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这本“书”
师克强
(2009-05-06 18:10:50)

父亲是一本耐人寻味的书。我从儿时至今一直极其虔诚、一丝不苟地读这本书。儿时读这本书，我满怀好奇、敬畏，朦朦胧胧中总觉得读不懂它；少年时读这本书，我感到其中流畅和凝涩交织、欢乐和哀愁共存，似是而非中我往往掩卷长思；如今我读这本书，历经近九十载风雨的它默默地安卧于人世一隅，尘封已久、不再有人问津，只有我仍奉为圭臬，心潮澎湃，逐字逐句地捧读它。
——题记
引子
晨曦艰难地从两幢钢筋水泥铸造的怪物中突围出来时，年近九旬的父亲已坐在那方过于狭小的属于他的天地。
这是我位于兰州市城关区白银路的蜗居，面积不足六十平米，一家三代四口局促地住在这里。可住人的房子仅三间，我和妻子住了一间不到十五平米的，父亲住了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儿子只能住与厨房相连的一间4平米的小房子。父亲的卧室也是我们的客厅兼餐厅，靠窗放了父亲的床，其他的空间放了沙发、茶几、电视柜、书柜和餐桌。
所幸客厅南面连了一个约四平米的阳台，1.4米宽的阳台内正好支了一张1.2米长的老式木办公桌、放了一台老式冰箱和一台半自动双筒洗衣机。木桌上午和下午是父亲的画案、中午是我练习书法的书案、晚上是儿子学习的书桌。每逢周末，整个阳台是晾晒衣物的地方，父亲、我和儿子都不能在此活动，一任浓浓的洗衣粉味儿弥漫着。
除了周末，阳台基本上是父亲的私人空间。他在这里作画、写字、赋诗填词作楹联、读书读报读杂志，他在这里晒太阳、眺望兰山、闭目养神、回首往事，他在这里剪指甲、挠痒痒、舒展筋骨、按摩身体，他在这里大声咳嗽、急促呼吸、艰难咳痰、痛苦呻吟......
从今年开始，年届耄耋的他不再出门活动，狭窄的阳台成了他唯一的活动场所。整个白天，除了午休，他都在阳台中度过。静静地坐着（看书学习）或站着（作画写字），极其有限的活动常常给人一种雕像的错觉。
以往的时候，这尊“雕像”也会情绪突然激动，凝神望着窗外喃喃自语、甚至老泪纵横。我顺着他的目光朝窗外望去，看到了一幕令人肝肠欲碎和扼腕叹息的场景：甘肃日报的“高职楼”前搭了灵棚、摆放了许多花圈，灵棚上的挽联赫然入目“沉痛悼念裴广铎先生”。小父亲一岁的著名漫画家裴广铎先生“文革”中下放到定西，和时任“定西地区文工团”舞美设计的父亲成为莫逆之交。看到这一幕，父亲这尊“雕像”终于支撑不住了。
就在裴先生去世的后一年，同样是父亲的战友兼老友、著名画家杨丁东在离我的住所很近的中山林十字一侧的一幢旧楼房中离世。杨先生逝世前，我陪父亲去杨先生家探望过病重的杨先生。那时的父亲无需人陪还能拄着拐杖、提着马扎到处行走，最远可以走到五泉公园门口。
当时在杨先生家，父亲还紧紧抓住杨先生的手说：“老哥（杨先生长父亲生月），我儿子老说你比我硬朗得多；没事的，你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的！”
抗战时期，父亲和杨丁东从各自的家乡奔赴五原抗日前线，在傅作义将军麾下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在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中，父亲和杨先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半个世纪后，父亲随我寓居兰州，老友重逢，欣喜若狂。孰料老哥俩还没尽情享受“夕阳无限好”的乐趣，生性风趣豁达的杨先生竟一病不起！
一月后，杨先生病逝。得知噩耗的父亲没有流泪，沉默了很久后对我说：“爸活得够本儿了，快九十了还能动转，最起码没卧床不起或成个瘫子让你们伺候。裴广铎比我小一岁，死了已经两年了；杨丁东和我同岁，也殁了。他们两个平时都比我精神，活得都比我滋润，居然都比我早离开了人世。人啊，假假的，有时候还不如一棵草的命大！爸知足了，爸是咱们这个家族目前为止活得寿数最长的一个，还有啥不知足的？”
知足常乐，仁者长寿。
如今，大多数时间没有人陪伴的父亲依然宁帖安详地在逼仄的阳台上独享他营造的特殊人文氛围。
像一尊雕像，一尊令人景仰的雕像。
第一章：往事如烟
公元1921年农历九月二十九，一个瘦弱的婴儿降生在兰州市黄河桥南“炭市街”（今“兰州剧院”背后）的一个四合院中。婴儿的父亲，一位毕业于保定军校、时任甘肃督军陆洪涛麾下陆军军事教官的英武青年，给刚降生的儿子起了一个富有纪念意义的乳名：省元，意思是在省城出生的第一个男孩子。
这个婴儿就是我的父亲，这位英武青年就是我的祖父。
我祖父名讳师汉文，字云章，光绪十七年（1891年)生于靖远县城，在同胞兄弟中行三。民国元年(1912年)，祖父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比同是保定军校的学弟、“北伐名将”叶挺将军年长五岁。可惜天不假年，1922年，31岁的祖父因病英年早逝。年仅一岁的父亲随祖母扶灵柩从黄河上坐木筏回乡。由于我曾祖父尚在人世，白发人送黑发人，祖父的遗体按祖制厝棺乌兰山火神庙。三年后，悲痛过度的曾祖父忧郁而殁，祖父与曾祖父同葬南坪祖茔。
