文化的命。” “反对我们红卫兵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不要吓唬人，我看就是给中央提意见也不一定是反革命，你们算什么革命的标准！当然，我提意见也是对革命负责的表现，而不能象现在有的人到处胡说八道。依我看，你们是受了坏人的蒙蔽，你们不要上别人的当，做了别人的炮灰。” 师东兵坚持这样的立场，和那些人的距离的确越来越远了。正因如此，他成了一些人的眼中钉。校文革的一个头头说：“任何捣乱的学生我们不害怕，就怕师东兵这样的学生，他口口声声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反对我们，我们又辩不过他，这样的人对我们威胁最大。弄得不好，广大学生就有可能被他拉过去。连工作队的指导员都说：‘就是像师东兵这样的人不好对付。他看了不少马列的书和毛主席的书，全用在对付我们身上了’。”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间，北京和省城的红卫兵来到侯马串联，他们高举“破四旧”的旗帜，在侯马街上到处打砸抢，并和侯马中学的红卫兵大队部密谋，要到文管站去砸烂侯马著名的戏剧墓旧址和一部分文物。师东兵闻讯着急了，他和一些学生商量道：“现在那些所谓的红卫兵一点都不懂得什么叫‘革命’，竟然发展到要砸烂戏剧墓和著名文物的地步，这不是革命，而是破坏革命，我们一定要想法子保护住侯马的文物，不然的话就会造成永远的遗憾。”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阻挡住他们呢？” 师东兵想了半天，有了主意，他拍着大腿说：“红卫兵不是到处发公告吗？我们也给他们来个公告，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名义发，要各地的红卫兵不准到文管站和文物重地去搞任何形式的破四旧活动，明确地规定，破坏文物就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这才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呢。” “我们能以红卫兵的名义发公告吗？”个别学生感到底气不足。 师东兵说：“为什么不行？十六条不是规定文化大革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吗？我们就应该自己起来革命，只要我们干得都是革命的行动，我们一定会得到毛主席的支持的。我就不相信只有他们才是革命的，我们要干出个样子给他们看！革命也不是谁家的特产，那些乱造反的红卫兵不要我们，我们就另起炉灶，成立一个革命的、维护社会秩序的红卫兵，专门给受冤的所谓‘黑帮黑线’和我们这些‘右派学生’闹平反，落实党的十六条。他们不执行、不贯彻这个决定，我们坚决地贯彻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这几句话鼓舞了被以各种名义排斥在外的学生们，他们立刻响应师东兵的提议，找来油印机和钢板、蜡纸，师东兵亲自起草文章和通告，大家七手八脚地开始干起来。 通告和传单刻出来后，师东兵带领几个学生来到文管站，亲自张贴他们印的传单和公告，明确地对他们说：“这里的一砖一石、一点一滴都是国家的保护对象，决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进行破坏，如果有人破坏就是反革命，就是真正的坏人。你们如果在保护中有什么问题，请和我们联系。” “你们是哪个学校的红卫兵？” 师东兵硬着头皮说：“我们是侯马中学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如果有人破坏就通知我们。我们一定前来援助你们。” 有的同学着急了：“我们还没有成立红卫兵，让人家说我们是冒充怎么办？” “怎么是冒充？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成立！允许他们成立，也应该允许我们成立！”师东兵说，“从现在我们就成立！大家都可以是红卫兵，愿意干的就站到这边来，不愿意干的，我们也不勉强。没有红袖标，我们就先买上点红布戴起来。” 当场，有几个学生站到了师东兵一边。仍有学生耽心地问：“如果学校不承认怎么办？” 师东兵说：“他们不承认有什么关系，反正我们自己要组织起来，就象联合国不承认我们中国一样，我们照样在世界的东方屹立。我们的组织就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我们这样干，完全有法律的依据，一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和结社的自由，二是十六条明确规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如果有人要问，就用这些规定来对付他们！” 那天， 外地红卫兵和本县的一些学生出现在“破四旧”的场地，要砸毁社教和文物展览所的时候，师东兵率领的一部分学生出现了：“你们不能砸，这些文物，不属于四旧！你们如果硬要破坏文物，我们必然要和你们针锋相对。而且要追究你的后果。谁敢砸，请把你的名姓写出来，我们好日后查对。” 那些人惊讶地望着这些没戴袖章的学生，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师东兵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你们是假的！我们不承认！” “毛主席让我们自己教育自己，我们才是真正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成立起来的红卫兵。我们按照党中央和国务院保护文物的指示，坚决不能让你们破坏侯马的文物。”就这样，一支不被官方承认的红卫兵在侯马中学出现了。 当校文革和红卫兵总部把师东兵等人的活动报到曲沃县红卫兵司令部时，当时的总头 目曾经指示道：“劝他们自己解散。师东兵可以吸收到红卫兵中来，慢慢教育。对这样的学生主要是和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和理解有不同点，而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我们。