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邓大姐对我的身教言教——成元功
- 中华成氏网 2012年2月19日 成元功
忆邓大姐对我的身教言教——成元功
我从1945年至1965年在邓大姐和周总理身边工作。我和他们朝夕相处20载，犹如置身于一个革命的大家庭中。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岁月。
随邓大姐撤出延安
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领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部分人员撤离延安，转战陕北。
党中央委托邓大姐、康克清大姐带领一支由中央机关家属和子女组成的老、弱小分队，东渡黄河，转移到山西晋绥军区所在地兴县蔡家崖。
这支老、弱小分队共有30多人，其中有刘少奇的两个小孩，陆定一的爱人严慰冰和孩子，王明的爱人和小孩，王若飞的爱人李培芝和小孩，还有几位老同志。因为是邓大姐带队，恩来同志让我跟随邓大姐转移，嘱咐我一定要协助大姐，完成好这次艰巨特殊的任务。记得那天我们离开延安时，周副主席来同邓大姐告别。周副主席特别嘱咐我说：“大姐身体有病，你要多帮助她。”少奇同志也拉着大姐的手说：“祝你一路平安，我的两个小孩就拜托你了。”那时大姐身患心脏病，脸和腿都浮肿，又没有什么药吃，条件很苦，但受中央领导同志的重托，大姐接受了任务。
临行前，邓大姐向老、弱小分队全体人员宣布：我和康大姐受组织委托，和大家一起先过黄河。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山西兴县蔡家崖。这次行军是战争时期的行军，会遇到很多困难。希望大家一路上互相帮助，克服困难，战胜困难……为了避开敌机的轰炸，我们只能在下午3点以后或晚上走。3月16日，小分队上路了。谁知第一天就出师不利。晚上9、10点钟过一条河时，我们乘坐的卡车的后轮一下子掉进冰窟里出不来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沟里，又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真是束手无策。邓大姐下车问明情况后，下命令似地说：“小成，你快到附近找找老乡，请他们带上工具来帮忙拉一下汽车。”我向右边山沟里快步走去，可是走了大约半个小时，连个人影也没找到，想到我们的卡车还陷在冰窟中，情急之下，我向天空打了两沧，想以枪声引出狗叫声，但仍是毫无动静。无奈，我飞奔回河边，再想别的办法。回来时，发现卡车已从冰窟里拉出来停在河边，我真是又惊又喜。原来是朱总司令路过这里，是他的车帮助拉出来的。大姐看我跑得气喘吁吁，要我赶快上车。
第二天上午，刚吃过早饭，由于我们的卡车隐蔽得不好，被敌机发现了。敌机反复向卡车扫射。在这紧急时刻，邓大姐像一个久经考验的指挥官，厉声对我说：“小成，你快去叫司机把汽车开到隐蔽处。告诉大家在窑洞里不要出来，以免暴露目标。你出去也找个隐蔽的地方，观察是否有人暴露目标。”在这紧要关头，邓大姐采取的果断措施，保证了大家的安全。敌机扫射停止了，经检查，卡车车厢仅被打了两个洞，不影响行驶。
下午三时，队伍继续前进。日落前，我们来到黄河边西吴堡。有两只木船已等在那里。只见河里浪涛滚滚，激流千里。耳边不时传来巨浪的轰响声，一阵阵使人产生不安的心情。眼前是黄河天险，身边是老弱妇幼队伍，大家都在望着邓大姐。邓大姐把大家召集在一起，镇定地宣布坐船的纪律：“大家首先要服从命令听指挥。在船上，听船头的统一调遣；上船后坐好，手抓紧船，不准乱说乱动；上下船时要相互帮助。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邓大姐话虽不多，但她镇定的神情，使大家一下子有了主心骨。同志们互相帮着，积极做渡河的准备。邓大姐让康大姐带一半人坐第一只船先过，她带剩下的一半人乘另一只船。同志们都上船坐好了，她才上船。在邓大姐的亲自组织指挥下，我们安全顺利地渡过了黄河，在河东军渡上了岸。来接应我们的有晋绥军区陈副司令员、中央特会科的范离同志，他们常驻河东军渡，专门负责接应工作，主要是为渡过河的同志解决交通工具。过了河，队伍又扩大了，增加了任弼时同志的爱人陈琮英和孩子，毛主席的小女儿李讷等。这时，我们的交通工具不是汽车，而是马和毛驴。在毛驴背上一边驮一个大筐，供驮小孩和放行李用。