师门最有希望光宗耀祖的祖父英年早逝，家族中德高望重、胆略过人的曾祖父含悲而去。一个曾经在靖远显赫一时的家族大厦的两根有力的支柱轰然坍塌，我的不幸的家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所幸我的大祖父(名讳师学文)秉承曾祖父（名讳师育英）的血脉，生性豁达狷介，为人光明磊落，处事果断缜密，他很快从丧弟失怙的悲痛中走出来，毅然肩负起家族重担。
大祖父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儒商。他坐商行贾，在上世纪初就把我家的生意做到商埠云集、繁花似锦的武汉三镇和海河两岸的天津卫。
大祖父创造了两个轰动一时的靖远第一：他是靖远第一位买英国名牌“三枪”自行车并让子女们学骑的人，他是靖远第一位加入孙中山先生创立的“同盟会”的会员。
有着非凡经历的大祖父因此具有睿智灵活的头脑和豁达大度的性格。
教育兴邦，教育同样可以振兴家业。极力想把家族引领到兴旺发达的快车道上的大祖父当然深知教育发家的真理。他用自己做生意赚的钱毅然把两个弟弟（我祖父和我四祖父）分别送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和“清华大学”读书，一文一武，他期望我的家族充盈着文韬武略的气势，他竭力构想着家族辉煌的前景。
祖父逝世的第二年（1923年），大祖父做出了一个让家族其他长辈瞠目结舌的决定：请我的祖母尽快择好人家改嫁！尽管大祖父的这一决定无异于在家族几十口长幼中引爆了一颗原子弹，众口铄金的流言蜚语如蝗而至，但大祖父硬是顶着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力排众议，终于促成了我祖母的改嫁。与此同时，大祖父还作出了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决定：由他和大祖母抚养我年仅两岁的父亲和我唯一的九岁的姑姑；不仅如此，大祖父还要供我父亲和姑姑读书。恪守“耕读传家”理念的大祖父，把我父亲和姑姑分别送到“敷文学校”和“女子学校”读书。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大祖父的举措无疑是极其明智和正确的选择。大祖父深谙：一个没有文化传承的家族绝不可能薪火相传、兴旺发达！
八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每逢“清明”我去靖远南坪祖茔祭祖扫墓，匍匐在大祖父的坟前焚香、烧纸、叩首时，我的耳畔都会响起父亲多次感慨的话语：“如果没有你大爷当年的英明决定，根本不会有我的生命延续和事业有成；诚然，也根本不会有你们姊妹的一切，更不会有咱们家族的兴旺传承！”
尽管大祖父当年似乎“无情”地让年仅两岁的父亲就痛失母爱，但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家族成员都逐渐理解了大祖父的良苦用心。祖父溘然去世，对年轻美貌的祖母打击太大，生性内秀的祖母如果继续呆在我家守寡，无疑是对她的再次打击和折磨。思想开明，又深受孙先生民主思想影响的大祖父当然不会做让祖母“雪上加霜”的错事。
惟此，父亲和我永远感念高尚而睿智的大祖父！
民国十六年（1927年），我的有着远大抱负的大祖父带着他振兴家业的宏伟理想去了天国。我的家族从此就像一列与车头分离的火车，信马由缰、毫无动力地蠕动在纷纭多变的乱世。失去了大祖父的护佑，我的姑姑和父亲自然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无助地游弋在暴风骤雨随时都会来临的茫茫苍穹。
民国十七年（1928年），我的二祖父（名讳师仲文）做主把我唯一的姑姑许配给了兰州一户姓王的大户人家。那一年，姑姑14岁，父亲7岁，相依为命的姐弟俩分别时抱头痛哭。从此，父亲再也没有见过姑姑。后来，姑姑随夫家去了新疆。几年后，不幸惨死在新疆。
祖母改嫁，大祖父去世，姑姑客死新疆。一连串的沉重打击让父亲难以承受，他不幸的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直至青年时代，都挥不去家族突遭不幸的阴霾。
家道中落，亲人离世，缺乏亲情呵护的父亲注定是忧郁而孤独的、注定是柔弱而怯懦的、注定是忧愤而寡欢的。
父亲不愿向我透露他不堪回首的那一段风雨如晦的岁月，我也不忍心触动父亲这根敏感的神经。即便我了解父亲的那段晦暗的经历，也不愿拿出来让如今生活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子孙痛楚地回味。
有意揭开父辈们至今隐隐作痛的伤疤，无异于犯罪！
第二章：投笔从戎
