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空图，生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卒于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祖籍泗水(属今山东兖州)。不过这个祖籍距司空图本人生活时代恐怕是比较遥远了。泗水是孔子故乡曲阜的近邻，古人又素把“洙泗地”看作是儒学“摇篮”，故而他以自称“泗水司空氏”为荣。至于他的祖上自哪一辈迁居河东虞乡(令山西永济县东)还无以确定，但可以肯定司空图的祖父就已“退居”在那里。

　　 司空图出生于一个中等官吏之家，其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官至郎中。20岁左右，他开始四处出游，以求得到高官名人的引荐。奔波了10余年之后他找到了仕进的机会。时朝廷大臣王凝被贬为绛州(今山西新绛）刺史，司空图带着文章进谒，深受王凝赏识。不久王凝复任朝廷要职，做了礼部侍郎，并在咸通十年(869年)主持了科举考试，录取了司空图。这一年司空图所作《与惠生书》颇为慷慨地说；“足下某(上敖下且)于天地之间二十三年矣，及览古之贤豪事迹，惭企不暇，则又环颇尘蔑，自知不足为天下之(上敖下且)也。”他直言抒发自己的“平生之志”就是要通过“修平讨原”及于“济世之机”。但在此之后几年他并未得志。乾符六年（879年)，宰相卢携被罢免，以宾客分司东都。卢携途径中条山下，曾在司空图住所耽过—段时间，后来两人又在洛阳同游。卢携对司空图十分赏识。第二年卢携复入朝为相，使司空图的官职连有升迁。广明元年(880年)， 44岁的司空图已迁为礼部郎中。但就在这一年，黄巢农民起义军攻下了都城长安。长安之乱中，若不是他昔日的一个名叫段章的仆人暗中保护他，大概他连脱身也很难。为了避乱，他躲进了中条山中的王官别业。王官别业距其虞乡旧居有10来里地，为中条山所环抱，山谷清幽，溪水长流，风景很优美。

　　 长安战乱对司空图无疑是精神上的严重打击。“空将忧图泪，犹拟洒丹墀”(《乱后三首》)，司空图是伤心透了。这时他已有归隐不出之想，但还是念念不忘那个流窜中的皇帝。“亦知世路薄忠贞，不忍残年负圣明”（《寓居有感三首》）。光启三年(885年)唐僖宗自成都返京，行次凤翔，召见司空图，命为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但为官不到两年，司空图又归隐到王官谷了。“何事奸与邪，古来难扑灭”(《华下》)，如果说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使司空图为唐王朝感到失望的话，那么唐朝廷内部的“奸”与“邪”就使司空图彻底绝望了。其《五十》诗云：“闲身事少只题诗，五十今来觉陡衰。清秩偶叨非养望，丹方频试更堪疑。髭须强染三分折，弦管遥听一半悲。漉酒有巾无添酿，负他黄菊满东篱。”诗人的心境是相当惨淡的。过去他只求“角功利于古豪”（《司空表圣文集序》），现在是“闲身事少只题诗”。他年轻气旺、关心世事的时候不多写诗，如今日渐消沉起来，却以诗来自我慰籍，这就无怪乎他好诗不多了。他同时又有足够的时间来读诗、揣摩诗。其《与王驾评诗书》云：“吾适又自编《一鸣集》”。查考此集是司空图于光启三年(887年)所编，则《与王驾评诗书》当是司空图50岁时所作。其《与李生治诗书》、《与极浦书》也都是后期所作。《诗品》创作的时间很可能更晚。所以说，司空图主要是在后期隐居期间对诗歌理论进行探讨的。

　　 50岁以后，司空图矢志与官场绝缘。唐昭宗龙纪元年（889年)诏复其旧官，司空图前去朝见，乞归山野。景福元年(892年)拜谏议大夫，司空图仍乞还山。乾宁三年(896年)诏兵部侍郎，司空图索性连朝廷也不去了。“称足疾不任趋拜，致章”。这正是司空图自己所说的“十年三署让官频”（《狂题十八首》）。由于战乱，许多文人学子和官吏到他那个幽处中避难，与他一起“樽前且拔伤心事，溪上还随觅句行”（《喜王驾小议重阳相访》）。这在很大程度上增长了他的名声；而朝廷闻之，认为在“朝难当兴”之际任用他这种“高士”于朝廷有利，就命之以高官。司空图几次不赴诏，反而名声更大了。在此之后的8年里，他或是隐居王官谷，或是去华阴、浙川等地避乱，“乱离身偶在，窜迹任浮沉”（《避乱》）。67岁时他重修了王官别业，写了篇《休休亭记》，打算在王官谷以尽风烛残年。然而就在他生平最后5年里还冒了两次险。一次是天复四年(904年)，司空图被诏入朝。当时，唐昭宗正被幽闭洛阳，朱全忠、柳璨在朝廷弄权，曾一次杀掉朝臣异己者30余人。柳璨之所以要矫诏司空图，是想借助司空图的名声。司空图虽然对其不满，却又怕招致杀头之祸，于是佯称有疾；而且，在朝廷上故意堕笏失仪，显出一副老朽不堪的样子。柳璨知其意不可强求，又诏许还山。另一次是大佑四年(907)，朱全忠篡唐之后，诏司空图为礼部尚书，这无非也是想利用司空图的名声罢了。司空图对朱全忠的不满不难想见，自然是拒绝赴任。第二年，即后梁开平二年(908年)，司空图去世，时年72岁。