谁料我们这支队伍的同志大部分人没有骑过牲口，第一天按计划时间该出发了，但队伍里吵吵闹闹的起不了程。有的提出不敢骑毛驴；有的提出东西多，一个毛驴不够用……康大姐来问邓大姐该怎么办？邓大姐只对我说了简短的几句话：“你回去说，不敢骑毛驴的人可以牵着毛驴走，东西多该丢的丢掉，不愿丢就自己背着走。再没有多的马和毛驴了。”大姐的话传去后队伍很快出发了。邓大姐在关键时刻，几句话就解决了问题。这天晚上我们很晚才到达宿营地。一路上，邓大姐和康大姐总是同住一间房子。行军中，她们分工协作：行军时邓大姐在前边带队，康大姐负责后边收尾，一路上她们配合得很默契。而这天却迟迟不见康大姐回来，邓大姐有些着急，便让我去检查一下，看看出了什么问题。我在严慰冰同志的住处找到康大姐。在邓大姐、康大姐的带领下，又经过三四天的行军，队伍终于安全、顺利地到达了兴县蔡家崖。回想起来，这支几十个人的老、弱小分队，一路行军，上有敌机轰炸，下有各种复杂情况，如果没有德高望重的邓大姐带队，不是她多次在关键时刻果断、机智地采取措施，及时解决问题，排除险情，这次转移很可能会发生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途中，邓大姐身体不好，行军的劳累，使她精力更显不足。但每遇危险情况，她都是那么沉着、坚定。特别是她那几次既有说服力又使人心服口服的讲话，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夫妻之间
周恩来、邓颖超都是受人尊敬的革命老前辈，都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大家知道，他们工作都很忙，相比之下，周总理的工作要忙得多。在工作方面，他们都以党的最高利益为重，自觉地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互相间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他们互相谅解，互相支持，互相体贴，以大局为重，从没有因工作方面的问题闹过意见。
周总理和邓大姐同在西花厅办公、会客、吃饭等，邓大姐却很少进总理办公室。总理办公室的门锁有三把钥匙，总理带一把，值班秘书和卫士各带一把，邓大姐要进总理办公室多数是找卫士要钥匙开门。她到总理办公室，一是看一下当天总理的日程安排；二是看是否有总理给她留的有关她工作方面的文件。总理办公桌上文件很多，但邓大姐很自觉，从来也不翻阅。
周总理和邓大姐历来很少相互通信。但在特殊情况下，也有例外。那是1955年，开第一次亚非会议之前。4月初，周总理即将出席在印尼召开的万隆会议，这时遇到异常复杂的情况。首先是根据可靠消息，美国情报局和国民党特务要稿破坏；第二是因为我国没有大型飞机，走哪条国际航线去印尼一下还定不下来；第 三是总理刚刚动过阑尾炎手术，身体不好。特别是4月11日，我出席亚非会议代表团部分团员从香港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后，国内外都为周总理的安全担忧。在这种情况下，邓大姐又怎能不为总理的安全担扰和焦虑呢？她在短短几天内和总理连通了四封信，还打了三次电话。总理非常理解邓大姐的心情，他在4月12日给邓大姐的回信中说：“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尤其是周总理付出很多的心血。会议期间，周总理7天总共只睡了13个多小时觉。回到昆明后，一天在院里散步时，总理对我说：这次出去紧张些，睡觉少些，回来多睡点就补上了。大姐身体不好，回去后不要对她说，免得她担心。这件事一直到总理逝世后的1977年冬天，我才向大姐作了汇报。类似这样的事例还很多。