但是对他们的组织绝对不能放手不管。” 但是，师东兵果断地说：“我们成立的红卫兵合理合法，我们决不解散。我也不到那个被人控制的红卫兵里，我们就是要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自己起来闹革命。总之，我们是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决不能离开党的政策和指示胡来！如果你们想让我们解散也可以，那就都解散，然后用巴黎公社的原则，在全校师生中间公开进行平等的选举。” 谁也没有想到，此刻的师东兵竟敢和县里的造反派们公开唱对台戏， 红卫兵放出话来， 要公开批斗他。他每一天，甚至一分钟都存在着被他们揪斗的危险。他毫不在乎。他说：“现在许多受人尊敬的老师都成了‘黑帮’和‘牛鬼蛇神’，被批斗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恐惧色彩，反而成了一种象征。如果我被这样的红卫兵而批斗，不仅我没有感到丢人，而且感到光荣。” 那几天，他果真象指挥官似的走遍了全县的每个公社和村庄，对红卫兵破坏的地方都做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和细致的观察。他在为将来清算他们的罪行准备第一手的材料。 有人说：“师东兵总是要想法变出一点新花招，让他的对手目瞪口呆。” 一些别有用心的政治扒手师东兵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把他斗倒，说：“一定要在学生中抓出一个大鱼来，师东兵就是这样一个大鱼。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你们谁也别上他的当。他如果真是软硬不吃，那我们就只好对他采取果断措施了。” 师东兵面对着他的对立面们，哼了一声说：“那些整人的人，总有一天要整到他们自己头上的，我倒要领教一下他们到底有多少整人的本领。作为一个想当作家的人，什么样的生活也想体验体验，什么样的人都想见识见识。”他的镇静，与焦躁不安的造反派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但是，校文革和红卫兵把握着学校里的所有的权力，师东兵等人张贴保护文物的大字报和标语，领纸张都受到他们的刁难，他们说：“别说要领纸张，就是一个大头针也别想从我们这里领取。你们不斗黑帮黑线人物，也不斗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勾勾搭搭，干扰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和斗争的大方向，就是想把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引向邪路上去。我们同师东兵的斗争是要不要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师东兵反复学习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的指示，除了他对当时到处揪斗所谓的走资派和“黑帮”、“黑线人物”大惑不解外，他还是找到了许多对自己有利的条文。那时，派工作组的形式已经作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工作组和校文革对自己的攻击和批判也使他找到了回击他们武器。他说：“毛主席既然是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方式，放手让他们革命，那么他们打击我们就是典型的压制革命，他们拒不给我们这些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的学生平反，我们要到北京去告他们去。” 师东兵的要求受到了大多数学生和教师们的拥护。一些教师对师东兵说：“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和文革会，根本不懂得党的政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只有你的理解才真正体现了党的政策的本意。我们相信你，师东兵呀，大家的希望和出路，就寄托在你的身上了，如果你失败的回来，我们这些人可就永远没有出路了。” 师东兵带着那支不被承认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来到县委，让县委书记批准他们到北京串联。开始，县委书记说：“中央只允许高中和大专院校的学生串联，而且还是分批分期和有组织的安排，初中学生是不准串联的。” 师东兵说：“我们不仅仅是串联，而是要到北京告状，告你们的问题。你们不让我们出去是错误的，不符合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你们支持工作队把我们打成右派集团，至今不给平反，还允许文化革命委员会对诬蔑继续压制和打击，继续攻击我们是右派和反革命，这样，我们还有活路吗？我们不告状，你给解决问题吗？” 县委书记说：“我们允许你们串联，就要请示省委和党中央。” “那好，我们马上请示党中央，请你给周总理打电话。”师东兵说，“只要党中央和周总理不让我们去，我们保证不去！” 在场的学生们齐声叫好：“我们听党中央和毛主席，也听周总理的！” 在学生们的要求下，县委书记无奈，只好破格地要通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电话，师东兵要求周恩来接电话，对方让等待。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电话竟然打通了，接通电话后，县委书记不敢和周恩来通话，把话筒给了师东兵，师东兵向周恩来讲述了在学校受打击、压制的情况，提出要到北京控告他们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求向党中央揭发我们这里的问题，我们要到北京来！” 周恩来说：“党中央欢迎你们来，当地政府和各级领导压制你们的革命精神是错误的。 你可以让县委的同志接电话。