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年），献琮公成为育婴堂（位于县城蟹眼桥）的董事，参与收养弃婴、扶贫济困之善举。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至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献琮公会同陈遹声（字蓉曙，枫桥人）、蒋鸿藻（字笠山，七里人）、傅振海（字晓渊，荷香畈人）、谭仲献（杭州人）等贤士，一道编纂《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先后历时十二年，分装六十一卷，共有二十三个门类，实为诸暨历代方志之集大成者。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献琮公又成为毓秀书院的董事，对办学方式进行全面改革，引导该书院向新式学堂过渡。其后，该书院于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正式改为诸暨县立中学，是为诸暨中学之前身。在其治理毓秀书院的五年中，全县民众都敬仰他的刚正，因为他不仅为人正直，而且在文化上负有盛名。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年），献琮公应老友蔡臞客县令之聘，辅佐他治理华容县。蔡县令去世后，献琮公亲自为他料理丧事。当他返回诸暨时，已经是身无分文、两鬓斑白了。尽管如此，他在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依然带领全县宗族进行《浣江郦氏宗谱》的第十八次修编，为这部记录宗族历史的史籍增添了新的篇章。

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国朝三修诸暨县志》再版，年迈的献琮公依然抱病来到志局，与傅振海等人再次仔细校对文稿。为了确保该书的精确性，二人不顾劳累，步行数十里探寻洪浦江以及其他水流的源头；返回志局以后，他俩对以往县志里面的很多错误记载都加已订正。正可谓：风雨一镫路漫漫，沧桑不倦看人寰。

然而，献琮公的父亲滋德公留下来的作品，还有《半情居》遗稿九卷、补遗一卷，尚未刊行。直到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春季，好友傅振海来到浣东看望献琮公，他正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抄写旧文，看到了先父在序言里面有所嘱托，准备在这年秋季前往杭州付印。他挽留傅振海帮他一起校对《半情居》，但是傅振海因为正在修葺《梅岭傅氏宗谱》，时间很紧迫，就告辞返回荷香畈了。献琮公一心想要完成父亲的遗愿，怎奈身患疾病未能成行，只得把父亲的遗稿暂存萝山图书馆。该馆后来毁于战火，以至于滋德公的《半情居》荡然无存，实在令人悲哀啊！

这年初冬，傅振海牵挂病重的好友献琮公，特地寄出书信问候。谁知书信尚未到达，这位德高望重的永思堂掌门人献琮公已经与世长辞了，时为民国七年戊午十月廿一日酉时（1918年11月24日傍晚），享年七十六岁，葬于半弄堂牛眠山。傅振海闻讯，不禁黯然神伤，题下挽诗七首。全县宗亲为了铭记他的功德，将其牌位供奉在永思堂的象贤厅，世代缅怀。

配徐氏，太学生紫阆徐继仁公之女。生二子：振汉、振鹭；二女：长适碑亭徐秉坤；次适紫阆徐高陞。

记得在光绪四年戊寅（1878年），我在采集诸暨县历代先辈的遗著时，承蒙献琮公提供了他父亲编辑的《诸暨诗存》十六卷。宣统二年庚戌（1910年），我奉命来到江苏省太平洲（今江苏省镇江地区扬中市）安抚民众，当时献琮公在诸暨城内参加选举，写了我的名字交上去，有人告诉他选票无效，他笑着回答说：“能够让我从心里感到佩服的，只有傅振海一个人，眼下我还不知道其他人的品行如何。”

献琮公熟悉故乡的水利状况，民国四年乙卯（1915年）曾和我一同探寻洪浦江的源头，不顾劳累，一天之内步行三十余里。对于县志里面水道的分布介绍，有很多地方他都作了订正。人们评论他说：“当年郦道元撰写《水经注》，也不可能超过这样的境界啊！”

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春季，我的次子傅国英举起义旗反抗袁世凯，遭到镇压不幸遇难；献琮公却不顾个人安危，仿效元末明初宋濂（号潜溪）的往事，来到我家，在堂上参拜我的先母杜太淑人，并吊唁我的次子。至今我还感念献琮公高尚的正义感，不敢忘怀。

啊！献琮公对我的了解，胜过我对自己的了解；只恨我对献琮公的了解，不足以表达他崇高品行的万分之一。尽管这样，献琮公还是不朽千古的。

附戊午挽诗七则（1918年冬）：

尚记篮舆暂出游，匆匆送别浣溪头。早知此后山河隔，悔不黄垆再小留！

共说雷陈漆与胶，诗存音切许同钞。谁知两世芹香共，六十年来本旧交！

湘南锦北幕莲红，白发还山两袖空。一笑逢场聊作戏，签名竟属傅平公！

洪浦探源足未停，归来志局各镫青。郦元同我翻修处，第一关心在水经！

奇儿起义浙东西，一死无成事怕提。岂料登堂偏拜母，临危尚有宋潜溪！

三月花阶净扫除，遗诗手录半情居。知君未了心头事，只在藏楹十卷书！

沧桑世界剧堪哀，况复遗民去不回。肠断双鱼犹未到，灵旗早已上蓬莱！

担任一个职位，无愧于这个职位；承办一件事情，要勤于这件事情。在理财方面，支出和收纳都要一丝不苟，一点一滴都要归公；审查各种账目，绝无漏洞可议论。考察历代史籍，即便是开创之朝、全盛之世，此类情况也如同凤毛麟角那样难得，那么到了声色犬马、蒙骗百姓的年代，就更加见不到这样忠诚正直的人了。令人感到幸运的是，我们诸暨却在世风日下的乱世之秋，产生了一位克己奉公的人才。此人是谁呢？他叫郦振汉，浣东人也。

