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氏文化古迹】探讨“奄、盖”之一音之转

    中华盖氏网 2017年7月8日 盖永德


探讨“奄、盖”之一音之转

盖永德

最近看了几篇文章

其一:

清华简《系年》与“周公东征”相关问题考《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

作者:刘光胜

《孟子》和《史记》皆说飞廉死于武王时期,而清华简《系年》说飞廉死于成王时期,时间并不一致。《孟子》说飞廉死于海隅,《史记》则是说飞廉死于霍太山,《系年》说飞廉死于商盖。《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孔颖达疏引服虔云:“蒲姑、商奄,滨东海者也。蒲姑,齐也。商奄,鲁也。”[8]2056商盖即是商奄,商奄在今山东省曲阜市一带。商盖滨于东海,与海隅比较接近,或可认为相同,但霍太山在山西省霍县东南三十里,位置相差悬殊。《孟子》记载周公杀飞廉,《史记·秦本纪》说飞廉自杀,而清华简《系年》则说成王杀飞廉,三者对飞廉的死因描述并不一致。

刘光胜在文中并未说明奄盖到底是什么关系,只是说明“商盖即是商奄”。

……

完全相信清华简《系年》所记,一大批传世文献将被颠覆。因此出于慎重考虑,我们认为清华简《系年》只是提供了西周史事的一种说法,仅为一家之言,并不是无条件、必须相信的历史。

   综上所述,清儒王引之认为管、蔡、霍为三监出于东汉郑玄,而《系年》则将“三监”出现的时代提前至战国中期。《系年》说武庚不在三监之内,秦人东来,源于飞廉一系,与古史补证可谓颇为有功。但《系年》又与传世文献存在尖锐的矛盾:商邑叛民杀死三监;管、蔡没有参与武庚之乱;武庚立于成王时期,皆是战国时代的一种传闻与异说,并非是可以论定的史实。清华简《系年》说周公东征中武庚被杀死,虽然得到《史记》、今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的支持,但依然不可信。二次东征,武庚并没有死,他战败后北奔,最后被召公平定。真正和太保簋内容衔接的不是《系年》,而是《逸周书·作雒》篇。

   完全相信清华简《系年》对周公东征的记述,则《史记·周本纪》《逸周书·作雒》《诗经·东山》等篇的说法都会被推翻,管、蔡也由叛臣贼子,转变为人人敬慕的英雄。《系年》是珍贵的文献,但并不是它所记的每件史事皆可确信无疑。当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矛盾的时候,需要更多地从事情的合理性去分析。并非出土文献没有经过后人篡改,所述内容就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清华简《系年》是极为宝贵的文献,但我们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信以传信,疑以传疑,这样才能使《系年》的宝贵价值得到真正的发挥。

从作者的意图看,传统的观点,认为 “商盖即是商奄”。在这一点上,作者还是和传统保持一致的.

其二:

清华简《封许之命》“侯于许”初探作者:刘成群《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5期

《孟子·滕文公下》云:“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尚书大传》也记载奄君蒲(薄)姑曾与禄父密议举事,故有周公摄政三年“践奄”之说[25]819,824。出土铜器
方鼎记载:“唯周公于征伐东夷丰白、薄姑。”(《集成》2739)清华简《系年》记载云:“成王屎伐商邑,杀
子耿,飞廉东逃于商盖氏,成王伐商盖,杀飞廉,西迁商盖之民于邾  。”[26]135商盖见于《墨子·耕柱》《韩非子·说林上》,“盖、奄一音之转”[27]678,商盖即商奄。汉简《孙膑兵法》则云:“帝奄反,故周公浅之。”[28]20顾颉刚指出:“奄为商的旧都,其在商末,当为商王族的支子所封之国,故称之曰‘奄侯’,又称之曰‘商奄’。因为商奄的势力雄厚,所以周公出师时视为大敌,讨平之期亦在最后。”[29]10至于商奄所在方位,据考证,奄地应该在曲阜地区的洙泗流域,而薄姑在齐地当无疑问[30]167,168。

齐鲁之地在上古时代为太皞氏和少皞氏之墟。太皞,风姓,大概有对龙和鸟的图腾崇拜,而嬴姓的少皞明显是一个对鸟有图腾崇拜的部落。太皞的传说及其后裔,主要分布在豫东、鲁西南和皖北地区;少皞分布的区域大致在鲁中南地区和莒县以及齐地中心地区[31]3。商周之际,在山东、豫东以及皖北形成了一系列的小国或部落,其中多为少皞氏之族裔,如徐、郯、莒、熊、盈,他们与奄、薄姑在政治上有着同盟的关系。《左传·僖公四年》记载东方有“五侯九伯”,保卣也记载东方有“殷东国五侯”(《集成》5415),黄盛璋综合《左传》和保卣指出,殷东国五侯即徐、奄、熊、盈与薄姑[32]57,郭沫若也持此说[33]1。

