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清官】“毅庵夫子”成永健

    中华成氏网 2012年3月1日 田文阁


成永健,日照县入清后第12任县令,正史与传说中毁誉参半。在《日照县志》、《胶州志》、《宁海州志》中,乃一重教惜才、忧国忧民的清官。在其老家《江苏省盐城市成氏源流》中,又是“才思横溢”的“十一世祖”。

   先看“日照县令”成永健。

  据清光绪版《日照县志》记,成永健任日照县令是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离任是清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在任14年。

  客观而言,成永健初至日照,“第一印象”并不佳,故如此《初至海曲遣怀》:

  歧途历尽复何论,海曲山深到郭门。

  百道横流千仞壑,万株松下几家村。

来源:山东日照《黄海晨刊》

  凋残市井初惊眼,冷落炊烟欲断魂。

  自是劫根消不得,夜来犹自把清尊。

  虽然如此,成永健仍竭力“造福一方”。

  治贫,先治愚!成永健非常“重教”,一上任即重修“学宫”,并亲作《重修学宫记》自省:

  学宫者,国家根本地也。学不修则本不立,政不行,而民不治。往海曲学治在城内东南隅,规模颇隘。既于东关外廓地作宫,左海右河,面奎山而枕三柱,以故人才蒸蒸蔚起,为齐鲁最。比来,学圮不治,健初至谒宫,愀然者久……嗟乎,天下事之关乎政教国家者,孰有大于学宫乎哉?而顾漠置坐废,有司之罪也……呜乎,政教之弊也久矣……

  但具体成永健置“六一书院”的年代,说法不一。清光绪版《日照县志》载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994年版《日照市志》记“(清)康熙五十一年,知县成永健于县治东北新置‘六一书院’”。而民国《山东通志》中所记载的书院———“日照:状元书院,金状元张行简建。奎山书院,明嘉靖知县冯舜田建。六一书院,康熙六十一年成永健建。奎峰书院,道光十八年知县周瑞图建”。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尽管始建时间尚待考证,但邑人一直铭记着成永健的功德。故在160年后,清光绪十二版(公元1886年)《日照县志卷·五·秩官志》记:

  (成永健)盐城进士,五十一年任,严惩游惰,兴起学校,亲课甲乙,文风丕变,科目日增,有德政,碑在洪陵集。

  282年后再修的《日照市志》(公元1994年版)的“大事记”仍记:

  成永健“严惩游惰,兴起学校,亲课甲乙。文风丕变,科目日增”。甲辰科乡试时丁士群、牟朝型、丁法曾、牟蕴秀、李在峦、丁士可、卜宁一、丁步曾等8人中举,副榜1人,号称“八个半举人”。此为日照封建教育极盛时期。

  自秦玑于清顺治二年乙酉科(公元1645年)中举至此(公元1724年)的79年间,日照县“文举”仅39人。

  在“八个半举人”中,丁、牟、李家此时已跻身照邑名门,“卜”家却由寒门一跃而入望族,从此与众不同。

  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卜宁一“进士及第”己未科二甲七十二名。清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其子卜祚光再“进士及第”,父子先后皆出任潼南兵备道,政绩显著。

  民间相传,卜宁一幼时家贫,沿街卖火子为生。一日正遇县令问案,避在大堂外看热闹。县官退堂时猛一抬头,见奎山“一峰独立,拔地而起,势如笔架”,不禁诗兴大发———

  奎山如笔架,

  卜宁一脱口和出:

  东海似砚池。

  县令大惊,诚乃“孺子可教”,资助其开读“人之初”。

  因笔者未缘拜读卜氏家谱,不知这是否属实,故不敢妄推此与“成永健”的因果。但可为旁证的是成永健对“海曲三君子”之一秦露的大力资助。

  清光绪版《日照县志》载:

  秦露:字昆雪,诸生,自少厌俗学,旁及象纬术,数务为轮,囷离奇之文。未冠,应童子试,县令成永健首拔之,顾数奇久。困居常论天下事,慷慨悲歌,为诗古,文沈博郁丽,自成一家言。成怜其贫,延为义学,师厚其贽,固辞。

  1996年,海峡那边的秦氏十七世秦裕馨先生在《秦氏家世事略追述》中还记:

  八世祖讳骥占公字德重,始迁居上元村(涛雒镇),生九世祖六人,其中五九世祖讳露公字昆雪号东庐,增生,天赋奇才,未冠应童子试,县令成永健首拔之……

  好人,好官,未必好运!