父亲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的投笔从戎，全然不同于我从小说和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那些满腔热情、报效国家的热血青年，他完全是迫于生计才不得不做出放弃学业的决定。
四十年代初，我的曾经“用大坛子盛满金银”（大祖母语）的家族日渐衰落，唯一赖以维持几十口人生计的，就是家中仅剩的一间磨坊和一头黑驴，外加大祖母为别人家缝补浆洗挣的微乎其微的收入。屋漏偏遇连阴雨，全家人吃饭穿衣都捉襟见肘，偏偏家中还有老少几位四体不勤的抽鸦片的主儿。本来曾祖父和大祖父在世时除了做生意还在黄河沿岸置了几十亩良田，一家人只要勤劳耕作、齐心协力，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可再大的家业也架不住那几位“吃了五谷吃‘六谷’（鸦片）”（大祖母语）的主儿的瞎折腾，更何况几十亩地根本无法保证他们成天“腾云吐雾”。几十亩地很快化作袅袅青烟而去，家中长幼深陷衣食无着的窘境。
家庭陷入了极度的困境，父亲仍在靖远师范读简师。大祖母恪遵夫命，咬牙硬撑着让苦命的侄子继续学业。
每天从学校回到家中，父亲眼睁睁地看着大祖母为生活长吁短叹又不能为老人家分忧解愁，沉重的心理负担让父亲果断地做出了抉择。
1939年，父亲毅然辍学，去兰州参加了傅作义将军创办的“文艺训练班”（以下简称“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相当于今天的军校艺术类的大专班，吃、穿、住全包，每月还发一些补助费。到“训练班”学习，对父亲来说简直就是“枯木逢春”。一方面，他的生活和学习有了保障；另一方面，他终于可以系统地学习他最热爱的音乐、美术和表演专业。
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的父亲很快就在“训练班”显示出他超群的实力。1940年，他创作的大型宣传画《冲锋号响了》，在“甘肃省抗敌后援会”举办的画展中荣膺第一名。初出茅庐的他在画坛上峥嵘毕露，从此奠定了他毕生致力于书画创作的坚实基础。
从“训练班”毕业后，父亲和一批抗日爱国青年从兰州出发，在黄河上乘坐大木筏一直漂流到抗日前线五原。
波涛汹涌的黄河河道中，父亲和同学们群情激奋、热血沸腾，他们迎着风浪引吭高歌。《到前线去》、《义勇军进行曲》、《太行山上》、《保卫黄河》等一曲曲同仇敌忾的歌曲响遏行云，无比自豪的父亲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吃饱饭、穿军装、领饷银”的懵懂小子，他为自己选择了抗日救国的正确道路而倍感骄傲。
在五原抗日前线，父亲和青年画家杨丁东等一大批爱国青年一道积极投身到抗日宣传的滚滚洪流之中。除了用手中的笔热情讴歌如火如荼的抗日生活外，他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文艺天赋，组织官兵演唱抗日歌曲、上演《放下你的鞭子》等宣传抗日思想的剧目。父亲集导演、主演、舞美、服装、灯光、音效等于一身，尽情发挥着自己的艺术才能。
抗日救国的大熔炉锤炼了父亲坚定的意志，傅作义将军“守必固，攻必克”的战略方针熏陶出父亲顽强的精神。
在抗日前线的岁月，无疑是父亲人生最辉煌的乐章。
第三章：艺术人生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在靖远县城师氏老宅中。我大祖母和好面用瓦盆扣在案板上醒着，待她过一会儿来擀面时，发现案板上画满了五颜六色的图案。——这是我父亲乘大祖母不注意“创作”的“杰作”。他怕画在院子中被人踩掉、画在墙上招来大伯骂，就偷偷跑到厨房涂鸦。五六岁的父亲正是最淘气和最富有幻想的年龄，成天想着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长发飘逸的画家。可贫寒的家境无法帮助他尽快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只有靠自己的努力（其实还有许多盲目的成分）朝着理想的目标迈进。
六岁时，父亲靠自己给别人家画的的一套“八扇屏”（一种摆放在书案上供文人雅士赏玩的摆件），在靖远县城一鸣惊人。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是位雅兴颇浓的儒商。他让家人把我父亲背到家中，备好他家精心制作的点心款待小画家。只半天的时间，八幅气势非凡的山水画就绘在了白绢糊的“八扇屏”上。主人赞不绝口，观者颔首称道，纷纷赞扬父亲是“六小神童”。
从那时开始，父亲每年腊月成为县城中许多人家争相追捧的绘画窗花的高手。
读者朋友千万别小看区区的窗花，它可是我父亲走向绘画创作道路最初的坚实阵地。老式“虎张口”窗户，上半部分有两帧竖幅的窗花，下半部分有两帧横幅的窗花，这是窗花中最具代表性和最体现绘画者功力的地方，父亲最拿手的也正是画这四帧窗花。画的内容一般是花鸟画，除非东家有特殊要求，父亲也会画一些山水、人物。像今天A4纸大小的四帧窗花，普通人家用一般的白纸画，讲究的人家用宣纸画。无论是普通白纸还是宣纸，父亲都画得十分投入。他从未把画窗花视作春节喜庆气氛的点缀，而是当做纯粹的艺术创作。方寸之间，父亲挥洒的完全是胸中才情、大千世界。以小见大，父亲追求的是艺术的自然流露和真诚告白。