履一千七百三十八公，讳振汉，字云谷，生于同治八年己巳二月初四日卯时（1869年3月16日早晨）。景八派元四房杏园人，父亲献琮（复二千二百十三公），母亲徐氏，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振汉品格端方，不拘言笑，自幼学习儒家经典，长大后钻研数学计算，成为清末的太学生。自从光绪二十一年乙未（1895年），他的父亲献琮公主持永思堂以来，他就积极辅佐父亲处理宗祠事务，而且表现得绰绰有余，进退自如。他协助父亲在永思堂开设了东西二厅，为全宗族聚会议事准备了早出晚归的场所；又修筑了两旁包厢，作为看戏听曲的场地。右面有平湖书屋吸取碧水之波光，左面有文昌傑阁采集西山之爽气。到如今，浣江郦氏宗族的人文精神能够蓬勃兴起，都是振兴家庙之后才能达到的境界。

啊！振汉公具有这样的才干，听到传闻的人都盘算着请他帮忙。因此，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湖南省华容县的知县蔡臞客先生聘请振汉公管理该县财务，很器重他。民国元年壬子（1912年）改朝换代之后，全诸暨的绅士一致推举他担任诸暨县府款产会的出纳员。任职期间，办理水旱赈灾事务、管理教育开支，以及一切琐屑收支，都没有一厘一毫私自挪用。二十年下来，社会舆论对他没有任何异议。对比那些刚出任官职，不久就被弹劾的腐败官吏，其品行之廉洁与污浊，何止霄壤之别！

民国七年戊午十月（1918年11月），振汉公料理完毕父亲的后事，被全县宗族推举为新一任的永思堂掌门人。他在处理县府和宗族的关系方面，也能很好的把握分寸。民国十一年壬戌六月十四日（1922年8月6日）开始，一个月之内，诸暨连续遭到四次特大台风台雨的袭击，山洪暴发，江河决堤，城乡房屋尽淹，农田受灾七十四万余亩，灾民不计其数，伤亡极为惨重。面对家乡遭受亘古未有之灾难，振汉公不顾宗祠被淹的危险，带领各房派宗亲扶危救困，为灾民捐助银两和衣食。

民国十三年甲子（1924年），他又带领全县宗族进行《浣江郦氏宗谱》第十九次修编，期间作了大量的调查校对工作，使这部宗谱得以圆满完成，为后人留下珍贵的史料。

振汉公一生经营的都是公事，只是对于家事却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他的祖父滋德公著有《半情居》遗集十卷、《诸暨诗存》十六卷，《三国志评注》若干卷；他的父亲献琮公著有《半情居》续集。振汉公原本计划要把两代人的著作印刷发行，把这些人们并不了解的家乡文化精品发扬光大，怎奈老天不珍惜这些文化精品，以至于振汉公还没有完成前辈的遗愿，就怀着巨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啊！

振汉公卒于民国十九年庚午闰六月十六日巳时（1930年8月10日晌午），终年六十二岁，葬于北门外横塘埂。从祀东厅。

配周氏，文林郎周伯谐公之孙女，生四子：上徽、上载、上驷、上稔（幼年夭殇）。继郭氏，城南义井村郭三和公次女，未生育。两位夫人都贤淑温柔。儿媳三人，都知书达礼。

郭晋康赞曰：俗话说，短驭屈长才，莫非是造物主故意压抑他的境遇吗？导致了他的命运前途总是出现意外。假如能让振汉公掌握大权，出来承办天下的大事，那么他所建立的功业必然大有可观。然而，命运使他仅在一乡一城之内施展千里马的蹄足，实在可惜啊！

需一千一百五十四公，讳上载，字巩诚，学名公乘，生于光绪二十三年丁酉正月十六日子时（1897年2月17日凌晨）。景八派元四房杏园人，振汉公三子，生母周氏，继母郭氏。

上载早年毕业于浙江第一中学（该校位于吴山，后迁至下沙，改为杭州第四中学），考入上海专科师范大学就读（该校位于虹口区沈家湾，1949年改为虹口中学）。毕业后，1924年，他和草塔赵岐山、桐乡钱君匋、陈蔡陈望斗等人，自筹资金在杭州吴山（又名城隍山）创办私立浙江艺术专门学校。先后招生六期，培养出许多优秀美术人才。1930年秋，该校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7年抗战爆发后，学校辗转迁往诸暨、贵溪、沅陵、贵阳、昆明、重庆，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才迁回杭州原址。

返回浙江之后，上载公担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校长（该校位于吴山）；同时应邀在上海、杭州、宁波等许多省立、市立学校任教，闻名学界。上载公能够继承祖先的文化传统，不愧为郦氏宗族的后起之秀。

配赵氏，生一女。侧室孟氏，生一子：广虎。