　　 清人王士祯《五代诗话》云：“唐末人品，以司空图表圣为第一，其论诗亦超超元箸”。司空图能在封建社会后期享有那么大的声誉，一在于他自己的“人品”，一在于他所写的《诗品》。总之，为古人所称道的司空图的“人品”有三个地方比较突出。其一是“忠”；忠于国君，忠于唐王朝。作为封建士大夫来说，忠君就是一种美德。“娲女只解补青天，不解煎胶粘日月”(《短歌行》)，唐王朝的灭亡就是国家的破亡，司空图想补天而不能，心中因此而悲苦不堪。当唐王朝危在旦夕之时，他人纷纷趋附朱全忠，司空图能先后五次坚辞高官厚禄，最后两次是冒着风险而不赴任，这种气节值得肯定。其二是“义”；在唐末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趋炎附势的社会中，为人交友能做到“义”并非易事。司空图早年受知于王凝，为报答知遇之恩而步步紧随，甚至不怕受到弹劾。后来又受知于卢携，被卢携誉作“高土”。他之所以为卢携所器重，所赞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卢携特别欣赏司空图为人重义这一点。战乱中许多流落奔波的文人官吏到他那里避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为人重义。更为可贵的是，司空图为人讲义气极有爱憎之分。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曾与宦官田令孜争夺盐池而大战于池苑，后来成为新的方镇势力。王重荣之子曾送给司空图许多东西，“伏腊馈遗不绝于途”，而司空图则把这些东西置之于市，任由市人尽取。其三是正直廉洁。唐末，整个上层社会已是全面腐化，而司空图独能“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净，退隐修德，绝不与龌龊之人同流合污。司空图虽未能像陶渊明那样真心热爰农村劳动生活，未能耕田种地；但他五次辞去朝中大官，绝不与奸邪卑俗之人共事而在乡间“与野老同席”，不也可与陶渊明相媲美吗？元好问就把司空图和陶渊明放在一起来赞美，其所敬仰的正是他们的清正廉洁。

　　 奠定司空图在文学史上突出地位的是他的《诗品》。这部诗论是对唐人诗歌创作艺术审美的出色总结。对后人的诗歌创作具有极深远的影响。他把诗歌分为二十四“品”，辩析各种不同的意境和风格。他所欣赏和倡导的是一种“妙造自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境界。结合他其它一些诗论，不难看出其诗论的核心是“景外之景”、“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数论；其之所以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主要在于它把诗人的诗歌创作与欣赏者的形象思维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也就揭示了我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魅力所在，“景外之景”与“味外之味”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审美欣赏的过程。这个欣赏过程可分为三个环节：象、味——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第一个环节是“象”和“味”。这个“象”是第一重象，是指作品所展示出的、具有典型特征的、可以诱发读者进行想象的意象。“味”是从这个“象”中直接生发出来的，是读者不经过审美想象就可以直接得出的“味”，也就是浅一层的“味”。第二个环节是象外之“象”。这个象可以说是第二重象，是欣赏者在获得第一重象之后在头脑中经过想象而获得的意境。第三个环节是味外之“味”，也就是司空图所说的远在“咸酸之外”的“醇美”之味。它紧紧伴随第二环节而来，是欣赏者经过想象获得意境之后从意境中品尝出来的。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远而不尽”。一个欣赏者对古诗进行审美欣赏，只有当他寻觅到味外之“味”的时候，他的审美欣赏才算完成，此正司空图所说：“而愚以为辩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司空图的“象外之象”、“味外之味”说。丰富和拓展了我国传统文艺批评中的“意象”、“意境”、“韵味”等美学范畴，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诗歌艺术的审美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