周公东征不但践奄,而且还重创了与奄有紧密联系的各部夷族,如《逸周书·作雒解》谓:“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又称:“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其中“盈”就非常有可能为淮水流域中下游的嬴姓诸国,如群舒之类[34]71。也就是说,周公东征不仅触及到了奄与薄姑,而且还非常有可能挥师南下,从而波及到了淮夷。《逸周书·作雒解》谓东征“俘维九邑”,黄盛璋以为“维”即“淮”,而“九邑”就是“九国”,“淮九邑”就是《左传》里所说的东方“九伯”[32]57。而朱凤瀚认为柞伯鼎铭文中的“周公繇有共于周邦,用昏无及,广伐南国”就是周公东征后挥师南下进入淮水流域的证明

文中

作者提出:“盖、奄,一音之转”,商盖即商奄。对于奄、盖一音之转之说,我觉得很有道理。

一音之转,我们先看周汝昌的一篇文章

其三:

《一音之转 无分正误》

 文汇报 周汝昌

2006年的除夕,大雪之夜,忽然读到老友吴小如先生的一篇佳作,题曰“从‘恪’字读音谈起”,不禁感慨系之。
我完全同意小如先生的意见。恕我效颦,也“从‘恪’字读音谈起”。
读què读kè,是汉字一音之转,即本为一音,而因地区、时代而发生了由一音而分化为二音(或更多)的现象。

小时候,家里有照料小孩的妈妈,她管着客人叫qiè,例如来了客人,她说作“来了qiè了”。当时家里人都把这种外地人的特别语音当作笑谈,而且学着她的语调打趣逗笑。
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要说明:què和kè本是一音之转,不发生什么对与错的问题。如若有人还觉得事有可疑,那么,让我再举小例作为佐证。
第一,在清代,八旗人都把“去”念作“kè(克)”,早年老北京是旗人的聚集地,他们最讲礼貌,若是两位妇女彼此迎面走来,常可看到她们先是互相曲膝请安,同时嘴里就说:“您到哪儿‘kè(克)’了?”那位被问的就答说:“刚‘kè(克)’了趟街(gāi)。”这个kè(克),实际上就是汉人说的“去”。我的女儿曾在延安插队,她说延安人本来就都把“去”念成“kè(克)”。
同样道理,您若听京剧《法门寺》里老太监问着小太监贾桂儿:“你的差使怎么越当越回‘kè(克)了?”这话其实也就是“越当越回去了。”由此可见,“去”和“克”的发音本是一音之转,它和陈寅恪的“恪”字发生了读音分化的现象,正是同一道理。
第二,中华第一流古典文学名著《西厢记》,一开头崔莺莺的出场,她唱的一支曲子叫做“赏花时”。你听她是怎么说的:“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这支名曲,写得真是好极了——在此,我要问一句:怎么叫“可正是”?请你用“白话”给解释一下,好吗?
我曾问过几位高校中文系的学生,他们对这个简单的问号都没有答得十分清楚正确。
我告诉他们说:“可正是”者,即“恰正是”。可、恰本是一音之转。他们听了都说顿开茅塞。例子虽小,却让人感到不但有趣,而且内中含有音韵学问的问题。因此悟到:我们说“可巧”“恰巧”毫无分别,只不过是一音之转。那么,这儿并不发生是“可巧”对,还是“恰巧”对的问题。若明此理,则陈先生的名讳寅恪到底该念寅què还是寅kè,那还争个什么劲头呢?
为此,让我再举两例,以资参证。第一例是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个语词,即“卡”。比如:“卡(kǎ)住了”,也可以读作“卡(qiǎ)住了”。又如:嵌,读作qiàn,实际上,在许多场合口语却读作kǎn。第二,在欧洲语言翻译中国历史名词时,也有足供参证的好例:如“契丹”一词,到了欧洲语言中有两种译法,一个是Kitai,一个是Cathay,这两个译音已经成为欧洲称呼中国的古词。中国字的qi(契)和外国字的Ki、Ca,实际是一音之分,正好是陈先生名讳中的“恪”的两读的好例。这也不存在哪个是正,哪个是误的问题。
当然,我们中国向来又有一种无形的规定,即所谓“名从主人”,意思就是说,名字怎么念应该服从那个名字的主人的念法,陈先生自称应读“寅què”,那当然我们不必非改读“寅kè”不可。
这样的道理,是应该通达而不必拘泥的。
写于2006年12月31日。中经小恙,补成于2007年3月19日。

此文中的“一音之转”,说的通俗易懂。

关于一音之转,有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方言造成的。我简单介绍一下。当然我也是学来的。

音转,即语言的转化或语言的流转.转化和流转,其实都是变化的意思。是指汉字音随着意义分化或方言差异而产生变化,从而在书写上改用另形的现象。

音转产生的结果有三种情况:

(1)音转意不变。主要是指因方言差异而产生的音转,如:(火果)、(火尾)、火。杨雄《方言》第十:(火果),火也。楚转语也,犹齐言(火尾),火也。

按:(火果)、(火尾)、火。这是由于方言差异而产生的音转。

括号中为一个字,因为打不出来这个字,所以打了两个。

(2)音转意变而分化为不同的词。如:溪、谷、沟、浍。指的是水存在于不同的地方。还有澜、沦。指的是水波的大小。

(3)音转意变为另一个意义完全不同的词,属于假借音转构成。属于通假之一,通假为通用和假借。

关于奄、盖,有人认为是通用,有人认为是音转。还有人认为奄盖是两个国家。我们今天只重点讨论音转。

奄盖作为名词,应属于第一种情况。因为国名不能是第二种情况。那么是不是第三种情况呢?也不是,“音转意变为另一个意义完全不同的词”,不适于名词。奄盖即由方言差异而产生的音转。音转意不变,就是说,发音虽然变化了,但是表达的意思没变,所指还是那个国家。盖字的多音,也属于音转,但是不在本文讨论之内。本文只讨论奄盖之音转。

 

 

钱大昕说:“凡字有正音,有转音”。

哪个是本音呢?看文献

奄:

根据古本《 竹书纪年》: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然后 盘庚才迁到今河南 安阳的殷。奄之所以称为“商奄”,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据《 左传》:周初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 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 杜预注:“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不过 奄国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有学者主张奄相当 周朝的鲁国,同奄一起反周的 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可能是差不多的。当时的所谓“国”,实际上大多还是一些具有鲜明的氏族部落特征的、分散的、各自独立的居民集团。这种“国”有一定的居住地和分布范围,也有自己的氏族血统,而这种 氏族同地域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即是氏族组织,又是地域性的国家。

盖:

《韩非子·说林上》则谓“商奄”为“商盖”,云:“周公”将攻商盖。辛公甲曰:‘大难攻,小易服。不如服众小以刼大。’乃攻九夷而商盖服矣。”《墨子》“东处于商盖。”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谓“盖即奄也。”丁山谓“孟子尝称齐有‘盖大夫瓘’,又称陈仲子兄戴‘盖禄万种’。

奄早于盖,故

奄为正音,盖为转音。

所以,盖为奄之转。

方言音转有其必然性

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不同地域的方音存在着各种差异。因地域的不同而显示出古今方言之异,其结果就是音转的产生。

以现代方言为例,客家方言谓吃饭为“呷饭”,湘西方言谓吃饭为“吃xuan”。四川方言读“铸铁”之“铸”若“到”,“鞋子”之“鞋”若“孩”。东北方言读“街”若“该”。等等。

音转与方言有着密闭可分的关系

今山东登莱方言和湖南湘西方言,把吃饭叫做(tai上声),但不知本字为何,有的写作“歹”,有的写作“逮”。殊不知,(tai)为“啖”之转音。

江浙一带称蚌肉为“淡菜”,据王宁考证,“淡”为“蜑”之转音,唐代官方称采珍珠的人为“蜑户”,珍珠是从蚌中产出的,蚌肉又是蜑户们常吃的食物,所以称为“蜑菜”。

 

也有人认为,奄和古文盖字字形相近,所以在书写时或者刻印时出现错误。

这在古汉语讹变过程中叫“形讹”。此种情况在所见文章中不占主流,况且战国时不止一部文献出现商奄和商盖,所以应排除这种可能。

我们这里讨论其“形讹”还是“音讹”。

音讹之“一音之转”也叫“一声之转”。奄与盖(此盖应为古文盖字),表面看,字形发生了变化。但与形讹具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它们语音上具有密切关系。而形讹的特点是形近而讹,不具备语言上的关系。语音讹转,故字亦随改,是音讹的本质特征之一。如果是形讹,后来就不会有盖邑、盖氏等。

我们再来看看“音转”与“通假”的区别

通假:通假是本有其字不用,而另借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表示其义。通假以同音为主,至少要求音近。

音讹是因为实际语言中的某一词语发生了音转,记录着就按当时的实际语音书写,故音讹发生的起点和终点可能距离较大。奄出现在春秋文献,盖出现在战国文献。但其所指是一个国家。

通假字主要发生于一般的词语。而音讹主要发生于姓氏、人名、地名、国名、族名、官职、称谓等非方言词性的名词。如,“陈完”与“田完”中的“陈”与“田”,“荆轲”与“庆柯”中的“荆”与“庆”,一般不会当作通假现象。故“商奄”与“商盖”中的“奄”与“盖”也不能为通假。(通用和假借),而“奄,盖也”是动词,不能和名词相提并论。所以判断“奄、盖”为音讹中的“一音之转”。

钱大昕《十贺斋新录·姓随音变》云:韩灭,子孙分散,江淮间音以“韩”为“何”字,字随音变,遂为“何氏”。

按:今浙江武义县郭洞村有何氏祠堂,其族人自认为是韩国之后。

奄国灭国之后,很可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音变为盖。

盖氏历来是不得系之氏,今观之,云为盖国之后,未尝不可。况已有王纪成先生为之。

另:”

《山海经》之盖国,如果是奄国之音转,我们把它再转回去,变成“奄国在钜燕南”,当在山东无疑。

 



分享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