我们靖远人有句俗语：有钱没钱剃个光头过年。意思很明白，哪怕你再穷，也要把个人卫生收拾利索了再过春节。
剔头修面是“人”过年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之一，而贴春联、糊窗花则是“家”过年前必须完成的“形象工程”。
父亲打小就是“形象工程”忠实的践行者。每到腊月（甚至十一月），我家的桌上就堆满了亲朋们送来的裁好的白纸，急切地等待着父亲画窗花。
这窗花不像春联，除夕早上才贴。家家户户只要腊月二十三过后扫了房，就开始贴窗花。时间紧，任务急，父亲每年的这个时候都忙得不可开交。腊月严寒，家中温度很低，长时间坐着画窗花的父亲手脚都冻肿了，但他还是一丝不苟地伏案创作、从不言苦。他一边画一边哼着小曲儿，完全沉醉在创作的快乐之中。
小小的窗花还救过父亲的命。
1939年腊月，父亲正在家中给最后的几家人画窗花。一位师范的同学叫父亲去学校取书，父亲让那位同学看一眼身边恭候着的好几位老街坊，埋头继续画。那位同学执着地拽父亲去，父亲拗不过，只好随那位同学往出走。大祖母见状急了：“省元，你把一大堆窗花撂下不管，让老街坊们待会儿把我老婆子挂到人家的窗户上吗？”
那位同学只好悻悻而去。
约二十分钟后，日军飞机开始猛烈轰炸靖远县城。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声，那位叫父亲去学校的同学倒在了血泊中。他遇难的地方离学校很近，他的一条腿被炸断后让强烈的气浪掀飞到离尸体很远的一块废弃的磨盘上。
惨不忍睹。父亲好悬！
窗花从此成为父亲的“护身符”。
我至今珍藏着父亲当年为靖远家中“虎张口”窗子画的好多幅窗花。那都是我第二年腊月糊新窗花时，用薄刀片小心翼翼地从窗户上裁下来的上年父亲画的旧作。蜜蜂给那水灵灵的花朵上咬出了星星点点的小洞，苍蝇给那白白的纸上遗留了斑斑驳驳的污渍。尽管这样，我还是喜不忍弃，整整齐齐地夹在厚厚的杂志中。
如今每当我翻检出这些窗花透过历史的尘埃仔细欣赏一方方古旧的精灵时，激越的心情像黄河的波涛般难以平静。朦朦胧胧中，少年时代父亲活泼的身影霎时又浮现在我眼前。
黄河边的沙滩上，赤脚的父亲正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伙伴儿一板一眼地演“大戏”。他们演的是手偶戏，提前分配好的角色的双手的手指上都套着父亲绘制的各种不同的角色。盈寸的彩色小泥人儿身上都穿着父亲或绘制、或绣制的戏服，小人儿的手中都拿着父亲精心制作的道具。人人逼真，个个精彩。气冲斗牛的父亲集导演、服装、道具、音响效果和唱腔设计于一身，把一出出传统剧目演绎得淋漓尽致、荡气回肠。
父亲扎实的“童子功”三十多年后为他进入专业文艺团体尽情施展才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书画艺术和戏剧艺术是一对“孪生姊妹”，父亲最辉煌的艺术实践正得益于从小就能在这两个艺术领域游刃有余。
从上世纪三十年末代至七十年代末，父亲一直钟情于戏剧艺术并和一大批戏剧同仁上演了多出剧目。毋庸置疑，父亲仍是集导演、主演、舞美、服装、灯光、音效等于一身，杂中求精，精中图奇，奇中寻变，变种取胜。
1938年寒假，“省抗敌后援会”组织支前义演，父亲在师范代课教师万良才、魏昱(甘肃早期地下党员)和同班同学李淮的发动下，父亲和家在县城的学友宋达三、杨秀德、杨国玺以及兰州中学学生李树名合作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电线杆子》等小话剧。他们在西关戏园子演出时，全场观众群情激奋、同仇敌忾，雷鸣般的掌声中军民团结抗战的气氛空前高涨。
1940年，在兰州“省抗敌后援会”组织的支前义演会上，父亲和“文艺训练班”的骨干们一同上演了大型话剧《歼力》，极大地鼓舞了后方军民积极支援前方抗战的决心和士气。
1943年元月，父亲从前线回到家乡，宋达三先生力推父亲担任大型话剧《野玫瑰》的导演，父亲欣然允诺。除了当导演，父亲还反串这部戏的女主角“野玫瑰”。元宵节，父亲执导并主演的《野玫瑰》在靖远县城首演，热情的观众把戏园子围得水泄不通。演出结束后，父亲等主要演职人员多次谢幕，经久不息的掌声回荡在戏园子中。同年四月，父亲和靖远的戏剧同仁们排演大型话剧《国家至上》，于当年“五.一”节上演。这次演出较此前的演出更进一步，出现了靖远戏剧演出史上第一位女演员——宋玉兰，父亲反串女角暂告一段落。
1945年暑假，父亲、宋达三、苏宰灜、马兆麒等先生组织了“业余进修社”，专门研究戏剧、音乐、美术，他们聘请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刘协校长担任进修社的社长。进修社成立后，首先排演了大型话剧《雷雨》，父亲在剧中扮演“四萍”。该剧上演后引起一场风波，“三青团”的干事长指责父亲等人：“你们演的这部戏有大问题，必须立即停演！”眼看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剧目面临禁演的被动局面，大家灵机一动，请出了进修社的社长刘协校长。正气凛然的刘校长理直气壮地质问了干事长并力陈该剧的重大意义，干事长哑口无言，不再提禁演的事。
