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典忘祖的故事——周景王改革之谜

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王子朝奔楚事件，其背景是公元前521年周景王无射钟变法事件，这是学术界称为中国史志研究敏感的历史问题，又涉及以礼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政治问题。周朝是武王伐纣建立起的社会制度，周朝制度是因袭商制度。对于社会治理的方法，自古就存在礼、法两制的分歧。礼制倡导仁义，法制倡导道德。周朝立足于礼、法双治。但到了东周中期，各诸侯国逐步强盛，片面强调周公仁政礼制思想，鼓舞了诸侯的邦霸主义，国家面临分裂。周朝制度规定：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晋国拒不执行。《左传•昭公十五年》记载：公元前527年，景王的太子和王后相继去世，各诸侯国都应当进贡，但是晋国不带贡品，因此景王骂他们是“数典而忘其祖”形成了公室卑群霸争治，“政在家门，民无所依”的社会政治局面，“数典忘祖”的成语就出自这里。也是周景王改革的导火索。当时诸侯间的兼并战争不断，五霸与王室争治是以身轻天下，或以邦轻天下的社会问题。这些道和德的缺陷，直接影响了王室的统治权威，影响了社会的和谐、安定。为了革新这种局面，对仁政礼制进行变法，就是周景王变法时的动机和历史背景。公元前543年郑国子产执政，实行变法，创立了征赋税制度 ，同时，周景王让老子起草了名为“前哲令德之则”的法律“刑书”条文，铸在“无射钟”上公布于众。周朝用六种不同的钟来表达六种不同的律令，“无射”是第六律。史称周景王无射钟变法。《左传•昭公六年》记载，这项法制改革首先受到打着仁政礼制旗号称霸的晋国反对，对周景王及支持变法的王子朝、宾起恨之入骨。自此埋下了王子朝兵败奔楚的祸根。王子朝兵败后，东周逐步暮落，视周景王变法为“礼崩乐坏” 。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大多文献遗失。到了汉代，汉武帝“罢黜百家”，对老子思想和法治思想持排斥态度，周景王变法和老子参与改革的事迹被蒙胧了。从历史上看，周朝的无射变法失败了，但变法的理论灵魂却是成功的，当时未实现依法治国的社会理念，至今仍在延续和实践。

单氏取周的罪恶——王子朝奔楚真相

王子朝，姬姓，名朝，是周景王姬贵的庶长子，景王立嫡子姬猛为太子。公元前520年4月18日，周景王突发疾病，见太子柔弱多病，难以担当五霸争雄时期的大任，临死前写下诏书要大夫孟宾扶立王子朝接班。反对变法的单穆公得知后组织刘狄、单旗发动宫廷政变，在王子朝奉旨登基的典礼上将辅政大臣宾起杀害，并将支持王子朝的八个王子杀戮，立王子猛为王。“单穆公政变”的暴行受到周王室、大臣及全国的反对，支持王子朝发动族人反击，将王子猛赶出王城。曾极力反对周景王变法的晋国得知，遣大夫籍谈、荀跞带兵送王子猛回都城 (今河南洛阳)。王子猛作为傀儡，难于应付局势，同年10月惊吓病死，王权落入晋国手中。又立王子匄（同丐）为周敬王。公元前519年，晋军攻打王子朝，王子朝受挫逃到尹（今河南新安西南），尹氏立王子朝为王，人称其为西王。尹氏助王子朝将王子匄赶到狄泉（今河南洛阳东），狄泉在王城东，人称王子匄为东王；公元前517年晋军将王子朝打败。《左传.鲁昭公二十六年》记载“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王子朝之所以选择楚国，因楚时为南方强国，正与晋争霸主地位。但王子朝奔楚后，恰逢楚平王死，楚国内混乱，王子朝一行滞留在楚边境地南阳西鄂一带（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一来可得楚相助，二来距洛阳较近，一有机会，可重入主洛阳。公元前506年，吴国和
楚国爆发柏举之战，楚国首都郢被吴军攻破。周敬王抓住有利时机，派人前往南阳杀死了王子朝。《左传.定公五年》载：“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鲁定公五年即公元前505年。文献记载，该年周与楚无战事，学术界推测为暗杀。
王子朝奔楚，旧史称“王子朝之乱”。对此，自春秋战国至今争议不断。早在先秦时期，秦宰相李斯的老师韩非子就将其列为历史疑案，最先揭示真相。《韩非子•说疑》认为“单氏取周……人臣之弑君者也。奸臣闻此，既然举耳，以为是也”，认定这次事件的真相是单穆公政变“弑君”，称 认为“王子朝之乱”的人为奸臣。王子朝奔楚事件在先秦的《左传》《国语》等史科中均有记载。经过十分明确，遗憾的是后人主张以果代因，模糊了事件的性质。近百年来更有多名学者对先汉史料进行考证，认为历史上所谓的“王子朝之乱” 实际是“单穆公之乱”，是中国历史上一桩最大的冤假错案。古代历史诬陷它的主要矛头就是针对老子的法律“刑书”条文和周景王变法事件。同时是西周以礼治国与依法治国政治观点的矛盾的延续。因此，揭示历史真相，破解千古迷案，对今天依法治国，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仍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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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晁会元，南阳市卧龙区人。中国文物学会会员，河南省非国营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河南科技大学兼职教授，洛阳师范学院特聘教授，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洛阳白河书斋晁氏藏书藏书博物馆馆长。长期从事河南地方古籍文献、碑帖、书画收藏与研究。在光明日报等重要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出版著作有《新编龙门百品》《邵氏遗书五种》《抗日战争文献辑录》《汉魏石经全集与经碑复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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