请小将们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站在你们一边的，把你们打成右派和反革命都是错误的。党中央、毛主席绝对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你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诉他们，你们是革命的，打击你们完全是错误的！” 县委书记接了电话后，周恩来对他说：“你们应该放小将们到北京来。北京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为什么不允许小将们来呢？” 县委书记鸡吃米似的连连点头：“我们一定支持他们，一定支持他们！”放下电话后，他对师东兵说，“把你们打成右派的不是县委，而是你们学校的工作队和文革会，他们根本代表不了县委，也代表不了任何党的组织。我们将要严厉地批评他们，让他们给你们平反。” 于是，曲沃县委和四清工作团破格地为师东兵等人开具了介绍信，允许火车站和各地 给他们提供方便和住宿，使师东兵等十多个学生冲破了阻力，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来到北京。 那是师东兵第一次到北京，心情激动得很！当师东兵坐着公共汽车，通过天安门城楼时，忍不住连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那时，他和千百万的学生们一样，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充满着神秘的尊敬和无限的忠诚，他把自己的命运和火红的青春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他所敬爱的领袖和中国共产党！ 他在日记里写道： “我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天安门，见到了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决定了自己的道路，这就是永远跟着毛主席和党中央走，为实现人类最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贡献我自己的一切力量……” 在北京，他第一次听到了或亲眼看到了中央最高层的惊心动魄的“路线斗争”，各种各样的大字报和消息铺天盖地，比比皆是： “八月二十四日，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奋起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猛烈开火，贴出一批揭发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大字报。刘涛、贺鹏飞等所控制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临时总部’纠集十四个学校部分不明真相的同学大闹清华园，叫嚣‘不许右派翻天’，强行撕毁了所有揭露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字报。刘涛等这样做的后台就是刘少奇…… “九月六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等十六个大专院校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组织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联合组织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三司），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师东兵看到这些，很认真地记录下来，他的眼前如同出现了比刀枪交锋还要激烈的滚滚硝烟，他似乎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奥妙和变化莫测的风云。每次的批斗会，他几乎都要想法子去搞票参加，北京的风景和初次来首都的好奇、激动，都被这牵人肚肠的消息和政治形势所压倒了。批判会上人们的呐喊，令他恐怖而心寒，但是那一切都是在“革命”的招牌下进行的，他每天都在从毛泽东的讲话里寻找答案和一个紧接一个的疑难……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 他所谓的亲密战友林彪的陪同下，第三次接见来京的百万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林彪在讲话中再次重申：“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敌人企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不允许的，我们要粉碎这些牛鬼蛇神的阴谋诡计，我们一定要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离开了这个大方向，就会走到邪路上去。”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保证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双胜利！” 师东兵在天安门城楼下看见了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种种猜测和不安的思索。那天晚上，他重新阅读了《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胜利前进》和第十二期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其中头一篇社论说：“任何人，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只要他是不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对他的错误主张进行坚决的抵制，就要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一直到罢他的官，撤他的职。”