解放后，父亲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导演、主演了《人民城市》（歌剧）、《王秀鸾》（歌剧）、《阿Q正传》（话剧）、《白毛女》（歌剧）、《刘胡兰》（歌剧）、《王贵与李香香》（歌剧）、《赤叶河》（歌剧）、《江姐》（歌剧）等二十多部歌剧和话剧以及《小二黑结婚》、《血泪仇》、《苏州革命》等秦剧，在靖远和定西地区引起空前轰动，从而使靖远的戏剧演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七十年代末，父亲在靖远县文化馆从事专业文艺创作时，撰写了洋洋万言的文艺述评《话剧、歌剧在靖远》，以一位当年亲历者和践行者的身份深入浅出地对那段如火如荼的戏剧高峰做出了自己精彩的评述。
1961年至1964年，父亲在当时的“临洮地区秦剧团”从事专业文艺创作。1965年至1979年，父亲在“定西地区文工团”从事专业舞台美术创作。
在“定西地区文工团”搞舞美设计制作的十四年中，父亲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博得省内外同仁的一致赞誉。
这一时期，父亲设计制作的《窦娥冤》中“血溅白练”的布景、《嫦娥奔月》中“嫦娥飞天”的布景，均以构思奇妙、设计精巧、制作精美赢得同行和观众的交口称赞。尤其是七十年代初父亲创作并设计制作的大型歌剧《金峡飞虹》的布景，在全省文艺调演中好评如潮、独执牛耳，荣获最佳布景创作奖。省城许多大剧团的同行纷纷前往定西向父亲虚心请教、取经，他们对父亲这位身处陇中僻壤、工作环境和条件极其简陋的设计师设计制作的布景啧啧称奇、赞不绝口。
由于父亲高超的艺术设计才能，六七十年代，每年举办各类全省大型展览会时，父亲都是定西地区展区的总设计师，是省内同行公认的大型展览会的优秀设计师。
1979年春，年近花甲的父亲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经多次向有关领导申请同意后调回靖远县工作。
他先在靖远县电影放映发行站（后更名“电影公司”）工作了一年，从事电影宣传工作。每上演一部新电影前，父亲都要画电影海报。无论是小幅的张贴海报还是大广告牌上的巨幅海报，父亲都画得很投入、很有激情，从来没有因为画广告宣传画而觉得委屈。相反，父亲认为正是这一年特殊的绘画实践为他后来从事的人物画创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搞电影海报画期间，父亲还热情地辅导一位初学广告画的青年人，为他日后从事创作指明了方向、打下了基础。
1980年初至1984年（由于领导再三挽留，父亲推迟三年退休），父亲在靖远县文化馆从事专业文艺创作。这一时期，父亲的创作热情高涨、创作思路大开、创作成果丰硕。
其实从五十年代开始，父亲无论在学校还是在专业文艺团体，都从未放松过美术创作。绘画、书法、篆刻、音乐、文艺理论甚至民间传统工艺，父亲无所不能，而且都搞出了累累成果，被同行誉为“高产能手”。
到文化馆搞专业后，父亲如鱼得水，创作出大批优秀作品，多次荣获奖励。不仅如此，父亲用自己丰富的文艺知识和出众的组织才能，多次主创并主办了靖远县的一系列大型群众文化活动。节庆期间的书画展，元宵节的灯展、灯谜会，各种各样的群众文艺会演、调演，等等，父亲都付出了智慧和辛劳。至今，靖远的父老乡亲还对父亲当年举办的各种活动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在文化馆搞专业创作的同时，父亲仍不忘艺术理论的探讨和实践，撰写了十万字的专著《怎样编谜和猜谜》，被《定西文艺》连载。这部专著为普及和推广灯谜艺术提供了雅俗共赏的范本、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至今为广大读者争相传阅。
在文化馆工作期间，父亲毫无门派之见，总是诲人不倦地向后学悉心传播创作经验，总是满腔热情地把自己的艺术成果拿出来与大家分享，总是热情洋溢地极力扶植青年人走上艺术之路。
靖远县秦剧团筹备成立时，特邀父亲做艺术指导并负责挑选演员的工作。当时有一位从陕西慕名而来的青年演员谭建勋被父亲一眼看中，父亲当即决定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挑大梁。可一些有门派之见的老艺人根本不看好谭建勋，他们认为谭建勋戏路不对、扮相平平、唱功一般。父亲相信自己的眼光没错，他力主让谭建勋进入靖远秦剧团。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父亲选对了人。谭建勋也没有辜负靖远人民和陕西家乡父老的殷切期望，终于成为一代秦腔名角儿并荣获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现在，凭借自己雄厚实力的谭建勋调到老家陕西省继续从事秦腔艺术的实践和研究。