邓大姐和周总理在生活上互敬、互爱、互信、互勉、互助、互让、互慰、互谅。许多同志结婚时，他们也都是以这“八互”来鼓励新婚夫妇。
大姐和总理没有子女，邓大姐自己连直系亲属也没有。总理是个大家庭，亲属比较多，邓大姐深知总理工作繁重，有关总理亲属方面的事，她都主动承担起来。
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战友加同志。建国以来，总理多次出国访问，先后访问过近40个国家，有许多国家是邀请总理和夫人去访问，但邓大姐一次也没有以夫人的身分随总理出访过。只是在以家庭方式宴请外宾时，她才以夫人的身分参加。
邓大姐为总理缝手绢
周副主席有个习惯，从来只用白手绢。我们每天给他换一块。1945年11月，周副主席从重庆回到延安时忘了带手绢。邓大姐发现后，便找了一块白布亲自为周副主席缝制了两块手绢。这两块手绢做得非常细致、漂亮。她按照旧手绢大小将布裁好，再在离这一寸处抽掉几根经、纬线，把边折回压好，每隔三根线挑缝一针，缝得非常仔细。做好后同外面买的手绢一模一样。真是针针线线表深情呀。前几年有位画家画了一幅“邓大姐为周总理补衣服”的画，送给邓大姐。邓大姐很喜欢那幅画，但她说：“我没有给恩来补过衣服。”我在他们身边工作20多年，确实没有见过邓大姐给总理补过衣服，但做两块手绢是我亲眼所见。手绢虽小，却体现了模范夫妻之间的恩爱深情。
周总理为邓大姐买手表
1954年4月，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为解决朝鲜和东南亚问题的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派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大型的国际会议。那时外交部规定出国人员在国外按天数计算只发少量的零用费。6月底，周总理利用休会期间准备去印度访问。这时许多同志用零用费买纪念品，多数人是买手表。因瑞士手表质量好而且便宜。一天晚上，周总理问我：一个人有多少零用费？我的零用费够不够买一块手表？”我答：“够买一块好手表的。”总理说“你明天同领事馆同志一起，用我的零用费给大姐买一块手表。不要买金表，也不要太小的，要带夜光的，最好是自动表。”第二天，我同领事馆的同志，根据总理的意思上街去买表。本想给大姐买一块名牌手表，可是走了几家表店，名牌表都不符合总理的要求，最后买了一块符合要求的手表，是“莫阿度”牌。这块表邓大姐一直戴到1992年，长达38年之久。这块表现存西花厅，是邓大姐珍贵的遗物之一。
为了保证总理的健康和便于工作，我们根据邓大姐的提议，为他们每周制定一次一周的食谱。他们的饮食很简单，总理或大姐一个人吃饭时，一荤一素一汤，俩人一起时多加一个菜。每周吃两顿粗粮，长年坚持没变过。
周总理经常因为工作忙，不能按时吃饭，特别是冬天，做好的饭菜有时反复几次送厨房加热。邓大姐提出让我们改进盛饭菜的用具，把菜放在带盖的小搪瓷盆里，然后再放在盛着开水的大盆里。试用后果然效果很好，既保证了总理能吃上热饭热菜，又方便了我们的工作。这是大姐出自对总理的关心体贴想出来的办法。
“文革”前，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每到周末都在北京饭店或大会堂组织舞会，每次都邀请总理去。总理晚饭后办公到九、十点钟，再去跳会儿舞。一来是为了休息一下，活动活动，更主要的是为了接近群众，了解情况。有时总理办公很晚还没走，这时邓大姐会走进总理办公室说，今天是星期六，该去活动活动了。意思是该去跳舞了总理每天上床睡觉前，还要在床上看一阵材料或批阅文件。邓大姐看总理在床上看东西不方便就亲自为总理设计了一个床上用的斜面小桌。桌子做好后，总理很满意，减轻了他的劳累。大家都说，桌子虽小，作用真大。
