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来国龙在《记忆的磨灭：春秋时期铜器上有意磨毁改刻的铭文》论文称:《左传》中有一例，桓公二年（公元前 710 年）鲁桓公接受宋国贿赂的「郜大鼎」，而直接将原器陈于大庙。「郜大鼎」是郜国所铸的鼎。郜国在之前为宋国所灭，所以郜国的鼎也归了宋国。为了贿赂桓公，宋国又将该鼎转送给鲁国。看来宋国、鲁国在得到「郜大鼎」之后，都没有重铸。如果该鼎有铭文的话，他们可能连铭文都没有刮掉，因为该鼎的国别与属性，在鲁大夫臧哀伯看来，是非常明显。因此，臧哀伯谏曰：

「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以临照百官，犹惧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孙：是以清庙茅屋， 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凿，昭其俭也。衮、冕、黻、珽，带、裳、幅、舄，衡、 紞、纮、綖，昭其度也。藻、率、鞞、琣，鞶、厉、游、缨，昭其数也。火、龙、黼、 黻，昭其 也。夫德，俭而有度，登降有数，文、物以纪之。声、明以发之，以临照百官。百官于 是乎戒惧，而不敢易纪律。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于大庙，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 其又何诛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郜鼎在庙，章孰甚焉？武王 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其若之何？」公不听。

臧哀伯的这番言论所反映的可能是春秋时期就已经是相当古老、保守的礼制思想，具体地说就是「违乱之赂器」不应公开陈于大庙。可是，当时的当政者，如鲁桓公，都不听。鲁桓公之所以要在宗庙里陈列赂器，可能是想在祖先神灵和宗族面前显现自己的功烈。这一例子说明当时的礼制思想—比如，是否可以在宗庙陈列赂器--正在一个转折时期。这里的「当时」当然不可能是「桓公二年」(公元前 710 年)。 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学界仍有争论。

从《左传》的这个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铜器易主之后的它的身份与由来（identity）仍然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这可能和纪念性铜器铭文的公众读者（intended audience）是祖先神灵和后世子孙有关:有一些事情可能并不希望祖先神灵和后世子孙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