我调兰州工作后，和谭建勋老兄成为好友，每次我们见面时，他都会动情地提及我父亲当年对他的无私提携。
1984年，父亲从文化馆退休，在家乡颐养天年，进入了心无旁骛的的美术创作阶段。
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步入老年的父亲博览群书、广涉百家，取其所长、补己之短，随心所欲、衰年图变。他吟诗作画写文章，顺手拈来，视野开阔，立意新颖，亲切自然，妙趣横生。
2005年国庆期间，父亲在兰州“秋田美术馆”成功举办个人书画展。
2007年，父亲被评为“白银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今天，年近九旬的父亲依然笔耕不辍，大气磅礴的作品源源不断地从他心中和笔下奔涌而出，汇聚成一条令人景仰的艺术大河。
第四章：桃李芬芳
1950年的年春天，靖远解放后的第一个春天。尽管春寒料峭，但靖远师范的校园里却是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在万通轩校长的大力倡导下，学校成立了靖远历史上第一个校园文艺团体——“靖师文工团”。颇受万校长器重的父亲成为校文工团的骨干，在晴朗的天空下、在艺术氛围浓烈的环境中尽情发挥着自己蓄积已久的艺术才能。
万通轩（1905——1951）早年留学日本攻读社会科学，归国后先在北平从事新闻和教学工作。三十年代末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伍修权多有接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9月靖远解放后，任靖远师范校长，1951年5月病逝于靖远，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为他致了悼词。
父亲至今仍很感念万通轩这位德高望重、爱才如命的老领导、老朋友。
在万校长的全力支持下，父亲的教学和文艺宣传活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全盛时期。慧眼识珠的万校长解放前在靖远师范任教时就是父亲的同事和好友，他对父亲很了解、也很信任。在他任校长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靖远师范的教学气氛浓厚，业余文艺宣传活动十分活跃、成效显著。
而立之年的父亲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干劲十足。他每星期教24节美术、音乐课，教学任务很繁重，但他从不叫苦，仿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一个学生都是可塑之才，每一节课都是一次难得的艺术实践和愉悦的精神享受，每一天都阳光灿烂、春风和煦。教学之余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父亲都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文工团的排练、演出中。每一句台词他都仔细推敲，每一种唱腔他都悉心琢磨，每一个动作他都精心设计。没有场地，父亲与有关方面积极协调解决；缺少服装，父亲和大家一起亲手缝制；没有道具，父亲因简就陋、就地取材、变废为宝；没有剧本，父亲尽量搜集资料，仔细梳理后亲自改编、创作。
当红色的大幕开启时，父亲自豪地进入了纵横捭阖的自由王国：或在氍毹之上塑造出一个个呼之欲出的角色，或在乐池激情飞扬地指挥着乐队伴奏，或在化妆间帮助演员上妆、补妆，或在后台有条不紊地配发服装、更换布景、调试音响、布置灯光，或在台下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上的每一个细节。
演员谢幕，掌声雷动。父亲在后台等候全体演职人员，请大家坐在一起共同研讨所演剧目的得失，以便下次上演时改进。
离开舞台的父亲是一位敬业爱岗、生动活泼的专业教师。
他头戴礼帽、身穿白色西装、手持“文明棍”、足登锃亮的黑色皮鞋、肩挎崭新的手风琴，迈着轻盈而自信的步伐走进了明亮的教室。他先把“文明棍”轻轻地挂在教室门旁的墙上、再把礼帽慢慢地端放在一尘不染的讲桌上，然后用右手向脑后轻拢鬘鬘秀发。紧接着，他迅疾开启手风琴，双手向外用力一拉又向里一合，一曲清越怡人的天籁之音霎时就弥漫在凝神静听的学子的心中。
歌声，从几十个纯净的喉咙中喷涌而出的歌声冲出教室，与窗外绿树上婉转的鸟啼同鸣、与明净的高天厚土同和！
乌兰山麓，黄河之滨，父亲身背画夹、手拎颜料、小水桶，神采奕奕地带领学生写生。乌兰的峻秀、黄河的雄浑，在父亲和学生的笔下化作胸中的激情融入扑面而来的春风、融入奔腾飞溅的浪花、融入家乡每一个熟悉而亲切的角落......
