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治沙、治水、治碱的斗争，成立除“三害”办公室。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服“三害”，要把它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零八十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名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当时，焦裕禄的肝病已相当严重，许多同志劝他不要下去，劝他在家里听汇报。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在兰考的原野上日夜奔波。追沙，他一直追到沙落地；查水，他又是查到水归槽。干旱季节，他亲自用舌头辨别盐碱的种类和土的含碱量。在同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焦裕禄不顾重病缠身，忍受着严重疾病的折磨，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坚持度过了一百二十多个白天和黑夜，跑了一百二十多个大队，跋涉五千余里，终于摸清了兰考“三害”的底细，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泻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幸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从而县委制定出了切实可行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规划。在这个规划上，焦裕禄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从此，一场群众性的除“三害”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在除“三害”的斗争中，为了取得经验，焦裕禄亲自率领干部、群众进行了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封闭沙丘试验。然后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焦裕禄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同干部、群众一起出力流汗。他给自己规定，把参加劳动作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下乡时就地劳动；在机关值班时，临近劳动。不论在治理“三害”的土地上，还是在平时田间管理中，他走到哪里干到哪里。群众都把焦裕禄看成是“跟咱一样的庄户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焦裕禄亲自到最困难的队去蹲点调查，访贫问苦。在城关公社胡集大队和林业技术人员一道，研究泡桐的生产特点，并亲自带头植桐，全县人民雷厉风行，营造了浩瀚的桐林。为美化兰考大地，尽快改变灾区面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然后，他深入全县农村调查，发现和培养了双杨树、赵垛楼、秦寨、韩村、坝子五个先进典型。

    韩村的精神：城关公社韩村生产队社员，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组织起来割草三十余万斤，除安排好社员生活外，还置买了农具，巩固了集体经济。焦裕禄说：“韩村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精神，就是活生生的南泥湾精神，这是贫下中农的风格！这就是革命。”

    秦寨的决心：固阳公社秦寨大队社员以“愚公移山”的精神，“蚕吃桑叶”的方法，深翻压碱，改良土壤。焦裕禄说：“秦寨是个好地方，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眼下困难多，不要怕，在困难面前要挺起腰杆，才是真正的英雄哩！决心要比困难大，什么东西都怕决心。困难面前我们要找出路。”

    赵垛楼的干劲：张君墓公社赵垛楼大队社员，在大雨成灾，一片汪洋的情况下，挖河排涝，一季翻身，把余粮卖给国家。焦裕禄说：“赵垛楼大队战胜自然灾害，支援国家，支援灾区，这是崇高阶级感情，高度的爱国热情，伟大的共产主义风格。”

    双杨树的道路：红庙公社双杨树大队的社员说：“穷，咱穷到一块；富，咱富到一块”。他们兑钱、兑鸡旦，买种子，买牲口，巩固集体经济。焦裕禄发现这个典型后，给县委写报告说：“双杨树社员坚持的道路，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坝子的风格：红庙公社坝子生产队的社员，抗灾夺得丰收后，压低口粮标准，卖粮食支援灾区。焦裕禄亲自给县委起草报告，通报全县表扬他们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

    从焦裕禄的遗物中我们看到，他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原兰封县委初建时买的，有不少地方破损。当时有人劝焦裕禄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且修了修，照样使用。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四十二个补钉，褥子上有三十六个补钉，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焦裕禄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虽然破旧得很历害，但是焦裕禄总是舍不得换。他的爱人徐俊雅同志最后生气了，不给他补，他就自己动手补。一次，有位干部提出要装璜一下领导干部的办公室，焦裕禄严肃地说：“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兰考的灾区面貌还没有改变，群众生活还有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焦裕禄就是这样，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心里想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个冬天的黄昏，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望着风雪，心里惦记着群众：住的怎样？吃的烧的有没有困难？生产队的牲口咋样？他让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雪天六项工作：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安排好群众生活；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保证不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由哪个大队热情接待，保证吃得饱，住的暖；第五，教育全体党员，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情况迅速报告县委。

    这天，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屋里的电灯亮了一夜。第二天黎明。他就把同志们叫起来开会。他说：“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要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说罢，就领着大家，顶风冒雪出发了。

    这天，焦裕禄冒着风雪，忍着剧烈的肝痛，一连走访了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群众。但是，却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他来到梁孙庄梁俊才的家里，老大爷卧床不起，老大娘双目失明。老大爷问：“你是谁呀？大雪天来干啥？”焦裕禄说：“我是您的儿子，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老大爷感动得热泪盈眶，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还是党好，社会主义好。”

    1964年3月，焦裕禄的肝病到了严重关头，兰考人民除“三害”的斗争也达到了高潮。他心潮汹涌澎湃，兰考人民抗灾斗争的情景一幕幕映现在眼前，他从兰考人民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和实干精神中，预见到兰考美好的未来。他满腔热情地坐在桌前，想动手写一篇题为《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文章，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班子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变，外地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文章只开了个头，肝病又严重发作了，病魔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党组织决定送他到外地治疗。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除“三害”斗争。正象一个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的前几分钟，他还在认真地布置工作，要县委的同志们抓好抗灾斗争。

    在医院里，焦裕禄以钢铁般的意志，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无论肝疼得多么厉害，从来都不让护士多照顾自己。

    焦裕禄的病越来越严重，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里不治之症。送他去看病的赵文选同志，心里非常焦急，恳切的向医生说：“医生，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人民需要他，需要他呀！”5月初，焦裕禄的肝病更加严重了。护士噙着眼泪给他注射止疼针，他感到自己的病已无法治疗，便摇摇手说：“我不需要了，省下来留给别的阶级兄弟吧！”

    县里的同志和兰考的群众代表前来看他，他不谈自己的病，首先问县里的工作、生产情况。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咋样？老韩陵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他还嘱咐同志们：“回去对县委的同志们说，叫他们把我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