  清初,适逢康乾盛世,官员任职回避非常严格,据吉林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李治亭先生在《清朝官员任职回避》中记:

  自顺治始,即总督、巡抚以下,均回避在本省任职。简言之,就是易地为官。康熙时,易地为官,应与本人籍贯相去500里以外,而不出500里者,均应回避,直到去职(罢免、退休),甚至死前,都不可能回原籍,所谓“宦游”,即一直在外“漂泊”……此外,清朝官员调动极为频繁。有的虽然一生都在北京当京官,但在一个部门任职的时间很短,多则三两年,少则几个月甚至几天,在中央各部院、科道几乎干了一遍。有的在中央干了一段,又派到地方,过了几年,再调回京师。至于地方官,调动之频繁,真到了朝至而夕调的程度。这样做,实则也是一种回避。

  在此“大环境”中,成永健在“日照县令”椅子上一坐14年,这一方面给予其充分的“造福一方”的机遇,可另一方面,“宦游”人生,有几个14年!

  这,还是以成永健之《海曲》为证:

  我家沧海隅,作吏复海曲。

  南北多异轨,溟波亦殊俗。

  年华去鼎鼎,尘坱事鹿鹿。

  抚镜颜已凋,束带营斗粟。

  战栗本生平,悽恻念茆屋。

  举世艰所投,矢怀在无欲。

  秋风树梢吹,倒尊醉醽醁。

  听话听音!成永健之“德”,成永健之“困”,即在“作吏”而不是“作官”海曲。当然,后世视之,这是日照之幸!【2】

  次言“兼理胶州”成永健。“胶州政府网站”这样记着:

  成永健,盐城人。清甲戌(公元1694年)进士,康熙五十八年以日照令兼理胶州。时胶水泛溢,王台一带大灾,继以荒歉,民不聊生。成永健赋《王台行》以状其况:

  王台村边妇夜哭,夫死路隅女已鬻。

  女闻走哭枕父尸,哀鹄啼猿听不得。

  行人凄恻各泪垂,霾雾冷风暗山谷。

  对此酸心复蜷跼,何人袖手空缩朒?

  使君羸马泥鹿鹿,倒橐典衣女为赎。

  沟壑难回既死魂,尸素空縻大府禄。

  吁嗟豪华厌粱肉,管弦夜饮犹不足。

  成永健亲赴省城为民请命,得帑金二千两,按照户头人数分发支给。又劝说富室,出粟煮粥,接济饥民,数千人赖以存活。离任时,胶州、王台一带百姓倾城相送。

  诗言志,文心声。让我们再拜读成永健“兼理胶州”时的《沽河行》:

  沽河岸上春树枯,河荣社里春草无。

  树皮作食草根尽,青春惨淡昏鸦呼。

  去年河涨蛟鳄吼,家家庐舍十去九。

  积骸抛弃莽成丘,孤独游离寒露肘。

  何人宴饮还旄醄,城狐肆毒犹纷嚣。

  郝然震电明秋毫,芜秽迅扫天风高。

  天高剥极数不返,仓皇补救事已晚。

  蛟背忽复当丘山,驽力不惜下长阪。

  长阪直下沽河隈,沙风涛起声宣虺。

  河荣河荣亦奈何,吞声相向心徒哀。

  恰如“安史之乱”后的杜甫,成永健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厚重的历史责任感,写下这一行行血泪文字,将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真实而艺术地记录下来,不仅让我们看到“盛世”之下“草民”的苦难,也看到诗人痛苦思索的历程和内心尖锐的矛盾,这无需更多诠释,那字里行间即让人痛断肝肠、潸然泪下。年少时读杜甫的“三吏”、“三别”,总觉得离自己那么遥远,今日方知什么叫“史诗”!

  在言及杜甫的“三吏”、“三别”时,著名评论家刘小枫曾说:

  苦难记忆证明历史是负疚的、有罪的,而杜甫正是这苦难记忆的见证人,他在无力推动历史的车轮向前迈进时,用自己的双手记录下了历史的罪恶。

  笔者拙笔笨脑,借此敬送成永健!

  有清一朝,“文字狱”大兴,即使“康乾盛世”也不例外,成永健身为朝廷命官,敢叙盛世之苦、下千秋之泪,这不但要有“才气”,更需要“勇气”。换个视角,这同时即注定了成永健的“官运”!

  人以群分!成永健在“兼理胶州”时,曾推荐至友“扬州八怪之一”的胶州人高凤翰参与《山东盐业志》的编撰。高凤翰却写出了描写盐农悲惨生活的长诗《苦灶行》,其序中自题:

  余家近海门,籍列灶户,荒村穷黎,以盐为多,睹徒役之苦作,悼里胥之摧坷,整焉伤心,作诗以造司鹾政者。

  诗曰:

  ……

  饥肠霍霍日晌午,尚待城中换米钱。

  得盐尽入豪贾手,终年空作牛马走

  ……

  天昏万里叫不开,直欲抱石投东海

  ……

  成永健、高凤翰无疑是对的,但又是不对的,其悲苦是注定的,他们的心是悲天悯人的,情是至真至纯的,其孤独的身影和沉重的叹息穿过历史的天空,久久留在了人们的脑海,启迪着后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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