课堂上，父亲是学生心目中崇拜的偶像，他们如饥似渴地从父亲身上汲取着扣人心弦的艺术精华；下课后，父亲是学生视为父兄的知己，他们和父亲倾心交谈、共话家常。父亲既是良师又是益友，莘莘学子都是他的“粉丝”，芸芸诸生皆为他的挚友。
从1945年至1965年，父亲先后在靖远师范、陇西师范、定西艺校、临洮师范、靖远师范教音乐和美术专业课。他的学生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的教育思想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学子，他的教学成果和艺术成就在同仁和学生中广为传扬。
2005年国庆期间，父亲在兰州“秋田美术馆”举办个人书画展。尽管我事先并未请父亲当年教过的学生，但许多学生闻讯后纷纷前来恭贺。甘肃省话剧团的一位著名的女演员是父亲在靖远师范文工团时的学生，当年，才艺出众的她很受父亲器重，她对父亲也很尊崇。这位年已古稀的资深女主演闻知父亲办书画展的消息后，同丈夫一道捧着花篮恭贺父亲的的书画展。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也是父亲在靖远师范时的学生，他费尽周折打问到父亲办书画展的消息后，连夜赶写一首古体诗并写成书法作品，第二天赶在父亲书画展开幕前送到了“秋田美术馆”。还有一位父亲在陇西师范教的年过古稀的学生，他是当年父亲在陇西师范组织的校乐队的演奏员。在兰州某单位退休后的这位老先生喜爱书法，得知父亲办书画展的消息后激动不已，翻箱倒柜地找出当年父亲和他们校乐队的同学同台演出和平时排练的好几张黑白老照片，精心地夹在详细记录当年校乐队活动情况的日记本中，专门带到画展开幕式上。他静静地站在人群中，默默的望着近半个世纪未曾谋面的恩师，千言万语都汇聚在他渴望的目光中。开幕式结束后，这位老先生来到父亲身旁，紧紧地用双手握着父亲的手激动的说：“师老师，祝贺您老人家！我早就四处打问您的消息，可是一直都打问不到您的确切消息；要不是这次您办书画展的消息在报纸上登了，我还是找不到您老人家啊！”看着父亲略有疑惑的神情，这位老学生又道：“师老师，您或许都不认识我了，我是——”“我想起来了，你是XXX嘛！”父亲及时打断老学生的话，“那时你在陇西师范乐队很活跃，是乐队的骨干分子、又是你们班的班长，我怎么会忘了你呢！”听了父亲的话，老学生紧握着父亲的手热泪盈眶。
那次父亲书画展的开幕式上，还不约而同地来了许多并不是父亲的学生但却一直尊称父亲为老师的文艺界名家。省美协副主席、著名画家韦博文，甘肃教育学院美术系教授、著名画家冯振国，甘肃画院院长、著名书法家马国俊，兰州画院专业画家王庆吉，中国书协会员、著名书法家陶劲涛，甘肃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摄影家李玉瑶，中国音协会员、著名古琴家党世才，中国作协会员、著名作家邵振国，原《飞天》杂志主编、著名诗人李云鹏，原《飞天》杂志主编、著名诗人何来，白银市美协主席、画家李迎春，白银市群艺馆副研究馆员、画家苏宰北，他们都未曾受教于父亲，他们或与父亲素有交往、或与父亲曾经共事、或是父亲谈艺论道的忘年后学。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仰慕父亲的人品和艺德，推崇父亲的艺术成就。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如今，每当我去父亲当年或执教、或工作的每一个地方，只要遇到父亲当年的学生或同事，他们都会向我讲述许多有关父亲的故事，言谈之中充满了敬意，举止之间蕴含着深情。
父亲是幸福的，因为它拥有许许多多永远感念他的学生和同仁。
第五章：夕阳如火
耄耋之年的父亲对电视有一种几乎痴迷的偏爱。
我家的电视机基本上属于父亲的“私有财产”。无论白天晚上，只要一有时间，他就拿着遥控器捯饬。
津津有味地正看到好处，他突然一摁遥控器，关了；高声贬斥着电视节目的低劣，但他就是不肯关机，边骂边很投入地盯着荧屏。
他用遥控器关电视，从不关电源；要么，直接关了电源。我儿子替电视机揪心，善意地提醒爷爷：直接关电源影像电视机的寿命。老爷子不置可否，只是憨憨一笑。笑完了，依然我行我素。
父亲八十岁以后耳朵越来越聋，把电视机的音量调到最大他也听不清。我曾夸张道：“老爹看电视的音响大得能把房顶掀下来！”我们耳朵好的其他家庭成员嫌太吵，加上声音太大影响儿子学习，只好给他老人家配了一个无线耳机，模样就像国际会议上各国政要们戴的那种。我儿子看着鹤发童颜的爷爷戴着耳机看电视的样子很滑稽，就戏称爷爷为“超级无线宝宝”。
老爹最爱看电视连续剧，最爱挑剔（甚至是吹毛求疵）的也是电视连续剧。他看电视剧，俨然以一位老戏剧家的身份自居，往往用很专业的目光审视如今做工本来就粗糙的电视剧——
“嗨！”父亲情绪很激动，“简直是胡X整嘛！——二三十年代，青年男女谈恋爱，哪有一见面就搂搂抱抱的？更不可能要死要活地亲嘴儿嘛！这个导演肯定是闭门造车，没有一点儿历史常识，简直瞎胡闹！”
“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哪来的电灯嘛？”父亲很不屑，“城里人才是好多年以后用上电的，农村人连电的毛都没见过，用得哪门子电灯啊！唉，这导演咋当得，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丢死人了！”
“天呐！”父亲惊诧不已，“这哪像七十年代人的打扮？九十年代的人穿着也没有这么时髦嘛！一看这服装师就是个外行，不懂你虚心向懂的人请教嘛！”
总之，父亲针对编剧、导演、主演、美工、音乐、服装、灯光、效果等等，都能随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电视剧中的“瑕疵”。
父亲看电视剧时的情绪很激昂，仿佛那一部部电视剧的导演只有把他这样的老戏剧“家”聘作特别顾问、拍出的电视剧才能完美无缺。很可惜，所有的导演都无法聆听到父亲的教诲，只好让父亲连续不断地挑剔他们了。
好在父亲乐此不疲，好在父亲根本不在意那些导演有没有回馈意见。
父亲尽管每天花大量时间看电视，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看书学习和作画吟诗。