周总理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的经历是党的历史的缩影。他一生无私无畏，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要说，这里面也有邓大姐的一份功劳。
省吃俭用宴嘉宾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都处在缺粮、少肉、无油吃的状况。大姐和总理每天都能看到全国各省报告灾情、缺粮的电报，要求中央紧急调拨粮食，解决群众饥饿问题。那时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主管粮食的同志，几乎是天天在总理办公室，绞尽脑汁算细帐，想方设法研究解决粮食问题。
那时，全国大多数地区因缺粮而患浮肿病的人很多，北京也不例外。邓大姐、周总理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当时，国家统一规定，粮食定量下调，男同志每个月最低24斤，女同志23斤。总理知道后，还专为此开了一次家庭会议。总理说：我的定量不要那么高，我每天半斤粮就够了。因此，他的粮食定量定为15斤。邓大姐说：我比总理吃的少，就定13斤吧。从此他们以这个粮食定量为标准，始终没有变过。为了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渡过困难时期，他们还提出少吃肉、蛋和油炸食物，每周吃两顿粗杂粮。真是精打细算过日子。
这期间，他们为了更多地了解情况及做工作，还用自己节省下来的粮食和副食，请文艺界、戏剧界、新闻界、体育界及医务界的同志吃饭，多时三、四十人，少则20多人，当时，我负责管理他们的家务，知道他们在经济上也不宽裕。（总理每月工资是404．8元，邓大姐每月工资是 342．70元）。
每次宴请前都是周总理，邓大姐亲自安排的。他们先向我问清家里有多少节余下的粮食和副食，然后和我们共同商定邀请人数和吃什么饭菜。他们定的原则是，要让大家吃饱，花样可少，但量要大，最后大杂烩菜包底。总理、大姐提出自己腌泡菜，做小菜，多吃豆腐粉条，肉少就买些排骨、猪蹄，有时也买一些高价食品。
每次宾客来后，周总理总是谦和地说，请大家来见见面，聚一聚，现在是困难时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大家，我和小超大姐个人请大家吃顿便饭。这样的聚会真是无拘无束，亲如家人。
请戏剧界的艺术大师聚会，梅兰芳、程砚秋来了，两位大师各表演了一段清唱。邓大姐、国务院秘书长齐燕铭也都各显身手，唱了一段清唱。在融洽和谐的气氛中，体现出亲密无间的同志情谊。
体育界的健儿聚会，请来了当时的世界乒乓球冠军庄则栋和丘钟惠、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等优秀国手。饭后他们在西花厅进行精彩的表演，周总理还和他们一起打乒乓球。
新闻界请过著名的新闻摄影记者石少华、侯波等。他们经常在各种场合和总理见面，是老熟人了。在大姐、总理家作客，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听取总理对他们在工作上的要求和意见。
记得最热闹的一次还是请电影艺术界的人聚会。来的人每人表演个节目。张瑞芳表演喝热汤，真切的表情，使看的人为她捏着一把汗；谢添表演变脸；陈强讲出访南斯拉夫吃饭的故事；赵丹模仿卓别林的幽默动作，把大家逗得捧腹大笑，非常开心。周总理、邓大姐把建国十周年苏共代表团送的老陈酒拿出来请他们喝，其中一瓶是贮藏长达100多年的红葡萄酒，倒出来稠乎乎的类似酱油，每人尝一点，都赞不绝口。宴会结束时，总理让他们把吃剩的东西带走。赵丹不要别的，先把剩下的半瓶红葡萄酒拿到手。这时有人同他争要，他说先下手为强，抱着酒瓶不放。在总理、大姐面前大家竟是这样无拘无束，畅所欲言。