另一篇社论说得更明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决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决不是斗争群众，更不允许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击革命积极分子，挑动群众斗群众……” 那么，这场革命究竟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追求呢？师东兵在问自己，也在暗暗地从各个方面寻找着答案。 九月十五日，陈伯达在政协礼堂接见外地师生时发表讲话道：“《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纠正了错误路线，但是错误路线还会继续用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看这一月来，斗争的形式更尖锐、更复杂了。有些人不愿意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愿意执行毛主席指示和党中央的路线，虽然形式上撤走了工作组，可是他还用旁的形式来代替工作组，虽然工作组撤走了，他就事先指定或背后操纵成立筹委会等组织，依此来控制整个形势。我建议，高干子弟在文化大革命中占有领导岗位的，应当让出来，让普通工农子弟领导文化大革命。” 师东兵是乘着汽车混进了会场的，他看过陈伯达写的《窃国大盗袁世凯》和《人民公敌蒋介石》、《论毛泽东思想》等书，曾经对他的文笔和评论风格赞叹不已，现在亲眼看到了他的风貌，和他的想象有所不同。他在底下说：“我看错误路线不在于什么工作组或筹委会，而在于究竟执行什么路线，究竟是在依靠什么人。如果依靠的人有问题，就是谁当领导也会犯错误路线。” 有人马上驳斥他：“你不能和中央文革小组唱反调，陈伯达同志可是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他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师东兵的脾气也犟起来了：“这话也说得有点太过份了，他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如果他反对毛主席我们也不能反对吗？” 在场的人们舆论大哗，有的红卫兵和学生们纷纷指责他，他感到应该引起自己的注意和警惕了。 在北京，他见到了许多文学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他们绝大多数都遭到了残酷的批斗。他看见电影演员白杨等人跪在地上被造反派轮流毒打，忍不住上去扶了一把，扔给她一块毛巾让她擦汗。在他看到的著名人士中包括“三家村”里写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的吴晗，他低着头，阴暗、忧郁的眼睛里不时地闪出恐怖的神色，北京的红卫兵不住地在脸前摇晃拳头，他总是不停地躲着脑袋，发出哀求的呻吟。不知什么原因，师东兵每次看到这些批斗场面，心里总是泛出一股对这些被批斗的人们的同情…… 他借来了钢板和铁笔，亲自刻写了一份《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几点看法》的传单，其中在第二条“党中央历来的方针、政策和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行革命的依据”中提议道：“我们要向红卫兵和一切革命的组织倡议：无论我们接到什么样的‘通令’和传单，都要按照党的历来的方针和政策及毛主席的教导进行对照，凡是公然违反这些指示和论述的，我们都要给予坚决地抵制。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反对‘怀疑一切’的说法，也反对盲目地迎合什么潮流和不加分析地人云亦云。有些别有用心的人打上‘造反’的旗号，在文化大革命中露骨地侵犯人民的基本权利，甚至在大街上打人、武斗，肆意胡作非为，破坏公共秩序，我们必须同这些流氓分子和伪装的红卫兵、伪装的革命学生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倡议一切革命的红卫兵，坚决制止乱抄家、乱批斗、乱喊口号的混战行为，一定要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地进行文化大革命，不要偏离毛主席指出的革命大方向！” 显然，师东兵和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任意横行的所谓红卫兵是有严格的区别的。 一九六六年国庆节，师东兵和他组织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成员在北京参加国庆十七周年的纪念活动，再次见到了毛泽东。那天，他们凌晨三点多就来到天安门广场的五星红旗旗杆下，等候大会的开始。上午十点钟，纪念大会正式开始，林彪代表毛泽东发表讲话，他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的大革命，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那些坚持错误路线的人，只是一小撮人，他们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决定了他们一定要失败。” 师东兵看到了毛泽东，心中十分激动，但是他对林彪讲话中所说的“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还在继续”感到不安，他不知道林彪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人，如果是指侯马地区或地方上的那些人，说明了党中央的认识和判断完全正确，如果是指别的，他就很难发表什么看法了。