天一亮，吃完早点后不久，父亲就打开电视，看央视一套播出的新闻和连续剧。约十点多，他关了电视，开始作画。四尺四裁的四条屏，最多一个小时，“梅、兰、竹、菊”栩栩如生的“四君子”就跃然纸上了。纯水墨的功夫，笔墨老辣，情趣盎然，禅意毕现。
我回家替他盖印，他指着“梅”的枝干对我说：“你看看这几笔，多么有劲！就这么‘唰唰唰’几笔，虬劲的老梅的枝干就活脱脱地跳到纸上了。——这就是功夫啊！”
“妙，的确妙！”我很真诚地随声附和，“别人画的画是僵死的，您画的画鲜活、富有生命力！难怪我老娘生前一直给我夸您说‘你爸画的啥都像活的一样’。”
听了我的赞美，父亲阡陌纵横的老脸上盛开的“牡丹”比他笔下的牡丹更灿烂！
午饭后，父亲暂不休息，依然看央视一套播出的台湾长篇连续剧《我最爱的人》。这一回，他出奇的安静，不再臧否，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屏。我发现，他对海峡那边的艺术家比对大陆这边的的艺术家宽容得多，从不挑剔他们的毛病。我问他：“为什么您不挑台湾人的刺？”他答曰：“人家台湾人拍得好嘛！”
我无言以对。
看完《我最爱的人》，父亲上床睡到下午四点左右才起床。他坐在狭窄的阳台上开始看书、读报、看杂志。他阅读的范围很广、阅读的内容很杂，似乎对任何信息和知识都很感兴趣。他看书学习时总做笔记、批注，在本子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读后感”，在书刊的空白处批注了同样密密麻麻的感言。
每天晚上，央视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是父亲必看的节目，也是他看得最认真的两档节目。
有时，我儿子看影碟忘了时间，到晚上7：00还没开央视一套节目。父亲急得头上都快要长出犄角来，急急拿起遥控器，立马摁开《新闻联播》。我儿子戏称：我爷爷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看《老联播》啊！”父亲天天都雷打不动地看《新闻联播》，故我儿子戏称为《老联播》。
《天气预报》在父亲心目中的地位和《新闻联播》同等重要。尤其播报兰州地区的天气状况时，父亲总是全神贯注，生怕漏听、漏看了一丁点儿。
我儿子问他：“爷爷，您现在每天都不出家门一步，还那么关心天气预报干嘛？”
父亲仍憨憨一笑，还是不置可否。
父亲看电视节目（尤其看新闻）绝对不是为了消遣。年近九旬的他往往把自己的命运紧紧和国家、甚至和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样，他看电视节目无形中就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南亚遭受了海啸侵袭，他会在看了新闻报道后立即创作一幅《精卫填海图》。我问他此幅有何蕴意，他用浓重的靖远乡音回答我：“海啸（sao）太可恶了！夺走了那么多无辜的生命，毁坏了那么多的家园和财产，罪过呀！我画《精卫填海图》，就是让精卫把祸害人的大海填平了，看它还再发不发海啸（sao）!”
美国人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他会边看新闻边写一首有感而发的古体诗。让我看他写的诗时对我说：“我看这美国大鼻子最爱给全世界人惹麻烦，放着好好的经济不发展，偏偏要折腾出个金融危机来害人，就他们事情多！”
“猪流感”从墨西哥那边传遍了全球，他为五大洲的同胞十分担忧：“外国人就知道胡吃乱喝，吃喝出毛病来还不消停，还要把病毒传给全世界，太可气！”言下之意，甲型H1N1病毒就是墨西哥那地界的人蓄意制造出来的。
“5.12”大地震一周年纪念日。看着央视周年纪念的特别节目，他默默无语、低头默哀，老泪夺眶而出......
尾声
下午，周身沐浴着夏日暖阳的父亲依然高挺的鼻梁上架着老式花镜、手拿红蓝铅笔、端坐在光线充沛的阳台上看书。书是近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仿“善本”的线装本《论语》和《道德经》，父亲目不转睛、一丝不苟地啃着一行行从右至左的竖排的方块儿老宋体汉字。他时而凝神沉思、时而喃喃自语、时而仰首长喟，仿佛从容地潜行在两千多年前纯净而睿智的文史长河之中，又好像攀登在孔子、老子毕生苦心营造的煌煌哲学高峰之上。
我回家给父亲的茶杯中续热水，窄小的木桌上摊开一幅墨迹未干的金文书法作品：“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我问他为何写此幅作品，他笑而不语，指着桌上另一幅已盖好篆章的石鼓文作品让我看。那是一幅四尺斗方，上书两个墨淡意浓的大字——和谐。
我儿子放学回家，请教爷爷怎样才能学好美术专业，父亲脱口而出：“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第六》）我儿子缠着爷爷不放：“爷爷，您认为真正的和谐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父亲语重心长：“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第八》）“爷爷，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向您请教。”我儿子跟爷爷飙上劲儿了，“您说我们老师为什么老和同学们过意不去、他们为什么动不动就找我们的麻烦？”父亲微笑着回答：“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我儿子不再“恋战”、落荒而逃。边“逃”边发表“鸣金宣言”：“我爷爷到底是老姜，一个字——辣！”
现在，我要合上父亲这本“书”了。如果读者朋友还对这本老“书”感兴趣，就请先记住他的名讳——师直、他的字“一生”、他的号“狐笔力士”、他的晚号“黄祖老人”、“黄祖老朽”，还有他的籍贯——甘肃省靖远县城关镇。
记住了这些，我会在今后的日子里带您来重读这本墨香四溢的老“书”。
（2009年5月14日敬撰于金城无用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