在困难时期，能够有这样一顿丰盛的饭菜，这样舒心的聚会，真不容易啊！而且是周总理、邓大姐个人请客，令人终身难忘！1993年4月，我在武警总医院住院期间，正好碰上陈强同志也住院，谈话中他深有感触地说：周总理真是人民的好总理啊！至今我还记得周总理和邓大姐在最困难的时期用自己节省的粮食请我们在他们家里吃饭的情景。真是难得，感人太深了……
皮大衣暖我心
我有一件皮大衣，每当穿上时，就想到大姐慈母般的关怀，真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
还是在建国初期，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周总理没有和毛主席同行，定于1950年1月去苏联。当时，党、政、军都是供给制，个人没有多少衣服。去苏联只能乘火车，路上要走十多天。据了解，我国东北满洲里和苏联新西伯利亚气温都在零下40多度，这样低的气温我是第一次听到。为保证周总理在旅途中不受严寒的困扰和安全，邓大姐带着我为周总理准备行装。何谦同志要随周总理出访，我要送他们到中苏边界满洲里，因此邓大姐连何谦和我的行装都考虑到了。邓大姐从中央特会室找了一件旧布面貉绒皮筒子大衣，用貉绒皮筒子给周总理做了件厚皮大衣。她把周总理1945年赴重庆谈判时穿的那件灰布面羔皮大衣给了何谦同志，让他换个新面出国时穿。邓大姐又把她自己穿了多年的一件羔皮大衣给了我。她告诉我说，这个皮筒子很好，是宋美龄女士送她的，最好的兰州羔皮。我把这件皮筒重新换了面，穿了好多年。直到1969年去“五、七干校”时，才把它送到洗皮货店洗净收藏起来。后来，每年晾晒衣服一看到这件皮大衣，我和家人不约而同地说：这是邓大姐穿过的，是宋美龄女士送她的。无疑这是国共合作的纪念品，是非常珍贵的。
给我改错别字
我从小没有念过书，只是参军后在机关夜校和业余文化学校学了点文化，因此写东西时常出现错别字，为此闹过不少笑话。
1963年春，上海锦江饭店任百尊经理知道邓大姐喜欢吃他们饭店自制的芙蓉花生糖，就托某首长顺便给邓大姐带来两盒。大姐看到糖时，问了来历。当听说是任经理托人带来的没有付钱时，一定要我查一下过去在锦江饭店买糖的发票，看是多少钱一斤。查的结果按3斤计算共15元钱左右。这时大姐说：“你给他们去封信，首先表示感谢，再寄上15元钱。信上说明，是我托你办的。”我按大姐的指示办了。几天后，收到锦江饭店的回信，还有15元钱。信上说糖是任经理个人送的，寄来的钱无法入帐。我想等下次去上海时把钱给任经理好了，没向大姐汇报。过了一段时间，邓大姐又问起这件事处理的结果，我如实作了汇报，并将来信拿给她看了。邓大姐说：“个人送的也要付钱，你再写封信，说我对他们不收钱很有意见。你写好信，给我看过再发。”我立即照办，信的开头我写的是“尊照邓大姐指示……。”邓大姐看信后改了两处：“尊”改成“遵”，“指示”改成“嘱”。最后加了一句“请以后不要再带东西来了。”邓大姐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让我坐下，又像1945年初次见面时给我讲为人民服务一样，郑重其事地和我说：“信我看过了，你写了一个错别字，我改过来了。有一处用词不当，不能把什么都说成‘指示’，我改成嘱’。”接着，邓大姐又说；“你要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你现在的文化水平和你担任的职务不相称啊……”邓大姐有针对性的严肃的批评，也是对我的爱护和要求，要我认识自己的缺陷，认识学习文化的重要性，要求我日后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把工作做好。
《忆邓大姐》
>>襄阳三王村《王氏族谱》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