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既然已把问题挑明，亮出了他的底牌，贺龙自然要给予明确的回答。他想起过去毛泽东同他谈起对林彪的看法，想起他用卑鄙的手段搞倒了罗瑞卿，现在又指使吴法宪等人搞阴谋，搞到了自己的头上，我岂能同你这种搞阴谋诡计的卑鄙之徒同流合污！贺龙笑了笑，坦然地说:

“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

同样短短数语，但把贺龙一贯忠于党，忠于革命事业，忠于人民，拥护毛泽东那种光明磊落，坦荡无私的胸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贺龙的话，正气凛然，字字千钧，击中了林彪一直讳莫如深的心病:他在红军困难的时候，曾对红军的前途表示悲观。为此，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后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评了他；在遵义会议后，林彪又提出毛泽东不会指挥军队，要别人代替；抗日战争开始，他又不表态支持毛泽东留兵保卫陕甘宁的主张……。每到革命转折关头，总是同毛泽东不合拍。所以，贺龙的话虽然没有点破，但使林彪不寒而栗。

由于两人没有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再也无话可讲，贺龙便从容起身告辞。

这次谈话，表面气氛相当平静，没有激烈的争论，但贺龙同林彪终于面对面地最后摊了牌。林彪本想通过他精心导演对贺龙的诬告，在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下，迫使贺龙就范。岂知贺龙软硬不吃，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之正气。此刻，林彪终于明白，要想让贺龙支持自己，跟他走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变本加厉地策划种种迫害贺龙的阴谋活动。

在林彪、江青一而再，再而三的诬告下，毛泽东对贺龙的信任开始动摇了。

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随后，又有晏章炎诬告贺龙历史上有企图“叛变投敌”的事。到了9月上旬，林彪认为提出把贺龙立案审查的时机已到，他指使叶群于9月7日在中央的碰头会议提出此事。叶群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讲了许多耸人听闻的诬陷贺龙的问题，包括所谓“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讲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还煞有介事地拿出了“证据”，向大家展示。最后，她叫嚷:“贺龙问题严重，应该立案审查。”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对叶群的提议一致赞成并积极支持。

9月11日，一份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叶群联名，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贺龙的报告，经林彪圈阅后送到毛泽东那里。报告说:“贺龙的政治历史问题和阴谋篡军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都很严重，需要成立专案组，进行审查。由康生任组长，杨成武、叶群为副组长。办公室设在军委，抽调10名军队干部组成专案组。”

“贺龙专案组”成立，也意味着贺龙落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手中。从此，他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公开地、大张旗鼓地对贺龙进行迫害了。

“二办”辖9个主要专案组，其中最大的是贺龙和彭德怀两个专案组。但彭德怀早在8年前的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已成了“死老虎”，所以，军队真正第一要案就是贺龙专案了。所以林彪、江青特别重视，配备了很强的力量，由康生亲自抓。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口对准了中南海……”半个多月后，康生于5月16日再次到“贺龙专案组”，布置如何清查贺龙问题。他恶毒地诬蔑说:“贺龙不仅是国民党，而且是土匪……”

5月20日，毛泽东在接见在京学习班时，首次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他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他了。”

有了毛泽东这句话，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于6月14日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