他对战友们说：“毛主席敢于在这种情况下如此发动群众，说明了他从心里是相信人民群众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从来没有任何国家的领导人敢这样做，也没有人如此相信他的本国人民。问题是他的战友们争气不争气的问题。我们作为一个革命的学生，就要用实际行动来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林彪的讲话概念的限定性不足，使人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这就容易给一些政治扒手提供钻空子的机会。作为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讲话的人，一定要概念严谨，范围明确，任务提得也很得当，不能有任何的差错。毛主席的接班人应该有高度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常识，如果没有这些最基本的素质，是很难胜任他的职务的。” 这是师东兵发自内心的心里话。 师东兵从北京串联回来后，向全校的师生传达了整个形势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全校的形势大变。那个由工作组操纵的红卫兵很快土崩瓦解，工作队也仓惶地撤走了，师东兵所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迅速成为全校的主流。随着形势的发展，革命的组织纷纷要求工作队回校做检查，当初曾经不可一世的工作队现在成为过街老鼠，连他们一手操纵的校文革和红卫兵也起来造他们的反了。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把批斗工作队作为显示自己革命的和与他们划清界限的机会。 当原来的工作队队长长刘义和王林杰来校检查的时候，被他们打击的学生纷纷要求把他们很揍一顿，以便消气。但是，师东兵坚决地制止了。 “我们不能对工作队的同志搞过火的斗争，对他们要以礼相待。”师东兵对本组织的人员作了布置。“工作队的同志也是要革命的，他们的问题主要是依靠错了人，只要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要欢迎。批判他们的时候要注意，不要搞人身攻击和武斗。” 当工作队的成员做检查的时候，刘义和王林杰一再地说：“现在我们才深深地认识到，师东兵同学是一个真正的好同志，他对毛主席的思想和著作领会得最深，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最完整、最正确。他不记前嫌，顾全大局，团结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现在我们真正认识到在侯马中学是看错了人，依靠错了人。我们对不起师东兵同志和所有被我们打成‘右派’的学生们，我们错了！” 王林杰指着当年的文革会主任说：“我们当初依靠他搞革命，把许多的教师打成了反革命，现在我们来到学校，他见了我们连理都不理。这样的市侩小人怎么能依靠呢？唉，革命最大的困难就是难在不能很好识别人呀。识别一个人确实不那么容易。” 巩克文和马智庆、胡明信等学生一见工作队的人，恨得咬牙切齿，连声说：“这群王八蛋，整得我们好苦呀，这次要不是毛主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哪里还有我们的活路呢！这次要是不好好地整一整这群蛇一样的恶人，我们就会当东郭先生……” 一个武斗工作队的方案在紧张地制定着…… 只有十六岁的师东兵，被一种渴望执行正确路线的信念和多数同学复仇的冲突折磨着。许多学生对他说：“如果你再阻挡我们的行动，我们就要撤了你的职务，我们不能让一个陈独秀式的领导来继续指挥我们。你想当英雄可以，不要拿上我们的利益来作交易。” 眼看师东兵难以制止事态的发展了，他希望自己能控制住形势，再一次作出了冒险的行动。当天晚上，他对工作队的人说：“对你们的批判已经结束，你们可以回去了。” 王林杰羞羞答答地向师东兵提出要一枚毛泽东的像章作纪念，师东兵把自己串联带回来的像章送给了他，说：“如果你们从侯马中学的教训中能够认识到依靠错了人，看错了人，我就是再一次充当一个保皇派也心甘情愿了。” 临别时，工作队的人都争着来和师东兵握手，刘义说：“我敢断言，师东兵将来一定是一个出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家，他要是当了领导，一定能够干好工作的，我们放心！有师东兵在学校里给我们做工作，我们就是离开了侯马中学，我们也是放心的。我们在侯马中学工作一场，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师东兵这样的革命青年。” 第二天，当那些要揪斗工作队的人集合好队伍，准备对他们突然袭击的时候发现他们都撤离了，这些学生立刻大骂起来：“谁让他们走的？” “是我！”师东兵毅然站了出来，耐心地说，“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没有必要再和他们纠缠不休了。同学们，我们还是顾全大局吧，再这样闹下去，只会被别人所利用。应该看到，工作队的人也是要革命的，他们在学校里偏听偏信，把我们当作了落后学生，他们和我们无冤无仇，根本不了解我们的情况，怎么会得出那么多的错误结论呢？难道我们不应该想得更多一点吗？” “你没有资格领导我们！我们不接受你的领导！”有的学生冲着师东兵大吼大叫。 “只要大家不选我当领导，我马上就走！不过，即使我走了，我也希望同学们擦亮眼睛，不要被一些存心不良的人所欺骗。现在，有人就是乘着混乱的空儿，利用我们一些同学的单纯和无知在作文章，挑起事端。如果在这里争吵不休，真正高兴得究竟是什么人呢？”师东兵不慌不忙地说。“当初工作队整我们的时候，就是犯了不查不明的亏，现在我们再办什么事情，一定要作调查研究，决不要轻易地被人们所利用。” 师东兵说的这番话，合情合理，博得了多数同学们的赞成。 在一片民主的表决中，师东兵当选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总指挥，那些反对他的同学这时也改变了态度，师东兵赢得了大家的拥护。一场由于保护工作队而引起的风波逐渐地平息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